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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制度主义认为一项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不仅需要技术内部的推动，更需要社会外部的动力。技术只有融入社会进程之中，才能获得发展；同时，社会对技术的需求也拉动了技术的进步。文章探究了明代特有的社会情景下造船技术的演进途径，梳理了造船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最终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分析研究明代造船技术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新制度主义；明代造船；理论；技术
一、新制度主义关于技术演进的基本理论
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是一个自然过程，也是一个社会过程。新制度主义认为一项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不仅需要技术内部的推动，更需要社会外部的动力。技术只有融入社会进程之中，才能获得发展。同时，社会对技术的需求也拉动了技术的进步。恩格斯指出，社会对技术的需求超过了推动技术进步的十所大学。新制度主义认为技术镶嵌于社会之中，社会对技术的进步有着协同作用。首先，巨大的固定成本，意味着增加产量能降低成本。其次，随着产品的普及，学习效果可以改善产品并降低成本。一种技术的应用需要大量的熟练工人，这种技术必须是易为大众掌握的，也就是说这种技术不能是实验室的技术，技术必须是成熟的、稳定的。再次，适应性期望。产品在市场上受欢迎的程度增加，将使生产者获得更多的利润，强化了生产者的生产欲望，同时大规模的技术应用，使人们更有动力去改进技术，更能沿着这条技术道路去探讨。
在明代，中国造船技术和工艺取得了很大进步，并已达到中国古代造船史上的巅峰。明代造船业的伟大成就长期以来受到世界各国的赞誉，也是中华各族人民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在明代还出现了《南船记》等一系列有关船舶、造船技术、船厂生产管理方面的著作。因此，通过对明代造船技术文献的考察，试图勾勒出当时造船技术向科学转变的道路，对了解我国古代的造船技术具有重要意义。
二、明代造船技术的规模化生产
大规模的技术应用是技术进步的基础。只有达到一定规模，才有可能在应用中发现技术的缺点，达到一定规模将使生产者有更多的意愿和能力来改进技术。大规模生产可以有效降低单位劳动力成本和产品共享的制造成本，降低单艘船只的生产成本，为船只的大规模应用提供了前提条件。对于古代的造船業来说，更是如此。明代的造船已经实现了规模化的生产。
首先，船厂的规模。龙江造船厂是工部直属的战船建设工厂。据《龙江船厂志·建置志》记载，该厂相当于南京汉中门与长江附近的赣江门之间的区域。工厂工匠招募了来自浙江、江西、湖广、福建等地的居民。最初，有超过400户，他们被编成四厢。每厢下编10甲，每甲设甲长1人，统10匠户。此外，工厂还将造船工匠送到其他部门担任劳务，如充内官监匠38人、御马监匠4人、丁字库匠3人、宝船厂匠2人、酒醋面局匠3人、后湖水夫74人、看料匠丁20人、更夫15人、轿夫4人、脚头1人，共170人。龙江造船厂规模大，组织有序，指挥顺畅，分工明确，制度严密，要求严格，是14世纪末在中国建立的典型的车间式大型舰船建造厂。
其次，建造数量。以永乐年间为例，这一时期建造的船，主要用于出使西洋、备倭、运输等方面。永乐年间，明朝同东南亚国家的交往日渐增多，需要建造更多的战船，满足组建远洋舰队的需要。至宣德八年（1433年），前后共7次。其舰队规模蔚为壮观。在此期间，明廷专为出使西洋建造的战船就有多批。永乐十七年九月，又造宝船41艘，为加强海防建造战船。这类战船的建造批次与数量最多。永乐三年六月，永乐命令浙江都司建造1180艘海船，用作反满。永乐十年十二月，朱棣又命江樊（今江苏、江宁、淮安）、两浙及镇江诸府与卫建造风船61艘。
三、明代造船技术中的学习效应
学习效应是指在社会中应用的技术应是成熟的技术，这主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技术的成熟度。技术成熟度是指相对于特定系统或项目的技术开发状态，它反映了技术如何实现其预期目标。技术系统从简单到成熟发展。它还将逐渐与其他组件或技术集成，并逐渐与其他组件或技术成熟。另一方面，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与掌握某些技术的大量技术工人密不可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技术能为大部分普通工人通过一定时间的培训、学习就能够掌握。一项技术不能是处于实验阶段的技术，技术必须形成一定的规范，具备为普通成员简单快速掌握然后才大规模应用的条件。技术成熟度不高，就不具备进入社会生产的条件。这是技术风险控制的一个重要方面。
与宋元时代相比较，明代曾有多种有关船舶、船厂的著作问世。这些著作，在船舶的形制及其法式方面，叙述更加细致和深入，并且附了很多图片，对船舶的生产量以及用料、用工及造价等记述颇为详尽，对船厂的生产管理也有述及。从这些文献可以看出明代的船舶技术的进步与成熟。
明代宋应星撰成的《天工开物》第九卷《舟车》描述了明代的造船技术并且绘有漕舫图，在第十卷《锤锻》和第八卷《冶铸》中还描述了四爪铁锚的锻造工艺和锚爪的焊接工艺。明代沈启《南船纪》，成书于嘉靖二十年，共四卷。《南船纪》的主要内容是造船用料。书中描述了每艘船的组成、数量、大小和重量。它还详细说明了每种船舶制造所涉及的用工及其成本。《船政》刊印时间为嘉靖二十五年正月，不分卷但有目录，目录后刊有两幅图式，分别是《快船图样》和《平船图样》。修撰《船政》的目的在于革除成造、修造、大修、中修、小修工程中的积弊，为此，《快船图样》和《平船图样》这两幅图样中均在相应部位著录尺寸。对造船所用材料诸如楠木、榆木、杉木、柏木、桐油、钉、锔、黄麻、苘麻、石灰等均有定数，对每种样船要开列清单。对所需匠作诸如大木匠、细木匠、捻匠、打灰拽钻帮工、拽船上岸下水用人、面匠以该作工食，都有规定，都要详细列表呈报。《船政》一书中对每项都有相应的案例，以便在成造、修造工程中有章可循。
必须革除的种种弊端。《龙江船厂志·孚革》篇中，郑重指出了办厂的负责人，既要严于律己，又要着力革除种种弊端。书中要求办厂者要设法革除种种弊端，即要革除收料中的8种弊端、造船中的10种弊端、收船中的2种弊端、佃田中的3种弊端、看守中的2种弊端。要求分工明细。明代的造船机构，在人员编制与部门设置等方面，都比较科学合理。以龙江造船厂为例，其人员编制有厂领导、行政与管理人员、造船工匠与杂役人员。其部门有办公机构与各专业作坊。作坊又按工种区分为制造篷帆的篷厂，制造船用铁构体的铁作坊，制作缆索的索作房与缆作坊，为船体舱缝的艌作坊，为船体油漆的油漆作坊等。这些作坊的设置，使建造战船的各道工序都能进行流水作业，提高了战船的建造速度与质量。 四、明代造船技术中的适应性期望
适应性期望是指人们对某一种技术或者解决方案的欢迎信念。这种信念存在于人们头脑之中，在人们不自觉的情况下发挥作用，指导着人们的行为。默顿认为，科学精神与清教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原则相吻合。清教主义认为科学探索是赞美上帝与崇敬上帝的手段，而功利主义也认为，科学研究能够改善人类的生活，在上帝眼中也是行善。这样使得科学研究行为得到了社会的认同，人们赋予了科学行为一种期望。在我国传统社会中，这种认识来之不易。传统社会中，有“君子不器”之说，技术研究人员在社会中并没有应有的社会地位。同样，技术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也不具有重要的地位。在我国古代社会，对科学技术的认识主要来源于功利主义的认知方面。在明朝，由于对外贸易与战争的需要，造船术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海上对外贸易的需要。郑和下西洋的前所未有的壮举是基于明初封建国家的政治统一。它旨在通过经营海外贸易收入来改善国民经济。中国的青花瓷器、丝织品出口量的增加，刺激了国内手工业的迅速发展。海外贸易和海洋经济的发展，给国家财政收入以有力的补充。
海战的需要。明廷海上军事活动频繁，战船建造事业随之而盛，外海战船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内河战船也有了较大的改进，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特点。这类战船的建造批次与数量最多。永乐元年五月，朝廷在得知倭寇劫掠金门、定海等地的消息后，即命福建都司开始建造海船，命苏州、镇海二卫添造海船，作为防倭、剿倭之用。永乐三年六月，又命浙江都司造海舟1180艘，作为抗倭之用。永乐十年十二月，朱棣又命江樊（今江苏、江宁、淮安）、两浙及镇江诸府与卫建造风船61艘。有明一代，由于海上威胁的存在，战船制造技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无论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讲都远胜于其他时期。
通过对明代造船技术的考察，可以发现技术的大规模应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涉及诸多因素。技术在社会中大规模应用不仅仅是技术上的成熟，更需要社会其他方面的配合与同步。单项技术的进步如不能与社会其他相关因素相协调，那么技术也不会达到提高生产力的目标。
【参考文献】
[1]〔明〕申時行.大明会典[M]//《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2]〔清〕张廷玉. 明史[M]//纪昀.四库全书（第298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明〕沈启.南船纪[M]//续修四库全书（第87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4]〔明〕李昭祥.龙江船厂志[M].王亮功，点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5]〔明〕南京兵部.船政[M]//续修四库全书（第87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6]〔明〕宋应星.天工开物[M].潘吉星，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7][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关键词】新制度主义；明代造船；理论；技术
一、新制度主义关于技术演进的基本理论
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是一个自然过程，也是一个社会过程。新制度主义认为一项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不仅需要技术内部的推动，更需要社会外部的动力。技术只有融入社会进程之中，才能获得发展。同时，社会对技术的需求也拉动了技术的进步。恩格斯指出，社会对技术的需求超过了推动技术进步的十所大学。新制度主义认为技术镶嵌于社会之中，社会对技术的进步有着协同作用。首先，巨大的固定成本，意味着增加产量能降低成本。其次，随着产品的普及，学习效果可以改善产品并降低成本。一种技术的应用需要大量的熟练工人，这种技术必须是易为大众掌握的，也就是说这种技术不能是实验室的技术，技术必须是成熟的、稳定的。再次，适应性期望。产品在市场上受欢迎的程度增加，将使生产者获得更多的利润，强化了生产者的生产欲望，同时大规模的技术应用，使人们更有动力去改进技术，更能沿着这条技术道路去探讨。
在明代，中国造船技术和工艺取得了很大进步，并已达到中国古代造船史上的巅峰。明代造船业的伟大成就长期以来受到世界各国的赞誉，也是中华各族人民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在明代还出现了《南船记》等一系列有关船舶、造船技术、船厂生产管理方面的著作。因此，通过对明代造船技术文献的考察，试图勾勒出当时造船技术向科学转变的道路，对了解我国古代的造船技术具有重要意义。
二、明代造船技术的规模化生产
大规模的技术应用是技术进步的基础。只有达到一定规模，才有可能在应用中发现技术的缺点，达到一定规模将使生产者有更多的意愿和能力来改进技术。大规模生产可以有效降低单位劳动力成本和产品共享的制造成本，降低单艘船只的生产成本，为船只的大规模应用提供了前提条件。对于古代的造船業来说，更是如此。明代的造船已经实现了规模化的生产。
首先，船厂的规模。龙江造船厂是工部直属的战船建设工厂。据《龙江船厂志·建置志》记载，该厂相当于南京汉中门与长江附近的赣江门之间的区域。工厂工匠招募了来自浙江、江西、湖广、福建等地的居民。最初，有超过400户，他们被编成四厢。每厢下编10甲，每甲设甲长1人，统10匠户。此外，工厂还将造船工匠送到其他部门担任劳务，如充内官监匠38人、御马监匠4人、丁字库匠3人、宝船厂匠2人、酒醋面局匠3人、后湖水夫74人、看料匠丁20人、更夫15人、轿夫4人、脚头1人，共170人。龙江造船厂规模大，组织有序，指挥顺畅，分工明确，制度严密，要求严格，是14世纪末在中国建立的典型的车间式大型舰船建造厂。
其次，建造数量。以永乐年间为例，这一时期建造的船，主要用于出使西洋、备倭、运输等方面。永乐年间，明朝同东南亚国家的交往日渐增多，需要建造更多的战船，满足组建远洋舰队的需要。至宣德八年（1433年），前后共7次。其舰队规模蔚为壮观。在此期间，明廷专为出使西洋建造的战船就有多批。永乐十七年九月，又造宝船41艘，为加强海防建造战船。这类战船的建造批次与数量最多。永乐三年六月，永乐命令浙江都司建造1180艘海船，用作反满。永乐十年十二月，朱棣又命江樊（今江苏、江宁、淮安）、两浙及镇江诸府与卫建造风船61艘。
三、明代造船技术中的学习效应
学习效应是指在社会中应用的技术应是成熟的技术，这主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技术的成熟度。技术成熟度是指相对于特定系统或项目的技术开发状态，它反映了技术如何实现其预期目标。技术系统从简单到成熟发展。它还将逐渐与其他组件或技术集成，并逐渐与其他组件或技术成熟。另一方面，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与掌握某些技术的大量技术工人密不可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技术能为大部分普通工人通过一定时间的培训、学习就能够掌握。一项技术不能是处于实验阶段的技术，技术必须形成一定的规范，具备为普通成员简单快速掌握然后才大规模应用的条件。技术成熟度不高，就不具备进入社会生产的条件。这是技术风险控制的一个重要方面。
与宋元时代相比较，明代曾有多种有关船舶、船厂的著作问世。这些著作，在船舶的形制及其法式方面，叙述更加细致和深入，并且附了很多图片，对船舶的生产量以及用料、用工及造价等记述颇为详尽，对船厂的生产管理也有述及。从这些文献可以看出明代的船舶技术的进步与成熟。
明代宋应星撰成的《天工开物》第九卷《舟车》描述了明代的造船技术并且绘有漕舫图，在第十卷《锤锻》和第八卷《冶铸》中还描述了四爪铁锚的锻造工艺和锚爪的焊接工艺。明代沈启《南船纪》，成书于嘉靖二十年，共四卷。《南船纪》的主要内容是造船用料。书中描述了每艘船的组成、数量、大小和重量。它还详细说明了每种船舶制造所涉及的用工及其成本。《船政》刊印时间为嘉靖二十五年正月，不分卷但有目录，目录后刊有两幅图式，分别是《快船图样》和《平船图样》。修撰《船政》的目的在于革除成造、修造、大修、中修、小修工程中的积弊，为此，《快船图样》和《平船图样》这两幅图样中均在相应部位著录尺寸。对造船所用材料诸如楠木、榆木、杉木、柏木、桐油、钉、锔、黄麻、苘麻、石灰等均有定数，对每种样船要开列清单。对所需匠作诸如大木匠、细木匠、捻匠、打灰拽钻帮工、拽船上岸下水用人、面匠以该作工食，都有规定，都要详细列表呈报。《船政》一书中对每项都有相应的案例，以便在成造、修造工程中有章可循。
必须革除的种种弊端。《龙江船厂志·孚革》篇中，郑重指出了办厂的负责人，既要严于律己，又要着力革除种种弊端。书中要求办厂者要设法革除种种弊端，即要革除收料中的8种弊端、造船中的10种弊端、收船中的2种弊端、佃田中的3种弊端、看守中的2种弊端。要求分工明细。明代的造船机构，在人员编制与部门设置等方面，都比较科学合理。以龙江造船厂为例，其人员编制有厂领导、行政与管理人员、造船工匠与杂役人员。其部门有办公机构与各专业作坊。作坊又按工种区分为制造篷帆的篷厂，制造船用铁构体的铁作坊，制作缆索的索作房与缆作坊，为船体舱缝的艌作坊，为船体油漆的油漆作坊等。这些作坊的设置，使建造战船的各道工序都能进行流水作业，提高了战船的建造速度与质量。 四、明代造船技术中的适应性期望
适应性期望是指人们对某一种技术或者解决方案的欢迎信念。这种信念存在于人们头脑之中，在人们不自觉的情况下发挥作用，指导着人们的行为。默顿认为，科学精神与清教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原则相吻合。清教主义认为科学探索是赞美上帝与崇敬上帝的手段，而功利主义也认为，科学研究能够改善人类的生活，在上帝眼中也是行善。这样使得科学研究行为得到了社会的认同，人们赋予了科学行为一种期望。在我国传统社会中，这种认识来之不易。传统社会中，有“君子不器”之说，技术研究人员在社会中并没有应有的社会地位。同样，技术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也不具有重要的地位。在我国古代社会，对科学技术的认识主要来源于功利主义的认知方面。在明朝，由于对外贸易与战争的需要，造船术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海上对外贸易的需要。郑和下西洋的前所未有的壮举是基于明初封建国家的政治统一。它旨在通过经营海外贸易收入来改善国民经济。中国的青花瓷器、丝织品出口量的增加，刺激了国内手工业的迅速发展。海外贸易和海洋经济的发展，给国家财政收入以有力的补充。
海战的需要。明廷海上军事活动频繁，战船建造事业随之而盛，外海战船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内河战船也有了较大的改进，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特点。这类战船的建造批次与数量最多。永乐元年五月，朝廷在得知倭寇劫掠金门、定海等地的消息后，即命福建都司开始建造海船，命苏州、镇海二卫添造海船，作为防倭、剿倭之用。永乐三年六月，又命浙江都司造海舟1180艘，作为抗倭之用。永乐十年十二月，朱棣又命江樊（今江苏、江宁、淮安）、两浙及镇江诸府与卫建造风船61艘。有明一代，由于海上威胁的存在，战船制造技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无论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讲都远胜于其他时期。
通过对明代造船技术的考察，可以发现技术的大规模应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涉及诸多因素。技术在社会中大规模应用不仅仅是技术上的成熟，更需要社会其他方面的配合与同步。单项技术的进步如不能与社会其他相关因素相协调，那么技术也不会达到提高生产力的目标。
【参考文献】
[1]〔明〕申時行.大明会典[M]//《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2]〔清〕张廷玉. 明史[M]//纪昀.四库全书（第298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明〕沈启.南船纪[M]//续修四库全书（第87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4]〔明〕李昭祥.龙江船厂志[M].王亮功，点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5]〔明〕南京兵部.船政[M]//续修四库全书（第87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6]〔明〕宋应星.天工开物[M].潘吉星，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7][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