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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抗战，中国，天津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6）04-0067-06
2015年9月17至18日，由天津社会科学院主办，天津市档案局（馆）、天津市史学会、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教学》社协办的“抗战时期的中国与天津”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召开，会议从抗战时期的行业状况、全民抗战与社会动员、抗战时期的社会生活与社会心态、抗战时期的慈善事业、思想与文化宣传、抗战时期的中日关系、抗战胜利后诸问题等几个方面展开了讨论。
七七事变之后，抗战全面爆发。国民政府从国家利益出发，加快制定非常态下的经济发展战略，以促进经济振兴，应对战争状态；日本及其傀儡政权在沦陷区进行经济统制，强化了沦陷区的战争经济。关于抗战时期的行业状况，学者们分别从工商业、农业、金融业、运输业等行业入手，研究这一时期的行业状况。李健英（南开大学经济学防和李娟（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的《抗战期间政府的合营策略与基础化工产业的发展——国民政府尝试入股永利、天原的考察》一文以永利、天原为个案，探讨了国家资源与民营企业技术优势相结合的问题。抗战期间，天原公司选择与政府合营，依赖政府的财力，酸碱工厂顺利建成投产，但保持民营性质的永利公司仍得到政府的大力扶持，四联借款成为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作者认为，政府投资及授意下的贷款是促进抗战期间基础化工产业发展的最基本因素，国家与大企业合作，是促进新产业发展的良好途径。熊亚平和万亚萍（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的《战争冲击下的华北中小城镇商业——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石家庄为例》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石家庄为例，通过考察其货栈业、棉花交易、杂粮贸易的变动，分析石家庄由“自由发展”转变为“统制”状态，由“中转市场变为消费市场”，使山西与河北间交通中断和经济交流受阻，华商迅速减少、日本商人和商社迅速增加、势力日益壮大，京汉线棉花协会和市场公司的成立，正太铁路由窄轨改为宽轨等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并指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打断了华北中小城镇原有的商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使之由“自由发展”转向“统制”状态，或畸形发展态势，这种发展状态对其未来发展及城市化进程具有深远影响。张博（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日伪时期经济统制与天津工商业的衰落——以天津烧锅业为个案的考察》则以天津烧锅业为个案，从日伪经济统制的苛捐杂税，由于战争而引发的市场萎缩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日伪经济统制对天津工商业的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并直接造成了城市工商业的衰落。魏文享（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沦陷时期的天津商会与税收征稽——以所得税、营业税为例》认为，天津沦陷之后，日本占领当局及地方维持机构仍然看重商会的组织力，并企图强化之，为其经济控制及殖民统治服务。在战时的所得税、营业税的征稽过程中，商会在反复呈请减税、维护集体协商权、参与营业税代征等方面有突出表现。在商会经过改组而为亲日商人掌控的情况下，商会之自治性及权威性大为削弱，但受商人利益及会员民意之驱动，仍尝试在协征过程中寻求减负时机。关于农村、农业的研究，则有安宝（南开大学滨海学院）的《战争与灾难：卢沟桥事变后的华北粮荒》，该文探讨了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侵华日军及伪政府对华北沦陷区农村的耕地、劳动力、牲畜、工具等农业生产要素进行的疯狂掠夺和大肆破坏，导致了沦陷区农村的农业生产环境恶化，造成沦陷区的粮食播种面积和粮食产量明显下降以及由此产生的粮荒。关于金融业的研究，龚关（南开大学经济学系）的《日本对华北的金融统制与天津金融业变迁》探讨了日本对华北实施的金融统制，如成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统制金融机构，实施货币统制，一是推广联银券，排挤、禁止法币流通，二是进行汇兑统制。日本的金融统制政策改变了天津金融业的格局，使天津金融业由银号、华资银行和外商银行构成的三足鼎立的格局被打破，形成了日本的独占局面。同时，也推动了天津金融制度的某些变化，如票据交换所和证券交易所的成立。冯剑（河北民族师范学院）的《联合与抗争：日伪时期的天津典质业》探讨了沦陷时期天津的典质业面对日本人的控股和降息的威胁，从原来的竞争走向联合，利用关系、策略使日本人谷内嘉作合股的计划破产，要求当局提高当息并打击小押，这些抗争，虽然使行业利益蒙受了损失，但是却赢得了一些政治和社会声誉，表现出了一定的民族主义精神。关于运输业的研究，有刘凤华（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抗战时期天津地区的航运业》，该文认为，抗战时期日本控制下的天津航运业遭受巨大损失，七七事变后，日本首先接管天津航运业的管理机构，日本华北方面军陆续出台政策，对华北和天津地区的航运业进行政策上的“指导”。1939年4月华北交通株式会社成立后，华北交通实现一元化统制，天津航运各业为日本及其所设公司控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强化了对天津地区航运业的统制，但在美国封锁和游击队的打击下，损失严重。此外，李惠民（河北广播电视大学）的《沦陷时期石门市竞马大会述论》则独辟蹊径，梳理了1939年至1944年石门沦陷时期举办的12届竞马大会，竞马大会以娱乐活动为形式，强调为“改良马种及增殖马匹而谋产业之开发”服务，竞马大会以满足侵华战争对军马需要为目的，同时也增加了财政收入。粪溺业这一既关涉城市又关涉农村的行业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任吉东（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沦陷时期天津社会底层行业变迁——以粪溺业为中心》认为：沦陷之后，一方面受到天灾战乱的影响，另一方面更受到日伪政权的层层盘剥与不良商人的侵占，天津粪溺行业举步维艰，陷入低迷发展时期。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抗战，在八年抗战中，国共双方及其领导的人民都被广泛地动员起来，参加到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中。张燕萍（解放军南京陆军指挥学院政工系）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人力资源动员研究》认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组织开展了人力资源动员：首先满足兵员补充的需要，同时招募技术员工到后方从事工矿业生产，对一般人力、技术员工进行管制，对与国防无关系之工商业或奢侈消耗品制造业使用人力进行限制或禁止，以保证战时前方和后方对劳动力的需求。这些举措为赢得战争胜利奠定了人力资源基础，但总体而言，国民政府人力动员成效比较差，兵员动员人数多，但质量参差不齐；人力资源清查工作不到位，技术员工严重缺乏；人员损耗严重，造成战时宝贵的人力资源严重浪费。王先明（南开大学历史学防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转向与原因探析——兼论抗日战争爆发对乡建运动的影响》认为，民国乡村建设的动力源于近代社会组织，这既决定了其社会运动的基本特性，也规定了社会建设为其重心。由于政府力量的介入和主导，1935年后乡村建设面临歧路之分，并于1937年抗战爆发后终被演变为政府主导的农政，其社会建设主旨遂消解于无形。乡村建设是一个应运而生的社会运动，它也确乎构成整个国家建设和社会一文化建设的根基所在。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社会、国家以及学术的共同动员和参与，乃至如何在合作互动中适度区分社会与国家的界域，以保持其久远的活力和目标之实现，是一个时代性命题。渠桂萍（太原理工大学政法学院）的《乡村游民与抗日战争——一个解读抗战的底层视角》认为，抗战期间，乡村游民大量涌现，在诸多场合崭露头角，他们或为保甲组织公职人员，或为日本人利用，成为下层小汉奸，或成为国民党士兵的来源之一。透过乡村游民的镜相，可以从最深层社会结构中解剖与分析战争发展进程，把握草根社会力量与战争的关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构成了全民族抗日战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关于中共领导的抗日战争，也一如既往地受到学者的关注。江沛和王微（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三寸金莲”之变：战时华北中共区域女性身体与政治》探讨了抗战时期华北中共区域妇女的放足活动以及由此引起的传统审美观念及习俗的改变，如女性开始走出家门参与妇救会、青救会的工作，一批女性以“妻休夫”的形式实现了男女婚姻平等，一些女性以嫁军人或干部为荣，不少婚外情影响了抗战后勤工作、乡村社会秩序及伦理状态，甚至有些波及前线军心的稳定，一些女性的身体因政治而变异，审美及心态也因革命及意识形态的输入而产生了重要变化。李军全（淮北师范大学）的《节日与教育抗战时期中共儿童节纪念述论》分析了抗战时期中共借助儿童节动员儿童，通过阐释纪念话语塑造儿童成人化的社会形象，又利用纪念大会、政治测验和儿童游戏等纪念活动传播政治理念，激发儿童对中共政策的热情和支持，推动了中共在乡村社会中政治工作的发展。李俊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仪式政治：陕甘宁边区政府对黄帝与成吉思汗的祭祀典礼》探讨了1939年到194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对黄帝与成吉思汗的祭祀典礼。这两项祭礼不同于明清时期的帝王陵寝祭礼，而是被设计成为象征威权体制、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现代政治仪式，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中共在局部执政时对政治进行仪式化运作的机制与效能。另外三篇则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在天津的活动情况，张振勇（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天津人民城市抗日斗争》梳理了天津人民的城市抗日斗争，肯定了这一斗争为华北抗战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的重要贡献。张新华（天津市委党校）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天津的实践》论述了中共天津党组织在天津周围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和在市区开展秘密斗争，使二者互相支持、互相配合，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李俐（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的《沦陷时期天津地下党组织在工人中开展的政治动员》探讨了天津沦陷后，中共中央、天津地下党组织在工人中开展的政治动员工作，认为天津地下党组织在促进工人参加抗日的热情，提高工人的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提高广大群众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动员成效。 作为教学立意的核心概念，是在一定史观指引下简洁而全面地阐明历史内容及主题思想的一段话。这段话必须具备历史叙述的特色，从结构上来说，它应包括背景、原因与条件，事件、人物与过程，影响、意义与评价；从逻辑上来说，它要符合论从史出辩证统一的基本原则。比如聂先生在指导上海张炎林老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一课时，将教学立意确定为：19世纪末，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光铁甲颠覆和瓜分了全球，帝国主义的荣耀与傲慢也达到了巅峰。西方人狂欢在世界的主宰与畅想中，压根儿没想到，当已经没有对手的时候，其实对手就是自己——工业革命使矿产资源及其冶炼、制造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和实力的标志，后来者看到和崇拜的是先到者的丛林法则。于是，20世纪刚拉开帷幕，欧洲大地就集体演绎了两大军事集团、一个“火药桶”和全场“绞肉机”的大戏。在争夺工业文明时代的控制和话语椒中，欧洲人以空前的科技成就将自己化为空前的残垣断壁！这一立意将一战置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既看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进步与荣耀，又辩证地看到了它所带来的傲慢与贪婪，而后者则是一战的根源与条件；以两大军事集团、一个“火药桶”和全场“绞肉机”对一战的主体和过程进行了概括；在对一战的认识上，又以“空前的科技成就”造成的却是“空前的残垣断壁”概括了一战的惨痛结果，引发大家对战争根源的反思，再次体现了辩证统一与论从史出的结合。
如果说上面这些基本构成要素是教学立意的外在轮廓与载体，那么史观则是教学立意的内在灵魂。所谓史观，一般是指人们对历史的总体看法。“发生的是‘过去’，写出来的是‘历史”’，对历史的记载并非真实的过去，它只是历史学家对过去的一种解释与建构，而引领这种建构的便是史观。历史课程改革提倡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以文明史观、全球史观、社会史观和现代化史观来引领中学历史教学，这既是社会与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历史认识的进步。就教学立意而言，史观不仅可以确定教学立意的价值取向，也提供了教学立意的基本认识视角。比如《明治维新》一课，有老师囿于日本国内来观察明治维新，认为它是“日本历史上的重大变革与重要拐点，它蕴藏日本成为亚洲第一强国的解答和二战后毁灭性战败的症结”，但这无疑割裂了明治维新与外压催生的关系。事实上，明治维新是日本在受到外国侵略的背景下主动向西方国家学习的过程，而其时代背景则是世界一体化和资本主义对外扩张。因此。我们应以全球史观为指导来建构立意：十九世纪中叶，黑船事件及其引發的破关开放使业已充满骚动的岛国日本深感末日危机。尊王攘夷之败使他们懂得了武装倒幕、兴行兰学是挽救于没顶的圣舟，而德国的崛起使本有武士传统的民族看到了最有可能的复兴范式，迅速走上了王政维新、脱亚入欧的帝国之路，热衷于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扩张中的东方一哥。在这一教学立意中，无论是明治维新的原因，还是改革的措施与意义，都被置于日本与世界的互动之中，让学生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发展的背景中理解日本的明治维新，既符合日本“以德为师”进行改革的事实，也符合日本随后实施的帝国主义侵略扩张。
一般来说，教师在确定教学立意时按照其构成要素来组合并非难事，但选择什么史观、如何挖掘历史内容的主题思想和建立各个事件之间的关系则必须以具备扎实的史学功底和教学经验为基础，只有这样才可能提炼出客观而充满思考、聚焦而不失要素、独立而前后贯通、简明而形神兼备的教学立意。
三、历史教学立意的基本作用
从教学立意提出的背景我们可以知道，历史教学立意的基本作用是统合三维目标。但在现实中，依然存在着历史教学立意不能指向教学目标而直接指向教学内容的误解，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厘清历史教学立意与历史教学目标的关系。
教学立意与教学目标既具有共性，也存在差异。从共性上来看，两者都是由历史教师基于课程标准、史学研究成果、教学经验、师生水平等制定出来的，都是用来引领课堂教学的重要设计环节，共同的确定主体和“来龙去脉”保证了两者在逻辑上的一致性。但在引领教学方面两者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教学立意主要是从宏观认识层面如史观、主题思想、内在逻辑等引领历史教学，而教学目标则主要是从具体操作层面来回答通过历史教学，学生的外在行为与内在思维发生怎样的变化、如何发生变化。从两者互动的角度看，教学目标是一个变化的过程，而变化的集合达成教学立意。可见，历史教学立意与历史教学目标既是上位与下位的关系，也是一种动态生成关系。
历史教学作为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专业教育行为，是按照从宏观到微观、由抽象到具体的演绎逻辑顺序展开的。因此，历史教学立意在教学设计中处于首要位置，它通过统领教学目标继而引领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过程和教学评价。其中，教学立意是制定教学目标的依据，教学目标则是对教学立意的落实，而其他教学要素又是对教学目标的落实。比如，王长芬老师将《欧风美雨下清末民初的社会生活》一课的立意概括为“黄土地沉沦下的蓝色文明，老城厢涅中的西洋风气”，以凸显清末民初社会生活变与不变并存、新与旧杂糅的特点。继而，王老师围绕这一立意确定了教学目标：知道并理解清末民初的社会生活是怎样的。知识目标旨在明晰认知对象：让学生在了解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状况的基础上来理解其变与不变、新旧杂糅的特点；为达成对“变与不变并存和新与旧杂糅”的理解，王老师让学生体验从照片、图片和小故事中归纳社会生活特点的过程，并“初步学习从社会生活现象中归纳基本特点的思想方法”；而“黑暗中有光明、憎恨中有理解”的情感目标，恰恰是对“变与不变并存、新与旧杂糅”中所包含的辩证矛盾思想的具体阐释。
总而言之，引入历史教学立意是为了解决历史教学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因此，关于教学立意的研究也必须以更好地解决问题为导向来展开。只有如此，对历史教学立意的认识才能不断地得到深化和发展。
[作者简介]张禄佳，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2013级历史课程与教学论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教学及教学论。陈新幻，同济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历史教师，主要从事中学历史教学与中学历史教师专业发展研究。 抗战时期的中日关系也是研究者比较关注的问题。宋芳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大东亚省与日本侵华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论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设立的大东亚省的侵华经济政策在“以战养战”和维护占领地秩序之间摇摆不定，并探讨了在小型熔矿炉建设政策的实施上，大东亚省虽煞费苦心，确保了大东亚省的侵华钢铁政策的领导权力，但小型熔矿炉建设最终失败。张利民（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七七事变前后日本中国驻屯军对华北的政治经济入侵》一文首先论述了日本中国驻屯军地位的上升和权力的扩大，分析了天津作为日本侵华前沿的背景：其次，揭露了七七事变前后驻屯军的军事行动最后，通过驻屯军指挥下的社会经济调查，系统分析了驻屯军在不同时期策划和制定的对华北社会经济掠夺的方针政策和各种计划。作者认为，日本中国驻屯军是日本策划对华北政治军事和经济侵略在华北的大本营和指挥部。
八年抗战结束以后，社会面临新的状况，收复沦陷区，接收旧政权，铲除旧势力，建立新秩序，政治动荡不安，暗流涌动，各方势力纷纷登上政治舞台，意欲一显身手。因此，对抗战胜利以后各方势力的研究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刘海岩（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受降1945：天津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一刻》以不同的角度梳理了天津受降一幕和遣返德侨、日侨的大致经过。夏秀丽（天津市档案馏的《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天津的肃奸工作》梳理了抗战胜利后，在舆论的推动下，国民政府在天津清算汉奸的工作。王勇则（天津市河北区政协文史委）的《天津市忠烈祠入祀资格与尺度把握——以1946年第一次入祠的98位抗日烈士为例》探讨了天津市忠烈祠1946年至1948年入祀标准和尺度把握。另外，杨颖（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的《近年来天津抗战研究综述》梳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天津抗战的有关研究成果，为抗战时期天津史研究者提供了基本线索。
检视这次研讨会，有三个比较突出的特点：
第一，论题相对集中，关于沦陷时期及战后华北和天津的研究占有较大比例。从提交会议的论文来看，虽然地域涉及国统区、根据地和解放区、沦陷区，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人物等多方面，但关于沦陷时期的华北和天津的研究占有相当比例。应该说，这些论文均有一定的新意，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
第二，在一些相对传统而又与本次会议主题相关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如关于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研究，关于乡村建设的研究，关于城市保甲制度的研究，关于战时乡村游民的研究也很有新意。此外，关于抗战前后《大公报》的对日观察与对日态度、近代中国对日怒称、大东放送局与战时日本宣传、雷鸣远的抗日实践、国民政府人力资源动员等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不同的进展。
第三，在研究方法、理论和史料运用方面，既有一定的继承性，也有一定的创新性。具体表现在对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等多领域研究方法的借鉴与运用、对“国家与社会”理论的借鉴，对日文资料的发掘、整理与运用等。这些都对沦陷时期和沦陷区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开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通过本次学术研讨会，我们看到，关于沦陷时期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还大有可为。以天津史研究为例，以往关于天津史的研究，多以全面抗战前即1937年前为重点。关于抗战和沦陷时期的研究，更多的是从日本对天津的经济侵略与统制、暴行，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天津人民的反抗等角度入手进行研究的，而且也不够系统深入，对沦陷时期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状态研究不多，对普通民众的内心世界关注不够，今后应汲取新社会史的研究视角，更多地关注普通人、下层民众的生活状态与情感世界，以期推动沦陷时期天津史相关研究的深入。就华北区域史的研究而言，以往研究多集中于北京、天津、青岛、石家庄等少数城市，关于其他城镇的研究仍然偏少。就本次会议提交的论文来看，这一局面仍未改变，仍需要研究者多加关注。
要克服以上不足，将沦陷时期和沦陷区历史的研究推向深入，还应在史料发掘上下大力气。与其他研究领域不同，关于沦陷时期和沦陷区的研究，离不开对日文资料的发掘、整理和利用。本次会议提交的论文中，虽然有部分论文引用了一些日文资料，但比较而言，仍显不足。另外，对封存的日伪档案也应解放思想，加强开发与整理研究，以期促进这一时期研究的深化。
总之，本次会议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沦陷区研究，尤其是沦陷区城市史的研究，希望在今后的研究中继续做强做大关于沦陷区各方面的研究，使之与国统区、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研究相匹敌，使抗战时期的研究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
[责任编辑：全骜颉]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6）04-0067-06
2015年9月17至18日，由天津社会科学院主办，天津市档案局（馆）、天津市史学会、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教学》社协办的“抗战时期的中国与天津”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召开，会议从抗战时期的行业状况、全民抗战与社会动员、抗战时期的社会生活与社会心态、抗战时期的慈善事业、思想与文化宣传、抗战时期的中日关系、抗战胜利后诸问题等几个方面展开了讨论。
七七事变之后，抗战全面爆发。国民政府从国家利益出发，加快制定非常态下的经济发展战略，以促进经济振兴，应对战争状态；日本及其傀儡政权在沦陷区进行经济统制，强化了沦陷区的战争经济。关于抗战时期的行业状况，学者们分别从工商业、农业、金融业、运输业等行业入手，研究这一时期的行业状况。李健英（南开大学经济学防和李娟（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的《抗战期间政府的合营策略与基础化工产业的发展——国民政府尝试入股永利、天原的考察》一文以永利、天原为个案，探讨了国家资源与民营企业技术优势相结合的问题。抗战期间，天原公司选择与政府合营，依赖政府的财力，酸碱工厂顺利建成投产，但保持民营性质的永利公司仍得到政府的大力扶持，四联借款成为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作者认为，政府投资及授意下的贷款是促进抗战期间基础化工产业发展的最基本因素，国家与大企业合作，是促进新产业发展的良好途径。熊亚平和万亚萍（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的《战争冲击下的华北中小城镇商业——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石家庄为例》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石家庄为例，通过考察其货栈业、棉花交易、杂粮贸易的变动，分析石家庄由“自由发展”转变为“统制”状态，由“中转市场变为消费市场”，使山西与河北间交通中断和经济交流受阻，华商迅速减少、日本商人和商社迅速增加、势力日益壮大，京汉线棉花协会和市场公司的成立，正太铁路由窄轨改为宽轨等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并指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打断了华北中小城镇原有的商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使之由“自由发展”转向“统制”状态，或畸形发展态势，这种发展状态对其未来发展及城市化进程具有深远影响。张博（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日伪时期经济统制与天津工商业的衰落——以天津烧锅业为个案的考察》则以天津烧锅业为个案，从日伪经济统制的苛捐杂税，由于战争而引发的市场萎缩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日伪经济统制对天津工商业的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并直接造成了城市工商业的衰落。魏文享（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沦陷时期的天津商会与税收征稽——以所得税、营业税为例》认为，天津沦陷之后，日本占领当局及地方维持机构仍然看重商会的组织力，并企图强化之，为其经济控制及殖民统治服务。在战时的所得税、营业税的征稽过程中，商会在反复呈请减税、维护集体协商权、参与营业税代征等方面有突出表现。在商会经过改组而为亲日商人掌控的情况下，商会之自治性及权威性大为削弱，但受商人利益及会员民意之驱动，仍尝试在协征过程中寻求减负时机。关于农村、农业的研究，则有安宝（南开大学滨海学院）的《战争与灾难：卢沟桥事变后的华北粮荒》，该文探讨了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侵华日军及伪政府对华北沦陷区农村的耕地、劳动力、牲畜、工具等农业生产要素进行的疯狂掠夺和大肆破坏，导致了沦陷区农村的农业生产环境恶化，造成沦陷区的粮食播种面积和粮食产量明显下降以及由此产生的粮荒。关于金融业的研究，龚关（南开大学经济学系）的《日本对华北的金融统制与天津金融业变迁》探讨了日本对华北实施的金融统制，如成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统制金融机构，实施货币统制，一是推广联银券，排挤、禁止法币流通，二是进行汇兑统制。日本的金融统制政策改变了天津金融业的格局，使天津金融业由银号、华资银行和外商银行构成的三足鼎立的格局被打破，形成了日本的独占局面。同时，也推动了天津金融制度的某些变化，如票据交换所和证券交易所的成立。冯剑（河北民族师范学院）的《联合与抗争：日伪时期的天津典质业》探讨了沦陷时期天津的典质业面对日本人的控股和降息的威胁，从原来的竞争走向联合，利用关系、策略使日本人谷内嘉作合股的计划破产，要求当局提高当息并打击小押，这些抗争，虽然使行业利益蒙受了损失，但是却赢得了一些政治和社会声誉，表现出了一定的民族主义精神。关于运输业的研究，有刘凤华（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抗战时期天津地区的航运业》，该文认为，抗战时期日本控制下的天津航运业遭受巨大损失，七七事变后，日本首先接管天津航运业的管理机构，日本华北方面军陆续出台政策，对华北和天津地区的航运业进行政策上的“指导”。1939年4月华北交通株式会社成立后，华北交通实现一元化统制，天津航运各业为日本及其所设公司控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强化了对天津地区航运业的统制，但在美国封锁和游击队的打击下，损失严重。此外，李惠民（河北广播电视大学）的《沦陷时期石门市竞马大会述论》则独辟蹊径，梳理了1939年至1944年石门沦陷时期举办的12届竞马大会，竞马大会以娱乐活动为形式，强调为“改良马种及增殖马匹而谋产业之开发”服务，竞马大会以满足侵华战争对军马需要为目的，同时也增加了财政收入。粪溺业这一既关涉城市又关涉农村的行业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任吉东（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沦陷时期天津社会底层行业变迁——以粪溺业为中心》认为：沦陷之后，一方面受到天灾战乱的影响，另一方面更受到日伪政权的层层盘剥与不良商人的侵占，天津粪溺行业举步维艰，陷入低迷发展时期。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抗战，在八年抗战中，国共双方及其领导的人民都被广泛地动员起来，参加到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中。张燕萍（解放军南京陆军指挥学院政工系）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人力资源动员研究》认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组织开展了人力资源动员：首先满足兵员补充的需要，同时招募技术员工到后方从事工矿业生产，对一般人力、技术员工进行管制，对与国防无关系之工商业或奢侈消耗品制造业使用人力进行限制或禁止，以保证战时前方和后方对劳动力的需求。这些举措为赢得战争胜利奠定了人力资源基础，但总体而言，国民政府人力动员成效比较差，兵员动员人数多，但质量参差不齐；人力资源清查工作不到位，技术员工严重缺乏；人员损耗严重，造成战时宝贵的人力资源严重浪费。王先明（南开大学历史学防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转向与原因探析——兼论抗日战争爆发对乡建运动的影响》认为，民国乡村建设的动力源于近代社会组织，这既决定了其社会运动的基本特性，也规定了社会建设为其重心。由于政府力量的介入和主导，1935年后乡村建设面临歧路之分，并于1937年抗战爆发后终被演变为政府主导的农政，其社会建设主旨遂消解于无形。乡村建设是一个应运而生的社会运动，它也确乎构成整个国家建设和社会一文化建设的根基所在。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社会、国家以及学术的共同动员和参与，乃至如何在合作互动中适度区分社会与国家的界域，以保持其久远的活力和目标之实现，是一个时代性命题。渠桂萍（太原理工大学政法学院）的《乡村游民与抗日战争——一个解读抗战的底层视角》认为，抗战期间，乡村游民大量涌现，在诸多场合崭露头角，他们或为保甲组织公职人员，或为日本人利用，成为下层小汉奸，或成为国民党士兵的来源之一。透过乡村游民的镜相，可以从最深层社会结构中解剖与分析战争发展进程，把握草根社会力量与战争的关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构成了全民族抗日战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关于中共领导的抗日战争，也一如既往地受到学者的关注。江沛和王微（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三寸金莲”之变：战时华北中共区域女性身体与政治》探讨了抗战时期华北中共区域妇女的放足活动以及由此引起的传统审美观念及习俗的改变，如女性开始走出家门参与妇救会、青救会的工作，一批女性以“妻休夫”的形式实现了男女婚姻平等，一些女性以嫁军人或干部为荣，不少婚外情影响了抗战后勤工作、乡村社会秩序及伦理状态，甚至有些波及前线军心的稳定，一些女性的身体因政治而变异，审美及心态也因革命及意识形态的输入而产生了重要变化。李军全（淮北师范大学）的《节日与教育抗战时期中共儿童节纪念述论》分析了抗战时期中共借助儿童节动员儿童，通过阐释纪念话语塑造儿童成人化的社会形象，又利用纪念大会、政治测验和儿童游戏等纪念活动传播政治理念，激发儿童对中共政策的热情和支持，推动了中共在乡村社会中政治工作的发展。李俊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仪式政治：陕甘宁边区政府对黄帝与成吉思汗的祭祀典礼》探讨了1939年到194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对黄帝与成吉思汗的祭祀典礼。这两项祭礼不同于明清时期的帝王陵寝祭礼，而是被设计成为象征威权体制、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现代政治仪式，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中共在局部执政时对政治进行仪式化运作的机制与效能。另外三篇则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在天津的活动情况，张振勇（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天津人民城市抗日斗争》梳理了天津人民的城市抗日斗争，肯定了这一斗争为华北抗战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的重要贡献。张新华（天津市委党校）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天津的实践》论述了中共天津党组织在天津周围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和在市区开展秘密斗争，使二者互相支持、互相配合，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李俐（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的《沦陷时期天津地下党组织在工人中开展的政治动员》探讨了天津沦陷后，中共中央、天津地下党组织在工人中开展的政治动员工作，认为天津地下党组织在促进工人参加抗日的热情，提高工人的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提高广大群众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动员成效。 作为教学立意的核心概念，是在一定史观指引下简洁而全面地阐明历史内容及主题思想的一段话。这段话必须具备历史叙述的特色，从结构上来说，它应包括背景、原因与条件，事件、人物与过程，影响、意义与评价；从逻辑上来说，它要符合论从史出辩证统一的基本原则。比如聂先生在指导上海张炎林老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一课时，将教学立意确定为：19世纪末，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光铁甲颠覆和瓜分了全球，帝国主义的荣耀与傲慢也达到了巅峰。西方人狂欢在世界的主宰与畅想中，压根儿没想到，当已经没有对手的时候，其实对手就是自己——工业革命使矿产资源及其冶炼、制造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和实力的标志，后来者看到和崇拜的是先到者的丛林法则。于是，20世纪刚拉开帷幕，欧洲大地就集体演绎了两大军事集团、一个“火药桶”和全场“绞肉机”的大戏。在争夺工业文明时代的控制和话语椒中，欧洲人以空前的科技成就将自己化为空前的残垣断壁！这一立意将一战置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既看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进步与荣耀，又辩证地看到了它所带来的傲慢与贪婪，而后者则是一战的根源与条件；以两大军事集团、一个“火药桶”和全场“绞肉机”对一战的主体和过程进行了概括；在对一战的认识上，又以“空前的科技成就”造成的却是“空前的残垣断壁”概括了一战的惨痛结果，引发大家对战争根源的反思，再次体现了辩证统一与论从史出的结合。
如果说上面这些基本构成要素是教学立意的外在轮廓与载体，那么史观则是教学立意的内在灵魂。所谓史观，一般是指人们对历史的总体看法。“发生的是‘过去’，写出来的是‘历史”’，对历史的记载并非真实的过去，它只是历史学家对过去的一种解释与建构，而引领这种建构的便是史观。历史课程改革提倡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以文明史观、全球史观、社会史观和现代化史观来引领中学历史教学，这既是社会与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历史认识的进步。就教学立意而言，史观不仅可以确定教学立意的价值取向，也提供了教学立意的基本认识视角。比如《明治维新》一课，有老师囿于日本国内来观察明治维新，认为它是“日本历史上的重大变革与重要拐点，它蕴藏日本成为亚洲第一强国的解答和二战后毁灭性战败的症结”，但这无疑割裂了明治维新与外压催生的关系。事实上，明治维新是日本在受到外国侵略的背景下主动向西方国家学习的过程，而其时代背景则是世界一体化和资本主义对外扩张。因此。我们应以全球史观为指导来建构立意：十九世纪中叶，黑船事件及其引發的破关开放使业已充满骚动的岛国日本深感末日危机。尊王攘夷之败使他们懂得了武装倒幕、兴行兰学是挽救于没顶的圣舟，而德国的崛起使本有武士传统的民族看到了最有可能的复兴范式，迅速走上了王政维新、脱亚入欧的帝国之路，热衷于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扩张中的东方一哥。在这一教学立意中，无论是明治维新的原因，还是改革的措施与意义，都被置于日本与世界的互动之中，让学生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发展的背景中理解日本的明治维新，既符合日本“以德为师”进行改革的事实，也符合日本随后实施的帝国主义侵略扩张。
一般来说，教师在确定教学立意时按照其构成要素来组合并非难事，但选择什么史观、如何挖掘历史内容的主题思想和建立各个事件之间的关系则必须以具备扎实的史学功底和教学经验为基础，只有这样才可能提炼出客观而充满思考、聚焦而不失要素、独立而前后贯通、简明而形神兼备的教学立意。
三、历史教学立意的基本作用
从教学立意提出的背景我们可以知道，历史教学立意的基本作用是统合三维目标。但在现实中，依然存在着历史教学立意不能指向教学目标而直接指向教学内容的误解，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厘清历史教学立意与历史教学目标的关系。
教学立意与教学目标既具有共性，也存在差异。从共性上来看，两者都是由历史教师基于课程标准、史学研究成果、教学经验、师生水平等制定出来的，都是用来引领课堂教学的重要设计环节，共同的确定主体和“来龙去脉”保证了两者在逻辑上的一致性。但在引领教学方面两者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教学立意主要是从宏观认识层面如史观、主题思想、内在逻辑等引领历史教学，而教学目标则主要是从具体操作层面来回答通过历史教学，学生的外在行为与内在思维发生怎样的变化、如何发生变化。从两者互动的角度看，教学目标是一个变化的过程，而变化的集合达成教学立意。可见，历史教学立意与历史教学目标既是上位与下位的关系，也是一种动态生成关系。
历史教学作为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专业教育行为，是按照从宏观到微观、由抽象到具体的演绎逻辑顺序展开的。因此，历史教学立意在教学设计中处于首要位置，它通过统领教学目标继而引领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过程和教学评价。其中，教学立意是制定教学目标的依据，教学目标则是对教学立意的落实，而其他教学要素又是对教学目标的落实。比如，王长芬老师将《欧风美雨下清末民初的社会生活》一课的立意概括为“黄土地沉沦下的蓝色文明，老城厢涅中的西洋风气”，以凸显清末民初社会生活变与不变并存、新与旧杂糅的特点。继而，王老师围绕这一立意确定了教学目标：知道并理解清末民初的社会生活是怎样的。知识目标旨在明晰认知对象：让学生在了解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状况的基础上来理解其变与不变、新旧杂糅的特点；为达成对“变与不变并存和新与旧杂糅”的理解，王老师让学生体验从照片、图片和小故事中归纳社会生活特点的过程，并“初步学习从社会生活现象中归纳基本特点的思想方法”；而“黑暗中有光明、憎恨中有理解”的情感目标，恰恰是对“变与不变并存、新与旧杂糅”中所包含的辩证矛盾思想的具体阐释。
总而言之，引入历史教学立意是为了解决历史教学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因此，关于教学立意的研究也必须以更好地解决问题为导向来展开。只有如此，对历史教学立意的认识才能不断地得到深化和发展。
[作者简介]张禄佳，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2013级历史课程与教学论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教学及教学论。陈新幻，同济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历史教师，主要从事中学历史教学与中学历史教师专业发展研究。 抗战时期的中日关系也是研究者比较关注的问题。宋芳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大东亚省与日本侵华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论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设立的大东亚省的侵华经济政策在“以战养战”和维护占领地秩序之间摇摆不定，并探讨了在小型熔矿炉建设政策的实施上，大东亚省虽煞费苦心，确保了大东亚省的侵华钢铁政策的领导权力，但小型熔矿炉建设最终失败。张利民（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七七事变前后日本中国驻屯军对华北的政治经济入侵》一文首先论述了日本中国驻屯军地位的上升和权力的扩大，分析了天津作为日本侵华前沿的背景：其次，揭露了七七事变前后驻屯军的军事行动最后，通过驻屯军指挥下的社会经济调查，系统分析了驻屯军在不同时期策划和制定的对华北社会经济掠夺的方针政策和各种计划。作者认为，日本中国驻屯军是日本策划对华北政治军事和经济侵略在华北的大本营和指挥部。
八年抗战结束以后，社会面临新的状况，收复沦陷区，接收旧政权，铲除旧势力，建立新秩序，政治动荡不安，暗流涌动，各方势力纷纷登上政治舞台，意欲一显身手。因此，对抗战胜利以后各方势力的研究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刘海岩（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受降1945：天津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一刻》以不同的角度梳理了天津受降一幕和遣返德侨、日侨的大致经过。夏秀丽（天津市档案馏的《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天津的肃奸工作》梳理了抗战胜利后，在舆论的推动下，国民政府在天津清算汉奸的工作。王勇则（天津市河北区政协文史委）的《天津市忠烈祠入祀资格与尺度把握——以1946年第一次入祠的98位抗日烈士为例》探讨了天津市忠烈祠1946年至1948年入祀标准和尺度把握。另外，杨颖（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的《近年来天津抗战研究综述》梳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天津抗战的有关研究成果，为抗战时期天津史研究者提供了基本线索。
检视这次研讨会，有三个比较突出的特点：
第一，论题相对集中，关于沦陷时期及战后华北和天津的研究占有较大比例。从提交会议的论文来看，虽然地域涉及国统区、根据地和解放区、沦陷区，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人物等多方面，但关于沦陷时期的华北和天津的研究占有相当比例。应该说，这些论文均有一定的新意，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
第二，在一些相对传统而又与本次会议主题相关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如关于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研究，关于乡村建设的研究，关于城市保甲制度的研究，关于战时乡村游民的研究也很有新意。此外，关于抗战前后《大公报》的对日观察与对日态度、近代中国对日怒称、大东放送局与战时日本宣传、雷鸣远的抗日实践、国民政府人力资源动员等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不同的进展。
第三，在研究方法、理论和史料运用方面，既有一定的继承性，也有一定的创新性。具体表现在对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等多领域研究方法的借鉴与运用、对“国家与社会”理论的借鉴，对日文资料的发掘、整理与运用等。这些都对沦陷时期和沦陷区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开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通过本次学术研讨会，我们看到，关于沦陷时期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还大有可为。以天津史研究为例，以往关于天津史的研究，多以全面抗战前即1937年前为重点。关于抗战和沦陷时期的研究，更多的是从日本对天津的经济侵略与统制、暴行，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天津人民的反抗等角度入手进行研究的，而且也不够系统深入，对沦陷时期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状态研究不多，对普通民众的内心世界关注不够，今后应汲取新社会史的研究视角，更多地关注普通人、下层民众的生活状态与情感世界，以期推动沦陷时期天津史相关研究的深入。就华北区域史的研究而言，以往研究多集中于北京、天津、青岛、石家庄等少数城市，关于其他城镇的研究仍然偏少。就本次会议提交的论文来看，这一局面仍未改变，仍需要研究者多加关注。
要克服以上不足，将沦陷时期和沦陷区历史的研究推向深入，还应在史料发掘上下大力气。与其他研究领域不同，关于沦陷时期和沦陷区的研究，离不开对日文资料的发掘、整理和利用。本次会议提交的论文中，虽然有部分论文引用了一些日文资料，但比较而言，仍显不足。另外，对封存的日伪档案也应解放思想，加强开发与整理研究，以期促进这一时期研究的深化。
总之，本次会议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沦陷区研究，尤其是沦陷区城市史的研究，希望在今后的研究中继续做强做大关于沦陷区各方面的研究，使之与国统区、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研究相匹敌，使抗战时期的研究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
[责任编辑：全骜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