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上世纪四十年代以来，哈佛大学历史系研究生的中国历史培训一直以一门全校闻名的资料阅读课为焦点。英文简称为“Qing Docs”的这一阅读讨论课程不仅培训年轻学者们的中文阅读能力（现在学生群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已经来自中国），亦可锻炼学生们对中国史学的基本了解。“Qing Docs” 是哈佛近代中国史博士生的入门仪礼，也是锻造他们史学思想的洪炉。因此，这门课的发展趋势与历史背景值得回顾。
　　此课由美国汉学“教父”费正清创立，最早的教材草稿汇编于一九四○年。那时，尚处在国共合作的阶段，美国也正在支持中国的抗日运动。费正清作为美国汉学的创始人，提出了一个培训计划，要教学生们看奏折、提本、上谕、实录等清朝官方文件，以增加美国对中国政治的了解与欣赏。
　　最早的教材草稿只是一个课程提纲。四十年代的“哈佛汉”读的是《夷务始末》、《大清会典》等官方史料的精选。今天再阅读这套教材，我们就能感觉到，当时的美国学生距离中国何其遥远。“二战”时期，航空旅行尚未普遍，留学中国基本不可能，美国学生的中文技巧只能在教室里培养。因此，费正清设计的课本不仅是辅助阅读资料的参考工具，而且也是解释中文书籍体例的初级读本，例如，有一部分叫做“关于汉语文书所用的术语”，解释的是册、序、凡例、目录等基本词汇。
　　到了五十年代，在所谓美国“失去”中国之后，“Qing Docs”就从纯学术的研究工具转而成为美国的“中国观察机制”的一部分。一九五二年，哈佛燕京学社出版了一套题为“清朝文献：初级课本”的教材，其中有十三篇摘自关于通商口岸、不平等条约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文件，用以培养学生的研究才能。另外，也选入了涉及“天津惨案”、鸦片战争等“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特征的资料。
　　从费正清写的序言，就能看清这一套教材与政治现实的密切关系。他写道:“保存在文件库中的数量众多的十九世纪清代文件能够提供一个了解现代中国的源泉的关键——它们透露的是共和国的诞生环境，现代中国领导人的生长锻炼环境。”
　　若说美国冷战汉学的目的异于十九世纪欧洲所谓的“东方主义”学术传统的目的则可；若说它没有明确的政治作用则非。依费正清所言：“当代中国必须在清朝制度的大背景下学习。对前民国时期中国的研究并非复古主义；反而是了解中国做法从而对中国人民做出更加适当的公共及私利政策的初步。”
　　贯穿美国冷战汉学的意识形态并不止步于政策层面，而是融会在学术研究方法论之中的重要成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学者谈学术问题时，言必称马列主义史学之弱点。费正清道：“在阅读清朝文件的过程中，我们在敲打人类最大的未经探索的历史资料仓库的大门……能够读懂清朝文件的在华中国公民日益减少。处于中国境外的学者们有职责防止历史学独断论者为符合他们的教条目的而对中国现代历史进行垄断与扭曲。”
　　在如此争议的框架下，“Qing Docs”的学生也就变成了自由主义史学的精兵，与当时中国大陆的马列主义史学家去辩论中国近代史的真伪与意义。哈佛作为资本主义最发达国家的最发达的大学，一定要反对社会主义的扩展。其次，哈佛所代表的新教伦理要求政治与学问、艺术的绝对分离。新中国史学作为马克思“唯物主义论”的果实，自然就与费正清旗下的“社会历史”迥然有异。
　　这套教材从一九五二年一直用到八十年代中期，只在一九五九年修编过一次。大跃进、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四人帮”等历史事件连续地发生，费正清却一直在教学生如何读懂曾国藩在一八六八年所上的《新造轮船折》；尼克松访华、中美建交、改革开放等国际政治巨变接二连三地出现了，而哈佛博士生却一直在解读前直隶总督刘铭传于一八八○年奏上的《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
　　正如中国在八十年代末经历了巨大的经济文化变动，哈佛历史系的中国史培训在此刻也发生了质变。一九八六年，费正清与孔飞力编辑出版了“Qing Docs”的一套全新教材，题为《阅读文件——种人杰叛乱事件》。此套教材不似其前身，原来的杂料汇编方式被一种叙述性的、以一次叛乱事件为焦点的选编方式代替。新教材以一种尝鼎一脔的教学精神汇编资料成书，从一次事件来探讨中国历史的大语境，并学到研究中国的基本知识。
　　孔飞力收集了关于种人杰叛乱的朱批奏折，以及《清实录》及湖北地方志中相关记录的摘选，共十四篇，并编之为课本。学生们在阅读这批文件之后，均须做出关于种人杰的期末论文。依孔飞力的教学观——同他欣赏的学术典范，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理论一样——在阅读“一手资料”的过程中，读者能够了解到文本的产生条件。“通过阅读关于种人杰的资料，我们能够看穿许多对他起着撞击作用的社会及政治制度。从宏观的立场看，（种人杰叛乱）不算大事；但是它却从中国生活的层层面面提供了文献。”
　　叛乱的大致过程是，“首犯”种人杰为湖北崇阳县生员，后“因包庇程中和挖煤控案……犯案斥革，拟徒发配”。种人杰逃回县城，与另一位生员一同闹事。其次，种人杰与“要犯”陈宝铭、汪敦族“聚众滋扰攻入县城抢劫仓库监狱”并“戕官据城”。再次，种人杰所领导的一万多“匪徒”攻入临县并占领之。最后皇帝派出官兵剿匪，叛乱终被平定，而种人杰等要犯均被凌迟处死。
　　种人杰叛乱事件有一个极为有趣的特点，它同英国侵略广州发生在同一年——一八四二年春！如此巧妙的同时性并非无意，哈佛教授在编订教材的时候，非常注意如何使其阐明中西文明在此刻的实力差距。学生们所学的这些文件中有很多具体的军事信息。裕泰、吴漆君等当事人的奏折中反复奏称官兵短缺，无疑跟鸦片战争正在发生有关系。而中国虽然未能战胜英国，至少可以镇压内地匪徒。
　　学生们从这种同时性中要学到什么？我们先要回顾鸦片战争在欧美史学中的重要性。就中国在清末的衰退而论，近代历史学家均把一八四二年看成这一衰退过程的起点。在这以后不久，便是“不平等条约”、门户开放等一系列的国耻接踵而来。最近，我与哈佛东亚系的一位教授一起研究《纽约时报》关于中国在东南亚的经济权威的一篇报告，有感于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这位教授感叹道：“后鸦片战争时期确已结束。”
　　虽然清朝的颓废已发兆端，但是，在种人杰叛乱发生之际，皇朝的政治机制仍然有效。因此，在对种人杰叛乱的镇压中，学生们就能感觉到清末的矛盾：道光皇帝虽善于内政，却不能与欧洲竞争。对某些美国汉学家来说，这一点甚为重要。
　　上述这一对比在教材中颇为明显，而“Qing Docs”潜在的意图绝不仅限于种人杰叛乱事件本身。课程安排也是一种叙述，通过这十四篇文件的次序，我们也能了解到汇编者的历史哲学。课程由一篇朱批奏折开头，奏者为湖广总督裕泰，内容为叛乱的初步细节，末页有皇帝的“另有旨”朱批。由此，我们进入官方史学，接连而来的七篇均是选自《大清历朝实录》的摘录。这批摘录比较具体，仔细地讲解镇压叛乱过程中的军事、金融及物流问题。
　　到了第九篇，则是种人杰被捕后的口供。从此开始，学生们看到的是“另类”史料。口供中的很多信息与《清实录》不同，这一情况可以让学生对正统史学的正确性产生怀疑。第十篇乃是魏源为在事件中被害的县官师长治撰写的墓志，实即对国策的批评。然后有军机大臣木彰阿准备的最终报告，语气与美国国会的“‘九一一’委员会报告”相似。木彰阿的结论是：虽然种人杰是逆徒，但究其实仍是崇阳县的“漕务积弊”导致了叛乱。最后有三篇来自《崇阳县志》的文章，其中一篇摘自县志的“灭祥”部分，讲的是叛乱前发生的奇怪自然现象，如“大雪连月不消”、“鸦数万飞弊天日”等，恰如中国传统说法“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
　　课程中的文件如此安排给予学生们一大惊喜：苦读了八篇官方文件后，学生们才发现，种人杰并不如奏折、实录描述的那么有罪，而叛乱其实是贪官污吏、税务政策等诸多官僚问题所导致的！就叙述目的论而言，“Qing Docs”课程与美国大众媒体对中国内政的评论方法有相似之处:两者均从个别事件而谈及中国机制的内在因素。
　　从上世纪四十年代至今，由费正清成立、孔飞力延续的清朝史料研究课一直是哈佛汉学研究、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哈佛汉学本身即为中美政治语境中的一个成分，显然无法脱离两国各自及相互之间的历史位置而存在。因此，探索哈佛汉学的历史背景，是了解中美关系的一个很好的窗口，透过这扇窗口，我们能看到一些事情的真相。在“Qing Docs” 的影响下，种人杰叛乱从一个次要事件变成了教学标本。费正清说“清朝制度……是现代中国领导人的生长锻炼环境”，那么，“Qing Docs”所探讨的种人杰叛乱也就标志了美籍汉学家的“生长锻炼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