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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考取了大学，谁便当大学生，似乎不应该发生“怎样当”的问题。
假使要拿它来当作一个问题看，则一方面大学生只是读书求学，问题简单到不必多谈。但另一方面，则各人的个性不同，兴趣不同，背景不同，目的不同，问题复杂得使人无从谈起。
不过，每个人，对于自己现实生活是否感觉有问题，主要关系于一个人的生活态度乃至生活意境。一般人的生活意境，在一生中，大体可以分作三个阶段：最先是被动的刺激反应，根本不觉得有问题的阶段；其次是开始有主动的思考力、评断力，到处发生怀疑，到处提出问题的阶段；最后则是通过怀疑而发现人生的方向，以走上解决问题之途的阶段。
尽管多数人只停留在第一阶段中便混过一生，也有人则又背负着人世无穷无数的问题以没世；但就人生发展的常态，一个人当他走进了大学，应当是属于开始对人生提出问题的阶段，而大学生当面的问题便是“怎样当一个大学生”。同时每个问题，有其特殊性的方面，也有其共同性的方面。特殊性的方面，可以留待各个人去思考；共同性的方面，不妨大家作一种共同探索的尝试。
但就求学的根本动机，及求学的整个归结来说，则一定是为了对时代负责，对国家、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来负责。时代的要求，国家、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要求，才是一个知识分子生活的最高规律。因此，虽然凡是可以成为知识的东西，都有学问上的价值，但其中与时代问题密切相关的，必然要摆在求知的第一位，而集注以最优秀的心灵和力量。
在这苦难的时代，也有人关紧房门，背着时代，干点鸡零狗碎的无关痛痒的工作，认为这即表示了学术的崇高纯洁。但夷考其实，则此种人，常常是在表面上离开现实，而事实上乃不断地向现实讨便宜，以助成现实的黑暗面。揭穿了说，这是以时代的血和泪来作建造象牙之塔的水泥。这种象牙之塔，实际只是魔宫里的更衣室。若以此来鸣高，并以此来向青年立教，那才真是残酷的狡狯。所以我觉得“以天下为己任”，过去有出息的秀才是如此，今日有出息的大学生也一定是如此。
但是，以天下为己任，并非说每一个大学生，应当加入到“天下”的现实中去实际地干；相反的，在人生的全历程中，大学生是积蓄知识能力的时代，而不是使用知识能力的时代。因此，大学生的本分，是在知而不在行；更正确的说，是要把知当作行的时代。所以，大学生应当由对于时代、现实的密切关心，而去知道时代，知道现实；但不能，也不应该，马上去参加时代，参加现实。
正如Korff在其《人间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第一章中所说，为了要了解一种事实，常常须要从事实后退一步，与事实保持一个相当的距离。知识青年参加现实的目的，是要把现实加以推进改造。不了解现实，而去参加现实，常常掉入在现实的泥淖中，以致随波逐流，结果成为现实的牺牲品。因此，真正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学生，应当从天下的现实中后退，退到自己的古典性的书本上，退到科学研究的最新结论上；站在这种书本上、结论上，来看现实的问题，而不让现实问题中所挟带的现实利害遮蔽了人类理性的成果；要使现实问题随着理性之光来回转，而不使理性之光随着现实的利害来摆动。
只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真精神，则在大学时期，退到书本上愈深，退到实验室里愈深，便算守住了大学生的本分，尽到了大学生的本分，同时也就真正担负了时代在这一方面的责任。而在这种尽本分的纯洁无私的心灵活动中，不把学术和天下国家连成一片不止。 世上尽有强调只管个人作学问，不要关心时代痛痒的人，这是因为在此种人的内心深处，常藏有肮脏不堪告人之隐。我国现代的悲剧，从某一角度看，也可以说是来自五十年以来，少数守本分、尽本分的大学生，在精神上却与时代隔绝，让不守本分、不尽本分的大学生，在学校里操纵学校的风气，出到社会，又操纵了现实的政治社会的风气。今日的大学生，若有志于挽救我们自身的悲剧，应当从自己不扮演悲剧的角色做起。
然则现在大学中，有许多与学术无关的活动，大学生是否可以一概不参加？我不敢作此主张。但我却可以说，所有这类的活动，在大学生的生活中，都不能居于重要的地位。尽管以专门推动这类活动为职业的人，一天多一天，一天有力一天。更重要的是，大学生参加此类活动，恐怕不应出之以“行其所信”的态度，而只是出之以“知其所行”的态度。对大学生而言，一切都是知的对象，都是研究评判的对象。所以大学生参加到学术以外的活动，既不是信仰，也不是反对，更不是敷衍，而只是为了要知道它，要研究评判它。
大学生是以理性之光去與现实（包括表面是超现实而实际上是最现实的东西在内）相连结，而不是以行动来与现实相连结。在大学生时代能作一个强有力的理性之人，将来出到社会才能作一个强有力的行动之人。过早地投向现实，也像过分的早婚，实际上只意味着人生的不幸。
我在上面说过，大学生是理性高于一切，怀疑多于信仰的生活时代；又说过，在大学生时代，能作一个强有力的理性之人，将来出到社会，才能作一个强有力的行动之人。但这里可能发生两种误解：第一，顺着西方文化的传统和今日大学的实况，容易把理性只解作成就知识的一面，因而忽略了道德的理性。第二，因为我针对大学生本分以外的事物而将“行动之人”从大学生中划分出去，容易误认大学生只顾求知而可以远离行动实践。其实，道德理性，应当是知识科学理性的动力及其承载力。而大学生由道德理性的自觉，自然不能仅限于追求成为一个知识之人；势必在当下的大学生活的本分中，成为一个坚强的行动之人，实践之人。在知识的跛行发展中，不能伸长出完整的人格，最后也会扼杀知识的源泉，这正是现代文明的危机、病态，须要我们加以超克的。
（文章节选自《徐复观全集·青年与教育》）
作者简介：
徐复观（1903-1982），湖北浠水人，新儒家学派的大家之一，亦是台、港最具社会影响力的政论家，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主要著作有：《中国人性论史》《中国思想史论集》《中国文学论集》等。
假使要拿它来当作一个问题看，则一方面大学生只是读书求学，问题简单到不必多谈。但另一方面，则各人的个性不同，兴趣不同，背景不同，目的不同，问题复杂得使人无从谈起。
不过，每个人，对于自己现实生活是否感觉有问题，主要关系于一个人的生活态度乃至生活意境。一般人的生活意境，在一生中，大体可以分作三个阶段：最先是被动的刺激反应，根本不觉得有问题的阶段；其次是开始有主动的思考力、评断力，到处发生怀疑，到处提出问题的阶段；最后则是通过怀疑而发现人生的方向，以走上解决问题之途的阶段。
尽管多数人只停留在第一阶段中便混过一生，也有人则又背负着人世无穷无数的问题以没世；但就人生发展的常态，一个人当他走进了大学，应当是属于开始对人生提出问题的阶段，而大学生当面的问题便是“怎样当一个大学生”。同时每个问题，有其特殊性的方面，也有其共同性的方面。特殊性的方面，可以留待各个人去思考；共同性的方面，不妨大家作一种共同探索的尝试。
但就求学的根本动机，及求学的整个归结来说，则一定是为了对时代负责，对国家、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来负责。时代的要求，国家、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要求，才是一个知识分子生活的最高规律。因此，虽然凡是可以成为知识的东西，都有学问上的价值，但其中与时代问题密切相关的，必然要摆在求知的第一位，而集注以最优秀的心灵和力量。
在这苦难的时代，也有人关紧房门，背着时代，干点鸡零狗碎的无关痛痒的工作，认为这即表示了学术的崇高纯洁。但夷考其实，则此种人，常常是在表面上离开现实，而事实上乃不断地向现实讨便宜，以助成现实的黑暗面。揭穿了说，这是以时代的血和泪来作建造象牙之塔的水泥。这种象牙之塔，实际只是魔宫里的更衣室。若以此来鸣高，并以此来向青年立教，那才真是残酷的狡狯。所以我觉得“以天下为己任”，过去有出息的秀才是如此，今日有出息的大学生也一定是如此。
但是，以天下为己任，并非说每一个大学生，应当加入到“天下”的现实中去实际地干；相反的，在人生的全历程中，大学生是积蓄知识能力的时代，而不是使用知识能力的时代。因此，大学生的本分，是在知而不在行；更正确的说，是要把知当作行的时代。所以，大学生应当由对于时代、现实的密切关心，而去知道时代，知道现实；但不能，也不应该，马上去参加时代，参加现实。
正如Korff在其《人间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第一章中所说，为了要了解一种事实，常常须要从事实后退一步，与事实保持一个相当的距离。知识青年参加现实的目的，是要把现实加以推进改造。不了解现实，而去参加现实，常常掉入在现实的泥淖中，以致随波逐流，结果成为现实的牺牲品。因此，真正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学生，应当从天下的现实中后退，退到自己的古典性的书本上，退到科学研究的最新结论上；站在这种书本上、结论上，来看现实的问题，而不让现实问题中所挟带的现实利害遮蔽了人类理性的成果；要使现实问题随着理性之光来回转，而不使理性之光随着现实的利害来摆动。
只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真精神，则在大学时期，退到书本上愈深，退到实验室里愈深，便算守住了大学生的本分，尽到了大学生的本分，同时也就真正担负了时代在这一方面的责任。而在这种尽本分的纯洁无私的心灵活动中，不把学术和天下国家连成一片不止。 世上尽有强调只管个人作学问，不要关心时代痛痒的人，这是因为在此种人的内心深处，常藏有肮脏不堪告人之隐。我国现代的悲剧，从某一角度看，也可以说是来自五十年以来，少数守本分、尽本分的大学生，在精神上却与时代隔绝，让不守本分、不尽本分的大学生，在学校里操纵学校的风气，出到社会，又操纵了现实的政治社会的风气。今日的大学生，若有志于挽救我们自身的悲剧，应当从自己不扮演悲剧的角色做起。
然则现在大学中，有许多与学术无关的活动，大学生是否可以一概不参加？我不敢作此主张。但我却可以说，所有这类的活动，在大学生的生活中，都不能居于重要的地位。尽管以专门推动这类活动为职业的人，一天多一天，一天有力一天。更重要的是，大学生参加此类活动，恐怕不应出之以“行其所信”的态度，而只是出之以“知其所行”的态度。对大学生而言，一切都是知的对象，都是研究评判的对象。所以大学生参加到学术以外的活动，既不是信仰，也不是反对，更不是敷衍，而只是为了要知道它，要研究评判它。
大学生是以理性之光去與现实（包括表面是超现实而实际上是最现实的东西在内）相连结，而不是以行动来与现实相连结。在大学生时代能作一个强有力的理性之人，将来出到社会才能作一个强有力的行动之人。过早地投向现实，也像过分的早婚，实际上只意味着人生的不幸。
我在上面说过，大学生是理性高于一切，怀疑多于信仰的生活时代；又说过，在大学生时代，能作一个强有力的理性之人，将来出到社会，才能作一个强有力的行动之人。但这里可能发生两种误解：第一，顺着西方文化的传统和今日大学的实况，容易把理性只解作成就知识的一面，因而忽略了道德的理性。第二，因为我针对大学生本分以外的事物而将“行动之人”从大学生中划分出去，容易误认大学生只顾求知而可以远离行动实践。其实，道德理性，应当是知识科学理性的动力及其承载力。而大学生由道德理性的自觉，自然不能仅限于追求成为一个知识之人；势必在当下的大学生活的本分中，成为一个坚强的行动之人，实践之人。在知识的跛行发展中，不能伸长出完整的人格，最后也会扼杀知识的源泉，这正是现代文明的危机、病态，须要我们加以超克的。
（文章节选自《徐复观全集·青年与教育》）
作者简介：
徐复观（1903-1982），湖北浠水人，新儒家学派的大家之一，亦是台、港最具社会影响力的政论家，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主要著作有：《中国人性论史》《中国思想史论集》《中国文学论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