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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吕氏春秋》一书对秦代以前，尤其战国百家争鸣的学术思想进行了概括性总结，是战国文化中心西移的标志性产物，包含有丰富的体育养生思想。其中对生命现象的科学认识、对保健养生理念的凝练、对音乐健身功能认识的升华等等，在中国体育思想史上都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关键词：《吕氏春秋》 体育养生思想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38（2010）04-145-004
Lv Shi Chun Qiu's Thought of Keeping Good Health
Wang Jinglong （Academy of Qi culture，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ibo, Shandong,255049）
Abstract:Lv Shi Chun Qiu summarized the academic thinking of the Warring States and it was a mark of the westward movement of the cultural center. The book contains a wealth of sports health thoughts of which the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the phenomenon of life, the concise concept of health-care, the understanding of music, etc. marks a new period in the history of thought in Chinese sports.
Key words: Lv Shi Chun Qiu ;thought of keeping good health
CLC number：G256 Document code：A Article ID：1003-6938（2010）04-145-004
中国古代先秦时期的文化重心，从总体上看是从东部的山东地区逐渐向西部的陕西地区转移的，战国时期东部齐国出现的稷下学和秦代秦始皇时期吕不韦“招致士，厚遇之”、“著书布天下”以及汉武帝时期的“独尊儒术”就是其突出的表现。《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秦相吕不韦召集其门客集体撰写的一部巨著，参与的门客大多是来自齐国稷下学宫的学者，因此，《吕氏春秋》又可以看作是周秦文化中心转移过程中的标志性产物。这部书的内容异常丰富，囊括了当时的诸子百家之学，在较大程度上是稷下学术思想的总结。但由于是在吕不韦的主导下完成这一工作的，书中自然又贯穿了吕不韦的思想精神，这部书实际上是以吕不韦的思想为主导，对春秋战国以来学术思想的总结。它既是我国先秦时期的最后一部大型学术文献，也是唯一一部不存在真伪问题的先秦文献。因此，《吕氏春秋》中的体育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战国时期的众多学派的体育思想观点，是先秦时期体育思想的集大成者。
一 对生命现象的科学认识
对于生命现象的探究，《吕氏春秋》在战国稷下黄老学说的基础上有了更为科学的认识。《素问·宝命全形论》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1 ］又说：“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这里把人之形成看作是天地之气的产物，而生命的长短则是“悬命于天”。“性命天定”是一个古老的命题，在《吕氏春秋》中得到了新的突破，走上了更为科学的认识道路。
《贵生》篇对子华子的全生理论作出了清晰的解释。子华子说，全生是最上等的，亏生次一等，死又次一等，迫生是最低下等的。按照其理论，所谓尊生，也就是全生，就是指人的七情六欲都能够适可而止；亏生指的是人的七情六欲只有部分恰当合宜，七情六欲受到亏损，生命就会遭到削弱损亏，情欲亏损得越厉害，生命被损害得也就越厉害，死是指人的七情六欲没有了感觉，相当于回到了未生时的状态；迫生是指人的七情六欲没有一样合宜，情欲所能够得到的都是情欲本身所应当厌恶的东西。从事不道义的事情就会伤害情感，这便是迫生，欲望没有了感觉，也是迫生，没有了感情和欲望，实际上也就近乎于行尸走肉了，所以说“迫生不若死”。在现实生活当中，“全生”只不过是一种理想的境界，“亏生”才是正常的生活目标。七情六欲是人之常情，“天生人而使有贪有欲。欲有情，情有节。”?譹?訛向往“全生”，规避“迫生”是人之天性。但向往“全生”也要有原则，“尊生者，非迫生之谓也。”就是说，珍爱生命并不是苟且偷生，七情六欲“皆得其宜”，并不是“嗜肉者，非腐鼠之谓也；嗜酒者，非败酒之谓也。”吃肉喝酒都要有所鉴别，不可好坏不分，一概接收。《吕氏春秋》对于生命现象的这些认识，为养生保健思想体系的建立提供了一个唯物的科学理论基础，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吕氏春秋》对于生命现象的认识在以下三个方面值得特别重视。
第一，认为人的生命养护权是由自己来掌握的。“始生之者，天也；养成之者，人也。”（《孟春》）意思是说，生命本身是由上天创造出来的，而生命的保障和养护则是由人本身自己来决定的。又说：“人之有形体四枝（肢），其能使之也，为其感而必知也。感而不知，则形体四枝（肢）不使矣。”（《圜道》）四肢运动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体内神经运动的过程，人自身要把握自己生命的权力。在“性命天定”的大背景下，这一命题显然彰显出了强烈的人权意识的觉醒。
第二，认为人的生命才是世间万物的重中之重。“圣人深虑天下，莫贵于生。”（《贵生》），圣人虽然整日思虑着天下数不尽的事情，但没有任何事情比生命更重要。对于生命的珍视，《吕氏春秋》之前早已多见，孔子、老子都认识到了这一点，荀子也说过“（人）最为天下贵”的话。?譺?訛但《吕氏春秋》却提出了一个“物养性”与“性养物”的问题：“人之性寿，物者抇之，故不得寿。物也者，所以养性也，非所以性养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养物，则不知轻重也。”（《本生》）意思说，人的生命本体是可以长寿的，之所以不能够实现长寿，就是因为把生命和外物混在了一起，自己损耗了自己的生命。相对于人本身来说，世界外物的作用，是用来供养生命的，而不是用生命作代价去追求外物。时下人们大多以损耗生命去追求外物，实在就是轻重倒置了，这样人也就自然不会长寿。所以，对于那些五彩缤纷充满诱惑力的外物，采取的正确态度只能是“利于性则取之，害于性则舍之。”（《本生》）这里的“性”乃“生命”之意，呈现出显明的人本意识，与道家的“贵生”、“重己”理念取得了一致。
第三，认为人生应有正确的富贵观。贫贱的人总想富贵，富贵的人总要贪图享乐，这是人之常情。但是，人生如果没有正确的富贵观，往往就会陷入到自我戕害的泥潭里去，这时候富贵便不如贫贱：“贵富而不知道，适足以为患，不如贫贱。”（《贵生》）出门乘车，门内坐辇，自己的行动可谓安逸舒适，但长期使用这些器械，却容易招致正常生命的颠覆；吃肥肉，喝醇酒，自己可谓享受到了美味佳肴，但长期食用这些美味佳肴，却又容易腐化自己的肠胃；贪恋女色，陶醉于淫靡之音，自己的性情虽然可以得到愉乐，但长期享用则会使自己的身体受到伤害，因为这都是一些“伐性之斧”（《孟春》）。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认识问题，就是贪图享乐与生命保健是对立的辩证统一关系。同时，把“死”看作成了一个“伐性”的渐变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止的状态，这在当时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认识。
由于人的生命保养是由人的自身来完成的，所以，人的寿命的长短，并非决定于“天”，而是决定于人自身的行为和观念。恰如《重己》篇所云：“夫死殃残亡，非自至也，惑召之也。寿长至常亦然。”意思说，死亡和灾祸都是自身的迷惘和惑乱招来的，是否长寿也是这样的道理。《吕氏春秋》从对于生命现象的科学认识入手，牢牢地抓住了人的生命寿限长短在于人自己的作为这一要害问题，由此而发出了“贵富而不知道，适足以为患，不如贫贱”这一扣人心弦的呼喊，可谓先秦时期对于生命现象认识的崭新篇章。我们今天提倡生活当中要科学地创造财富，科学地利用财富，正是这样的道理。
二 对保健养生理念的凝练
先秦时期的保健养生理念归结起来大致有两种，一种叫“静以养生”，一种叫“动以养生”，这两个观念在中国传统的体育思想当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静以养生”的理念，最初是由道家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提出来的，历经战国而多有继承和发展，不仅在老子、杨朱、庄子的著作中很是明确，而且在儒家经典中也不乏此类论述，《礼记》当中就说，进入夏季以后，阴阳二气相争，死物和生物各半，这时候就要注意静养了：居处要遮蔽身体，不要受凉，安而勿躁；不要迷恋乐舞和女色；饮食滋味要清淡，不要嗜欲；要平定心气，使身体的各个器官都能守静才好。［2］“静以养生”理念萌发于“劳逸适度”、“张弛相辅”、“不妄作劳”等有关劳逸结合的社会实践，战国时期发展成与“动以养生”相对的一派主张，汉以后便逐渐构成了体系。“静以养生”的理念从理论上看应当是“动以养生”理念演化的结果。
相比较而言，“动以养生”的思想理念有着更深的渊源，《尚书·商书·盘庚·上》有“惰农自安，不昏作劳”［3 ］一句，意思是说，懒惰的农民贪图安逸就不会努力地劳作，其中已经包含有了好逸恶劳的意思。至于后来儒学中的“食无求饱，居无求安”、“一张一弛”等等，虽然都已经提出了劳逸结合或者劳逸之间的自我适配问题，但并没有真正从健身养生角度提出运动健身的理念问题；战国时期，《庄子》说过“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是长寿者之所好的话，［4 ］《荀子》提出过“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5］的观点；《易传》中还出现了“动静有常”的观点：“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6］其中《周易》是“动静有常”养生思想的代表，从阴阳五行等角度对精、气、神、意进行研究，十分重视人的生命运动及其规律，主张“性命双修”，认为“性”（神）是生命的本质，而“命”（形，即身体）是生命本原源，主张必须“顺性命之理”，“穷理尽性以至命”。所以，我国后来的养生学家多被称为“养性之学”、“性命之学”、“尽性至命”之学。《周易》从“一阴一阳之谓道”出发，肯定了自然界中存在着阴与阳、动与静、刚与柔等两种相反势力的“相摩”、“相荡”，认为这是事物变化的普遍规律，主张生命的运动决定于阴阳二气的动静聚散。进而提出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运动健身理念，即要人们去效法天地，按自然规律去以动养生。
概括起来说，古代的养生思想中，主动派、主静派在相对独立中互相促进发展，同时又互相融和，形成了动静结合的养生理论。这一理论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古代体育养生理论进入到了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
在先秦诸子中，虽然主张“动以养生”的论者多有所见，但相比较而言，真正从运动的角度比较系统地阐述养生问题，则首推《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尽数》篇，从内容上看，所谓“尽数”，指的是终其寿数、终其天年的意思，这篇内容就是论述养生之道和如何长生。文中首先解释的是长寿和怎样才能长寿的问题。认为长寿就是生命的延长，而生命的延长却又不是“短而续之”，而是使生命完成正常的过程。没有受到任何侵害的生命结束过程就是生命的正常过程。而导致生命过程非正常结束的因素，可以分为正常因素和非正常因素两种，正常因素主要是指导致生命过程结束的肌体内部的各种病变，非正常因素主要是指导致生命过程结束的来自肌体外部的各种侵害，比如雷击、溺水、坠崖、处死等等。非正常因素往往是不可预见或者极易规避的，正常因素往往隐形于种种情欲之中而不易察觉，这才是人的生命长寿的大敌。因此，所谓保健养生的重要内容就是防病和治病，也就是所谓的“毕数之务，在乎去害。”针对于此，《吕氏春秋》在《尽数》篇中提出的养生措施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察阴阳之宜”。美味、情感、气候，都会因人的喜好和时令的不同而变化，过分追求个人喜好，固执己见，必然会阴阳失度，造成肌体的伤害。因而人必须既要注意外界气候的变化，更要注意控制自己的欲望。美味虽好，但不可贪恋，喜怒哀乐人之常情，但不可喜而忘形，痛不欲生，而是要注意养生，使人能够活完生理机能应有的活动过程，即“尽数”。人的寿命完成这一正常过程的关键在于避开各种各样的危害，避开危害的关键在于“顺生”。“察阴阳之宜”就是要按照阴阳变化的自然规律寻找养生的适宜措施，这就是所谓的“顺生”。当然，这个“顺生”并非仅仅是指人顺应自然的因素，也包括机体内部的表现因素，比如“强令之笑不乐，强令之哭不悲。”（《功名》）情感的变化同样也要“顺生。”“顺生”是防治疾病入侵的根本措施。
第二，“形动”、“精流”。《吕氏春秋》充分地继承了道家的精气学说，认为只有充分保障人体的精气之存在，才能实现人的生命的长寿，也就是所谓的“精神安乎形，而年寿得长焉。”其基本的理论依据是“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明确提出了通过肌体运动而促进精气流动，从而消除精气在肌体内部的郁结，达到肌体内部精气畅通，精气畅通肌体就不会通过郁结而发生病变。这是第一次在理论上阐述运动健身养生观点，是先秦时期“动以养生”观念的最高理论水准。
第三，科学饮食。科学饮食的保健作用并不是《吕氏春秋》的发现，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说过“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话，而在先秦文献当中也有许多关于“食不重味”?譹?訛的说法，但都没有从保健养生角度论述科学饮食问题。《吕氏春秋》在《尽数》篇中提出了科学饮水和科学饮食问题，认为水中含盐分及其它矿物质过少的地方，多产生秃发和粗脖子的人；水中含盐分及其它矿物质过多的地方，多产生脚肿和行走困难的人；水味甜美的地方，多产生健康和漂亮的人；水味辛辣的地方多产生长疽疮和痈疮的人；水味苦涩的地方，多产生鸡胸和驼背的人。在饮食上，要避免滋味过浓，不吃滋味浓烈的食物，不饮烈性酒，这些都会导致疾病的发生。饮食的道理，是要保持不饥不饱的状态，这样五脏就能得到安舒。要保持旺盛的食欲，进食的时候，要精神和谐，姿势端正，涵养自己的精气，这样，周身就舒适愉快，都受到了精气的滋养。饮食还要细嚼慢咽，坐要端正，不要躁动。饮食对于人的身体和性格影响也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话题，比如《管子》中有“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 ［7 ］《论语》中有“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但远不及《吕氏春秋》所说确切精当。《吕氏春秋》在这里不仅明确提出了水质对于人的身体健康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且指出了水中所含的成分不同对人的身体健康的影响也会不同。当然，《吕氏春秋》因其时代因素还不可能弄清楚水的具体成分对人体所产生的不同影响，但这并不影响它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科学饮水者的历史地位。相对于饮食而言，诸如“食能以时”、“无饥无饱”、“饮必小咽”等等，都是很重要的科学饮食原则，时至今天仍然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
第四，“抽薪止沸”。《吕氏春秋》把当时疾病越来越多的现象归结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崇尚占卜祈祷，一是依赖药物。而这两种方法实际上都是错误的，就像射箭的人，没有射中箭靶，反而去修正箭靶的位置一样。巫医、药物的作用只能驱鬼治病，而养生的关键在于把疾病拒之于肌体之外，所以崇尚巫医和依赖药物这些东西对于养生来说并非良策，最好的办法应是“抽薪止沸”。疾病侵入机体就会影响人的寿命，防治疾病要“抽薪止沸”，把产生疾病的“薪”拒之于肌体之外。肌体没有疾病，人自然就会长寿。“抽薪”的具体措施，就是“察阴阳之宜”、“形动”、“精流”和科学饮食。现代的人虽然不太相信巫医了，但对于药物的依赖程度却与日俱增，这实际上好比人是一座房子，始终把房门大开，让疾病随时自由进入，然后在里边再用药物与疾病进行战斗，这样做的最后结果，不管是药物把疾病战败，还是疾病把药物战败，都是把肌体当做了战场，身体都会受到伤害，这对于养生是有百害而无一益的。
三 对音乐健身功能的升华
音乐有着很强的健身功能，这在孔子、孟子、荀子时代就已经有了明确的解释。虽然在战国时期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比如墨子就从反对虚谈纹饰的角度提出了“非乐”的主张，但墨子的观点偏执一偶，并不可取。《吕氏春秋》中提出的“世之学者有非乐者，安有出哉”之说，显然是针对墨子的“非乐”而来，是对墨子“非乐”观点的直接否定。与此同时，又与儒学中重视音乐的观点贯穿起来，形成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吕氏春秋》多处对音乐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其中尤以《大乐》、《侈乐》、《适音》、《古乐》最为突出，而这四篇文章又集中在《仲夏纪》当中。从这些文字来看，《吕氏春秋》对于音乐健身功能的认识突出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音乐是自然规律变化的产物。按照《吕氏春秋》的观点，音乐虽然产生于律管，但本原却是太一。“太一”就是“道”，这个“道”，精妙无形，但却有着自身变化的规律。正因于此，音乐也就从太一繁衍而来了，归纳这一过程就是：太一生天地，天地生阴阳，阴阳生万物，万物的运动合乎自然变化的规律，音乐也就形成了。音乐类同阳光和空气一样，是以世间万物为滋润对象的。因此，音乐是无处不在的，高兴的人有音乐，不高兴的人也有音乐，只不过不高兴的人的音乐并不是表达的欢乐而已，这就是所谓“亡国戮民，非无乐也，其乐不乐。”（《大乐》）
第二，音乐贵“适”。“适”就是“和”，“和”就是合宜适中。世间万物，“形体有处，莫不有声。声出于和，和出于适。和适先王定乐，由不而生。”（《大乐》）意思是说，万物的形体无不占有一定的空间，都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声音产生于和谐，和谐来源于适合的节奏。音乐本身发出的声响，有大、小、清、浊之别，从性质来分，有适中、奢侈、纯正、淫邪之异。《适音》篇这样说，声音过大，就会使人心志摇荡，以摇荡之心听巨大的声音，耳朵就容纳不了，耳朵里边就会充溢阻塞导致失聪，心志就会更加恍惚不安。声音过小，就会使人心志得不到满足，以不满足之心听微小的声音，耳朵就得不到充满，听力得不到满足，心志也就会得不到满足，同样心志也不会安定。声音过清，就会使人心志高扬，以高扬之心听过清之音，耳朵就会空虚困顿，这时候对事物就会鉴别不清楚了，心志也就会逐渐衰竭。声音过浊，就会使人心志低下，以低下之心听过浊之音，耳朵就不能专注，不能专注去听，就容易因心烦躁动而发怒。所以，声音过大、过小、过清、过浊，都是不好的，只有“适中”的音乐才是最好的。那么，所谓“适中”的标准是什么呢？“黄钟之宫，律吕之本。”（《古乐》）黄钟律的宫音便是乐律的本原，这个黄钟律的宫音便是音乐“适中”的标准，所有和谐的声音都是从这个黄钟律的宫音派生出来的。离开这一基本的原则，音乐也就失去了应有的愉悦心智功能。
第三，音乐有着强烈的教化功能。《适音》篇说：“凡音乐，通乎政而移风平俗者也。俗定而音乐化之矣。”意思是说，大凡音乐都是与政治相通的，而且起着移风易俗的作用。风俗的形成是音乐教化的结果。因为音乐本身是有情感的，“乐之有情，譬之若肌肤形体之有情性也。有情性则必有性养矣。”音乐的情感就像身体肌肤的本性一样。身体感受到外物之后就会有知觉，音乐接受到异样的信息也会有匡正的信号。因此，音乐不仅对于人的身心健康有着保健功能，而且通过对人的教化进而对社会的风气也会产生一定的教化作用。
四 结语
吕不韦编撰《吕氏春秋》的根本目的在于资治国家管理，健身养性的有关体育思想只不过是阐述治国理论过程中的衍生物。由于吕不韦所处的时代正值秦国急剧变革的过程当中，他以超前的眼光洞察到社会危机的症结，认为必须改弦更张，用一种较为宽容温和的统治手段去取代法家的极端政治，这样才能保障秦国的长治久安。于是他极力试图用道家的顺应自然、清静无为学说和儒家的怀柔德治、礼仪教化学说来冲淡或“中和”法家理论的暴力色彩，为大一统的秦帝国寻求一种更完善的治国之道。因而整部《吕氏春秋》当中充满着积极的进取精神，伴随于此而形成的体育精神也同样体现着浓厚的与时俱进信息。《吕氏春秋》成书于秦而总括于战国，虽然诸如《荀子》、《庄子》的言论有助于诸家摒弃门户之见、增进彼此的了解和自知之明，但荀、庄仍是各有所宗，真正完全打破门派、平等地对诸子百家思想学术进行客观总结并全面继承的，只有《吕氏春秋》。也正因于此，《吕氏春秋》的体育思想也就成了战国百家争鸣过程中的高亢谢幕余音之一，是中国古代体育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参考文献：
［1］王玉哲.齐黄老书·素问·宝命全形论［Z］，济南：齐鲁书社，1997：110.
［2］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61.
［3］李民，王健译注.尚书·盘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53
［4］王先谦：庄子集解·刻意［A］.诸子集成［Z］.上海：上海书店，1986，影印版：95.
［5］王先谦：荀子集解·天论［A］.诸子集成［Z］.上海：上海书店，1986，影印版：205.
［6］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493.
［7］戴望.管子校正·水地［A］.诸子集成［Z］.上海：上海书店，1986，影印版：237.
作者简介：王京龙（1959-），男，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齐文化与中国古代体育思想史。
关键词：《吕氏春秋》 体育养生思想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38（2010）04-145-004
Lv Shi Chun Qiu's Thought of Keeping Good Health
Wang Jinglong （Academy of Qi culture，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ibo, Shandong,255049）
Abstract:Lv Shi Chun Qiu summarized the academic thinking of the Warring States and it was a mark of the westward movement of the cultural center. The book contains a wealth of sports health thoughts of which the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the phenomenon of life, the concise concept of health-care, the understanding of music, etc. marks a new period in the history of thought in Chinese sports.
Key words: Lv Shi Chun Qiu ;thought of keeping good health
CLC number：G256 Document code：A Article ID：1003-6938（2010）04-145-004
中国古代先秦时期的文化重心，从总体上看是从东部的山东地区逐渐向西部的陕西地区转移的，战国时期东部齐国出现的稷下学和秦代秦始皇时期吕不韦“招致士，厚遇之”、“著书布天下”以及汉武帝时期的“独尊儒术”就是其突出的表现。《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秦相吕不韦召集其门客集体撰写的一部巨著，参与的门客大多是来自齐国稷下学宫的学者，因此，《吕氏春秋》又可以看作是周秦文化中心转移过程中的标志性产物。这部书的内容异常丰富，囊括了当时的诸子百家之学，在较大程度上是稷下学术思想的总结。但由于是在吕不韦的主导下完成这一工作的，书中自然又贯穿了吕不韦的思想精神，这部书实际上是以吕不韦的思想为主导，对春秋战国以来学术思想的总结。它既是我国先秦时期的最后一部大型学术文献，也是唯一一部不存在真伪问题的先秦文献。因此，《吕氏春秋》中的体育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战国时期的众多学派的体育思想观点，是先秦时期体育思想的集大成者。
一 对生命现象的科学认识
对于生命现象的探究，《吕氏春秋》在战国稷下黄老学说的基础上有了更为科学的认识。《素问·宝命全形论》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1 ］又说：“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这里把人之形成看作是天地之气的产物，而生命的长短则是“悬命于天”。“性命天定”是一个古老的命题，在《吕氏春秋》中得到了新的突破，走上了更为科学的认识道路。
《贵生》篇对子华子的全生理论作出了清晰的解释。子华子说，全生是最上等的，亏生次一等，死又次一等，迫生是最低下等的。按照其理论，所谓尊生，也就是全生，就是指人的七情六欲都能够适可而止；亏生指的是人的七情六欲只有部分恰当合宜，七情六欲受到亏损，生命就会遭到削弱损亏，情欲亏损得越厉害，生命被损害得也就越厉害，死是指人的七情六欲没有了感觉，相当于回到了未生时的状态；迫生是指人的七情六欲没有一样合宜，情欲所能够得到的都是情欲本身所应当厌恶的东西。从事不道义的事情就会伤害情感，这便是迫生，欲望没有了感觉，也是迫生，没有了感情和欲望，实际上也就近乎于行尸走肉了，所以说“迫生不若死”。在现实生活当中，“全生”只不过是一种理想的境界，“亏生”才是正常的生活目标。七情六欲是人之常情，“天生人而使有贪有欲。欲有情，情有节。”?譹?訛向往“全生”，规避“迫生”是人之天性。但向往“全生”也要有原则，“尊生者，非迫生之谓也。”就是说，珍爱生命并不是苟且偷生，七情六欲“皆得其宜”，并不是“嗜肉者，非腐鼠之谓也；嗜酒者，非败酒之谓也。”吃肉喝酒都要有所鉴别，不可好坏不分，一概接收。《吕氏春秋》对于生命现象的这些认识，为养生保健思想体系的建立提供了一个唯物的科学理论基础，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吕氏春秋》对于生命现象的认识在以下三个方面值得特别重视。
第一，认为人的生命养护权是由自己来掌握的。“始生之者，天也；养成之者，人也。”（《孟春》）意思是说，生命本身是由上天创造出来的，而生命的保障和养护则是由人本身自己来决定的。又说：“人之有形体四枝（肢），其能使之也，为其感而必知也。感而不知，则形体四枝（肢）不使矣。”（《圜道》）四肢运动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体内神经运动的过程，人自身要把握自己生命的权力。在“性命天定”的大背景下，这一命题显然彰显出了强烈的人权意识的觉醒。
第二，认为人的生命才是世间万物的重中之重。“圣人深虑天下，莫贵于生。”（《贵生》），圣人虽然整日思虑着天下数不尽的事情，但没有任何事情比生命更重要。对于生命的珍视，《吕氏春秋》之前早已多见，孔子、老子都认识到了这一点，荀子也说过“（人）最为天下贵”的话。?譺?訛但《吕氏春秋》却提出了一个“物养性”与“性养物”的问题：“人之性寿，物者抇之，故不得寿。物也者，所以养性也，非所以性养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养物，则不知轻重也。”（《本生》）意思说，人的生命本体是可以长寿的，之所以不能够实现长寿，就是因为把生命和外物混在了一起，自己损耗了自己的生命。相对于人本身来说，世界外物的作用，是用来供养生命的，而不是用生命作代价去追求外物。时下人们大多以损耗生命去追求外物，实在就是轻重倒置了，这样人也就自然不会长寿。所以，对于那些五彩缤纷充满诱惑力的外物，采取的正确态度只能是“利于性则取之，害于性则舍之。”（《本生》）这里的“性”乃“生命”之意，呈现出显明的人本意识，与道家的“贵生”、“重己”理念取得了一致。
第三，认为人生应有正确的富贵观。贫贱的人总想富贵，富贵的人总要贪图享乐，这是人之常情。但是，人生如果没有正确的富贵观，往往就会陷入到自我戕害的泥潭里去，这时候富贵便不如贫贱：“贵富而不知道，适足以为患，不如贫贱。”（《贵生》）出门乘车，门内坐辇，自己的行动可谓安逸舒适，但长期使用这些器械，却容易招致正常生命的颠覆；吃肥肉，喝醇酒，自己可谓享受到了美味佳肴，但长期食用这些美味佳肴，却又容易腐化自己的肠胃；贪恋女色，陶醉于淫靡之音，自己的性情虽然可以得到愉乐，但长期享用则会使自己的身体受到伤害，因为这都是一些“伐性之斧”（《孟春》）。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认识问题，就是贪图享乐与生命保健是对立的辩证统一关系。同时，把“死”看作成了一个“伐性”的渐变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止的状态，这在当时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认识。
由于人的生命保养是由人的自身来完成的，所以，人的寿命的长短，并非决定于“天”，而是决定于人自身的行为和观念。恰如《重己》篇所云：“夫死殃残亡，非自至也，惑召之也。寿长至常亦然。”意思说，死亡和灾祸都是自身的迷惘和惑乱招来的，是否长寿也是这样的道理。《吕氏春秋》从对于生命现象的科学认识入手，牢牢地抓住了人的生命寿限长短在于人自己的作为这一要害问题，由此而发出了“贵富而不知道，适足以为患，不如贫贱”这一扣人心弦的呼喊，可谓先秦时期对于生命现象认识的崭新篇章。我们今天提倡生活当中要科学地创造财富，科学地利用财富，正是这样的道理。
二 对保健养生理念的凝练
先秦时期的保健养生理念归结起来大致有两种，一种叫“静以养生”，一种叫“动以养生”，这两个观念在中国传统的体育思想当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静以养生”的理念，最初是由道家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提出来的，历经战国而多有继承和发展，不仅在老子、杨朱、庄子的著作中很是明确，而且在儒家经典中也不乏此类论述，《礼记》当中就说，进入夏季以后，阴阳二气相争，死物和生物各半，这时候就要注意静养了：居处要遮蔽身体，不要受凉，安而勿躁；不要迷恋乐舞和女色；饮食滋味要清淡，不要嗜欲；要平定心气，使身体的各个器官都能守静才好。［2］“静以养生”理念萌发于“劳逸适度”、“张弛相辅”、“不妄作劳”等有关劳逸结合的社会实践，战国时期发展成与“动以养生”相对的一派主张，汉以后便逐渐构成了体系。“静以养生”的理念从理论上看应当是“动以养生”理念演化的结果。
相比较而言，“动以养生”的思想理念有着更深的渊源，《尚书·商书·盘庚·上》有“惰农自安，不昏作劳”［3 ］一句，意思是说，懒惰的农民贪图安逸就不会努力地劳作，其中已经包含有了好逸恶劳的意思。至于后来儒学中的“食无求饱，居无求安”、“一张一弛”等等，虽然都已经提出了劳逸结合或者劳逸之间的自我适配问题，但并没有真正从健身养生角度提出运动健身的理念问题；战国时期，《庄子》说过“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是长寿者之所好的话，［4 ］《荀子》提出过“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5］的观点；《易传》中还出现了“动静有常”的观点：“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6］其中《周易》是“动静有常”养生思想的代表，从阴阳五行等角度对精、气、神、意进行研究，十分重视人的生命运动及其规律，主张“性命双修”，认为“性”（神）是生命的本质，而“命”（形，即身体）是生命本原源，主张必须“顺性命之理”，“穷理尽性以至命”。所以，我国后来的养生学家多被称为“养性之学”、“性命之学”、“尽性至命”之学。《周易》从“一阴一阳之谓道”出发，肯定了自然界中存在着阴与阳、动与静、刚与柔等两种相反势力的“相摩”、“相荡”，认为这是事物变化的普遍规律，主张生命的运动决定于阴阳二气的动静聚散。进而提出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运动健身理念，即要人们去效法天地，按自然规律去以动养生。
概括起来说，古代的养生思想中，主动派、主静派在相对独立中互相促进发展，同时又互相融和，形成了动静结合的养生理论。这一理论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古代体育养生理论进入到了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
在先秦诸子中，虽然主张“动以养生”的论者多有所见，但相比较而言，真正从运动的角度比较系统地阐述养生问题，则首推《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尽数》篇，从内容上看，所谓“尽数”，指的是终其寿数、终其天年的意思，这篇内容就是论述养生之道和如何长生。文中首先解释的是长寿和怎样才能长寿的问题。认为长寿就是生命的延长，而生命的延长却又不是“短而续之”，而是使生命完成正常的过程。没有受到任何侵害的生命结束过程就是生命的正常过程。而导致生命过程非正常结束的因素，可以分为正常因素和非正常因素两种，正常因素主要是指导致生命过程结束的肌体内部的各种病变，非正常因素主要是指导致生命过程结束的来自肌体外部的各种侵害，比如雷击、溺水、坠崖、处死等等。非正常因素往往是不可预见或者极易规避的，正常因素往往隐形于种种情欲之中而不易察觉，这才是人的生命长寿的大敌。因此，所谓保健养生的重要内容就是防病和治病，也就是所谓的“毕数之务，在乎去害。”针对于此，《吕氏春秋》在《尽数》篇中提出的养生措施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察阴阳之宜”。美味、情感、气候，都会因人的喜好和时令的不同而变化，过分追求个人喜好，固执己见，必然会阴阳失度，造成肌体的伤害。因而人必须既要注意外界气候的变化，更要注意控制自己的欲望。美味虽好，但不可贪恋，喜怒哀乐人之常情，但不可喜而忘形，痛不欲生，而是要注意养生，使人能够活完生理机能应有的活动过程，即“尽数”。人的寿命完成这一正常过程的关键在于避开各种各样的危害，避开危害的关键在于“顺生”。“察阴阳之宜”就是要按照阴阳变化的自然规律寻找养生的适宜措施，这就是所谓的“顺生”。当然，这个“顺生”并非仅仅是指人顺应自然的因素，也包括机体内部的表现因素，比如“强令之笑不乐，强令之哭不悲。”（《功名》）情感的变化同样也要“顺生。”“顺生”是防治疾病入侵的根本措施。
第二，“形动”、“精流”。《吕氏春秋》充分地继承了道家的精气学说，认为只有充分保障人体的精气之存在，才能实现人的生命的长寿，也就是所谓的“精神安乎形，而年寿得长焉。”其基本的理论依据是“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明确提出了通过肌体运动而促进精气流动，从而消除精气在肌体内部的郁结，达到肌体内部精气畅通，精气畅通肌体就不会通过郁结而发生病变。这是第一次在理论上阐述运动健身养生观点，是先秦时期“动以养生”观念的最高理论水准。
第三，科学饮食。科学饮食的保健作用并不是《吕氏春秋》的发现，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说过“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话，而在先秦文献当中也有许多关于“食不重味”?譹?訛的说法，但都没有从保健养生角度论述科学饮食问题。《吕氏春秋》在《尽数》篇中提出了科学饮水和科学饮食问题，认为水中含盐分及其它矿物质过少的地方，多产生秃发和粗脖子的人；水中含盐分及其它矿物质过多的地方，多产生脚肿和行走困难的人；水味甜美的地方，多产生健康和漂亮的人；水味辛辣的地方多产生长疽疮和痈疮的人；水味苦涩的地方，多产生鸡胸和驼背的人。在饮食上，要避免滋味过浓，不吃滋味浓烈的食物，不饮烈性酒，这些都会导致疾病的发生。饮食的道理，是要保持不饥不饱的状态，这样五脏就能得到安舒。要保持旺盛的食欲，进食的时候，要精神和谐，姿势端正，涵养自己的精气，这样，周身就舒适愉快，都受到了精气的滋养。饮食还要细嚼慢咽，坐要端正，不要躁动。饮食对于人的身体和性格影响也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话题，比如《管子》中有“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 ［7 ］《论语》中有“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但远不及《吕氏春秋》所说确切精当。《吕氏春秋》在这里不仅明确提出了水质对于人的身体健康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且指出了水中所含的成分不同对人的身体健康的影响也会不同。当然，《吕氏春秋》因其时代因素还不可能弄清楚水的具体成分对人体所产生的不同影响，但这并不影响它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科学饮水者的历史地位。相对于饮食而言，诸如“食能以时”、“无饥无饱”、“饮必小咽”等等，都是很重要的科学饮食原则，时至今天仍然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
第四，“抽薪止沸”。《吕氏春秋》把当时疾病越来越多的现象归结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崇尚占卜祈祷，一是依赖药物。而这两种方法实际上都是错误的，就像射箭的人，没有射中箭靶，反而去修正箭靶的位置一样。巫医、药物的作用只能驱鬼治病，而养生的关键在于把疾病拒之于肌体之外，所以崇尚巫医和依赖药物这些东西对于养生来说并非良策，最好的办法应是“抽薪止沸”。疾病侵入机体就会影响人的寿命，防治疾病要“抽薪止沸”，把产生疾病的“薪”拒之于肌体之外。肌体没有疾病，人自然就会长寿。“抽薪”的具体措施，就是“察阴阳之宜”、“形动”、“精流”和科学饮食。现代的人虽然不太相信巫医了，但对于药物的依赖程度却与日俱增，这实际上好比人是一座房子，始终把房门大开，让疾病随时自由进入，然后在里边再用药物与疾病进行战斗，这样做的最后结果，不管是药物把疾病战败，还是疾病把药物战败，都是把肌体当做了战场，身体都会受到伤害，这对于养生是有百害而无一益的。
三 对音乐健身功能的升华
音乐有着很强的健身功能，这在孔子、孟子、荀子时代就已经有了明确的解释。虽然在战国时期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比如墨子就从反对虚谈纹饰的角度提出了“非乐”的主张，但墨子的观点偏执一偶，并不可取。《吕氏春秋》中提出的“世之学者有非乐者，安有出哉”之说，显然是针对墨子的“非乐”而来，是对墨子“非乐”观点的直接否定。与此同时，又与儒学中重视音乐的观点贯穿起来，形成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吕氏春秋》多处对音乐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其中尤以《大乐》、《侈乐》、《适音》、《古乐》最为突出，而这四篇文章又集中在《仲夏纪》当中。从这些文字来看，《吕氏春秋》对于音乐健身功能的认识突出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音乐是自然规律变化的产物。按照《吕氏春秋》的观点，音乐虽然产生于律管，但本原却是太一。“太一”就是“道”，这个“道”，精妙无形，但却有着自身变化的规律。正因于此，音乐也就从太一繁衍而来了，归纳这一过程就是：太一生天地，天地生阴阳，阴阳生万物，万物的运动合乎自然变化的规律，音乐也就形成了。音乐类同阳光和空气一样，是以世间万物为滋润对象的。因此，音乐是无处不在的，高兴的人有音乐，不高兴的人也有音乐，只不过不高兴的人的音乐并不是表达的欢乐而已，这就是所谓“亡国戮民，非无乐也，其乐不乐。”（《大乐》）
第二，音乐贵“适”。“适”就是“和”，“和”就是合宜适中。世间万物，“形体有处，莫不有声。声出于和，和出于适。和适先王定乐，由不而生。”（《大乐》）意思是说，万物的形体无不占有一定的空间，都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声音产生于和谐，和谐来源于适合的节奏。音乐本身发出的声响，有大、小、清、浊之别，从性质来分，有适中、奢侈、纯正、淫邪之异。《适音》篇这样说，声音过大，就会使人心志摇荡，以摇荡之心听巨大的声音，耳朵就容纳不了，耳朵里边就会充溢阻塞导致失聪，心志就会更加恍惚不安。声音过小，就会使人心志得不到满足，以不满足之心听微小的声音，耳朵就得不到充满，听力得不到满足，心志也就会得不到满足，同样心志也不会安定。声音过清，就会使人心志高扬，以高扬之心听过清之音，耳朵就会空虚困顿，这时候对事物就会鉴别不清楚了，心志也就会逐渐衰竭。声音过浊，就会使人心志低下，以低下之心听过浊之音，耳朵就不能专注，不能专注去听，就容易因心烦躁动而发怒。所以，声音过大、过小、过清、过浊，都是不好的，只有“适中”的音乐才是最好的。那么，所谓“适中”的标准是什么呢？“黄钟之宫，律吕之本。”（《古乐》）黄钟律的宫音便是乐律的本原，这个黄钟律的宫音便是音乐“适中”的标准，所有和谐的声音都是从这个黄钟律的宫音派生出来的。离开这一基本的原则，音乐也就失去了应有的愉悦心智功能。
第三，音乐有着强烈的教化功能。《适音》篇说：“凡音乐，通乎政而移风平俗者也。俗定而音乐化之矣。”意思是说，大凡音乐都是与政治相通的，而且起着移风易俗的作用。风俗的形成是音乐教化的结果。因为音乐本身是有情感的，“乐之有情，譬之若肌肤形体之有情性也。有情性则必有性养矣。”音乐的情感就像身体肌肤的本性一样。身体感受到外物之后就会有知觉，音乐接受到异样的信息也会有匡正的信号。因此，音乐不仅对于人的身心健康有着保健功能，而且通过对人的教化进而对社会的风气也会产生一定的教化作用。
四 结语
吕不韦编撰《吕氏春秋》的根本目的在于资治国家管理，健身养性的有关体育思想只不过是阐述治国理论过程中的衍生物。由于吕不韦所处的时代正值秦国急剧变革的过程当中，他以超前的眼光洞察到社会危机的症结，认为必须改弦更张，用一种较为宽容温和的统治手段去取代法家的极端政治，这样才能保障秦国的长治久安。于是他极力试图用道家的顺应自然、清静无为学说和儒家的怀柔德治、礼仪教化学说来冲淡或“中和”法家理论的暴力色彩，为大一统的秦帝国寻求一种更完善的治国之道。因而整部《吕氏春秋》当中充满着积极的进取精神，伴随于此而形成的体育精神也同样体现着浓厚的与时俱进信息。《吕氏春秋》成书于秦而总括于战国，虽然诸如《荀子》、《庄子》的言论有助于诸家摒弃门户之见、增进彼此的了解和自知之明，但荀、庄仍是各有所宗，真正完全打破门派、平等地对诸子百家思想学术进行客观总结并全面继承的，只有《吕氏春秋》。也正因于此，《吕氏春秋》的体育思想也就成了战国百家争鸣过程中的高亢谢幕余音之一，是中国古代体育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参考文献：
［1］王玉哲.齐黄老书·素问·宝命全形论［Z］，济南：齐鲁书社，1997：110.
［2］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61.
［3］李民，王健译注.尚书·盘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53
［4］王先谦：庄子集解·刻意［A］.诸子集成［Z］.上海：上海书店，1986，影印版：95.
［5］王先谦：荀子集解·天论［A］.诸子集成［Z］.上海：上海书店，1986，影印版：205.
［6］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493.
［7］戴望.管子校正·水地［A］.诸子集成［Z］.上海：上海书店，1986，影印版：237.
作者简介：王京龙（1959-），男，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齐文化与中国古代体育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