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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在西方热销的中国灰姑娘的故事《马燕日记》改编的电影《上学路上》，在强化故事的基础上为西方书写了中国西部落后的生存和教育景况，满足了西方后殖民语境下奇现化的中国想象和定势思维下的西海固影像传播，影片还通过王燕和三花两个女孩的故事隐括了中国乡村教育的深层问题。
[关键词] 西海固映像 奇观想象 乡村教育 《上学路上》
一、由《马燕日记》到《上学路上》。
一个在中国西部落后地区司空见惯的事，一些中国习以为常的现象，当在异域眼光的审视下就别具观察和认识作用：一些中国语境下本身就不看好甚至没有被思考和传播价值的人物，当换一种文化视域就可能判若天壤，这个典型的范例就是宁夏西海固地区一个因贫困上不起学的回族女孩——马燕。在她上三年级的时候由于家庭贫困和当地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被迫辍学，她回到家里和母亲一块干活，供养两个弟弟继续上学。作为一名优秀的学生，马燕在日记中真实而感人地记录了她对学习的渴求和对学校生活的向往。她母亲自菊花看了女儿的日记深受感动，决定借钱让她继续读书。刚好法国《解放报》驻中国记者彼埃尔，阿斯基(汉名韩石)一行来到了小山村，白菊花将女儿的信和2本日记交到了他们手里。韩石以《马燕日记》为主体，以他的解读为辅，质朴、真实地呈现了马燕和她家人的生存窘困，还有她朴素的读书愿望。2002年，他将日记整理后在巴黎出版，很快登上法国年度畅销书排行榜。其版权被转售多个国家，包括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日本和英国，并成为许多国家的畅销书。这个灰姑娘否极泰来的事一下子成为当地女孩效法的榜样和企求名利的不二法门，而对于这个故事及日记的畅销，中国的读者和书商反应平平，因为贫困和女童辍学问题是中国不发达地区非常普遍的事，每个人都忙着向自己的命运挑战，每个人也都在经历着不同的困境与焦虑，没有人有时间与心情去理会这些事，也因为社会中诸如此类问题的相对普遍，已经很难激活人们常态应有的相互扶持与同情救济的神经，因此书商曾斗胆预言在中国能否承受一万本的市场容量，然而不争的事实是它在异域的大获成功。
因为印刷传媒上的巨大成功，影像媒介组织便借势将这个热点搬上银幕，于是就有了电影《上学路上》。一个家庭或一个人如果陷于贫困的窘境便会感觉到生活的每一个节骨眼都会显得捉襟见肘，这样的情况会形成许多有穿透力和震撼力的细节却难以建构出富于戏剧性的矛盾冲突。无论主旋律电影亦或商业电影，都需要有因果关系清楚、情节延宕合理的事件做支撑，而这个题材又不适宜拍成文艺片。于是编剧就依据挣学费这个事件设计并建构了叙事逻辑，以家庭为起点向社会延伸出一个女孩挣学费的重重困难作为叙事的主线，伦理关系与经济利益成为整个叙事矛盾冲突的关键所在。影片还将女童渴求读书和西海固的干旱少雨与贫穷落后等刻板认识镶嵌进事件序列之中，这样的叙事逻辑既能较好地以影像的方式将《马燕日记》形诸视听形象，又能借助强势传媒映现并传播中国西部尤其是西海固的认同。
二、奇观语境下的的话语建构
不是贫困的西海固和严重的女童失学问题引起了媒介组织者的再现：中动。而是《马燕日记》及马燕现象的热点话题唤醒国内媒介工作者的兴趣；不是《马燕日记》现象的重大性或特殊性引起在国外传播的升温与走红，而是通过这个现象迎合了西方强势话语的东方想象。与西方相比，东方则是一个与西方相距甚远的“他者”，“由于习来已久的对东方的偏见，因而，在西方人眼中，东方人一方面有着‘懒惰’、‘愚昧’的习性，另一方面，东方本身又有某种令人向往的‘神秘’色彩。”西方进入后现代主义时期，而中国西部想像还停留在90年代后殖民电影传播的神秘色彩中，除此之外竟然还这样贫穷、落后、荒凉，实在匪夷所思，也潜在建构了另一个新世纪、奇观化的中国想像，这本书在西方的畅销也是东方想像与文化优越主义思想的产物。这个叙事在被视像化的过程中也没有很好地结合中国尤其是宁夏西海固具体情况，只是围绕《上学路上》而试图将它包装成一个更具视觉冲击力和独特民俗的生存群落，其创作的动机和最终目的是为了进一步突显奇观化的景观，而不是借助影像呈现生活的质感并思考女童教育和农村教育的深层问题。正是基于种取向和目标，桂青山教授指出中国近几年电影缺乏现实主义品质，存在不同程度与层面的缺憾、弱症乃至癌变，如平浅扫描的现实主义，“所有这些影片，均只停留在对现实的表层扫描上，它们有着一定的认知价值，但缺少当代必要的思考价值。他们可以向人们传达‘既定的信息’，却难以使观众获得‘应有的觉悟’。”，影片奇观化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定势效应的干旱少雨和物质贫困
西海固区域文化的定势思维就是两个：一个是物质贫困，为全国“三西”贫困区域之一，一个是干旱少雨。《上学路上》在开篇序幕上就如此介绍本片展示宁夏半壁河山的西海固地区，被称为全国“贫困之冠”。长期以来，由于干旱、风沙、霜冻、冰雹和水土流失“五害”俱全，老百姓基本上靠天吃饭。在这里，年平均降雨量在300毫米左右，蒸发量却高达1000毫米以上。每逢大旱之年，连人畜饮水都成为难题，生活极为窘迫。有着“干旱山区沟连着沟，黄土象个和尚头：种地要到山上头，下籽三升打一斗。”的顺口溜，当时女孩读初中的比率极低。”影片以更具质性的风格突显了西海固的定势意向，无论是乡村还是集市，无论是田间地头还是山峁沟梁，也无论是村庄巷道还是沙石公路，看不到一丝丝绿意：不管是大全景还是近景镜头，也不管是主观镜头亦或是客观镜头，看不到两三棵以上并排的绿树，看不到一片盎然芳甸和如茵碧草，整个画面中常见的是飞扬的尘土、甘涸的大地、秃秃的荒山、苍凉的集镇等映照下的天空。除了村口那株孤独的桃树和树上寂寞地绽放着的几朵白里泛黄桃花外，看不到春夏的气息和生命的色彩。如果不是几个小孩子色彩斑斓的衣服和居室设计的红色点缀了整个画面，人们很想象这个空间还是不是人类生存的处所。因为生态恶劣靠天吃饭，所以这里的地理环境必然是伴生着贫困，成年的男人除了村办小学教师出现在画面中以外，其他的都进城去了或正在前往城里的路上，在影像叙事中没有一处交代留守的妇孺接到男人们寄回的打工钱，潜在地寄寓了收入的微薄：家庭主妇们精心地看护着家里能下蛋赚钱的母鸡。养活着将来可能换成钱的女儿，再就是讨好老师，将免除的学费权当作家里的收入；小孩子们要么在学校认字长年龄，要么到街上闲逛学手艺。单调的生活、无果的奔波、死气沉沉的生活场景、萧条的集市贸易、邻里之间的闲言碎语构成了《上学路上》的主要生活情状，恰恰是孩童的游戏、女童们求知的愿望和良苦用心才为这个地方的贫困和单调增添了最 牵人情思的活力，也编结出富于人间气息的风景。
2、猎奇思维的风俗人情
一个女童求学的艰难本身是个经济问题，再不能更好地以叙事语言建构具有视听效果的影像世界来满足观众的期待视野，没有戏剧性的冲突，没有荡气回肠的波澜情节，没有笑料的映衬，更没有暴力或运动画面的刺激，其他视听元素也十分匮乏，编剧就将与西海固相关的风俗镶嵌进影像世界中，让奇观化的风俗人情来填补视觉形象的缺失。于是校院里的书写、逼婚式的相亲、捏手指的讨价还价、娶亲的狂欢，既能在一定在层面上满足观众的视听奇观欲望，又能让沉重的经济问题和观众的心理压力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缓释。在王燕第一次相亲的一段对手戏中，由钱的关系而将冲突淡化，两人由对立关系转向互助关系，不但生意谈成了，王燕还学会了用手指讲价的技巧。影片在集市上多次强化、渲染这种捏手指的讲价游戏，在呈现风俗中强化了一种落后，并进而隐喻了没有产出只能流通、没有生意但要学做生意的观念恐怕成了当地男人们改善生活的主要途径。还有牙行的生意经和规矩，对于今天和乡村世界场景越来越远的现代人无疑还能生出许多遥远而贫苦的记忆，重新思索在城市化激荡进程中的乡村故事。在奇观化中寄寓了怀旧，在女童的生计中渗透了感情。从某种意义达到了宣传贫困、呈现了艰难、唤醒了同情心的效果。然而由于影片对民俗风情的浪漫化的想当然的矫饰与没有适合剧情的渲染，情节设计上的单调和铺垫上的欠缺，情绪蕴蓄上的不够饱满，以至于这些风俗没有很好地实现达意的效果和满足奇观化的欲望，相反只成了纯粹为奇观而奇观的拼贴。因为一个有清醒自我意识的王燕不会不了解牙行再赚钱，但那不是女孩子所能干的。即使再讲孩童无猜，即使再谈社会的开放，农村的女孩子不会第一次见面就和相亲的对方去学做牙行的技巧，而且并排躺在床上。红色的饭桌、温馨的小屋、喜庆的气氛，不合谐地将“性”这个视听元素融进影片中，一方面是屋外村妇们说着“公狗和母狗拴在一起”的话，另一方面通过空间与色彩的营设体现了一种“性”的导向，正象电影理论家所分析的那样“对性感可以做广泛的理解，即引起与性相关联的感受的东西，性感下限于人的形体和相貌，甚至还可以扩展到许多其他审美方面，例如房间、衣服和床罩的颜色等”。牛羊交易市场再缺少牙行，都不会让一个小孩子来说价，因为大人们是不愿意让不懂事的孩子来掺和属于成人们的事。艺术的假定性必须要以观众的基本知智识接受和叙事的自身的规律为前提，否则必然造成虚假和缺乏内容的视觉奇观，正是这些粗拙才是民俗风情没有能够成为影像叙事和主题建构中的有价值元素，而勿宁说借助王燕的故事表现了奇观化的风俗。如何充分利用文化资源和视听资源，如何将主题呈现与叙事逻辑有机地结合起来，艺术家仍需付出更多的思虑，那就是：“我们应当用讲故事的方式、用艺术的感性力量打动观众、感染观众，而力戒用概念化的方式演绎时势政策、用公式化的窠臼“套装”好人好事。”
3、唯利是图的人伦世界
李泽厚先生说“文学的最高价值，文学的永恒性源泉在于它可以帮助人类心灵进行美好的历史性积淀。就是说，成功的文学作品，它总是可以在人类心灵中注入新的美好的东西。”“总得还有一些东西可以帮助人们保持一些‘温情’，保持一点人际温暖，否则人界岂不是又要变成金钱的动物界。我想，文艺可以起这种保留、平衡的作用。”也正是人类世界的不圆满以及不圆满而生出怨艾需要调适，有些需要政治的改良逐步达到矛盾的和解，而更多的和解则来源于知识的理解和艺术的消释，现代电影正是在缝合性的叙事中将生存困境中的焦虑得以渲泄，从而导引入更积极、更健康地面对遭遇的生活。《上学路上》虽然也叙写了贫困地区女童求学的执著和艰难，但整个影片的环境设计是荒凉的，风俗画卷与主题是游离的，在人物设计与关系链接上则是冷漠和实利的。母女之间缺少应有的温情抚慰，王燕上不了学，母亲没有表现出必要的安慰与劝解；姐弟之间缺乏应有的友爱，更多的是相互利用和彼此欺骗：邻里之间没有常见的扶贫帮困，粗俗的语言和戏谑的调笑让这个沉重的故事爽然自失：师生之间也为了学费由人伦关系变成经济关系；村民帮助学校老师的助学之正气荡然无存，剩下的便成了减免学费的讨好与逢迎：集市里的社群关系也因为几个鸡蛋而将义理与人情消弥殆尽；就因为10元钱的车费，王燕踏不上去摘枸杞的挣学费之路。在这样的一个人伦世界中，就是政府免除学费和企业赞助如何能温化这里冰冷、实利的人际环境。在天地国亲师的伦理秩序中，靠天无望，与地疏离，国家福祇有限，至亲难靠，老师爱莫能助，这样的伦理世界有何意义?道德的根本问题只是人我关系、群己关系，公私关系的问题。无论如何贫困，既使不至于去食嗟来之食，但有情有义的人伦世界仍是现实世界和艺术世界共同营构的，脱离了正确价值观导引的定向叙事必然与艺术功能和传播目标相悖。正因为如此，贾磊磊研究员才力陈中国电影的精神地图，“我们要把和谐、仁爱、自然作为核心的文化观念来整合不同艺术作品的精神图景之中，使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念成为支撑不同叙事形态的共同根基。”
三、在挣学费的路上隐括了乡村的教育深层问墨
《上学路上》通过王燕和三花两个女孩将乡村教育的问题从表层和深层、从直接和间接、从正面和侧面、从感性和理性，以最幽微的运思从冰山的一角隐括了乡村教育的现实处境，如果说影片还有深层次的观赏价值和思考空间的话，那么它最有价值的还在这里。王燕因为钱的问题面临着辍学，于是她千方百计地挣够二十四元八角学费以便继续她的读书生活，她所求的只是读书，还没有上升到成人化和社会化视野中的知识改变命运的重大问题，影像中所传达出的只是她对读书的兴趣，至于上学的出路和读书的意义在哪里并不清楚。三花虽然也渴求读书，也对读书有着同样的兴趣，影像人物的设计最初可能只是从历史迁化和角色互补的角度呈现乡村教育的景况，恰恰是她比王燕年长了两岁才更清醒、更深切地认识到读书对自己和其他女孩到底有什么用!对农村的孩子尤其是女孩子，既不可能通过读书获得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也不可能在以后的婚姻中作为增加彩礼和家庭地位上的筹码，所以她才带着对学校和读书生活的一丝留恋平静地走向了社会与婚姻。在现实与历史、自我与群体的缠缚中的人生抉择别具审美意味，因此，与其说王燕映现了贫困乡村女童求学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不如说三花揭橥了乡村教育的深层问题。
对于乡村教育思考的影像还有《一个都不能少》，魏敏芝的执着和辛酸借着强势传媒唤醒了城市对乡村教育的惠顾，送来大量的学习用品；《上学路上》结尾资助的名额增加了，教学用具也送来了，似乎水泉小学和张家林小学将会迎来美好的明天，但细一考 量其实不然。乡村教育所缺的难道真正的只是钱和物吗?影片开头两个场景本为营造喜剧气氛却深深地道出了乡村教育的深层问题，一个是城市学龄前儿童能认识的“林”字乡村儿童却模棱两可，乡村与城市教育的差距不是年数(普六还是普九)的问题，而是教学体系是否周全的问题；另一个是听说放假，大家高兴的将书包抛向了天空，既表现了儿童反对桎梏热爱自由的一面，同时也传达了他们对学习的态度问题。即学习和学校生活还没有成为他们生活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撂书包只是早晚的问题。水泉小学和张家林小学出来的孩子能和城镇小学的孩子们相提并论吗?在乡村教师中，谁都可以当，象魏敏芝，只要有可能接近这个岗位；什么内容都必须学，比如打工挣钱，象张慧科和王燕，只要形势需要；什么都可以当作用具和场所，只要便利教学。这样的教学过程，要和受过相对完整的城镇孩子争教育机会何其难也!乡村的孩子们一方面要按教学计划学习新的内容，另一方面要根据自身实际补修过去当学而未学的内容，还要参与和城市受到更优质、更全面、更系统教育的孩子进行高等教育机会的博弈。“乡村学生要考到与城市学生相同的分数是要付出更大的辛劳的，而且大城市学生的高考录取分数线比乡村地方的学生要低，也就是说乡村学生上大学实际上要比大城市学生的考分高，那负担就可想而知了。”这样的结果自然是绝大多数乡村孩子淘汰出局，只有少数幸运者进入大学而且还只能选择与自己相关的师范、农业等边缘化的专业，还有隐蔽的遗产问题，乡村孩子所受的教育能与城市的孩子相对均等地分享社会资源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刘铁芳先生才沉重地说“我们关注乡村教育，不仅需要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配置，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即如何真正使他们真实的拥有的资源发挥最好的教育效用。”
叙事是选择的舍弃，而舍弃的并不是没有意义，只是与选择的意义建构有冲突，有时候舍弃的更具思考意味，《马燕日记》出版而且热销，“她(马燕)得到她和她的家人祖祖辈辈做梦都想不到的一笔巨款。于是马燕的家人对物质的欲望和梦想都复活了。马燕开始计划到北京来读书，更远大的目标也在心中萌动。”经过与外界的接触。经过对公众资源和媒体权力的亲合，马燕知道她需要的不仅仅是钱。虽然钱她和她的家人很需要，但她更清楚认识到优势的教育于她的意义，她连周边的城市、她所在首府城市都没有选，而是要到北京去，去充分利用最优势的教育资源、最优惠的教育机会和已经建立的公众资源与媒体资源。有多少贫困地区的乡村孩子会象马燕一样，能捡到这么大个馅饼呢?
四、后殖民思潮的影响与西海固自我身份认同
《马燕日记》提供了西方对中国西部帥认同与想像，《上学路上》在加深西方印象的同时也向国人展示了中国西部乡村的风景，明显地带上了后殖民思潮的色彩，“因为衡量一个文本是否具有后殖民性的一个标志在于它是否西方制造出了某种与其期待视野相一致的‘东方’形象”。影像传媒中的东方神韵和浪漫传奇成为90年代的风景淡出人们的视线，《马燕日记》以及《上学路上》的出现恰好填充了这样一个空白，迎合了西方的后殖民语境和奇观化的想象，在媒体霸权操控人们视像和认识的今天，对于客体的传播就需作更细致、更审慎的态度。西方世界和中国发达的东部地区通过主流媒体看到了中国西部的发展进步。西海固地区的人民也各种方法寻求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应该重塑西海固的形象。
第三世界的文化认同遇到两种困境，一是缘于西方视野下的次等文化，一是缘于不同意识形态建构模糊特性，“如何清晰地看待自己，既消除狂妄的‘赶超’心理，又避免文化的‘自卑’情结，成为消除自我文化镜像焦虑的关键。只有破除这种阐释性的焦虑，使自己获得正确的阐释角度、健康的阐释心理，以及对对象(西方)和自我(东方)的正确定位，才能真正进入，确认身份’的时期”黄土高原是西海固的背景，山大沟深、干旱少雨、广种薄收、资源匮乏、靠天吃饭是生存的主要底色，钱是这里的重要问题但不是绝对问题，这里官员奢靡的公共资源和金钱不比其他地方少，这里特专行业的消费与浪费和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下的其他地方相比伯仲之间，这里有些地方的农民由于很好地利用资源家庭收入也还可观。现代主义的整体性很难在今天找到叙事契机，宏阔地、百科全书地展现一个时期特定地区全息的生活景观已不可能，只有从不同的意识形态出发、从某种具体而实际的动机开始。对所选择的视界进行筛选、编辑、整理从而凝定一些特定的文本，进行预设的主题传播和意识形态建构。出自本土化的内视角由于情感原因，在呈现中多了些自恋和自卑，缺少应有的批判与反省；出自外视角的旁观往往又由于浮泛化的流观多了些皮相与猎奇，一种文化只有通过自己文化身份的重新书写，才能确认自己真正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精神。怀着入乎其内的回眸与综览，怀着出乎其外的洞悉与检省，既不浪漫传奇化也不自卑愚玩化，透过历史与现实、东部与西部、发达与落后的纵深比较，透过现实流岚虹霓的真切关照，从诸多表象背后寻绎被遮蔽的深层问题，审慎挖掘，悉心序列，总结并传播出它最有价值的层面，让人们重新正确建构对它的认同，既是对传媒功能和效果的尊重，也是对这片土地上生存的自强奋进的人们的尊重。
西海固地区，或者更广泛地说贫困的不发达地区，需要发达地区更多经济的、技术的和理念的支持，也需要媒介知识分子满怀深情的穿过碎片洞悉、捕捉、呈现值得深思的问题，更需要强势传媒映现艰难中的孜孜以求、困境中的图强进取、变革中的犹疑与彷徨和进步中的凝思与期盼。
[关键词] 西海固映像 奇观想象 乡村教育 《上学路上》
一、由《马燕日记》到《上学路上》。
一个在中国西部落后地区司空见惯的事，一些中国习以为常的现象，当在异域眼光的审视下就别具观察和认识作用：一些中国语境下本身就不看好甚至没有被思考和传播价值的人物，当换一种文化视域就可能判若天壤，这个典型的范例就是宁夏西海固地区一个因贫困上不起学的回族女孩——马燕。在她上三年级的时候由于家庭贫困和当地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被迫辍学，她回到家里和母亲一块干活，供养两个弟弟继续上学。作为一名优秀的学生，马燕在日记中真实而感人地记录了她对学习的渴求和对学校生活的向往。她母亲自菊花看了女儿的日记深受感动，决定借钱让她继续读书。刚好法国《解放报》驻中国记者彼埃尔，阿斯基(汉名韩石)一行来到了小山村，白菊花将女儿的信和2本日记交到了他们手里。韩石以《马燕日记》为主体，以他的解读为辅，质朴、真实地呈现了马燕和她家人的生存窘困，还有她朴素的读书愿望。2002年，他将日记整理后在巴黎出版，很快登上法国年度畅销书排行榜。其版权被转售多个国家，包括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日本和英国，并成为许多国家的畅销书。这个灰姑娘否极泰来的事一下子成为当地女孩效法的榜样和企求名利的不二法门，而对于这个故事及日记的畅销，中国的读者和书商反应平平，因为贫困和女童辍学问题是中国不发达地区非常普遍的事，每个人都忙着向自己的命运挑战，每个人也都在经历着不同的困境与焦虑，没有人有时间与心情去理会这些事，也因为社会中诸如此类问题的相对普遍，已经很难激活人们常态应有的相互扶持与同情救济的神经，因此书商曾斗胆预言在中国能否承受一万本的市场容量，然而不争的事实是它在异域的大获成功。
因为印刷传媒上的巨大成功，影像媒介组织便借势将这个热点搬上银幕，于是就有了电影《上学路上》。一个家庭或一个人如果陷于贫困的窘境便会感觉到生活的每一个节骨眼都会显得捉襟见肘，这样的情况会形成许多有穿透力和震撼力的细节却难以建构出富于戏剧性的矛盾冲突。无论主旋律电影亦或商业电影，都需要有因果关系清楚、情节延宕合理的事件做支撑，而这个题材又不适宜拍成文艺片。于是编剧就依据挣学费这个事件设计并建构了叙事逻辑，以家庭为起点向社会延伸出一个女孩挣学费的重重困难作为叙事的主线，伦理关系与经济利益成为整个叙事矛盾冲突的关键所在。影片还将女童渴求读书和西海固的干旱少雨与贫穷落后等刻板认识镶嵌进事件序列之中，这样的叙事逻辑既能较好地以影像的方式将《马燕日记》形诸视听形象，又能借助强势传媒映现并传播中国西部尤其是西海固的认同。
二、奇观语境下的的话语建构
不是贫困的西海固和严重的女童失学问题引起了媒介组织者的再现：中动。而是《马燕日记》及马燕现象的热点话题唤醒国内媒介工作者的兴趣；不是《马燕日记》现象的重大性或特殊性引起在国外传播的升温与走红，而是通过这个现象迎合了西方强势话语的东方想象。与西方相比，东方则是一个与西方相距甚远的“他者”，“由于习来已久的对东方的偏见，因而，在西方人眼中，东方人一方面有着‘懒惰’、‘愚昧’的习性，另一方面，东方本身又有某种令人向往的‘神秘’色彩。”西方进入后现代主义时期，而中国西部想像还停留在90年代后殖民电影传播的神秘色彩中，除此之外竟然还这样贫穷、落后、荒凉，实在匪夷所思，也潜在建构了另一个新世纪、奇观化的中国想像，这本书在西方的畅销也是东方想像与文化优越主义思想的产物。这个叙事在被视像化的过程中也没有很好地结合中国尤其是宁夏西海固具体情况，只是围绕《上学路上》而试图将它包装成一个更具视觉冲击力和独特民俗的生存群落，其创作的动机和最终目的是为了进一步突显奇观化的景观，而不是借助影像呈现生活的质感并思考女童教育和农村教育的深层问题。正是基于种取向和目标，桂青山教授指出中国近几年电影缺乏现实主义品质，存在不同程度与层面的缺憾、弱症乃至癌变，如平浅扫描的现实主义，“所有这些影片，均只停留在对现实的表层扫描上，它们有着一定的认知价值，但缺少当代必要的思考价值。他们可以向人们传达‘既定的信息’，却难以使观众获得‘应有的觉悟’。”，影片奇观化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定势效应的干旱少雨和物质贫困
西海固区域文化的定势思维就是两个：一个是物质贫困，为全国“三西”贫困区域之一，一个是干旱少雨。《上学路上》在开篇序幕上就如此介绍本片展示宁夏半壁河山的西海固地区，被称为全国“贫困之冠”。长期以来，由于干旱、风沙、霜冻、冰雹和水土流失“五害”俱全，老百姓基本上靠天吃饭。在这里，年平均降雨量在300毫米左右，蒸发量却高达1000毫米以上。每逢大旱之年，连人畜饮水都成为难题，生活极为窘迫。有着“干旱山区沟连着沟，黄土象个和尚头：种地要到山上头，下籽三升打一斗。”的顺口溜，当时女孩读初中的比率极低。”影片以更具质性的风格突显了西海固的定势意向，无论是乡村还是集市，无论是田间地头还是山峁沟梁，也无论是村庄巷道还是沙石公路，看不到一丝丝绿意：不管是大全景还是近景镜头，也不管是主观镜头亦或是客观镜头，看不到两三棵以上并排的绿树，看不到一片盎然芳甸和如茵碧草，整个画面中常见的是飞扬的尘土、甘涸的大地、秃秃的荒山、苍凉的集镇等映照下的天空。除了村口那株孤独的桃树和树上寂寞地绽放着的几朵白里泛黄桃花外，看不到春夏的气息和生命的色彩。如果不是几个小孩子色彩斑斓的衣服和居室设计的红色点缀了整个画面，人们很想象这个空间还是不是人类生存的处所。因为生态恶劣靠天吃饭，所以这里的地理环境必然是伴生着贫困，成年的男人除了村办小学教师出现在画面中以外，其他的都进城去了或正在前往城里的路上，在影像叙事中没有一处交代留守的妇孺接到男人们寄回的打工钱，潜在地寄寓了收入的微薄：家庭主妇们精心地看护着家里能下蛋赚钱的母鸡。养活着将来可能换成钱的女儿，再就是讨好老师，将免除的学费权当作家里的收入；小孩子们要么在学校认字长年龄，要么到街上闲逛学手艺。单调的生活、无果的奔波、死气沉沉的生活场景、萧条的集市贸易、邻里之间的闲言碎语构成了《上学路上》的主要生活情状，恰恰是孩童的游戏、女童们求知的愿望和良苦用心才为这个地方的贫困和单调增添了最 牵人情思的活力，也编结出富于人间气息的风景。
2、猎奇思维的风俗人情
一个女童求学的艰难本身是个经济问题，再不能更好地以叙事语言建构具有视听效果的影像世界来满足观众的期待视野，没有戏剧性的冲突，没有荡气回肠的波澜情节，没有笑料的映衬，更没有暴力或运动画面的刺激，其他视听元素也十分匮乏，编剧就将与西海固相关的风俗镶嵌进影像世界中，让奇观化的风俗人情来填补视觉形象的缺失。于是校院里的书写、逼婚式的相亲、捏手指的讨价还价、娶亲的狂欢，既能在一定在层面上满足观众的视听奇观欲望，又能让沉重的经济问题和观众的心理压力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缓释。在王燕第一次相亲的一段对手戏中，由钱的关系而将冲突淡化，两人由对立关系转向互助关系，不但生意谈成了，王燕还学会了用手指讲价的技巧。影片在集市上多次强化、渲染这种捏手指的讲价游戏，在呈现风俗中强化了一种落后，并进而隐喻了没有产出只能流通、没有生意但要学做生意的观念恐怕成了当地男人们改善生活的主要途径。还有牙行的生意经和规矩，对于今天和乡村世界场景越来越远的现代人无疑还能生出许多遥远而贫苦的记忆，重新思索在城市化激荡进程中的乡村故事。在奇观化中寄寓了怀旧，在女童的生计中渗透了感情。从某种意义达到了宣传贫困、呈现了艰难、唤醒了同情心的效果。然而由于影片对民俗风情的浪漫化的想当然的矫饰与没有适合剧情的渲染，情节设计上的单调和铺垫上的欠缺，情绪蕴蓄上的不够饱满，以至于这些风俗没有很好地实现达意的效果和满足奇观化的欲望，相反只成了纯粹为奇观而奇观的拼贴。因为一个有清醒自我意识的王燕不会不了解牙行再赚钱，但那不是女孩子所能干的。即使再讲孩童无猜，即使再谈社会的开放，农村的女孩子不会第一次见面就和相亲的对方去学做牙行的技巧，而且并排躺在床上。红色的饭桌、温馨的小屋、喜庆的气氛，不合谐地将“性”这个视听元素融进影片中，一方面是屋外村妇们说着“公狗和母狗拴在一起”的话，另一方面通过空间与色彩的营设体现了一种“性”的导向，正象电影理论家所分析的那样“对性感可以做广泛的理解，即引起与性相关联的感受的东西，性感下限于人的形体和相貌，甚至还可以扩展到许多其他审美方面，例如房间、衣服和床罩的颜色等”。牛羊交易市场再缺少牙行，都不会让一个小孩子来说价，因为大人们是不愿意让不懂事的孩子来掺和属于成人们的事。艺术的假定性必须要以观众的基本知智识接受和叙事的自身的规律为前提，否则必然造成虚假和缺乏内容的视觉奇观，正是这些粗拙才是民俗风情没有能够成为影像叙事和主题建构中的有价值元素，而勿宁说借助王燕的故事表现了奇观化的风俗。如何充分利用文化资源和视听资源，如何将主题呈现与叙事逻辑有机地结合起来，艺术家仍需付出更多的思虑，那就是：“我们应当用讲故事的方式、用艺术的感性力量打动观众、感染观众，而力戒用概念化的方式演绎时势政策、用公式化的窠臼“套装”好人好事。”
3、唯利是图的人伦世界
李泽厚先生说“文学的最高价值，文学的永恒性源泉在于它可以帮助人类心灵进行美好的历史性积淀。就是说，成功的文学作品，它总是可以在人类心灵中注入新的美好的东西。”“总得还有一些东西可以帮助人们保持一些‘温情’，保持一点人际温暖，否则人界岂不是又要变成金钱的动物界。我想，文艺可以起这种保留、平衡的作用。”也正是人类世界的不圆满以及不圆满而生出怨艾需要调适，有些需要政治的改良逐步达到矛盾的和解，而更多的和解则来源于知识的理解和艺术的消释，现代电影正是在缝合性的叙事中将生存困境中的焦虑得以渲泄，从而导引入更积极、更健康地面对遭遇的生活。《上学路上》虽然也叙写了贫困地区女童求学的执著和艰难，但整个影片的环境设计是荒凉的，风俗画卷与主题是游离的，在人物设计与关系链接上则是冷漠和实利的。母女之间缺少应有的温情抚慰，王燕上不了学，母亲没有表现出必要的安慰与劝解；姐弟之间缺乏应有的友爱，更多的是相互利用和彼此欺骗：邻里之间没有常见的扶贫帮困，粗俗的语言和戏谑的调笑让这个沉重的故事爽然自失：师生之间也为了学费由人伦关系变成经济关系；村民帮助学校老师的助学之正气荡然无存，剩下的便成了减免学费的讨好与逢迎：集市里的社群关系也因为几个鸡蛋而将义理与人情消弥殆尽；就因为10元钱的车费，王燕踏不上去摘枸杞的挣学费之路。在这样的一个人伦世界中，就是政府免除学费和企业赞助如何能温化这里冰冷、实利的人际环境。在天地国亲师的伦理秩序中，靠天无望，与地疏离，国家福祇有限，至亲难靠，老师爱莫能助，这样的伦理世界有何意义?道德的根本问题只是人我关系、群己关系，公私关系的问题。无论如何贫困，既使不至于去食嗟来之食，但有情有义的人伦世界仍是现实世界和艺术世界共同营构的，脱离了正确价值观导引的定向叙事必然与艺术功能和传播目标相悖。正因为如此，贾磊磊研究员才力陈中国电影的精神地图，“我们要把和谐、仁爱、自然作为核心的文化观念来整合不同艺术作品的精神图景之中，使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念成为支撑不同叙事形态的共同根基。”
三、在挣学费的路上隐括了乡村的教育深层问墨
《上学路上》通过王燕和三花两个女孩将乡村教育的问题从表层和深层、从直接和间接、从正面和侧面、从感性和理性，以最幽微的运思从冰山的一角隐括了乡村教育的现实处境，如果说影片还有深层次的观赏价值和思考空间的话，那么它最有价值的还在这里。王燕因为钱的问题面临着辍学，于是她千方百计地挣够二十四元八角学费以便继续她的读书生活，她所求的只是读书，还没有上升到成人化和社会化视野中的知识改变命运的重大问题，影像中所传达出的只是她对读书的兴趣，至于上学的出路和读书的意义在哪里并不清楚。三花虽然也渴求读书，也对读书有着同样的兴趣，影像人物的设计最初可能只是从历史迁化和角色互补的角度呈现乡村教育的景况，恰恰是她比王燕年长了两岁才更清醒、更深切地认识到读书对自己和其他女孩到底有什么用!对农村的孩子尤其是女孩子，既不可能通过读书获得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也不可能在以后的婚姻中作为增加彩礼和家庭地位上的筹码，所以她才带着对学校和读书生活的一丝留恋平静地走向了社会与婚姻。在现实与历史、自我与群体的缠缚中的人生抉择别具审美意味，因此，与其说王燕映现了贫困乡村女童求学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不如说三花揭橥了乡村教育的深层问题。
对于乡村教育思考的影像还有《一个都不能少》，魏敏芝的执着和辛酸借着强势传媒唤醒了城市对乡村教育的惠顾，送来大量的学习用品；《上学路上》结尾资助的名额增加了，教学用具也送来了，似乎水泉小学和张家林小学将会迎来美好的明天，但细一考 量其实不然。乡村教育所缺的难道真正的只是钱和物吗?影片开头两个场景本为营造喜剧气氛却深深地道出了乡村教育的深层问题，一个是城市学龄前儿童能认识的“林”字乡村儿童却模棱两可，乡村与城市教育的差距不是年数(普六还是普九)的问题，而是教学体系是否周全的问题；另一个是听说放假，大家高兴的将书包抛向了天空，既表现了儿童反对桎梏热爱自由的一面，同时也传达了他们对学习的态度问题。即学习和学校生活还没有成为他们生活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撂书包只是早晚的问题。水泉小学和张家林小学出来的孩子能和城镇小学的孩子们相提并论吗?在乡村教师中，谁都可以当，象魏敏芝，只要有可能接近这个岗位；什么内容都必须学，比如打工挣钱，象张慧科和王燕，只要形势需要；什么都可以当作用具和场所，只要便利教学。这样的教学过程，要和受过相对完整的城镇孩子争教育机会何其难也!乡村的孩子们一方面要按教学计划学习新的内容，另一方面要根据自身实际补修过去当学而未学的内容，还要参与和城市受到更优质、更全面、更系统教育的孩子进行高等教育机会的博弈。“乡村学生要考到与城市学生相同的分数是要付出更大的辛劳的，而且大城市学生的高考录取分数线比乡村地方的学生要低，也就是说乡村学生上大学实际上要比大城市学生的考分高，那负担就可想而知了。”这样的结果自然是绝大多数乡村孩子淘汰出局，只有少数幸运者进入大学而且还只能选择与自己相关的师范、农业等边缘化的专业，还有隐蔽的遗产问题，乡村孩子所受的教育能与城市的孩子相对均等地分享社会资源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刘铁芳先生才沉重地说“我们关注乡村教育，不仅需要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配置，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即如何真正使他们真实的拥有的资源发挥最好的教育效用。”
叙事是选择的舍弃，而舍弃的并不是没有意义，只是与选择的意义建构有冲突，有时候舍弃的更具思考意味，《马燕日记》出版而且热销，“她(马燕)得到她和她的家人祖祖辈辈做梦都想不到的一笔巨款。于是马燕的家人对物质的欲望和梦想都复活了。马燕开始计划到北京来读书，更远大的目标也在心中萌动。”经过与外界的接触。经过对公众资源和媒体权力的亲合，马燕知道她需要的不仅仅是钱。虽然钱她和她的家人很需要，但她更清楚认识到优势的教育于她的意义，她连周边的城市、她所在首府城市都没有选，而是要到北京去，去充分利用最优势的教育资源、最优惠的教育机会和已经建立的公众资源与媒体资源。有多少贫困地区的乡村孩子会象马燕一样，能捡到这么大个馅饼呢?
四、后殖民思潮的影响与西海固自我身份认同
《马燕日记》提供了西方对中国西部帥认同与想像，《上学路上》在加深西方印象的同时也向国人展示了中国西部乡村的风景，明显地带上了后殖民思潮的色彩，“因为衡量一个文本是否具有后殖民性的一个标志在于它是否西方制造出了某种与其期待视野相一致的‘东方’形象”。影像传媒中的东方神韵和浪漫传奇成为90年代的风景淡出人们的视线，《马燕日记》以及《上学路上》的出现恰好填充了这样一个空白，迎合了西方的后殖民语境和奇观化的想象，在媒体霸权操控人们视像和认识的今天，对于客体的传播就需作更细致、更审慎的态度。西方世界和中国发达的东部地区通过主流媒体看到了中国西部的发展进步。西海固地区的人民也各种方法寻求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应该重塑西海固的形象。
第三世界的文化认同遇到两种困境，一是缘于西方视野下的次等文化，一是缘于不同意识形态建构模糊特性，“如何清晰地看待自己，既消除狂妄的‘赶超’心理，又避免文化的‘自卑’情结，成为消除自我文化镜像焦虑的关键。只有破除这种阐释性的焦虑，使自己获得正确的阐释角度、健康的阐释心理，以及对对象(西方)和自我(东方)的正确定位，才能真正进入，确认身份’的时期”黄土高原是西海固的背景，山大沟深、干旱少雨、广种薄收、资源匮乏、靠天吃饭是生存的主要底色，钱是这里的重要问题但不是绝对问题，这里官员奢靡的公共资源和金钱不比其他地方少，这里特专行业的消费与浪费和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下的其他地方相比伯仲之间，这里有些地方的农民由于很好地利用资源家庭收入也还可观。现代主义的整体性很难在今天找到叙事契机，宏阔地、百科全书地展现一个时期特定地区全息的生活景观已不可能，只有从不同的意识形态出发、从某种具体而实际的动机开始。对所选择的视界进行筛选、编辑、整理从而凝定一些特定的文本，进行预设的主题传播和意识形态建构。出自本土化的内视角由于情感原因，在呈现中多了些自恋和自卑，缺少应有的批判与反省；出自外视角的旁观往往又由于浮泛化的流观多了些皮相与猎奇，一种文化只有通过自己文化身份的重新书写，才能确认自己真正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精神。怀着入乎其内的回眸与综览，怀着出乎其外的洞悉与检省，既不浪漫传奇化也不自卑愚玩化，透过历史与现实、东部与西部、发达与落后的纵深比较，透过现实流岚虹霓的真切关照，从诸多表象背后寻绎被遮蔽的深层问题，审慎挖掘，悉心序列，总结并传播出它最有价值的层面，让人们重新正确建构对它的认同，既是对传媒功能和效果的尊重，也是对这片土地上生存的自强奋进的人们的尊重。
西海固地区，或者更广泛地说贫困的不发达地区，需要发达地区更多经济的、技术的和理念的支持，也需要媒介知识分子满怀深情的穿过碎片洞悉、捕捉、呈现值得深思的问题，更需要强势传媒映现艰难中的孜孜以求、困境中的图强进取、变革中的犹疑与彷徨和进步中的凝思与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