自从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于2002年赢得了第一次大选以来，被政变夺权的梦魇就时时困扰着他，他的担忧可不是空穴来风。当年扎根于土耳其司法和军队高层的极端世俗体制一直都毫不掩饰其对埃尔多安本人及其政治盟友的反感。
　　埃尔多安本人也曾因当众背诵宗教诗歌而入狱，这令他无法在其领导的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2002年11月赢得议会选举时立刻就职。2007年时土耳其军方公开发表声明反对正义与发展党推举的总统候选人选—其实那个人基本上就是一个傀儡。而在2008年，该党险些被土耳其最高法院以“反世俗活动”罪名解散。
　　但这帮老看门人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都事与愿违，反而增强了埃尔多安的人气。对手中权力的日渐紧握让埃尔多安不急于反抗并衍生出较少对抗性的政治行事风格。相反在随后几年中，他当时的盟友葛兰主义者—土耳其流亡宗教学者法图拉·葛兰的追随者们—则一手将人们对埃尔多安的崇拜变成了偏执。
　　从2008年到2013年，在警界，司法和媒体的葛兰主义者们炮制了一系列据称针对埃尔多安的虚构阴谋事件，而且描绘得一个比一个更绘声绘色。他们针对一众军官，记者，非政府组织，教授学者和库尔德政治家举行了大张旗鼓地公审。或许连埃尔多安都无法相信所有的指控—某位曾与他密切共事的高级军官也被投入了监狱—但这些起诉达到了这帮人的目的。它们缓解了埃尔多安遭遇推翻的忧虑，并在军事和民用机构中铲除了世俗政权的残余遗迹。
　　而这群葛兰主义者还有另外一个小算盘。他们可以通过虚假审判清理一批高级军官，并用自己的同情者取而代之。葛兰主义者们已经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去渗透军队；但一直无法染指最高指挥层。他们急需把握这个机会。而今年7月的未遂政变中最讽刺的一点莫过于，它不是由土耳其的世俗主义者策划的，而是出自埃尔多安指派来取代前者的葛兰主义者之手。
　　到了2013年底，埃尔多安与葛兰主义者公开决裂。随着共同的敌人—世俗主义者—被消灭殆尽，自然也没什么理由继续结盟了。埃尔多安已经着手关闭葛兰主义学校和企业，并将其党羽清除出国家机构。针对军队的大清洗也在酝酿之中，显然这促使葛兰主义军人只得选择先发制人。
　　无论如何，这场未遂政变已经完全证实了埃尔多安的被夺权妄想症状，也有助于解释为何针对葛兰主义者和其他政府反对派的打击力度会如此无情和广泛。近4000名军官被逐出军队，8.5万名公职人员自7月15日起被革职查办，1.7万人被判入狱。数十名记者遭到拘留，其中包括许多跟葛兰运动无关的人。法治和正当程序规则的任何遮羞布都不复存在了。
　　而一个伟大的领导者则会做出截然不同的应对。这场未遂政变创造了一个实现民族团结的难得机会。所有政党—包括库尔德人民民主党—都跟绝大多数政治倾向各异的普通民众一道谴责这场政变。埃尔多安本可利用这个机会去超越伊斯兰、自由主义、世俗主义和库尔德人的身份认知，围绕民主规范构建一个新的政治共识，有机会成为实现一个民主团结的领袖。
　　但埃尔多安却选择了深化土耳其内部的分裂并进一步腐蚀法治。对政敌的解雇和监禁已经远远超出了政变者的范围。马克思主义学者，库尔德记者，和自由派评论家都与葛兰主义者一起遭到了清洗。埃尔多安继续将库尔德人民民主党视为贱民，而且根本不去考虑与库尔德反政府武装之间达成和平，甚至热衷于重新开战。
　　不幸的是，这是一个成功的策略。让国民对假想敌保持高度警惕并煽动民族宗教情绪可以令埃尔多安的选民基础保持活跃。此举还能拉拢两个主要反对党；这两党都是高度民族主义，并因此构建了针对库尔德反对派战争的可靠联盟。
　　同样，埃尔多安针对葛兰本人及其运动的打击更像是政治投机而非要将政变组织者绳之于法。埃尔多安和他的部长们一直都抱怨美国不愿意将葛兰引渡回土耳其。然而政变至今已近两月，土耳其依然没有正式将葛兰的犯罪证据提交给美国。反美言论在土耳其一直都是很吃香的东西，而埃尔多安在这方面自然也不落人后。
　　在一份回答政变调查检察官质询的证词中，土耳其陆军司令兼总参谋长胡卢西·阿卡尔（Hulusi Akar）表示劫持他的政变者在事件发生当晚要求他与葛兰通话。目前来说这是葛兰本人直接参与政变的最有力证据。一位试图向全世界证明葛兰意图谋反的领导人肯定会让自己的军界同僚在媒体面前讲述当晚详情。然而这位司令至今未被要求—或者允许—公开讲话，令外界不禁揣测他本人在这场未遂政变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
　　至此土耳其永无止境的“受害者螺旋”—囊括了伊斯兰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世俗主义者，库尔德人，如今又增添了葛兰主义者—又进一步加速运转。埃尔多安犯下了跟2009年～2010年同样的悲剧性错误：利用自身的民望破坏而非重振民主和法治—从而令温和主义和政治和解在未来变得更加难以实现。
　　埃尔多安曾有两次成为一个伟大的领袖的机会，却两次都将其抛诸脑后—这不仅将令他的政治遗产大打折扣， 也会让土耳其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