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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1年美国教育研究协会(AERA)年会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召开。通过对“教学技术”、“学习科学”、“非正式环境中的学习”、“技术·教学·认知·学习”、“技术作为教与学的变革代理”、“教师专业发展”、“在线教与学”、“虚拟学习环境应用研究”、“新兴技术”、“大脑、神经科学和教育”十个有关教育技术的专题进行评述，并结合AERA2009、2010年会的情况，对本次年会的研究特点和趋势进行概括和分析，希望能让国内读者对本次大会的整体情况和相关领域的研究动态有所了解。
[关键词]2011AERA年会；教育技术；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08(2011)05－0003－12
一、会议概况
2011年美国教育研究协会(AERA)年会，于4月8日至4月12日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市召开，来自全球的逾13000名教育研究者参加了本次盛会。
本届年会的主题是：“拓展社会想象力，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教育研究”(Inciting the Social Imagination：EducationResearchforthePublicGood)。本届大会的主席KrisD，Guti 6 rrez在主题报告中引用了Mike Rose最近出版的“Why School?”一书中的质疑：学校将教育的目的过于窄化，从而忽视了更广泛的目标：民主教育。Guti 6 rrez指出，在社会和技术剧烈变革的今天，教育研究不应只关注传统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而应更关注国家政策和公共利益。教育研究应避免我们陷入简化论(reductionism)、追求权宜之计(quick fixes)的困境，避免我们对教学、课程、评价、教师培养和教育改革形成过于狭窄的概念。
本次大会选择这个主题，是希望研究者们探究在重新思索教育的希望和潜能的过程中，其概念、方法、政策、范式转变与机遇，利用跨领域的理论和概念、整合的方法和研究途径，回答更为广泛的描述性和解释性问题，从而促进国家政策和公共利益的建构与完善。
二、研究专题述评
我们在本次大会的2392场报告、圆桌会议、招贴、工作坊，总计8042篇会议论文中选取了与教育技术相关的“教学技术”、“学习科学”、“非正式环境中的学习”、“技术·教学·认知·学习”、“技术作为教与学的变革代理”、“教师专业发展”、“在线教与学”、“虚拟学习环境应用研究”、“新兴技术”、“大脑、神经科学和教育”十个专题进行述评。
(一)教学技术
在本次大会中，“教学技术”专题下共计开设了21个主题，内容涉及“文化与多样性”、“社会化”、“移动学习”、“技术评价”、“中小学教育”、“高等教育”、“教师教育”、“可视化·模拟·建模”、“在线学习”、“虚拟环境”、“游戏”等。
1.研究者们开始关注技术设计与应用中的文化、多样性与社会化等问题
今年“教学技术”专题中包含了“Culture and DiversityinTechnology Design and Integration”、“Diversity andSocialization in Technology”、“Strategies for Socializationin Online andBlended Learning”三个主题。在这三个主题中，研究者们对技术设计和应用中的文化、年龄、性别、社会参与等问题给予了关注。
北科罗拉多州大学的Lori L.Sachau和Susan Hutchinson使用内容分析法，分析了美国20个州的Food stamp网站和20个墨西哥州政府网站。这些网站面向的对象均为说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裔人群，因此，均包含了一些与文化相关的因素。Sachau和Hutchinson按照10个文化因素，对这些网站进行了编码。编码结果显示，美国网站中的文化因素很低，而墨西哥网站中的文化因素很高。研究者认为，这一结果说明Hofstede的文化维度理论可以为这样的网站资源的设计提供有用的框架。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Fengfeng Ken与新墨西哥大学的DeanKwak、Alicia Fedelina Chave使用内容分析、访谈、调查等方法，根据在线学习者的文化和年龄特征，预测他们在三维在线互动中的表现和学习满意度进行了探究。研究结果发现，年龄较大的学习者在有利于个人知识建构的在线互动中表现较弱。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建模的结果显示，学生所处的非主流文化会影响他们对师生互动、在线课程和远距离教育的满意程度。此外，犹他州立大学的Jonathan Michael Thomas在研究中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用于详细说明年龄较大的学生如何在课堂情境中使用信息技术时所遇到的困难与挑战。
另一方面，德克萨斯州大学的Fanni Liu Coward、Steven M.Crooks和RaymondFlores开展了一项2*2的实验研究。调查了不同性别的学生在使用动画和静态图像进行学习时的认知差异。在他们的研究中，动画和图像的设计遵循了Mayer的多媒体学习理论。研究发现，女性使用动画学习时表现更好，而男性使用静态图像学习时表现更好。
此外，普渡大学的Hans P.Aagar薪口Larissa A.Olesova调查了678名中西部大学的大学生，在混合学习环境中使用微讨论工具(microdiseussion) Hotseat的情况。研究发现，使用Hotseat频率越高的学生具有更高的社会临场感和参与度，也因此获得更高的成绩。
2.学习者知识的获得、非智力能力的提升成为研究的关注点
例如，俄克拉荷马州大学的Mohamed Mostafa Ibrachim人考察了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Cognitive Theory ofMultimediaLearning，CTML)在教育视频设计中的应用及作用。共计204名大学生参与了他们的研究，其中实验组的学生使用基于CTML理论的视频学习昆虫学，对照组的学生则使用普通的视频进行学习。实验结果显示，实验组的学生在知识结构和知识迁移方面获得更多地提高。
另一方面，学生的自我效能(self-effective)、自我调节能力(self-regulation)也是本次大会诸多研究者关注的问题。乔治亚南方大学的R，Caroline JonescChades Brent Hedges开发了一个测量工具SELMA，用于测量学习者在在线环境下，或者技术密集的异步学习环境中学习数学时的自我效能感，261名正在修读大学代数课程的学生参与了SELMA调查。根据主因素分析的结果，量表最终抽取出因特网自我效能、数学自我效能、学术自我调节和数学自我调节四个元素。此外，乔治亚大学的 Thcodre J.Kopcha和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Christianna L.Alger开展了一项调查研究。研究的结果表明，使用技术促进的师范生监督(Technology-Enhanced Student-Teacher Supervision，TESTS)的师范生表现出更高地自我效能水平。
3.在移动学习的技术设计、开发过程中应用设计研究的方法
伦敦都市大学学习技术研究所的John Cook、德国卡塞尔大学的Ben Bachmair和伦敦教育研究院的Norbert Pachler，曾于2010年提出移动学习的社会文化生态学(socio-cultural ecologyof mobileleaming)。在本次大会“教学技术”专题下的“PedagogicallyOrientated Mobile Learning Research：The Case of DesignResearch”主题中，他们和乔治梅森大学的Brenda Barman一起提交了三篇有关在移动学习设计中应用设计研究方法的论文。
Bannan认为，移动技术的加入，为原本就很复杂的学习环境增添了另一层技术功能可供性和限制性，使得正式教育和非正式教育之间的界限变得更模糊了。因此，在移动学习中应用设计研究的方法存在着更多地障碍和困难。而已被研究者们充分论述的综合学习设计框架(IntegrativeLearningDesignFramework，ILDF)，能够为在设计研究境脉下检验应用研究和实证研究方法的整合情况提供框架。Bannan文章中综述了GO Inquire项目、LETS GO项目等几个移动学习设计研究的例子，这些项目运用了观察、视频分析、可用性设计和参与式设计等方法。这些项目的综述将有助于引导研究者讨论ILDF过程中其他相关的研究方法，从而为技术设计、开发和研究过程的整合提供指导。
在Bachmair、Paehler和Cook三人提出的移动学习的社会生态学中，有两个重要的议题：个人占用(personal appropriation)和用户形成的境脉(user-generated context)。其中，境脉的形成的是指当用户主动地选择、应用学习方案以满足自身的需求时，工具所产生的一系列行为。在境脉形成的过程中，用户是一个知情的参与者，而设计研究能够解决设计这种场景所面临的困难。Cook在文章中简要介绍了CONTSENS项目中的四个案例研究，该项目的聚焦点即为设计能够促进境脉形成的学习资料和活动。
Bachmair和Pachler以移动学习的社会文化生态学为基础，根据在七所学校中开展的为期一年的移动学习项目中收集到的数据，探讨了移动学习中的六个重要元素：非正式学习的整合、情景化学习的建立、学习与媒体境脉的形成、建立日常生活与学校工作之间的对话桥梁、支持学生日常生活中的出于教育目的媒体应用、建立响应学生发展和学习的境脉。同时，文章也对伦敦移动学习小组提出的概念框架进行了实证检验。
4.虚拟环境、游戏、在线学习方面的研究有所延续和深入
这其中的一些研究开始将技术的应用与学生的实际行为进行关联。例如，雪城大学的分布式协作工程设计课程中的高级互动发现环境(Advanced Intrusion Detection Environment，AIDE)，为学生提供了大量的同步在线工具和交流设备。Yiyan wu对学生选择和使用这些工具，以及小组成员间的社会交流进行了分析，描述了不同小组的社会交流图式是如何与该小组的技术使用图式相关联的。
另一方面，研究者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也日益多样化。例如，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的PahsaAntonenko和堪萨斯城儿童医院的Serkan toy使用多元聚类算法(multivariate clusteringalgorithms)分析在线学习环境的登录数据。这一算法使得研究者可以根据学习者参与的活动类型，对点击流数据进行归类。他们陈述了在在线问题解决环境中，如何使用K-means聚类分析和Ward’s聚类分析，同时也指出了使用聚类分析方法分析学习者在线行为的优势和缺陷。
(二)学习科学
本次大会的“学习科学”专题下共设10个主题，内容涉及“数学与科学”、“身份认同”、“游戏设计”、“课堂互动”、“学习科学方法论”等。
1.研究者们对学习科学的热点聚焦之一的“身份认同”进行深入探究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Deborah A.Fields认为，太多的研究只关注“实践”和“叙述”两者中的一个，于是他使用身份认同的三个分析视角，来理解青少年在跨越情境和时间的情况下是如何形成身份认同的。他认为，身份认同应该包含严格区分但又密切相关的三个概念：实践中的身份认同(identities—in-practice，即时活动)，自我叙述(self-narratives，自我理解)和他人叙述(others’-narratives，其他人对某人的理解)。Fields的研究跟踪了4名1l岁的孩子，对这些孩子在班级、体育活动、和同伴玩耍、和家人一起等不同情境中的行为，进行了观察录像(共计280／小时)，并对四名对孩子的生活起重要作用的年轻人进行了访谈(共计60次)，对不同情境中身份认同的轨迹建构进行了分析。通过对其中一位名叫célie的孩子的个案分析，Fields指出了在不同的情境中，不同的实践、自我叙述和他人叙述三者之间的互动，是如何塑造出身份认同这一不同轨迹的。
James Gee的理论主张，每个人在不同的情境中都具有四类身份认同：自然身份认同(Nature identity，指代个人的生物学特征)、机构身份认同(Institutional identity，指代与社会和组织结构相关的个人特征)、对话认同(Discourse identity，指代社会互动中产生的特征)和类同认同(Affinity identity，指代个人的兴趣、爱好等)。但在不同的情境中，每类认同所表现出来的程度有所不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Cynthia CarterChing以Gee的理论为起点，使用扎根理论、诠释学对话、案例分析的方法，对在线课程以及参与课程的37名教师的播客进行了分析，指出在博客这一情境中，对话认同是最初的聚焦点。
佛罗里达大学的Ben Devane在进行了为期四年的基于游戏的学习社区CivWodd的探究中阐述了两个问题：(1)基于游戏的学习社区中关于身份认同的信息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呈现出来的?(2)我们是如何理解身份认同在不同的时间标度上形成的过程?他将身份认同视作是在不同时间标度内发生的，内部相互联系过程的多层次系统。研究以一个8岁的非洲裔美国人Salim为例，通过使用人种志话语分析框架，对50个小时的互动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他的认同努力(identity work)可以被 认为是一种身份认同的纽带。通过这一纽带，在特定的时间范围内，身份认同的不同轨迹和认同努力在多个层面上相互交织在一起。
2.儿童的直观概念作为科学学习的基础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Gregg solomon认为，如何将儿童认知能力的研究与早期教育情境中科学和数学的教学方法结合起来，是NSF及教育科学与工程评价项目(Research and Evaluation 0n Education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REESE)的主要关注点之一。美国罗格斯大学的Roche!Gelman)，为，学前儿童经常基于感觉做出判断，这些判断可以作为儿童学习的基础。在Gelman的研究中，儿童们围坐一圈，轮流观察一个苹果，研究者记录下儿童的回答。随后，儿童们开始推测苹果里面是什么样子的并切开苹果检查他们的推测。之后他们又开始对比和比较两种不同的水果，使用放大镜做更细微的观察。随着时间的推进，儿童对于“水果”一词的理解更有意义，知识组织得更有条理。
此外，密歇根大学的E.Margaret Evans和Jonathan Lane通过儿童对共同祖先和自然选择这方面的研究发现，儿童的直观概念为他们的科学理解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Kathleen E.Metz对关于小学低年级阶段进化论课程的教与学进行了研究。研究者通过植物学和动物学两个课程模块来确定教学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前后测和嵌入式评价对概念性发展做出横向分析，发现学生对进化论的了解加深了。此项研究揭示了小学生能够掌握一些自然选择机制的核心观点，并利用这些观点阐释生物机制的改变。
(三)技术·教学·认知·学习
本次大会的“技术·教学·认知·学习”专题共包括11个主题，内容涉及“知识地图”、“计算思维”、“高级认知”、“高级学习”、“学习环境”、“教师教育”、“适应性教学系统”等方面。
1.计算思维(ComputationalThinking，CT)的定义、教学策略和支持
例如，加州大学圣他库斯分校的Linda L_Werner等人报告了正在进行中的研究：使中学生参与计算思维的策略研究。他们认为，计算思维作为在信息社会中发展所需的关键技能，受到学者们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和研究，但是如何使中学生参与计算思维却没有具体的指导。其中一个原因是目前计算思维的概念在学者间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共识，但教育工作者需要更明确的定义、教学策略和评估工具以支持学生培养和发展计算思维。在本次大会中，他们报告了在研究中用到的使中学生参与计算思维的策略，并对研究中对这些策略的有效性的评估方法进行了介绍。目前为止的研究结果表明，合作解决问题的学生相比单独解决问题的学生，有着更加频繁和复杂的计算思维活动。
圣塔菲研究所的Irene Lee在本次大会中介绍了GUTS项目中所用到的教学方法和用以评估学习者计算思维的考察方法，探讨了如何在复杂系统中通过建模和仿真培养学习者的计算思维。GUTs是一个在暑期和课余时间开展的关于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项目。参加项目的中学生将对社会的实际问题进行调查和模拟。在GUTS项目中，建模和仿真是培养学习者计算思维的主要方式。学习者在理解、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进行计算思维。研究结果表明，参与者学会了组建自己的模型，锻炼了能力，计算思维作为一种问题解决方式也被采用。更为重要的是，参与者能够将计算思维迁移到其他实际问题中。Irene Lee指出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1)介绍了一种中学生的计算思维在实践中的表现模型；(2)建议了一种培养计算思维的教学过程；(3)提出一套用以评估青少年计算思维的工具。
2.适应性教学系统(Adaptive Tutoring Systems)仍是研究的热点之一
苏塞克斯大学的Benedict du Boula介绍了动机在智能教学系统(IntelligentTutoring Systems)和其他适应性教学系统中的角色。在智能教学系统和智能学习环境领域中，Boulay致力于研究此类系统和环境在知识和技能获取中发挥的作用及其在中小学、大学和公司培训中的应用，目前研究围绕着元认知——学习的情感和动机层面而不是仅限于认知层面。例如，帮助学习者管理和调节自己的学习，通过采用长期有效的策略，采用系统游戏化(gaming the system)来避免短期的不适应等；帮助学习者调节伴随学习产生的不同感受；探索激励和促进学习者进一步学习的方法等。在本次大会中，Boulay回顾了在Sussex研究中针对这些“元”问题用到的方法，探讨了系统是如何处理这些动机问题的。
“技术·教学·认知·学习”专题的主席，来自MERGE研究所的Joseph M.Seandura，他是雪城大学、密歇根大学、MIT、斯坦福大学、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名誉教授，曾发表200多部公开发表物，其中包括8部有关心理学、软件工程、人工智能、数学教育和教学研究的书籍。Scandura教授是结构学习理论(Structural LearningTheory)的提出者，《数学教育研究》杂志创办人，《结构学习和智力系统》杂志总编辑。同时，他还是美国心理学协会、IEEE、ACE、AERA成员，曾多次在在AERA、国际心理学大会、软件技术会议等会议上组织分会议、发表讲话。在本次大会上，他介绍了“TutorIT数学”(WWW.TutorlTmath.com)。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资助的TutorIT数学提供了一种将自动化(automation)运用于教育的新方法。TutorIT学教程可以动态地调整教学内容以满足学习者个性化需求，迅速判断学习者已经掌握和未掌握或需加强的学习内容，然后组织并呈现与学习者当前学习能力最相关的学习内容。TutorIT学教程能够保证学生掌握各种数学技能，学习者在选择学习内容后，只要能完成一个给定的TutorIT数学教程的学习，就能够掌握这种技能。TutorIT数学是基于计算机的教学(CBI)系统的一个重大进展。其他CBI教学本质上都遵循相同的模式：提供教学，然后进行测试，看学习者掌握了哪些内容，是“一种教学适合所有学生(One size fit all)”，没有提供“一个学生对应一种教学(One-to-One)”的个性化关注。TutorIT学的目的不是要取代教师，而是通过比任何人或教科书更有效地完成教学中可以自动化的部分的方式，支持传统教学。
(四)非正式环境中的学习
本次大会中，“非正式环境的研究”专题下共设8个主题，但相关的研究在“学习科学”、
“在线教与学”等其他专题中均有所涉及。
1.场馆中的学习仍然是非正式环境研究的重中之重
蒙特利尔大学的Arme-Marie Emond主张文化机构中的研究 必须关注参观者与艺术品的互动交流，这样才能引导艺术博物馆的专家设计艺术品以及确定它们的摆放位置。但文献中却鲜有艺术博物馆研究如何引导博物馆专家更好理解参观者与艺术品的互动。为了完全理解参观者的想法以及使展品变得有意义，必须记录参观者之间的对话。另一方面，研究者们认为，科学学习的动机、好奇、情感的参与以及意愿坚持都是科学学习的重要方面。杜兰大学的Lisa E.Szechter和Elizabeth J.Carey主要探究学生的科学态度是否能够决定他们对待两种不同展品时所做出的行为。实验包含两个任务导向不同的展品。一个有明确的目标，另一个则无。对科学有着极大兴趣的学生对开放式的展品即没有明确目标的展品，表现极大热情并且对其做观察记录。研究证明，观众在展品中表现出来的态度就决定了他们的观察方式。美国阿克迪亚大学的Julia D.Plummer和Kim J.Small采访了36名天文馆专家关于他们设计学习环境的信念以及对观众的期望。研究揭示了天文馆专家比起其他非正式研究者们更重视知识的增长。
2.认为儿童科学教育的重要性在于一个事实
科学知识是广泛参与民主社会的基础
这个论点中隐含的一个假设是，利用科学作为理性思维。美国西北大学的Pryce Davis对一个有关科学对话的电视节目进行探究，主要展示参与者是如何使用媒体产物的知识对假设做出判断。研究结果证明，在众多公共知识范围里，独立的科学知识不能走向成功的道路。科学学习无处不在，学习资源更是广泛地存在我们生活的环境中。密歇根大学的JonD，Miller使用长达22年的针对美国青年的纵向研究(Longitudinal Study of AmericanYouth，TheLSAY)报告中的数据，介绍了美国年轻人对不同层次——因特网、电视、书籍、杂志、博物馆、动物园、水族馆、天文馆，以及俱乐部还有一些机构组织的非正式科学学习资源的使用情况。该研究从1987年开始调查这些7到10年级的年轻人，获得了大量非正式科学学习的实质内容，并揭示了大学水平的科学课程，是促进非正式科学学习资源使用的主要因素。
(五)技术作为教与学的变革代理
本次大会中，该专题下共设13个主题，内容涉及“分析和评价教师知识”、“K-12在线学习”、“教与学中的技术”、“教与学中的游戏与设备”、“教与学中的社会工具”等。
1.TPACK相关研究仍旧受到不少研究者的关注
在“AnaIyzjⅡg and AssessingTeacher Knowledgeand Practice'’主题中，研究者们就教师TPACK水平的测量和评价进行了探讨。这其中的一些研究主要关注TPACK评价量规的开发与建立。北卡罗来纳大学的David K.Pugalee和俄勒冈州立大学的Margaret L_Niess认为，尽管目前已有不少研究者开发过不同的教师TPACK评价量规，当前有关TPAcK评价的研究将TPACK的结构过于简单化。他对之前的TPAC商平价研究进行了综述，提出要建立一个完善的评价量规。又如，蒙大纳州立大学的Nicholas Lux、Art W.Banget和波士顿太学的David Whittier开发了一份职前教师TPACK调查问卷，并使用探索性主因素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对问卷的题目进行了删选。最终问卷保留了除去TCK外的六个部分，共计25道题目。同时，TPACK概念的提出者Mishra和Koehler也指出，测量工具的信度和效度是当前研究的核心问题。
此外，另一些研究则关注在各项教师教育项目中，教师TPACK水平的变化与发展情况。例如，斯塔顿岛大学的IrinaLyublinskaya和Eleni Toumakj开发了一套量表，用于评价教师的书面文本和行为。这些教师在纽约的公立学校教授综合代数。为期一年的PD课程要求这些教师在课程中使用TI-Nspire技术。研究结果显示，教师TPACK水平的变化并非线性。如果教师的TPACK水平更高，学生的成绩更好。特拉华大学的Chrystalla Mouza、Sule Yilmaz Ozden、Rama Nandakumar与弗吉尼亚联邦大学的Rachel A.Karchme用Schmidt等人的问卷，对职前教师的TPACK进行了测量，发现在技术整合课程的前后，教师们的TPACK知识获得了很大地提升。此外，美国开展了一项大规模的专业发展项目，培训教师将笔记本、移动设备和其他工具整合到中学的课堂中。内华达大学的NealStrudler、P.G.Schrader和克拉克郡学区的Loretta Asay对该项目对的影响进行了调查。发现该项目有效地影响了参与者的态度、自我效能和TPACK水平。
2.技术使能的评价(Technology-Enhanced Assessments，TEAs)
如今。通过技术传递的评价在各级测试机构中已成为趋势。然而仅仅是将纸笔测验进行数字化并不能发挥出TEAs的潜在优势。为了设计和传递易于被广大学生获取的、精确的测试，TEAs可以和通用设计(UniversalDesign，uD)的原则无缝地结合在一起。在“Technology as anAgent for Change inRethinking the Design and Delivery Of Assessments for AllStudents”主题中，研究者们深入剖析了TEAs是如何使得更好的评价和测量得以实现、如何促进测试的可获取性以及测试评价的有效性等议题。
哈佛大学的Jody E.Clarke-Midura的研究采用以证据为中心的设计(Evidence Centered Design，ECD)框架，设计评价并确保其有效性。通过ECD框架，研究者们将需要测量的知识、技能和能力与可观察的任务关联起来。在本次大会中，他进行了演示，举例说明研究中所设计的TEA是如何提供有关学生认知路径(cognitive pathways)的相关信息。在他的研究中，TEA不仅仅计算点击的次数，还对学生在探究问题中的行为进行捕捉和解释。目前，clarke-Midura正在开发在线报告形成工具，为教师提供及时的反馈。此外他也将开发量规和算法以解释和分析不同学生的认知路径。
(六)教师专业发展
有关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在多个分报告和特别兴趣小组中均有涉及。但总的来说，这类研究仍旧可以大致归为两类：技术作为教师专业发展的工具与途径，以及教师的教育技术能力。
1.视频分析作为促进新手教师成为专家教师的方法
视频在促进教师反思方面的作用一直是一个研究热点。在本次大会的“技术·教学·认知·学习”专题下的“Acceleratingthe development of expertise in classroom teaching'’主题中，研 究者们探讨了视频分析的教学方法在促进职前和在职教师成为专家教师中的作用。研究者们认为，如果教师能更好地分析课堂，更好地关注课堂中学生的思维发展，并因此更好地开展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学生将获得更多提升。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Karen B，Givvin、Catherine T，Chen、HelenE.Garnier登人，介绍了科学教学分析视频案例(Videocases for Science Teaching Analysis，VISTA)项目的开展情况。在该项目中，5个在线模块被开发用于支持K-8职前教师教授科学方法论课程，重点是教师对课堂中学生的思维和科学内容故事线的关注。共计30名教师参加了项目，其中的7名组成了控制组，剩余的23名组成了对照组。教师观看四段五分钟长的视频，并对视频做出教学、学生和教学内容三方面的书面评价。多层线性分析的结果显示，VISTA项目促进了职前教师的课堂分析能力。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Elizabeth A.VanEs、Mary E.Cashen和Anamarie Auger的研究，同样关注职前教师是否能够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学会关注学生的思维，并根据观察所得的情况，开发更具学生中心性的教学。研究发现，参加基于视频课程的教师对课堂的关注点确实发生了转移，但是每位教师转移的方式不同。一些教师开始关注某几个学生的观点，另一些教师则关注整个班级的学习情况。但总体来说，教师们还投有将有关学生学习的证据和自己的教学对学生学习的影响联系起来。
南伊利诺伊大学的Peter Fadde和Vien Cao的研究，将已经在体育界、医疗界和法律界得到广泛和充分应用的基于专家的培训的理论框架(Theoretical Framework Expertise-based Training，XBT)作为教学设计的理论框架之一。在他们的研究中，专家教师和新手教师都对同样的视频进行编码。新手教师完成编码后，将自己的编码结果与专家教师的进行对比，并对其中的差异进行书面的反馈。
2.教师的教育技术能力依旧是研究者们关心的一个问题
例如，普渡大学的Ayesha Sadaf,Tim Newby和Peggy AErtmer对职前教师将Web 2.0整合到未来课堂中的观点、倾向，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调查。他们使用解构式计划行为理论(Decomposed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作为理论框架，分析所收集到的数据。研究发现，职前教师倾向于在未来的教学中整合博客、维基和社会网络工具，而他们对Web 2.0技术有用性的看法是影响这些整台倾向的主要因素。又如，匹兹堡大学的Peter Samuelson Wardrip和Louis M.Gomez凋查了教师是否、以及如何在教学工作中利用学生的社会网络数据。研究发现，教师会根据学生的社会网络数据，设计各种分组策略，以促进学习并建立正面积极的课堂文化。此外，一些研究者就教师对技术整合的看法进行了调查，其中包括教师的教学信念和技术整合、学生学习的关系、教师的反思对教师技术整合理解的发展作用。
(七)在线教与学
在本次大会中，“在线教与学”专题下共设8个主题，内容涉及“美国K-12教育中的在线学习”、“在线讨论的方式”、“在线环境下社会临场感的建立”等。
1.支持在线教与学中的讨论、交流与互动，促进学生的思维发展
西蒙弗雷泽大学的Alyssa F.Wise、Farshid Marbouti等研究者共同探究了在线学习论坛中学生互动的不同形式，根据学生在论坛中表现的行为，划分为三种类型：周密型、自我监控型、独立型。周密型的学生完全按顺序阅读所有的帖子，再访大量不同的告示。自我监控型的学生则花大量的时间检查他，她的帖子是否有回应，继而对他／她自己的帖子进行编辑或者回复。独立型的学生仅仅是把论坛作为他／她个人自我反思的工具。另一方面，如何更好地设计在线讨论或组织在线讨论，这需要技术支持。印第安纳大学的Craig D.Howard和Rodney D Myers为在线异步讨论提供了视频注释的技术，不再受时间和空间上分离的局限，极大提高了学习者的在线交互水平。此外，支持在线学习的讨论工具一直是研究者们研究的重点。海伍德社区学院的Marlowe Mager和Steven Houlet呸有西卡罗来纳大学的Meagan Karvonon。对在线讨论板(DBs)和学生成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回答了以下三个问题：(1)什么影响了教学设计、教学参与以及学生在DBs中的学习成绩?(2)参与DB的学生是否能预测到在随后的课程学习中的成绩?(3)成绩不同的学生是否能在他们所发的帖子中表现出极大的不同？
2.从在线教与学的视角出发研究社会临场感问题
科罗拉多大学的Patrick R.Lowenthal和Jatma c.Dunlap认为，社会临场感或许是解释人们如何在线互动的最佳原因。在线教育者们试图在教学过程中，以不同的方法来建立该课程的社会临场感，但迄今为止，研究者还不能确定采用何种最好的教学策略来创建社会临场感。乔治梅森大学的Lyrmo Sehrum、MaryEnglish和Lyndsie Galizi根据社会临场感理论，为社区学院的老师和学生提供课程资源和创新性策略，并为其创建学习共同体。研究数据来源于教师每周的日记、研究员每周生成的提示，以及两月一次的小组讨论。对收到的数据进行质化研究并对其主轴编码(axial coding)，研究结果显示，创建社会临场感是一个需要时间、精力和信任的过程，一旦确定社会临场感，在线互动就能渐渐开展起来。
(八)虚拟学习环境的应用案例
本次大会中“虚拟学习环境应用研究”专题一共聚集了有关“虚拟环境中的代理”、“虚拟学习环境的应用研究”、“关于新媒体的创新评估(虚拟+游戏+混合现实)”、
“虚拟世界教育研究”、“虚拟世界应用于教学和学习”等8个主题。
1.教育者对多用户虚拟环境的看法
为了解教育者对多用户虚拟环境(Multi-UserViralEnvironment,MUVE)用于教学的看法，新西兰梅西大学的Vimani Gamage、AlexeiTretiakov和BarbaraCrump开展了一项定性研究，实验数据来源于对参与实验的教育者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和问卷。问卷以使用MUVE教学的潜在好处及影响技术采用的因素为核心，采用开放式问题以鼓励实验参与者详谈他们的观点和看法。实验结论包括：(1)在使用方便性上，许多教育者认为参与者在游戏玩家／非游戏玩家、男性／女性、“数字时代的土著民”／“数字时代的移民”这三方面差异是导致使用差距产生的可能原因。(2)很多教育工作者认为MUVE与电脑游戏间的相似性是MUVE被采用的障碍，因为“人们会将MUVE中的任何事物 都当成是游戏，重视度不及以正规形式出现的内容”。关于流体验，研究者们担心学习者在MUVE中的注意点是与学习无关的方面，同时也担心沉迷成瘾。(3)对于MUVE中的情感连接，学者们表示怀疑。研究表明，有使用Second Lifr教学经验的教育者和那些没MUVE经验的教育者在使用上差别不大，尽管没有相关经验的教育者在使用MUVE上比较谨慎，但两个组XCMtE应用于教学的整体态度还是积极的。
2.虚拟环境中的评价问题
电脑和3D浸入式虚拟环境的出现，为学生学习行为研究提供了方便，研究者能够在学生学习过程中收集研究的相关数据。但鉴于3D浸入式环境的开放性和探索性特点，如何在3D浸入式环境中设计和开展评估活动成为关键。在本次大会中，哈佛大学的Michael Charles Mayrath等人介绍了一种在虚拟环境中设计评估活动——基于证据中心设计的框架。评估活动能为检测学生的知识、技能和能力(KSAs)水平提供依据。资料观察和测试数据分析结果表明，这个框架在系统设计虚拟世界评估活动中是可行的。来自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Brian c.Nelson等人，则探讨了视觉信号技术(visual signalingtechniques)对学习者外在认知负荷和评价有效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视觉信号技术可以降低学生外在认知负荷且能够提高评估有效性。
此外，开放式虚拟3D环境中嵌入自动的评价系统，已经成为了最近研究的一个焦点。一些支持评价的模型也得以开发，用于指导技术的设计以支持教师和学生。最近这方面的研究表明，任务所花费的时间、行为的精确性以及完整性都是有用的指标的。然而，当设计者和开发者面临决定在哪里、如何有效地实施技术结构以支持核心功能时，他们还需要更好地指导。犹他州立大学的Brett E.Shelton、Jon Scoresby、Jeffrey Olsen、Mary Ann Prlin和Chad Coats的研究，就为有效的开发策略提供了借鉴。Kurt D，Squire等人则探讨了在数字化学习环境中研究嵌入式评价策略的有效性问题。
3.虚拟世界中的人物化身(Avatar)
虚拟世界为用户提供了诸如视频、音频和文字等多种交流渠道，使得以计算机为媒介的沉浸式交互成为可能。而以“化身”为中介的身势语及物理操作则更加丰富了这些功能。在这个虚拟环境中，教师和学生相当于雇佣了一个“化身”在虚拟环境中建立起他们在课内和课外的社会存在。
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sabine Karine Lawless-Relfj等人分享了她们“Second life中教师‘化身’的社会存在和行为表现”的研究。Karine和Reljic的研究致力于Second Life在高等教育的应用，他们认为，教育研究者已经在研究教师即时行为对学生感知教师社会存在、学生满意度、动机和学习的影响，但极少有研究者注意到在3D虚拟环境中即时行为的影响或代表教师的“化身”的即时行为影响。因此，他们采用两因素混合设计研究法，分析了Sencod Life中教师“化身”的即时行为与学生感知的教师社会存在、学生“化身”共同在场和学习结果的关系，并对当前及未来使用教师“化身”提出了一些建议。例如，使用教师“化身”时要注意副语言行为，如音质特征、情感和韵律特征和非语言行为，如人际距离、手势语、人脸表情、唇部同步和目光接触等问题。
阿肯色大学的Dennis Beck介绍了“化身”选择对教师对学生成功的期望和观点的影响。在MUVE中，学习者可以以“化身”的形式与空间中的其他用户及环境物体进行实时交互，也可以通过自定义种族和性别等信息选择不同外表的“化身”。Dennis Beck研究旨在分析学生“化身”的选择，对教师预期和感知的影响。在研究过程中，SecondLife中的教师被要求浏览学生“化身”的成绩单、图片和视频，然后填写调查问卷。研究结果表明，学生对“化身”的种族和性别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教师的预期和感知。
(九)新兴技术
从本次大会参与者提交的论文中我们发现，国外的一些研究表现出了对新兴技术的快速反应与跟进。这些新兴技术包括近两年来在国内外流行的微博客、电子书和Apple系列产品。，
1.研究者围绕Apple系列产品展开了初步地研究
德克萨斯大学附属小学的Benjamin Paul Kramer开展了一项质性研究，调查iPod对9年级英语学习者的阅读学习的影响。研究者在iPod中存入了阅读文章的完整音频文件和自行设计的播客，对书的章节进行概要讲述。研究的重点放在iPod对学生阅读文本、参与课堂活动的促进作用。研究结果显示，iPod被广泛地认为提供了学生在课外时间中学习的学术支持。
2010年1月27日，在美国旧金山欧巴布也那艺术中心举行的苹果公司发布会上，Steve Paul Jobs亲自发布了传闻已久的平板电脑iPad。时隔一年多，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的TingYuan、Hui Soo Chae、Gary J，Natriello、George Natwi、Pranav Garg、Zhou Zhou、Joarme Agnitti等人，就在本次大会的“教与学”分报告中的“FromiPadsto podcasts：Alook at socialmedia and 21st-century learning”专题、“技术·教学·认知·学习”主题的海报专题
“Issues in technology，lnstruction，cognltlon，andlearning”中，展示了两项有关iPad的初步研究。
其中的一项研究调查了高中生如何看待使用iPad中的e—book阅读器进行学术工作，并开发了用于未来有关e-book用于学术阅读研究的调查方法。根据创新推广理论(innovatlon difffisiontheory)，研究者设计了一份开放式问卷，并对学生使用iPad进行阅读的过程、他们选择iPad中的e-book阅读器进行学术阅读进行了访谈。学生X~iPadWe-book阅读器给予了积极的反馈，然而在选择阅读器进行学术阅读时，不同的学生给出了不同的答案。研究结果表示，要将这类工具引入学校教学仍需谨慎。
第二项研究对八个iPad电子阅读器的六大功能进行了考察，以评价每一个电子阅读器对支持学术工作的有效性。考察的结果与12位大学生、研究生认为的有用功能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表明，如今常见的iPad上可用的电子阅读应用和参与者所期待的学术型电子阅读器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尤其是参与者认为的学术型电子阅读器应具备的核心功能，目前还没有得以实现。因此，研究者认为需要针对高等教育机构中积极地、参与式的学习，设计电子阅读器模型。
尽管这两项研究属于预研究，且只针对iPad中电子阅读器 应用，没有涉及到其他丰富的应用，但我们仍旧看到了研究者们对iPad这样的新兴技术进行深入研究的势头。而另一方面，国外的一些学校已经对iPad的出现做出了反应。例如，美国的Lake Minneola High School就开始选择使用iPad作为学校今后的学习设备。该学校投资70万美元给学生购买了1750台iPad，成为了佛罗里达中部首所给学生提供苹果iPad的公立学校。到9月份，该校的学生就将人手配备一台崭新的iPad。负责这一项目的创新性学习管理人Kathy Halbig表示，iPad的使用将改变该校学生学习方式和教师的教学工作方式。
2.电子书、微博客的教育用途也成为一些研究者的关注点
堪萨斯州立大学的Marilyn Kaft和Lotta Larson对电子书如何支持有阅读障碍的学生，以及电子书阅读器如何促进读者群体进行了研究，认为电子书的使用为差异化阅读教学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田纳西大学的Anne McGill-Franzen和德州女子大学的Maria Cahill，则检验了学生在接触到和自由使用了一种专门为儿童设计的电子书(moving picture book)后的偶然性阅读学习情况。
近两年来，在国内非常流行的微博客也受到了一些研究者的关注。韩国大学的16名研究生参与了一个混合学习环境。在为期13周的学习中，他们使用了带有微博功能的智能手机。韩国大学的VnjungKo等人通过T检验、半结构化访谈、内容分析，发现TWjtter活动有助于促进参与者的社会临场感。美国大学的Margearet Austin Powers和布尔茅尔学院的HowardM，Glasser使用社会文化视角和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的研究方法，调查了文学艺术研究生在使用Twitter微博平台时的反馈和经历。研究表明，研究生使用Twitter的经历，支持了积极的、非传统的师生关系的建立，以及更深层次的自我认同(self-identity)和理解。
(十)大脑、神经科学和教育
该专题下共设5个主题，内容涉及“任务设计与分析”“教育神经主题调查”以及一些教育神经研究案例。
1.教育神经科学研究中的测试任务设计与分析
认知神经科学与数学教育两个领域已经开始形成交叉。研究者们认识到，在学科交叉形成的初期，最重要的是关注任务刺激的设计。设计良好的测试任务既符合数学学科的原理，又适合脑电图研究，是跨接数学学习的社会、行为世界和大脑功能的物理和神经活动的桥梁。在“The Centrality of Task Designand Analysis for Documenting the Neural Basis for MathematicsLearning'’主题中，研究者们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一些研究者从联系教育神经科学与数学教育的角度出发开展研究。例如，乔治梅森大学的Anthony E.Kelly认为，偏序集(Paially-Ordered Set，Poser)为描述认知功能的细节面貌提供了丰富的数学模型。鉴于认知状况是分层次的，Poset是认知能力的合适模型。其目的是，可以根据某个学生的可观察的反应确定他所处的、最有可能的认知状况。而Poset方法也适用于神经科学的评价，这为此类研究提供了可共享的任务设计原则。又如，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Michael E.Martinez和KIDLABe的Mary Layne Kalbfleisch为了跨接这两个领域，探究了两者的社会结构(social fabrics)。他们调查了两个领域的研究者是如何看待知识建构过程的，并探究了研究者们观点的差异如何增加了建立跨领域的理解的困难性。最终，他们发现一些概念成为了焦点，对两个领域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另一些研究者则从探究数学思维的角度出发开展研究。例如，KIDLAB的Mary Layne Kalbfleisch针对数学学习和认知中的重要元素“流动推理”(fluid reasoning)能力进行调查，展示了表征自然认知能力的重要性，以及分离出支持自然认知过程的基础技能的重要性。又如，俄勒冈州立大学的John YBaek和印第安纳大学的Richard Lesh使用了一种称为“模型抽取活动”(model-eliciting activity)的数学学习任务，抽取出问题解决境脉中的数学思维，澄清数学思维的本质并将其建模为大脑活动，从而解决神经科学研究中数学学习任务过于简单的问题。
2.神经科学技术在教育研究中的应用
在“Investigations，insights，and issues”主题中，研究者们分享了值得研究的神经科学和教育主题，并对这些研究进行了讨论。这些研究均涉及到具体学科的学习。例如，斯坦福大学的Jessica Tsang等人使用功能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Resonance Imaging，fMRI)技术，探讨了“知觉动作技能是否与抽象的数学概念相关”的问题…。佛罗里达中央大学的Enrique Oritiz在数学和阅读流利程度测试中，使用了功能近红外成像(functional near-infrared imaging，FNIR)技术。该项技术能够对大脑功能进行成像并对血液流动的变化进行测量。而血液流动的变化表示了思考、计算等心理过程的发生。又如，台湾国立高雄师范大学的Chia-Ju Liu~llHoun-Lin Chiu记录了被试在进行二维化学结构配对时的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s，ERPs)，发现当学生需要进行心理旋转(mental rotation)时，反应时间变长。
我们注意到，近三年的AERA大会均开设了“Brain，Neurosciences，and Education”特别兴趣小组，但相比其他主题和分报告，该主题下的论文数量并不多。另一方面，2011年1月9日和lO日，国内首届教育神经科学国际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因此，尽管目前连接神经科学与教育学两个领域仍需更多的努力，但从国内外的研究现状中，我们仍旧不难看出，教育神经科学将是未来国内外教育研究的一个发展方向。
三、研究特点和趋势
笔者所在的团队已经连续跟踪了三年的AERA会议情况。在每年的大会综述中，我们都选择了若干与教育技术相关的主题进行述评，并罗列出了详细地参考文献。国内的研究者们可以通过对三年述评中每个主题的横向比较，对感兴趣的领域的研究内容和走势有更详细地了解，从而开展更加深入细致地研究。在此，笔者对比了三年AERA会议的总体情况，总结出以下三点本次大会的研究特点与趋势。
(一)研究者们开始关注技术设计与应用中的社会参与、多元性、公平性等问题 本次大会的主题是“拓展社会想象力: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教育研究”。大会主席Kris D.Guti 6 rrez也在主题报告中提出教育研究应更多关注国家政策和公共利益。这一研究特点在本次太会的多个专题研讨、多位研究者的研究中的均有所渗透。在这些研究中，研究的对象不再局限于中小学生、大学生、研究生、教师这些主流群体，而开始关注成年人、非主流文化人群、残疾学生、天赋群体，以及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人群之间的差异。一些研究则开始深入到教学过程中，关注技术支持和促进的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参与、交流、互动和公平公正等问题。尽管从本次大会提交的相关论文来看，这方面的研究目前还不算太多，研究的深度也尚有待挖掘，但总体来说，这些关注点已成为教育研究的一个趋势。
此外，另一些研究探索了教育中的公众参与问题，有关美国的Zooniverse网站的研究就是一个例子。Zonniverse网站的定位是“公众科学(Citizen Science)”，即没有专业人员参与的科学研究。目前，该网站已经集合了一些公众科学的项目，已有440446名志愿者参加到了天文学和太空科学的研究。在非正式学习环境SIG中，研究者们探讨了是什么原因使得公众参与到这样一个自由选择的环境中，网站的设计如何影响公众的参与度。其中，牛津大学的Chris Lintott介绍了各个公众科学项目的选择和开发，尤其是“如何提供真实的科学研究”和“如何提供有吸引力的经历”之间的平衡。霍普斯金大学的Andrea Lardner和Jordan Raddick则以动机理论为基础，对影响公众参与Zooniverse的因素进行了研究。
(二)数据分析方法、理论支撑愈加体现出多样化的趋势。理论支撑与研究设计的结合更加紧密
在2009年的AERA年会上，教育研究就已经体现出了多种研究方法混合的趋势。在浏览本次大会参与者提交的论文时，我们发现这一趋势仍旧在延续，研究者们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越来越多样化。除了问卷、访谈、观察、T检验、相关分析、内容分析等常见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外，认知路径获取、结构方程建模、多层线性分析、多次回归分析，也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应用。而像聚类算法、偏序集方法这样太多数教育研究者并不熟悉的研究方法，也开始被应用到教育研究中。
另一方面，理论的应用也同样显示出多样化的特点，社会文化视角、文化维度理论、扎根理论等理论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开始融入到教育研究过程中。此外，我们注意到这些理论在研究设计的过程所起到的切实的支撑作用。例如，应用多媒体学习理论、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设计实验所需的视频、动画和图像；根据创新推广理论设计问卷；在评价的设计中使用以证据为中心的设计；将基于专家的培训理论框架作为教学设计的原则之一；使用解构式计划行为理论分析数据等。
(三)一些研究议题得以延续并被赋予新的意义
在本次大会中，像身份认同、社会临场感、Second Life、虚拟世界、社会化工具、TPACK等研究议题继续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而相比前两年的大会，这些研究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这其中的一些研究开始形成新的研究聚焦点和研究议题。例如，在本次大会中，有关TPACK的研究将重点放在TPACK的测量工具的开发上；虚拟学习环境中的研究重视评价问题，并形成了嵌入式评价、自动化评价和情境性评价等议题；而模拟学习环境也关注真实感的问题，例如利用新兴技术为学生提供触觉反馈等1761；同时，学生的高级认知能力和相应的教学策略也是在线学习、教育游戏等研究集中关注的问题。
相比之下，另一些研究的视角则得到了拓展和深入。例如，北路卡罗莱纳州大学的LisaG，Hervey就在在1：1计算机环境下探讨在职教师TPACK发展的问题。而在“学习科学”专题中的一些研究者就对身份认同的多个维度和层次开展研究。亦有一些研究在已有的研究中领域引入了新的研究方法和框架，从而产生了新的研究议题。例如在移动学习中应用设计研究的方法，’在技术使能的评价设计中应用通用设计原则和以证据为中心的设计等。
四、结语
综观近三年的AERA的大会主题，从2009年的“学科交叉与规范”到2010年的“学习生态”再到今年的“公共利益为导向”，国外教育研究呈现出从“单一学科”到“多学科交叉”，从“单一的学习”到“复杂的学习”，从“教育的单一目标”到“为了民主社会的教育”这样一种发展走势。在教育研究中逐渐还原出“学习”的复杂性与社会性本质，研究方法的高度强调和多领域合作与融合，一直是教育研究的两大重要趋势。另一方面，从三年AERA大会中一些研究议题的延续和新议题的涌现中，我们也看到国外教育研究的持续生命力所在，这些都将是国内教育研究者们值得借鉴之处。
[关键词]2011AERA年会；教育技术；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08(2011)05－0003－12
一、会议概况
2011年美国教育研究协会(AERA)年会，于4月8日至4月12日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市召开，来自全球的逾13000名教育研究者参加了本次盛会。
本届年会的主题是：“拓展社会想象力，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教育研究”(Inciting the Social Imagination：EducationResearchforthePublicGood)。本届大会的主席KrisD，Guti 6 rrez在主题报告中引用了Mike Rose最近出版的“Why School?”一书中的质疑：学校将教育的目的过于窄化，从而忽视了更广泛的目标：民主教育。Guti 6 rrez指出，在社会和技术剧烈变革的今天，教育研究不应只关注传统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而应更关注国家政策和公共利益。教育研究应避免我们陷入简化论(reductionism)、追求权宜之计(quick fixes)的困境，避免我们对教学、课程、评价、教师培养和教育改革形成过于狭窄的概念。
本次大会选择这个主题，是希望研究者们探究在重新思索教育的希望和潜能的过程中，其概念、方法、政策、范式转变与机遇，利用跨领域的理论和概念、整合的方法和研究途径，回答更为广泛的描述性和解释性问题，从而促进国家政策和公共利益的建构与完善。
二、研究专题述评
我们在本次大会的2392场报告、圆桌会议、招贴、工作坊，总计8042篇会议论文中选取了与教育技术相关的“教学技术”、“学习科学”、“非正式环境中的学习”、“技术·教学·认知·学习”、“技术作为教与学的变革代理”、“教师专业发展”、“在线教与学”、“虚拟学习环境应用研究”、“新兴技术”、“大脑、神经科学和教育”十个专题进行述评。
(一)教学技术
在本次大会中，“教学技术”专题下共计开设了21个主题，内容涉及“文化与多样性”、“社会化”、“移动学习”、“技术评价”、“中小学教育”、“高等教育”、“教师教育”、“可视化·模拟·建模”、“在线学习”、“虚拟环境”、“游戏”等。
1.研究者们开始关注技术设计与应用中的文化、多样性与社会化等问题
今年“教学技术”专题中包含了“Culture and DiversityinTechnology Design and Integration”、“Diversity andSocialization in Technology”、“Strategies for Socializationin Online andBlended Learning”三个主题。在这三个主题中，研究者们对技术设计和应用中的文化、年龄、性别、社会参与等问题给予了关注。
北科罗拉多州大学的Lori L.Sachau和Susan Hutchinson使用内容分析法，分析了美国20个州的Food stamp网站和20个墨西哥州政府网站。这些网站面向的对象均为说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裔人群，因此，均包含了一些与文化相关的因素。Sachau和Hutchinson按照10个文化因素，对这些网站进行了编码。编码结果显示，美国网站中的文化因素很低，而墨西哥网站中的文化因素很高。研究者认为，这一结果说明Hofstede的文化维度理论可以为这样的网站资源的设计提供有用的框架。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Fengfeng Ken与新墨西哥大学的DeanKwak、Alicia Fedelina Chave使用内容分析、访谈、调查等方法，根据在线学习者的文化和年龄特征，预测他们在三维在线互动中的表现和学习满意度进行了探究。研究结果发现，年龄较大的学习者在有利于个人知识建构的在线互动中表现较弱。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建模的结果显示，学生所处的非主流文化会影响他们对师生互动、在线课程和远距离教育的满意程度。此外，犹他州立大学的Jonathan Michael Thomas在研究中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用于详细说明年龄较大的学生如何在课堂情境中使用信息技术时所遇到的困难与挑战。
另一方面，德克萨斯州大学的Fanni Liu Coward、Steven M.Crooks和RaymondFlores开展了一项2*2的实验研究。调查了不同性别的学生在使用动画和静态图像进行学习时的认知差异。在他们的研究中，动画和图像的设计遵循了Mayer的多媒体学习理论。研究发现，女性使用动画学习时表现更好，而男性使用静态图像学习时表现更好。
此外，普渡大学的Hans P.Aagar薪口Larissa A.Olesova调查了678名中西部大学的大学生，在混合学习环境中使用微讨论工具(microdiseussion) Hotseat的情况。研究发现，使用Hotseat频率越高的学生具有更高的社会临场感和参与度，也因此获得更高的成绩。
2.学习者知识的获得、非智力能力的提升成为研究的关注点
例如，俄克拉荷马州大学的Mohamed Mostafa Ibrachim人考察了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Cognitive Theory ofMultimediaLearning，CTML)在教育视频设计中的应用及作用。共计204名大学生参与了他们的研究，其中实验组的学生使用基于CTML理论的视频学习昆虫学，对照组的学生则使用普通的视频进行学习。实验结果显示，实验组的学生在知识结构和知识迁移方面获得更多地提高。
另一方面，学生的自我效能(self-effective)、自我调节能力(self-regulation)也是本次大会诸多研究者关注的问题。乔治亚南方大学的R，Caroline JonescChades Brent Hedges开发了一个测量工具SELMA，用于测量学习者在在线环境下，或者技术密集的异步学习环境中学习数学时的自我效能感，261名正在修读大学代数课程的学生参与了SELMA调查。根据主因素分析的结果，量表最终抽取出因特网自我效能、数学自我效能、学术自我调节和数学自我调节四个元素。此外，乔治亚大学的 Thcodre J.Kopcha和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Christianna L.Alger开展了一项调查研究。研究的结果表明，使用技术促进的师范生监督(Technology-Enhanced Student-Teacher Supervision，TESTS)的师范生表现出更高地自我效能水平。
3.在移动学习的技术设计、开发过程中应用设计研究的方法
伦敦都市大学学习技术研究所的John Cook、德国卡塞尔大学的Ben Bachmair和伦敦教育研究院的Norbert Pachler，曾于2010年提出移动学习的社会文化生态学(socio-cultural ecologyof mobileleaming)。在本次大会“教学技术”专题下的“PedagogicallyOrientated Mobile Learning Research：The Case of DesignResearch”主题中，他们和乔治梅森大学的Brenda Barman一起提交了三篇有关在移动学习设计中应用设计研究方法的论文。
Bannan认为，移动技术的加入，为原本就很复杂的学习环境增添了另一层技术功能可供性和限制性，使得正式教育和非正式教育之间的界限变得更模糊了。因此，在移动学习中应用设计研究的方法存在着更多地障碍和困难。而已被研究者们充分论述的综合学习设计框架(IntegrativeLearningDesignFramework，ILDF)，能够为在设计研究境脉下检验应用研究和实证研究方法的整合情况提供框架。Bannan文章中综述了GO Inquire项目、LETS GO项目等几个移动学习设计研究的例子，这些项目运用了观察、视频分析、可用性设计和参与式设计等方法。这些项目的综述将有助于引导研究者讨论ILDF过程中其他相关的研究方法，从而为技术设计、开发和研究过程的整合提供指导。
在Bachmair、Paehler和Cook三人提出的移动学习的社会生态学中，有两个重要的议题：个人占用(personal appropriation)和用户形成的境脉(user-generated context)。其中，境脉的形成的是指当用户主动地选择、应用学习方案以满足自身的需求时，工具所产生的一系列行为。在境脉形成的过程中，用户是一个知情的参与者，而设计研究能够解决设计这种场景所面临的困难。Cook在文章中简要介绍了CONTSENS项目中的四个案例研究，该项目的聚焦点即为设计能够促进境脉形成的学习资料和活动。
Bachmair和Pachler以移动学习的社会文化生态学为基础，根据在七所学校中开展的为期一年的移动学习项目中收集到的数据，探讨了移动学习中的六个重要元素：非正式学习的整合、情景化学习的建立、学习与媒体境脉的形成、建立日常生活与学校工作之间的对话桥梁、支持学生日常生活中的出于教育目的媒体应用、建立响应学生发展和学习的境脉。同时，文章也对伦敦移动学习小组提出的概念框架进行了实证检验。
4.虚拟环境、游戏、在线学习方面的研究有所延续和深入
这其中的一些研究开始将技术的应用与学生的实际行为进行关联。例如，雪城大学的分布式协作工程设计课程中的高级互动发现环境(Advanced Intrusion Detection Environment，AIDE)，为学生提供了大量的同步在线工具和交流设备。Yiyan wu对学生选择和使用这些工具，以及小组成员间的社会交流进行了分析，描述了不同小组的社会交流图式是如何与该小组的技术使用图式相关联的。
另一方面，研究者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也日益多样化。例如，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的PahsaAntonenko和堪萨斯城儿童医院的Serkan toy使用多元聚类算法(multivariate clusteringalgorithms)分析在线学习环境的登录数据。这一算法使得研究者可以根据学习者参与的活动类型，对点击流数据进行归类。他们陈述了在在线问题解决环境中，如何使用K-means聚类分析和Ward’s聚类分析，同时也指出了使用聚类分析方法分析学习者在线行为的优势和缺陷。
(二)学习科学
本次大会的“学习科学”专题下共设10个主题，内容涉及“数学与科学”、“身份认同”、“游戏设计”、“课堂互动”、“学习科学方法论”等。
1.研究者们对学习科学的热点聚焦之一的“身份认同”进行深入探究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Deborah A.Fields认为，太多的研究只关注“实践”和“叙述”两者中的一个，于是他使用身份认同的三个分析视角，来理解青少年在跨越情境和时间的情况下是如何形成身份认同的。他认为，身份认同应该包含严格区分但又密切相关的三个概念：实践中的身份认同(identities—in-practice，即时活动)，自我叙述(self-narratives，自我理解)和他人叙述(others’-narratives，其他人对某人的理解)。Fields的研究跟踪了4名1l岁的孩子，对这些孩子在班级、体育活动、和同伴玩耍、和家人一起等不同情境中的行为，进行了观察录像(共计280／小时)，并对四名对孩子的生活起重要作用的年轻人进行了访谈(共计60次)，对不同情境中身份认同的轨迹建构进行了分析。通过对其中一位名叫célie的孩子的个案分析，Fields指出了在不同的情境中，不同的实践、自我叙述和他人叙述三者之间的互动，是如何塑造出身份认同这一不同轨迹的。
James Gee的理论主张，每个人在不同的情境中都具有四类身份认同：自然身份认同(Nature identity，指代个人的生物学特征)、机构身份认同(Institutional identity，指代与社会和组织结构相关的个人特征)、对话认同(Discourse identity，指代社会互动中产生的特征)和类同认同(Affinity identity，指代个人的兴趣、爱好等)。但在不同的情境中，每类认同所表现出来的程度有所不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Cynthia CarterChing以Gee的理论为起点，使用扎根理论、诠释学对话、案例分析的方法，对在线课程以及参与课程的37名教师的播客进行了分析，指出在博客这一情境中，对话认同是最初的聚焦点。
佛罗里达大学的Ben Devane在进行了为期四年的基于游戏的学习社区CivWodd的探究中阐述了两个问题：(1)基于游戏的学习社区中关于身份认同的信息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呈现出来的?(2)我们是如何理解身份认同在不同的时间标度上形成的过程?他将身份认同视作是在不同时间标度内发生的，内部相互联系过程的多层次系统。研究以一个8岁的非洲裔美国人Salim为例，通过使用人种志话语分析框架，对50个小时的互动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他的认同努力(identity work)可以被 认为是一种身份认同的纽带。通过这一纽带，在特定的时间范围内，身份认同的不同轨迹和认同努力在多个层面上相互交织在一起。
2.儿童的直观概念作为科学学习的基础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Gregg solomon认为，如何将儿童认知能力的研究与早期教育情境中科学和数学的教学方法结合起来，是NSF及教育科学与工程评价项目(Research and Evaluation 0n Education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REESE)的主要关注点之一。美国罗格斯大学的Roche!Gelman)，为，学前儿童经常基于感觉做出判断，这些判断可以作为儿童学习的基础。在Gelman的研究中，儿童们围坐一圈，轮流观察一个苹果，研究者记录下儿童的回答。随后，儿童们开始推测苹果里面是什么样子的并切开苹果检查他们的推测。之后他们又开始对比和比较两种不同的水果，使用放大镜做更细微的观察。随着时间的推进，儿童对于“水果”一词的理解更有意义，知识组织得更有条理。
此外，密歇根大学的E.Margaret Evans和Jonathan Lane通过儿童对共同祖先和自然选择这方面的研究发现，儿童的直观概念为他们的科学理解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Kathleen E.Metz对关于小学低年级阶段进化论课程的教与学进行了研究。研究者通过植物学和动物学两个课程模块来确定教学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前后测和嵌入式评价对概念性发展做出横向分析，发现学生对进化论的了解加深了。此项研究揭示了小学生能够掌握一些自然选择机制的核心观点，并利用这些观点阐释生物机制的改变。
(三)技术·教学·认知·学习
本次大会的“技术·教学·认知·学习”专题共包括11个主题，内容涉及“知识地图”、“计算思维”、“高级认知”、“高级学习”、“学习环境”、“教师教育”、“适应性教学系统”等方面。
1.计算思维(ComputationalThinking，CT)的定义、教学策略和支持
例如，加州大学圣他库斯分校的Linda L_Werner等人报告了正在进行中的研究：使中学生参与计算思维的策略研究。他们认为，计算思维作为在信息社会中发展所需的关键技能，受到学者们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和研究，但是如何使中学生参与计算思维却没有具体的指导。其中一个原因是目前计算思维的概念在学者间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共识，但教育工作者需要更明确的定义、教学策略和评估工具以支持学生培养和发展计算思维。在本次大会中，他们报告了在研究中用到的使中学生参与计算思维的策略，并对研究中对这些策略的有效性的评估方法进行了介绍。目前为止的研究结果表明，合作解决问题的学生相比单独解决问题的学生，有着更加频繁和复杂的计算思维活动。
圣塔菲研究所的Irene Lee在本次大会中介绍了GUTS项目中所用到的教学方法和用以评估学习者计算思维的考察方法，探讨了如何在复杂系统中通过建模和仿真培养学习者的计算思维。GUTs是一个在暑期和课余时间开展的关于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项目。参加项目的中学生将对社会的实际问题进行调查和模拟。在GUTS项目中，建模和仿真是培养学习者计算思维的主要方式。学习者在理解、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进行计算思维。研究结果表明，参与者学会了组建自己的模型，锻炼了能力，计算思维作为一种问题解决方式也被采用。更为重要的是，参与者能够将计算思维迁移到其他实际问题中。Irene Lee指出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1)介绍了一种中学生的计算思维在实践中的表现模型；(2)建议了一种培养计算思维的教学过程；(3)提出一套用以评估青少年计算思维的工具。
2.适应性教学系统(Adaptive Tutoring Systems)仍是研究的热点之一
苏塞克斯大学的Benedict du Boula介绍了动机在智能教学系统(IntelligentTutoring Systems)和其他适应性教学系统中的角色。在智能教学系统和智能学习环境领域中，Boulay致力于研究此类系统和环境在知识和技能获取中发挥的作用及其在中小学、大学和公司培训中的应用，目前研究围绕着元认知——学习的情感和动机层面而不是仅限于认知层面。例如，帮助学习者管理和调节自己的学习，通过采用长期有效的策略，采用系统游戏化(gaming the system)来避免短期的不适应等；帮助学习者调节伴随学习产生的不同感受；探索激励和促进学习者进一步学习的方法等。在本次大会中，Boulay回顾了在Sussex研究中针对这些“元”问题用到的方法，探讨了系统是如何处理这些动机问题的。
“技术·教学·认知·学习”专题的主席，来自MERGE研究所的Joseph M.Seandura，他是雪城大学、密歇根大学、MIT、斯坦福大学、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名誉教授，曾发表200多部公开发表物，其中包括8部有关心理学、软件工程、人工智能、数学教育和教学研究的书籍。Scandura教授是结构学习理论(Structural LearningTheory)的提出者，《数学教育研究》杂志创办人，《结构学习和智力系统》杂志总编辑。同时，他还是美国心理学协会、IEEE、ACE、AERA成员，曾多次在在AERA、国际心理学大会、软件技术会议等会议上组织分会议、发表讲话。在本次大会上，他介绍了“TutorIT数学”(WWW.TutorlTmath.com)。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资助的TutorIT数学提供了一种将自动化(automation)运用于教育的新方法。TutorIT学教程可以动态地调整教学内容以满足学习者个性化需求，迅速判断学习者已经掌握和未掌握或需加强的学习内容，然后组织并呈现与学习者当前学习能力最相关的学习内容。TutorIT学教程能够保证学生掌握各种数学技能，学习者在选择学习内容后，只要能完成一个给定的TutorIT数学教程的学习，就能够掌握这种技能。TutorIT数学是基于计算机的教学(CBI)系统的一个重大进展。其他CBI教学本质上都遵循相同的模式：提供教学，然后进行测试，看学习者掌握了哪些内容，是“一种教学适合所有学生(One size fit all)”，没有提供“一个学生对应一种教学(One-to-One)”的个性化关注。TutorIT学的目的不是要取代教师，而是通过比任何人或教科书更有效地完成教学中可以自动化的部分的方式，支持传统教学。
(四)非正式环境中的学习
本次大会中，“非正式环境的研究”专题下共设8个主题，但相关的研究在“学习科学”、
“在线教与学”等其他专题中均有所涉及。
1.场馆中的学习仍然是非正式环境研究的重中之重
蒙特利尔大学的Arme-Marie Emond主张文化机构中的研究 必须关注参观者与艺术品的互动交流，这样才能引导艺术博物馆的专家设计艺术品以及确定它们的摆放位置。但文献中却鲜有艺术博物馆研究如何引导博物馆专家更好理解参观者与艺术品的互动。为了完全理解参观者的想法以及使展品变得有意义，必须记录参观者之间的对话。另一方面，研究者们认为，科学学习的动机、好奇、情感的参与以及意愿坚持都是科学学习的重要方面。杜兰大学的Lisa E.Szechter和Elizabeth J.Carey主要探究学生的科学态度是否能够决定他们对待两种不同展品时所做出的行为。实验包含两个任务导向不同的展品。一个有明确的目标，另一个则无。对科学有着极大兴趣的学生对开放式的展品即没有明确目标的展品，表现极大热情并且对其做观察记录。研究证明，观众在展品中表现出来的态度就决定了他们的观察方式。美国阿克迪亚大学的Julia D.Plummer和Kim J.Small采访了36名天文馆专家关于他们设计学习环境的信念以及对观众的期望。研究揭示了天文馆专家比起其他非正式研究者们更重视知识的增长。
2.认为儿童科学教育的重要性在于一个事实
科学知识是广泛参与民主社会的基础
这个论点中隐含的一个假设是，利用科学作为理性思维。美国西北大学的Pryce Davis对一个有关科学对话的电视节目进行探究，主要展示参与者是如何使用媒体产物的知识对假设做出判断。研究结果证明，在众多公共知识范围里，独立的科学知识不能走向成功的道路。科学学习无处不在，学习资源更是广泛地存在我们生活的环境中。密歇根大学的JonD，Miller使用长达22年的针对美国青年的纵向研究(Longitudinal Study of AmericanYouth，TheLSAY)报告中的数据，介绍了美国年轻人对不同层次——因特网、电视、书籍、杂志、博物馆、动物园、水族馆、天文馆，以及俱乐部还有一些机构组织的非正式科学学习资源的使用情况。该研究从1987年开始调查这些7到10年级的年轻人，获得了大量非正式科学学习的实质内容，并揭示了大学水平的科学课程，是促进非正式科学学习资源使用的主要因素。
(五)技术作为教与学的变革代理
本次大会中，该专题下共设13个主题，内容涉及“分析和评价教师知识”、“K-12在线学习”、“教与学中的技术”、“教与学中的游戏与设备”、“教与学中的社会工具”等。
1.TPACK相关研究仍旧受到不少研究者的关注
在“AnaIyzjⅡg and AssessingTeacher Knowledgeand Practice'’主题中，研究者们就教师TPACK水平的测量和评价进行了探讨。这其中的一些研究主要关注TPACK评价量规的开发与建立。北卡罗来纳大学的David K.Pugalee和俄勒冈州立大学的Margaret L_Niess认为，尽管目前已有不少研究者开发过不同的教师TPACK评价量规，当前有关TPAcK评价的研究将TPACK的结构过于简单化。他对之前的TPAC商平价研究进行了综述，提出要建立一个完善的评价量规。又如，蒙大纳州立大学的Nicholas Lux、Art W.Banget和波士顿太学的David Whittier开发了一份职前教师TPACK调查问卷，并使用探索性主因素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对问卷的题目进行了删选。最终问卷保留了除去TCK外的六个部分，共计25道题目。同时，TPACK概念的提出者Mishra和Koehler也指出，测量工具的信度和效度是当前研究的核心问题。
此外，另一些研究则关注在各项教师教育项目中，教师TPACK水平的变化与发展情况。例如，斯塔顿岛大学的IrinaLyublinskaya和Eleni Toumakj开发了一套量表，用于评价教师的书面文本和行为。这些教师在纽约的公立学校教授综合代数。为期一年的PD课程要求这些教师在课程中使用TI-Nspire技术。研究结果显示，教师TPACK水平的变化并非线性。如果教师的TPACK水平更高，学生的成绩更好。特拉华大学的Chrystalla Mouza、Sule Yilmaz Ozden、Rama Nandakumar与弗吉尼亚联邦大学的Rachel A.Karchme用Schmidt等人的问卷，对职前教师的TPACK进行了测量，发现在技术整合课程的前后，教师们的TPACK知识获得了很大地提升。此外，美国开展了一项大规模的专业发展项目，培训教师将笔记本、移动设备和其他工具整合到中学的课堂中。内华达大学的NealStrudler、P.G.Schrader和克拉克郡学区的Loretta Asay对该项目对的影响进行了调查。发现该项目有效地影响了参与者的态度、自我效能和TPACK水平。
2.技术使能的评价(Technology-Enhanced Assessments，TEAs)
如今。通过技术传递的评价在各级测试机构中已成为趋势。然而仅仅是将纸笔测验进行数字化并不能发挥出TEAs的潜在优势。为了设计和传递易于被广大学生获取的、精确的测试，TEAs可以和通用设计(UniversalDesign，uD)的原则无缝地结合在一起。在“Technology as anAgent for Change inRethinking the Design and Delivery Of Assessments for AllStudents”主题中，研究者们深入剖析了TEAs是如何使得更好的评价和测量得以实现、如何促进测试的可获取性以及测试评价的有效性等议题。
哈佛大学的Jody E.Clarke-Midura的研究采用以证据为中心的设计(Evidence Centered Design，ECD)框架，设计评价并确保其有效性。通过ECD框架，研究者们将需要测量的知识、技能和能力与可观察的任务关联起来。在本次大会中，他进行了演示，举例说明研究中所设计的TEA是如何提供有关学生认知路径(cognitive pathways)的相关信息。在他的研究中，TEA不仅仅计算点击的次数，还对学生在探究问题中的行为进行捕捉和解释。目前，clarke-Midura正在开发在线报告形成工具，为教师提供及时的反馈。此外他也将开发量规和算法以解释和分析不同学生的认知路径。
(六)教师专业发展
有关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在多个分报告和特别兴趣小组中均有涉及。但总的来说，这类研究仍旧可以大致归为两类：技术作为教师专业发展的工具与途径，以及教师的教育技术能力。
1.视频分析作为促进新手教师成为专家教师的方法
视频在促进教师反思方面的作用一直是一个研究热点。在本次大会的“技术·教学·认知·学习”专题下的“Acceleratingthe development of expertise in classroom teaching'’主题中，研 究者们探讨了视频分析的教学方法在促进职前和在职教师成为专家教师中的作用。研究者们认为，如果教师能更好地分析课堂，更好地关注课堂中学生的思维发展，并因此更好地开展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学生将获得更多提升。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Karen B，Givvin、Catherine T，Chen、HelenE.Garnier登人，介绍了科学教学分析视频案例(Videocases for Science Teaching Analysis，VISTA)项目的开展情况。在该项目中，5个在线模块被开发用于支持K-8职前教师教授科学方法论课程，重点是教师对课堂中学生的思维和科学内容故事线的关注。共计30名教师参加了项目，其中的7名组成了控制组，剩余的23名组成了对照组。教师观看四段五分钟长的视频，并对视频做出教学、学生和教学内容三方面的书面评价。多层线性分析的结果显示，VISTA项目促进了职前教师的课堂分析能力。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Elizabeth A.VanEs、Mary E.Cashen和Anamarie Auger的研究，同样关注职前教师是否能够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学会关注学生的思维，并根据观察所得的情况，开发更具学生中心性的教学。研究发现，参加基于视频课程的教师对课堂的关注点确实发生了转移，但是每位教师转移的方式不同。一些教师开始关注某几个学生的观点，另一些教师则关注整个班级的学习情况。但总体来说，教师们还投有将有关学生学习的证据和自己的教学对学生学习的影响联系起来。
南伊利诺伊大学的Peter Fadde和Vien Cao的研究，将已经在体育界、医疗界和法律界得到广泛和充分应用的基于专家的培训的理论框架(Theoretical Framework Expertise-based Training，XBT)作为教学设计的理论框架之一。在他们的研究中，专家教师和新手教师都对同样的视频进行编码。新手教师完成编码后，将自己的编码结果与专家教师的进行对比，并对其中的差异进行书面的反馈。
2.教师的教育技术能力依旧是研究者们关心的一个问题
例如，普渡大学的Ayesha Sadaf,Tim Newby和Peggy AErtmer对职前教师将Web 2.0整合到未来课堂中的观点、倾向，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调查。他们使用解构式计划行为理论(Decomposed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作为理论框架，分析所收集到的数据。研究发现，职前教师倾向于在未来的教学中整合博客、维基和社会网络工具，而他们对Web 2.0技术有用性的看法是影响这些整台倾向的主要因素。又如，匹兹堡大学的Peter Samuelson Wardrip和Louis M.Gomez凋查了教师是否、以及如何在教学工作中利用学生的社会网络数据。研究发现，教师会根据学生的社会网络数据，设计各种分组策略，以促进学习并建立正面积极的课堂文化。此外，一些研究者就教师对技术整合的看法进行了调查，其中包括教师的教学信念和技术整合、学生学习的关系、教师的反思对教师技术整合理解的发展作用。
(七)在线教与学
在本次大会中，“在线教与学”专题下共设8个主题，内容涉及“美国K-12教育中的在线学习”、“在线讨论的方式”、“在线环境下社会临场感的建立”等。
1.支持在线教与学中的讨论、交流与互动，促进学生的思维发展
西蒙弗雷泽大学的Alyssa F.Wise、Farshid Marbouti等研究者共同探究了在线学习论坛中学生互动的不同形式，根据学生在论坛中表现的行为，划分为三种类型：周密型、自我监控型、独立型。周密型的学生完全按顺序阅读所有的帖子，再访大量不同的告示。自我监控型的学生则花大量的时间检查他，她的帖子是否有回应，继而对他／她自己的帖子进行编辑或者回复。独立型的学生仅仅是把论坛作为他／她个人自我反思的工具。另一方面，如何更好地设计在线讨论或组织在线讨论，这需要技术支持。印第安纳大学的Craig D.Howard和Rodney D Myers为在线异步讨论提供了视频注释的技术，不再受时间和空间上分离的局限，极大提高了学习者的在线交互水平。此外，支持在线学习的讨论工具一直是研究者们研究的重点。海伍德社区学院的Marlowe Mager和Steven Houlet呸有西卡罗来纳大学的Meagan Karvonon。对在线讨论板(DBs)和学生成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回答了以下三个问题：(1)什么影响了教学设计、教学参与以及学生在DBs中的学习成绩?(2)参与DB的学生是否能预测到在随后的课程学习中的成绩?(3)成绩不同的学生是否能在他们所发的帖子中表现出极大的不同？
2.从在线教与学的视角出发研究社会临场感问题
科罗拉多大学的Patrick R.Lowenthal和Jatma c.Dunlap认为，社会临场感或许是解释人们如何在线互动的最佳原因。在线教育者们试图在教学过程中，以不同的方法来建立该课程的社会临场感，但迄今为止，研究者还不能确定采用何种最好的教学策略来创建社会临场感。乔治梅森大学的Lyrmo Sehrum、MaryEnglish和Lyndsie Galizi根据社会临场感理论，为社区学院的老师和学生提供课程资源和创新性策略，并为其创建学习共同体。研究数据来源于教师每周的日记、研究员每周生成的提示，以及两月一次的小组讨论。对收到的数据进行质化研究并对其主轴编码(axial coding)，研究结果显示，创建社会临场感是一个需要时间、精力和信任的过程，一旦确定社会临场感，在线互动就能渐渐开展起来。
(八)虚拟学习环境的应用案例
本次大会中“虚拟学习环境应用研究”专题一共聚集了有关“虚拟环境中的代理”、“虚拟学习环境的应用研究”、“关于新媒体的创新评估(虚拟+游戏+混合现实)”、
“虚拟世界教育研究”、“虚拟世界应用于教学和学习”等8个主题。
1.教育者对多用户虚拟环境的看法
为了解教育者对多用户虚拟环境(Multi-UserViralEnvironment,MUVE)用于教学的看法，新西兰梅西大学的Vimani Gamage、AlexeiTretiakov和BarbaraCrump开展了一项定性研究，实验数据来源于对参与实验的教育者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和问卷。问卷以使用MUVE教学的潜在好处及影响技术采用的因素为核心，采用开放式问题以鼓励实验参与者详谈他们的观点和看法。实验结论包括：(1)在使用方便性上，许多教育者认为参与者在游戏玩家／非游戏玩家、男性／女性、“数字时代的土著民”／“数字时代的移民”这三方面差异是导致使用差距产生的可能原因。(2)很多教育工作者认为MUVE与电脑游戏间的相似性是MUVE被采用的障碍，因为“人们会将MUVE中的任何事物 都当成是游戏，重视度不及以正规形式出现的内容”。关于流体验，研究者们担心学习者在MUVE中的注意点是与学习无关的方面，同时也担心沉迷成瘾。(3)对于MUVE中的情感连接，学者们表示怀疑。研究表明，有使用Second Lifr教学经验的教育者和那些没MUVE经验的教育者在使用上差别不大，尽管没有相关经验的教育者在使用MUVE上比较谨慎，但两个组XCMtE应用于教学的整体态度还是积极的。
2.虚拟环境中的评价问题
电脑和3D浸入式虚拟环境的出现，为学生学习行为研究提供了方便，研究者能够在学生学习过程中收集研究的相关数据。但鉴于3D浸入式环境的开放性和探索性特点，如何在3D浸入式环境中设计和开展评估活动成为关键。在本次大会中，哈佛大学的Michael Charles Mayrath等人介绍了一种在虚拟环境中设计评估活动——基于证据中心设计的框架。评估活动能为检测学生的知识、技能和能力(KSAs)水平提供依据。资料观察和测试数据分析结果表明，这个框架在系统设计虚拟世界评估活动中是可行的。来自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Brian c.Nelson等人，则探讨了视觉信号技术(visual signalingtechniques)对学习者外在认知负荷和评价有效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视觉信号技术可以降低学生外在认知负荷且能够提高评估有效性。
此外，开放式虚拟3D环境中嵌入自动的评价系统，已经成为了最近研究的一个焦点。一些支持评价的模型也得以开发，用于指导技术的设计以支持教师和学生。最近这方面的研究表明，任务所花费的时间、行为的精确性以及完整性都是有用的指标的。然而，当设计者和开发者面临决定在哪里、如何有效地实施技术结构以支持核心功能时，他们还需要更好地指导。犹他州立大学的Brett E.Shelton、Jon Scoresby、Jeffrey Olsen、Mary Ann Prlin和Chad Coats的研究，就为有效的开发策略提供了借鉴。Kurt D，Squire等人则探讨了在数字化学习环境中研究嵌入式评价策略的有效性问题。
3.虚拟世界中的人物化身(Avatar)
虚拟世界为用户提供了诸如视频、音频和文字等多种交流渠道，使得以计算机为媒介的沉浸式交互成为可能。而以“化身”为中介的身势语及物理操作则更加丰富了这些功能。在这个虚拟环境中，教师和学生相当于雇佣了一个“化身”在虚拟环境中建立起他们在课内和课外的社会存在。
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sabine Karine Lawless-Relfj等人分享了她们“Second life中教师‘化身’的社会存在和行为表现”的研究。Karine和Reljic的研究致力于Second Life在高等教育的应用，他们认为，教育研究者已经在研究教师即时行为对学生感知教师社会存在、学生满意度、动机和学习的影响，但极少有研究者注意到在3D虚拟环境中即时行为的影响或代表教师的“化身”的即时行为影响。因此，他们采用两因素混合设计研究法，分析了Sencod Life中教师“化身”的即时行为与学生感知的教师社会存在、学生“化身”共同在场和学习结果的关系，并对当前及未来使用教师“化身”提出了一些建议。例如，使用教师“化身”时要注意副语言行为，如音质特征、情感和韵律特征和非语言行为，如人际距离、手势语、人脸表情、唇部同步和目光接触等问题。
阿肯色大学的Dennis Beck介绍了“化身”选择对教师对学生成功的期望和观点的影响。在MUVE中，学习者可以以“化身”的形式与空间中的其他用户及环境物体进行实时交互，也可以通过自定义种族和性别等信息选择不同外表的“化身”。Dennis Beck研究旨在分析学生“化身”的选择，对教师预期和感知的影响。在研究过程中，SecondLife中的教师被要求浏览学生“化身”的成绩单、图片和视频，然后填写调查问卷。研究结果表明，学生对“化身”的种族和性别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教师的预期和感知。
(九)新兴技术
从本次大会参与者提交的论文中我们发现，国外的一些研究表现出了对新兴技术的快速反应与跟进。这些新兴技术包括近两年来在国内外流行的微博客、电子书和Apple系列产品。，
1.研究者围绕Apple系列产品展开了初步地研究
德克萨斯大学附属小学的Benjamin Paul Kramer开展了一项质性研究，调查iPod对9年级英语学习者的阅读学习的影响。研究者在iPod中存入了阅读文章的完整音频文件和自行设计的播客，对书的章节进行概要讲述。研究的重点放在iPod对学生阅读文本、参与课堂活动的促进作用。研究结果显示，iPod被广泛地认为提供了学生在课外时间中学习的学术支持。
2010年1月27日，在美国旧金山欧巴布也那艺术中心举行的苹果公司发布会上，Steve Paul Jobs亲自发布了传闻已久的平板电脑iPad。时隔一年多，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的TingYuan、Hui Soo Chae、Gary J，Natriello、George Natwi、Pranav Garg、Zhou Zhou、Joarme Agnitti等人，就在本次大会的“教与学”分报告中的“FromiPadsto podcasts：Alook at socialmedia and 21st-century learning”专题、“技术·教学·认知·学习”主题的海报专题
“Issues in technology，lnstruction，cognltlon，andlearning”中，展示了两项有关iPad的初步研究。
其中的一项研究调查了高中生如何看待使用iPad中的e—book阅读器进行学术工作，并开发了用于未来有关e-book用于学术阅读研究的调查方法。根据创新推广理论(innovatlon difffisiontheory)，研究者设计了一份开放式问卷，并对学生使用iPad进行阅读的过程、他们选择iPad中的e-book阅读器进行学术阅读进行了访谈。学生X~iPadWe-book阅读器给予了积极的反馈，然而在选择阅读器进行学术阅读时，不同的学生给出了不同的答案。研究结果表示，要将这类工具引入学校教学仍需谨慎。
第二项研究对八个iPad电子阅读器的六大功能进行了考察，以评价每一个电子阅读器对支持学术工作的有效性。考察的结果与12位大学生、研究生认为的有用功能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表明，如今常见的iPad上可用的电子阅读应用和参与者所期待的学术型电子阅读器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尤其是参与者认为的学术型电子阅读器应具备的核心功能，目前还没有得以实现。因此，研究者认为需要针对高等教育机构中积极地、参与式的学习，设计电子阅读器模型。
尽管这两项研究属于预研究，且只针对iPad中电子阅读器 应用，没有涉及到其他丰富的应用，但我们仍旧看到了研究者们对iPad这样的新兴技术进行深入研究的势头。而另一方面，国外的一些学校已经对iPad的出现做出了反应。例如，美国的Lake Minneola High School就开始选择使用iPad作为学校今后的学习设备。该学校投资70万美元给学生购买了1750台iPad，成为了佛罗里达中部首所给学生提供苹果iPad的公立学校。到9月份，该校的学生就将人手配备一台崭新的iPad。负责这一项目的创新性学习管理人Kathy Halbig表示，iPad的使用将改变该校学生学习方式和教师的教学工作方式。
2.电子书、微博客的教育用途也成为一些研究者的关注点
堪萨斯州立大学的Marilyn Kaft和Lotta Larson对电子书如何支持有阅读障碍的学生，以及电子书阅读器如何促进读者群体进行了研究，认为电子书的使用为差异化阅读教学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田纳西大学的Anne McGill-Franzen和德州女子大学的Maria Cahill，则检验了学生在接触到和自由使用了一种专门为儿童设计的电子书(moving picture book)后的偶然性阅读学习情况。
近两年来，在国内非常流行的微博客也受到了一些研究者的关注。韩国大学的16名研究生参与了一个混合学习环境。在为期13周的学习中，他们使用了带有微博功能的智能手机。韩国大学的VnjungKo等人通过T检验、半结构化访谈、内容分析，发现TWjtter活动有助于促进参与者的社会临场感。美国大学的Margearet Austin Powers和布尔茅尔学院的HowardM，Glasser使用社会文化视角和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的研究方法，调查了文学艺术研究生在使用Twitter微博平台时的反馈和经历。研究表明，研究生使用Twitter的经历，支持了积极的、非传统的师生关系的建立，以及更深层次的自我认同(self-identity)和理解。
(十)大脑、神经科学和教育
该专题下共设5个主题，内容涉及“任务设计与分析”“教育神经主题调查”以及一些教育神经研究案例。
1.教育神经科学研究中的测试任务设计与分析
认知神经科学与数学教育两个领域已经开始形成交叉。研究者们认识到，在学科交叉形成的初期，最重要的是关注任务刺激的设计。设计良好的测试任务既符合数学学科的原理，又适合脑电图研究，是跨接数学学习的社会、行为世界和大脑功能的物理和神经活动的桥梁。在“The Centrality of Task Designand Analysis for Documenting the Neural Basis for MathematicsLearning'’主题中，研究者们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一些研究者从联系教育神经科学与数学教育的角度出发开展研究。例如，乔治梅森大学的Anthony E.Kelly认为，偏序集(Paially-Ordered Set，Poser)为描述认知功能的细节面貌提供了丰富的数学模型。鉴于认知状况是分层次的，Poset是认知能力的合适模型。其目的是，可以根据某个学生的可观察的反应确定他所处的、最有可能的认知状况。而Poset方法也适用于神经科学的评价，这为此类研究提供了可共享的任务设计原则。又如，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Michael E.Martinez和KIDLABe的Mary Layne Kalbfleisch为了跨接这两个领域，探究了两者的社会结构(social fabrics)。他们调查了两个领域的研究者是如何看待知识建构过程的，并探究了研究者们观点的差异如何增加了建立跨领域的理解的困难性。最终，他们发现一些概念成为了焦点，对两个领域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另一些研究者则从探究数学思维的角度出发开展研究。例如，KIDLAB的Mary Layne Kalbfleisch针对数学学习和认知中的重要元素“流动推理”(fluid reasoning)能力进行调查，展示了表征自然认知能力的重要性，以及分离出支持自然认知过程的基础技能的重要性。又如，俄勒冈州立大学的John YBaek和印第安纳大学的Richard Lesh使用了一种称为“模型抽取活动”(model-eliciting activity)的数学学习任务，抽取出问题解决境脉中的数学思维，澄清数学思维的本质并将其建模为大脑活动，从而解决神经科学研究中数学学习任务过于简单的问题。
2.神经科学技术在教育研究中的应用
在“Investigations，insights，and issues”主题中，研究者们分享了值得研究的神经科学和教育主题，并对这些研究进行了讨论。这些研究均涉及到具体学科的学习。例如，斯坦福大学的Jessica Tsang等人使用功能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Resonance Imaging，fMRI)技术，探讨了“知觉动作技能是否与抽象的数学概念相关”的问题…。佛罗里达中央大学的Enrique Oritiz在数学和阅读流利程度测试中，使用了功能近红外成像(functional near-infrared imaging，FNIR)技术。该项技术能够对大脑功能进行成像并对血液流动的变化进行测量。而血液流动的变化表示了思考、计算等心理过程的发生。又如，台湾国立高雄师范大学的Chia-Ju Liu~llHoun-Lin Chiu记录了被试在进行二维化学结构配对时的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s，ERPs)，发现当学生需要进行心理旋转(mental rotation)时，反应时间变长。
我们注意到，近三年的AERA大会均开设了“Brain，Neurosciences，and Education”特别兴趣小组，但相比其他主题和分报告，该主题下的论文数量并不多。另一方面，2011年1月9日和lO日，国内首届教育神经科学国际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因此，尽管目前连接神经科学与教育学两个领域仍需更多的努力，但从国内外的研究现状中，我们仍旧不难看出，教育神经科学将是未来国内外教育研究的一个发展方向。
三、研究特点和趋势
笔者所在的团队已经连续跟踪了三年的AERA会议情况。在每年的大会综述中，我们都选择了若干与教育技术相关的主题进行述评，并罗列出了详细地参考文献。国内的研究者们可以通过对三年述评中每个主题的横向比较，对感兴趣的领域的研究内容和走势有更详细地了解，从而开展更加深入细致地研究。在此，笔者对比了三年AERA会议的总体情况，总结出以下三点本次大会的研究特点与趋势。
(一)研究者们开始关注技术设计与应用中的社会参与、多元性、公平性等问题 本次大会的主题是“拓展社会想象力: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教育研究”。大会主席Kris D.Guti 6 rrez也在主题报告中提出教育研究应更多关注国家政策和公共利益。这一研究特点在本次太会的多个专题研讨、多位研究者的研究中的均有所渗透。在这些研究中，研究的对象不再局限于中小学生、大学生、研究生、教师这些主流群体，而开始关注成年人、非主流文化人群、残疾学生、天赋群体，以及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人群之间的差异。一些研究则开始深入到教学过程中，关注技术支持和促进的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参与、交流、互动和公平公正等问题。尽管从本次大会提交的相关论文来看，这方面的研究目前还不算太多，研究的深度也尚有待挖掘，但总体来说，这些关注点已成为教育研究的一个趋势。
此外，另一些研究探索了教育中的公众参与问题，有关美国的Zooniverse网站的研究就是一个例子。Zonniverse网站的定位是“公众科学(Citizen Science)”，即没有专业人员参与的科学研究。目前，该网站已经集合了一些公众科学的项目，已有440446名志愿者参加到了天文学和太空科学的研究。在非正式学习环境SIG中，研究者们探讨了是什么原因使得公众参与到这样一个自由选择的环境中，网站的设计如何影响公众的参与度。其中，牛津大学的Chris Lintott介绍了各个公众科学项目的选择和开发，尤其是“如何提供真实的科学研究”和“如何提供有吸引力的经历”之间的平衡。霍普斯金大学的Andrea Lardner和Jordan Raddick则以动机理论为基础，对影响公众参与Zooniverse的因素进行了研究。
(二)数据分析方法、理论支撑愈加体现出多样化的趋势。理论支撑与研究设计的结合更加紧密
在2009年的AERA年会上，教育研究就已经体现出了多种研究方法混合的趋势。在浏览本次大会参与者提交的论文时，我们发现这一趋势仍旧在延续，研究者们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越来越多样化。除了问卷、访谈、观察、T检验、相关分析、内容分析等常见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外，认知路径获取、结构方程建模、多层线性分析、多次回归分析，也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应用。而像聚类算法、偏序集方法这样太多数教育研究者并不熟悉的研究方法，也开始被应用到教育研究中。
另一方面，理论的应用也同样显示出多样化的特点，社会文化视角、文化维度理论、扎根理论等理论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开始融入到教育研究过程中。此外，我们注意到这些理论在研究设计的过程所起到的切实的支撑作用。例如，应用多媒体学习理论、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设计实验所需的视频、动画和图像；根据创新推广理论设计问卷；在评价的设计中使用以证据为中心的设计；将基于专家的培训理论框架作为教学设计的原则之一；使用解构式计划行为理论分析数据等。
(三)一些研究议题得以延续并被赋予新的意义
在本次大会中，像身份认同、社会临场感、Second Life、虚拟世界、社会化工具、TPACK等研究议题继续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而相比前两年的大会，这些研究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这其中的一些研究开始形成新的研究聚焦点和研究议题。例如，在本次大会中，有关TPACK的研究将重点放在TPACK的测量工具的开发上；虚拟学习环境中的研究重视评价问题，并形成了嵌入式评价、自动化评价和情境性评价等议题；而模拟学习环境也关注真实感的问题，例如利用新兴技术为学生提供触觉反馈等1761；同时，学生的高级认知能力和相应的教学策略也是在线学习、教育游戏等研究集中关注的问题。
相比之下，另一些研究的视角则得到了拓展和深入。例如，北路卡罗莱纳州大学的LisaG，Hervey就在在1：1计算机环境下探讨在职教师TPACK发展的问题。而在“学习科学”专题中的一些研究者就对身份认同的多个维度和层次开展研究。亦有一些研究在已有的研究中领域引入了新的研究方法和框架，从而产生了新的研究议题。例如在移动学习中应用设计研究的方法，’在技术使能的评价设计中应用通用设计原则和以证据为中心的设计等。
四、结语
综观近三年的AERA的大会主题，从2009年的“学科交叉与规范”到2010年的“学习生态”再到今年的“公共利益为导向”，国外教育研究呈现出从“单一学科”到“多学科交叉”，从“单一的学习”到“复杂的学习”，从“教育的单一目标”到“为了民主社会的教育”这样一种发展走势。在教育研究中逐渐还原出“学习”的复杂性与社会性本质，研究方法的高度强调和多领域合作与融合，一直是教育研究的两大重要趋势。另一方面，从三年AERA大会中一些研究议题的延续和新议题的涌现中，我们也看到国外教育研究的持续生命力所在，这些都将是国内教育研究者们值得借鉴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