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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故乡天下黄花》是刘震云“新写实”的一部长篇小说，作品用四个时期的历史向我们展示了一部乡村农民生存的悲剧苦难史。“权力”腐蚀和侵害着农民，体现着中国农民文化的荒谬特征。
关键词：《故乡天下黄花》；“权力”；悲剧；国民性
作者简介：胡洋（1986-），女，汉族，河南信阳人，研究生，安阳职业技术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3-0-01
《故乡天下黄花》是刘震云是一部乡土题材的作品，刘震云并不是纯粹的农民，他对于农民对于故乡的情感也是复杂的；一方面，生于斯长于斯的血肉相连的浓烈情感及文化熏陶：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现代文明的社会人，他又看见了农民文化中的落后与不足。作者将自己的创作意图不动声色的贯穿在四个历史时期的人与事之中，“权力”意识是这部悲剧史的根源。在历史舞台的你上我下的演绎中，农民的国民性弱点也暴露无遗，整部作品体现了刘震云在新时期对“五四”国民性批判传统的承继。
首先，作品以“村长的谋杀”，“鬼子来了”，“翻身”，“文化”四个时期作为文章的题目。以村长孙殿元的无端被杀开头，接下来就围绕着孙李两家谁当村长来展开作品的内容。“故乡”中人为当村长的不断争权夺势，四个时期不曾停止过，由“故乡”繁芜复杂的镜像让我们透视到当时那段历史上政治的风云变化，难道一小小的“故乡”不透露着天下吗？
其次，刘震云的小说“权力”意识是一大特色的主题，自然，《故乡天下黄花》也不例外。作品叙述的是一个小村庄半个世纪的权力争夺的历史故事。从开始到结尾，权力是一种肆行无忌的统治者，它统治、驱使着村庄的每一个人，使欺诈、奴役、鲜血和生命，充斥与历史的每个角落。村庄的历史因权力而弥漫着黑暗，而权力裹挟着历史“在恶中奔驰”。[1]李文闹、许布袋、赵刺猬、赖和尚等等这些人可以说一方面是恶势力的代表，另一方面 ，这些人又是“权力”的热心追逐者，可以说，“恶”与“权力”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结合。纵看整部作品，权力，它残害着农民的精神，腐蚀着农民的意识，尤其是作品对于农民自身精神缺陷的展示和根源的挖掘，使得作品的历史批判更深入到了内在的文化的批判层面。
再次，这部作品从某种程度上承继了鲁迅的国民性批判传统。先从题目层面看，《故乡天下黄花》与《故乡》，两篇文章無论是思想还是题材，都似乎体现了一种相通性。刘震云揭示出故乡文化及故乡农民的落后与不足。鲁迅却运用了一个思想家的眼光对故乡以“闰土”为代表的国民的落后、愚昧与无知给予了批判以引起疗救的作用。在《故乡天下黄花》之中，从人物的名字到人物的思想意识，都与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是一脉相承的。从李文闹到李小闹，从李文武到李小武等等，似乎更加类似于《阿Q正传》中“阿Q到小D”的痕迹，更加说明了两个不同时期的作家，对于这种国民性的批判不曾终止，国民的弱点不会只止于一代国人，一代之后还有下一代，因此，这种深刻的批判锋芒仅从这些人物名字就能看出。再进一步看作品中人物行为，当国难（抗日战争）来临之时，愚昧的国人未曾认识到民族危机。以孙毛旦为代表，当日本人来到之时，认为八路军武器简装，军服简陋，看不起八路军。如果说鲁迅对中国的国人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那么，刘震云在这里能不是一种“爱之过切而又恨其不争”[2]的爱吗？在《阿Q正传》之中，“阿Q”将参加革命理解为穿崇祯皇帝的素，“嚓嚓”杀头分东西；在《故乡天下黄花》之中，孙毛旦等国人将革命理解为参加威武的军队呈自己的威风。
最后，这部作品是渗入了浓重的悲剧意识的作品。“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但当人见多了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尤其是看来看去，竟发现自己也不能真正缓解现实的苦痛之后，人恐怕就很难再在悲剧感里耽溺了。”[3]在读到作品时候，对于那种有价值东西的毁灭，我们更多的是一种同情和悲愤。“许锅妮在一个大个子日军上身时有反抗动作，大个子日军立即从屁股上拔下一把刺刀，扎到了许锅妮喉咙上。许锅妮摆着头正在死，大个子日军就扒下她衣服奸污了她。”[4]许锅妮在第二部分之中的描写，她在我们头脑中似乎是一个单纯善良，活泼淳朴的乡村姑娘，这里，可谓是一种有价值的东西，却在这一瞬间被无情的撕毁。刘震云既没有渲染，也没有议论，甚至都没有明确表露他的同情与悲愤，但是，这只是作者的一种表现法则，我们却从中体悟到了这一层意义。在“土改”和“文革”中，农民之间更多的是一种互相报私仇，对于仇家的男人是无端的杀害，对于女人是无辜的强暴，这不仅是他们对于自己“翻身”之后对“富农”与“地主”的报复，也是个体压抑已久的欲望的爆发。贫农长期受地主富农剥削，没有获得正常精神和心理的发展，因而，在他们不断报复别人的同时，也演绎了他们自己的悲剧的生命历程。因此，小到个体大到一乡，悲剧的气氛笼罩始终，让读者阅读之时怀有一种无比的沉重之感，恐怕这正是作者无意为之而为之的结果吧！
综上所述，这部作品在思想内容上展示了权力对人的影响，正常的人性被扭曲，正常的人际关系变色变味，纯洁的乡性，和睦的邻里亲密的夫妻之间在权力的笼罩之下发生了畸变。乡民的生活是一部悲剧史，同时，也是丑陋国人灵魂的民族史。
参考文献：
[1]贺仲明.一种文学与一个阶层——中国新文学与农民关系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2，第78页。
[2]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论[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第30页。
[3]张业松.逼近世纪末批评文丛.个人情境[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7：5，第17页。
[4]刘震云.刘震云自选集[M].北京：现代出版社，2005，第171页。
关键词：《故乡天下黄花》；“权力”；悲剧；国民性
作者简介：胡洋（1986-），女，汉族，河南信阳人，研究生，安阳职业技术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3-0-01
《故乡天下黄花》是刘震云是一部乡土题材的作品，刘震云并不是纯粹的农民，他对于农民对于故乡的情感也是复杂的；一方面，生于斯长于斯的血肉相连的浓烈情感及文化熏陶：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现代文明的社会人，他又看见了农民文化中的落后与不足。作者将自己的创作意图不动声色的贯穿在四个历史时期的人与事之中，“权力”意识是这部悲剧史的根源。在历史舞台的你上我下的演绎中，农民的国民性弱点也暴露无遗，整部作品体现了刘震云在新时期对“五四”国民性批判传统的承继。
首先，作品以“村长的谋杀”，“鬼子来了”，“翻身”，“文化”四个时期作为文章的题目。以村长孙殿元的无端被杀开头，接下来就围绕着孙李两家谁当村长来展开作品的内容。“故乡”中人为当村长的不断争权夺势，四个时期不曾停止过，由“故乡”繁芜复杂的镜像让我们透视到当时那段历史上政治的风云变化，难道一小小的“故乡”不透露着天下吗？
其次，刘震云的小说“权力”意识是一大特色的主题，自然，《故乡天下黄花》也不例外。作品叙述的是一个小村庄半个世纪的权力争夺的历史故事。从开始到结尾，权力是一种肆行无忌的统治者，它统治、驱使着村庄的每一个人，使欺诈、奴役、鲜血和生命，充斥与历史的每个角落。村庄的历史因权力而弥漫着黑暗，而权力裹挟着历史“在恶中奔驰”。[1]李文闹、许布袋、赵刺猬、赖和尚等等这些人可以说一方面是恶势力的代表，另一方面 ，这些人又是“权力”的热心追逐者，可以说，“恶”与“权力”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结合。纵看整部作品，权力，它残害着农民的精神，腐蚀着农民的意识，尤其是作品对于农民自身精神缺陷的展示和根源的挖掘，使得作品的历史批判更深入到了内在的文化的批判层面。
再次，这部作品从某种程度上承继了鲁迅的国民性批判传统。先从题目层面看，《故乡天下黄花》与《故乡》，两篇文章無论是思想还是题材，都似乎体现了一种相通性。刘震云揭示出故乡文化及故乡农民的落后与不足。鲁迅却运用了一个思想家的眼光对故乡以“闰土”为代表的国民的落后、愚昧与无知给予了批判以引起疗救的作用。在《故乡天下黄花》之中，从人物的名字到人物的思想意识，都与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是一脉相承的。从李文闹到李小闹，从李文武到李小武等等，似乎更加类似于《阿Q正传》中“阿Q到小D”的痕迹，更加说明了两个不同时期的作家，对于这种国民性的批判不曾终止，国民的弱点不会只止于一代国人，一代之后还有下一代，因此，这种深刻的批判锋芒仅从这些人物名字就能看出。再进一步看作品中人物行为，当国难（抗日战争）来临之时，愚昧的国人未曾认识到民族危机。以孙毛旦为代表，当日本人来到之时，认为八路军武器简装，军服简陋，看不起八路军。如果说鲁迅对中国的国人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那么，刘震云在这里能不是一种“爱之过切而又恨其不争”[2]的爱吗？在《阿Q正传》之中，“阿Q”将参加革命理解为穿崇祯皇帝的素，“嚓嚓”杀头分东西；在《故乡天下黄花》之中，孙毛旦等国人将革命理解为参加威武的军队呈自己的威风。
最后，这部作品是渗入了浓重的悲剧意识的作品。“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但当人见多了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尤其是看来看去，竟发现自己也不能真正缓解现实的苦痛之后，人恐怕就很难再在悲剧感里耽溺了。”[3]在读到作品时候，对于那种有价值东西的毁灭，我们更多的是一种同情和悲愤。“许锅妮在一个大个子日军上身时有反抗动作，大个子日军立即从屁股上拔下一把刺刀，扎到了许锅妮喉咙上。许锅妮摆着头正在死，大个子日军就扒下她衣服奸污了她。”[4]许锅妮在第二部分之中的描写，她在我们头脑中似乎是一个单纯善良，活泼淳朴的乡村姑娘，这里，可谓是一种有价值的东西，却在这一瞬间被无情的撕毁。刘震云既没有渲染，也没有议论，甚至都没有明确表露他的同情与悲愤，但是，这只是作者的一种表现法则，我们却从中体悟到了这一层意义。在“土改”和“文革”中，农民之间更多的是一种互相报私仇，对于仇家的男人是无端的杀害，对于女人是无辜的强暴，这不仅是他们对于自己“翻身”之后对“富农”与“地主”的报复，也是个体压抑已久的欲望的爆发。贫农长期受地主富农剥削，没有获得正常精神和心理的发展，因而，在他们不断报复别人的同时，也演绎了他们自己的悲剧的生命历程。因此，小到个体大到一乡，悲剧的气氛笼罩始终，让读者阅读之时怀有一种无比的沉重之感，恐怕这正是作者无意为之而为之的结果吧！
综上所述，这部作品在思想内容上展示了权力对人的影响，正常的人性被扭曲，正常的人际关系变色变味，纯洁的乡性，和睦的邻里亲密的夫妻之间在权力的笼罩之下发生了畸变。乡民的生活是一部悲剧史，同时，也是丑陋国人灵魂的民族史。
参考文献：
[1]贺仲明.一种文学与一个阶层——中国新文学与农民关系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2，第78页。
[2]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论[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第30页。
[3]张业松.逼近世纪末批评文丛.个人情境[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7：5，第17页。
[4]刘震云.刘震云自选集[M].北京：现代出版社，2005，第1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