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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18年（1929年）己巳，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两年后，清华研究院师生为其立纪念碑于校园内工字厅东。40岁的陈寅恪为此撰《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此碑由林志钧书丹，马衡篆额，梁思成设计碑式。末署“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三日二周年忌日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师生敬立”。陈寅恪所撰纪念碑文意味隽永、传诵已久，文中的那一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几成家喻户晓的王氏生涯定论。
但王国维的墓志铭，并不是此纪念碑铭；而普通读者则往往将其与纪念碑铭相混淆，经常有将陈氏文句当作王氏墓志铭征引者。我们知道，纪念碑是地面建筑，立于地表，供后人凭吊追思之用；而墓志铭则是与逝者同埋于地下，作为其生平概略的重要记载物，是深藏在墓穴里的。那么，王国维的墓志铭究竟是怎样的内容呢？这还得从其自沉于昆明湖后遗留的一道“密折”说起。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在颐和园内的鱼藻轩前，自沉于昆明湖。除了内衣口袋里的那封遗书之外，他还给已从紫禁城“移驾”天津租界里的溥仪写了最后一份“奏折”，折子上说：“臣王国维跪奏，为报国有心，回天无力，敬陈将死之言，仰祈圣鉴事。窃臣猥以凡劣，遇蒙圣恩。经甲子奇变，不能建一谋、画一策，以纾皇上之忧危，虚生至今，可耻可丑！迩者赤化将成，神州荒翳。当苍生倒悬之日，正拨乱反正之机。而自揣才力庸愚，断不能有所匡佐。而二十年来，士气消沉，历更事变，竟无一死之人，臣所深痛，一洒此耻，此则臣之所能，谨于本日自湛清池。伏愿我皇上日思辛亥、丁巳、甲子之耻，潜心圣学，力戒晏安……请奋乾断，去危即安，并愿行在诸臣，以宋明南渡为殷鉴。弃小嫌而尊大义，一德同心，以拱宸极，则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迫切上陈，伏乞圣鉴，谨奏。宣统十九年五月初三日。”（《清废帝溥仪档》，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溥仪数年后回忆说，看到“奏折”时，笔墨劲练，确属王国维笔迹，但后来一想，一个将死之人怎么会写出这样工整的“奏折”？他后来得知，这份“奏折”是王国维请罗振玉代为缮写的，属于“口述史”类型的二手资料，可信度已大打折扣。后来又有罗氏后人站出来说，这份“奏折”是罗振玉命其子罗福葆仿王国维笔迹而作，则不但可信度已降至最低，甚至于还顶着“欺君罔上”的罪名了。无论罗氏后人的说法是否可信，可以理解的是，之所以弄出这样一份“奏折”，或许纯属王、罗二人深厚交谊使然，为的只是给已死的王国维捞一个御赐的“谥号”。当年罗振玉递上这份“奏折”之后，谥号“忠憨公”也就特批了下来，照例得到了皇室的抚恤金，生前清贫窘迫的王国维之身后事，也算是有了着落与名目。
杨钟羲撰文、袁励辈书丹、文楷斋宋德裕刻石的王国维墓志铭，也就在此时诞生了。与两年后陈寅恪等学界人士营造的王国维纪念碑不同，前者的撰书者均为王国维在溥仪宫中任职时的同僚，其内容虽然也阐述了王氏学术成就，但更着重于其人格与学术的本源——君臣大义。这方墓志铭的内容，对于研究以王氏为代表的清末遗民心态及这一群体的学术取向，无疑还是有相当高的参考价值的。墓志原石现已不知去向，只有拓片尚在民间流传。兹与北京图书馆所藏、日本早稻田大学所藏的墓志铭拓片逐一比勘，过录墓志铭文，酌加标点如下：
诰授奉政大夫 赏食五品俸南书房行走 特谥忠憨王公墓志铭
赐进士出身 赏食三品俸 紫禁城骑马 南书房行走前江南江宁府知府翰林院编修
辽阳杨钟羲撰文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 赏食二品俸 紫禁城骑马 赏穿带素貂褂南书房行走前翰林院侍讲
宛平袁励毕书丹并篆盖
有博学以文，行已有耻之君子日王公静安，以特奏名出身，官南书房翰林，丁卯五月三日自沉颐和园之昆明湖。天子轸惜贞臣，派贝子溥忻奠缀，赏帑金治丧，予谥忠怒。其年七月十七日诸子遵遗命卜葬于清华园侧，丐钟羲为文以铭其幽。公讳国维，字伯隅，静安其自号，浙江海宁州人。先世籍开封，宋靖康元年，远祖副都总管禀死节太原，谥忠壮。南渡后，遂家海宁。曾王父、王父世有隐德，父乃誉以能书名。公读书通敏，弱冠补博士弟子员。诗学放翁，词学纳兰容若。辛丑留学日本，丙午入学部，充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修，治元明以来通俗文学。宣统辛亥，国体骤变，航海居日本，专治经史，日读注疏尽数卷，旁治声韵训诂，奄有乾嘉诸儒目录、校勘、金石、舆地之长。又当古文字、古器物大出之时，以其学识理董之，故新得之多，为近世学者所未有。甲寅与上虞罗振玉共考释流沙坠简，振玉考殷墟文字，亦颇采其说，所著《释币》及考地理诸作，为嘉兴沈尚书曾植所推挹。丙辰自日本归，为广仓学窘编《学术丛刊》杂志，并遍观乌程蒋氏所藏书，为编序录，撰著乃益富。丁巳撰《殷卜辞中所见先王先公考》及《殷周制度论》，能言周代立制之源及成王周公所以治天下之意。近年校勘蒙古史料，于对音尤审，又欲注《蒙古源流考》，研究满洲蒙藏文字，惜未竟其业。癸亥三月，用大学士升允荐，命在南书房行走，赏食五品俸，紫禁城骑马。再上封事，请崇德讲学，蒙褒许。甲子十月九日之变，忧愤怀必死之志。明年春，驾幸天津，俞允留京掌清华学校研究院事。不时赴行朝，蒙召对，依恋出于至诚，每欲有所陈请，口呐苦不达。比年战祸频仍，时局安危不可知，当事者不闻有所筹议，公欲言不可，欲默不忍，愤激异常时，密书遗嘱藏衣带中，略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草具遗章邮罗氏津寓，代为呈递，遂效止水之节。距生于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年五十有一。昔季路问事鬼神，进而问死，欲知处死之道也。死非季路所难，莫难于知之明、处之当。公自以起诸生，为近臣，被殊遇，主辱臣死，杀身成仁，尽知死之义。公尝谓今之学者于古人无所不疑，独不自疑其立说之根据。盖公之学，由文字声韵以考古之制度文物并其立制之所以然，由博而返约，由疑而得信，务当于理而止。故心思言论粹然一出于正，一洗时人功利之弊。与人交，初甚落落，久乃愈醇。临财无苟得，不可干以非义。其治学也，缜密谨严，不悖不惑，即其人亦非晚近之人也。故其死不失义，如趋而就几席枕藉之无异，可谓好古多闻而不违行己之耻之君子矣。彼徒以匹夫之谅为名者，安能知其学之本原之所在哉？钟羲避地上海，始识公于沈氏海日楼，读其《题蕺山先生遗像》诗，即心异之。既而同赴召，同被命检景阳宫书籍，过从日密。甲子秋，将有所弹激，已属草矣，以示钟羲，钟羲举胡石庄“人物凋尽，彼此当互相成就”之说为言，乃止不果上，又以见公之服善也。公娶莫氏，继室潘氏。子潜明，先公一年卒，次高明、贞明、纪明、慈明、登明，孙庆端。著有《观堂集林》，为“艺林”八卷、“史林”十卷、“缀林”二卷，其他遗著不具书。铭曰： 淀园之修，日治海军。辨止欲论，至哀无文。坐阅河山，剩止勺水。士女嬉游，冠裳诺唯。君子之守，有所不为。山夷海竭，其志不欺。和光同尘，有腼三老。安危何预，友朋相倒。百年养士，独行惟公。心盟止水，气贯长虹。文人无行，一雪斯耻。我铭幽毳，用告悸史。
文楷斋宋德裕刻石
从这方千余字的墓志铭来看，对王国维之死，清遗老群体的评价是相当高的。无论从士大夫的道德情操来追索，还是从文人学者的志趣情怀来考察，王国维以一己之死，完成了“君臣大义”，完满了文士德行。
撰写墓志铭的杨钟羲（1865-1940），其先祖为满洲正黄旗人，乾隆间改为汉军正黄旗，世居辽阳。姓尼堪氏，原名钟庆，戊戌政变后改为钟羲，冠姓杨，字子勤、子琴、圣遗、芷晴，号留坨、梓励，又号雪桥、雪樵等。他是光绪十一年（1885年）举人，十五年进士，翰林院编修；后任国史馆协修和会典馆协修。历任襄阳、准安、江宁知府。辛亥革命后，蛰居上海，以遗老自居，寄情文史，著述颇丰，尤以四十卷《雪桥诗话》闻名。陈寅恪和胡适都特别看重《雪桥诗话》这部著作，陈在给吴宓的信中评价（（雪桥诗话》说：“作者熟悉清朝掌故，此书虽诗话，而一代文章学派风气之变迁，皆寓焉。”而胡适在日记中也提到：“杨先生是位遗老，故他的诗话重在掌故……这部书是一部很有用的参考书。”
杨钟羲与王国维，有相当多的共同点，无论从为人处世、志趣情怀方面，还是从生活经历、学术取向方面，都有着心照不宣的默契。二人在性格上都是讷于言、慎于行的谦谦君子，但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内又都是精益求精、自成一格的集大成者，皆是有志于学术而疏于世俗交际的。杨氏第一次接触王国维，只是因读到其诗作《题蕺山先生遗像》，“即心仪之”。这是王国维于1919年，怀念“明代最后一位儒学大师”刘宗周的诗作，诗曰：“山阴别子亢姚宗，儒效分明浩气中。封事万言多慷慨，过江一死转从容。大干劫去留《人谱》，三百年来拜鬼雄。我是祝陈乡后辈，披图莫讶涕无从。”面对这位明亡之后，恪守“君臣大义”，最终绝食而死的儒学大师，王国维诗作中流露的追慕与哀痛，是真切深沉的。而杨氏自辛亥革命以来，蛰居上海已十年，此时读到此诗，“即心仪之”的那一瞬，已注定了与王国维的一段短暂因缘。1923年，杨、王二人同在逊帝溥仪宫中任职，同时被委任为南书房行走、紫禁城骑马的“伪职”，二人从诗意文心的神交，走到了所谓“君臣大义”的政治现实之中。
其实，在逊帝宫中任职期间，杨、王二人同为学者型官员，从人际影响力到实权势力方面，皆微不足道。当日溥仪座下诸人，一派是亲贵和内务府旧人，如溥仪的岳父荣源、绍英等，溥仪最为倚重的郑孝胥正出自其中；其次是以“帝师”陈宝琛为首，包括胡嗣瑗等具体执事人，这派势力仍然深得溥仪信任。而声势最弱的南书房同僚杨钟羲、王国维等人，基本上只是长于学术，却拙于言辞，政治经验、手段都乏善可陈，根本谈不上有任何“治国”之大用。也正因为如此，杨、王二人对逊帝溥仪的复辟之举，虽然极尽“人臣之道”竭力守护，但无奈无力与无限哀怨之感也一直盘桓于心。一年之后，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之后，从人格精神上一直恪守“君臣大义”的杨、王二人之痛苦程度，恐怕要远远超出那些早就各有打算的“实力派”们。他们都是在故国故纸中寻求精神寄托的同类人，他们都是不擅于在现实现代中筹划谋略的那类人。
实际上，虽然杨、王二人心性相通、志趣相投，但他们的来往却并不算密切，从现存王国维书信来看，也只有一次通信记录，他们之间，似乎只保持着一种淡泊洁净的君子之交，自有一番相知相惜的无言相望。王国维投水之后，据吴宓日记载，杨钟羲在“王先生自沉之次晨，首至颐和园鱼藻轩望尸而哭，挽诗亦沉痛”。他在挽诗中说王国维之死是殉国、是“尸谏”。从杨氏的这些举动来看，他对王国维之死的冥会于心，是王氏其他同僚、故交、师友的沉痛哀伤无可比拟的。而最终由他来撰写王氏墓志铭，是否有王国维生前的某种授意或带有倾向性的暗示，目前尚无从考证，但于情于理而言，确实可以说是夙缘如此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墓志铭中提到了王国维的代表作《观堂集林》。这一20卷本的《观堂集林》，不同于罗振玉、赵万里在王国维死后印行的《观堂集林》24卷本，这是王国维生前亲自校订，由蒋汝藻资助印行的初版本，学界通称为“蒋本”。在王国维1924年1月17日致蒋汝藻的信中提到，“今拟先择最要者赠送，大约有二十部可敷分赠”，在这首要赠送的20部初版本中，杨钟羲赫然在列。王对杨的这部赠书，不但彰显出杨、王二人的生前交谊，无形中也成为杨在撰写墓志铭时的重要参考，更为后世研究考证《观堂集林》版本衍变提供了重要的物证。
细观王国维墓志，除却杨钟羲所撰铭文的种种研究价值之外，由袁励凖所书的那一笔劲秀古雅的行楷也格外引人注目。袁励凖（1876-1935），字珏生，号中州，别署恐高寒斋主，河北宛平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会试同考官。民国后任清史馆编纂，辅仁大学教授。工书画。行楷宗米元章，篆学李杨冰，文静典雅，甚得时誉。北京中南海新华门匾额为其书写。除了墓志的书法堪称当代一流之外，刻石者文楷斋宋德裕的刻工也相当精湛。文楷斋是当时北京著名的刻书铺子，董康、陶湘的众多民国精刻本，多出于此。而文楷斋的名工宋德裕，不但擅于刻制书版，对碑石刊刻也得心应手，如龙潭湖内袁崇焕庙的康有为、梁启超书法的石刻就是宋德裕的作品。由此看来，王国维的一方墓志，集当时著名诗家杨钟羲、知名书家袁励凖、名工宋德裕手笔于一体，也堪称“三绝”之铭。
但王国维的墓志铭，并不是此纪念碑铭；而普通读者则往往将其与纪念碑铭相混淆，经常有将陈氏文句当作王氏墓志铭征引者。我们知道，纪念碑是地面建筑，立于地表，供后人凭吊追思之用；而墓志铭则是与逝者同埋于地下，作为其生平概略的重要记载物，是深藏在墓穴里的。那么，王国维的墓志铭究竟是怎样的内容呢？这还得从其自沉于昆明湖后遗留的一道“密折”说起。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在颐和园内的鱼藻轩前，自沉于昆明湖。除了内衣口袋里的那封遗书之外，他还给已从紫禁城“移驾”天津租界里的溥仪写了最后一份“奏折”，折子上说：“臣王国维跪奏，为报国有心，回天无力，敬陈将死之言，仰祈圣鉴事。窃臣猥以凡劣，遇蒙圣恩。经甲子奇变，不能建一谋、画一策，以纾皇上之忧危，虚生至今，可耻可丑！迩者赤化将成，神州荒翳。当苍生倒悬之日，正拨乱反正之机。而自揣才力庸愚，断不能有所匡佐。而二十年来，士气消沉，历更事变，竟无一死之人，臣所深痛，一洒此耻，此则臣之所能，谨于本日自湛清池。伏愿我皇上日思辛亥、丁巳、甲子之耻，潜心圣学，力戒晏安……请奋乾断，去危即安，并愿行在诸臣，以宋明南渡为殷鉴。弃小嫌而尊大义，一德同心，以拱宸极，则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迫切上陈，伏乞圣鉴，谨奏。宣统十九年五月初三日。”（《清废帝溥仪档》，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溥仪数年后回忆说，看到“奏折”时，笔墨劲练，确属王国维笔迹，但后来一想，一个将死之人怎么会写出这样工整的“奏折”？他后来得知，这份“奏折”是王国维请罗振玉代为缮写的，属于“口述史”类型的二手资料，可信度已大打折扣。后来又有罗氏后人站出来说，这份“奏折”是罗振玉命其子罗福葆仿王国维笔迹而作，则不但可信度已降至最低，甚至于还顶着“欺君罔上”的罪名了。无论罗氏后人的说法是否可信，可以理解的是，之所以弄出这样一份“奏折”，或许纯属王、罗二人深厚交谊使然，为的只是给已死的王国维捞一个御赐的“谥号”。当年罗振玉递上这份“奏折”之后，谥号“忠憨公”也就特批了下来，照例得到了皇室的抚恤金，生前清贫窘迫的王国维之身后事，也算是有了着落与名目。
杨钟羲撰文、袁励辈书丹、文楷斋宋德裕刻石的王国维墓志铭，也就在此时诞生了。与两年后陈寅恪等学界人士营造的王国维纪念碑不同，前者的撰书者均为王国维在溥仪宫中任职时的同僚，其内容虽然也阐述了王氏学术成就，但更着重于其人格与学术的本源——君臣大义。这方墓志铭的内容，对于研究以王氏为代表的清末遗民心态及这一群体的学术取向，无疑还是有相当高的参考价值的。墓志原石现已不知去向，只有拓片尚在民间流传。兹与北京图书馆所藏、日本早稻田大学所藏的墓志铭拓片逐一比勘，过录墓志铭文，酌加标点如下：
诰授奉政大夫 赏食五品俸南书房行走 特谥忠憨王公墓志铭
赐进士出身 赏食三品俸 紫禁城骑马 南书房行走前江南江宁府知府翰林院编修
辽阳杨钟羲撰文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 赏食二品俸 紫禁城骑马 赏穿带素貂褂南书房行走前翰林院侍讲
宛平袁励毕书丹并篆盖
有博学以文，行已有耻之君子日王公静安，以特奏名出身，官南书房翰林，丁卯五月三日自沉颐和园之昆明湖。天子轸惜贞臣，派贝子溥忻奠缀，赏帑金治丧，予谥忠怒。其年七月十七日诸子遵遗命卜葬于清华园侧，丐钟羲为文以铭其幽。公讳国维，字伯隅，静安其自号，浙江海宁州人。先世籍开封，宋靖康元年，远祖副都总管禀死节太原，谥忠壮。南渡后，遂家海宁。曾王父、王父世有隐德，父乃誉以能书名。公读书通敏，弱冠补博士弟子员。诗学放翁，词学纳兰容若。辛丑留学日本，丙午入学部，充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修，治元明以来通俗文学。宣统辛亥，国体骤变，航海居日本，专治经史，日读注疏尽数卷，旁治声韵训诂，奄有乾嘉诸儒目录、校勘、金石、舆地之长。又当古文字、古器物大出之时，以其学识理董之，故新得之多，为近世学者所未有。甲寅与上虞罗振玉共考释流沙坠简，振玉考殷墟文字，亦颇采其说，所著《释币》及考地理诸作，为嘉兴沈尚书曾植所推挹。丙辰自日本归，为广仓学窘编《学术丛刊》杂志，并遍观乌程蒋氏所藏书，为编序录，撰著乃益富。丁巳撰《殷卜辞中所见先王先公考》及《殷周制度论》，能言周代立制之源及成王周公所以治天下之意。近年校勘蒙古史料，于对音尤审，又欲注《蒙古源流考》，研究满洲蒙藏文字，惜未竟其业。癸亥三月，用大学士升允荐，命在南书房行走，赏食五品俸，紫禁城骑马。再上封事，请崇德讲学，蒙褒许。甲子十月九日之变，忧愤怀必死之志。明年春，驾幸天津，俞允留京掌清华学校研究院事。不时赴行朝，蒙召对，依恋出于至诚，每欲有所陈请，口呐苦不达。比年战祸频仍，时局安危不可知，当事者不闻有所筹议，公欲言不可，欲默不忍，愤激异常时，密书遗嘱藏衣带中，略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草具遗章邮罗氏津寓，代为呈递，遂效止水之节。距生于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年五十有一。昔季路问事鬼神，进而问死，欲知处死之道也。死非季路所难，莫难于知之明、处之当。公自以起诸生，为近臣，被殊遇，主辱臣死，杀身成仁，尽知死之义。公尝谓今之学者于古人无所不疑，独不自疑其立说之根据。盖公之学，由文字声韵以考古之制度文物并其立制之所以然，由博而返约，由疑而得信，务当于理而止。故心思言论粹然一出于正，一洗时人功利之弊。与人交，初甚落落，久乃愈醇。临财无苟得，不可干以非义。其治学也，缜密谨严，不悖不惑，即其人亦非晚近之人也。故其死不失义，如趋而就几席枕藉之无异，可谓好古多闻而不违行己之耻之君子矣。彼徒以匹夫之谅为名者，安能知其学之本原之所在哉？钟羲避地上海，始识公于沈氏海日楼，读其《题蕺山先生遗像》诗，即心异之。既而同赴召，同被命检景阳宫书籍，过从日密。甲子秋，将有所弹激，已属草矣，以示钟羲，钟羲举胡石庄“人物凋尽，彼此当互相成就”之说为言，乃止不果上，又以见公之服善也。公娶莫氏，继室潘氏。子潜明，先公一年卒，次高明、贞明、纪明、慈明、登明，孙庆端。著有《观堂集林》，为“艺林”八卷、“史林”十卷、“缀林”二卷，其他遗著不具书。铭曰： 淀园之修，日治海军。辨止欲论，至哀无文。坐阅河山，剩止勺水。士女嬉游，冠裳诺唯。君子之守，有所不为。山夷海竭，其志不欺。和光同尘，有腼三老。安危何预，友朋相倒。百年养士，独行惟公。心盟止水，气贯长虹。文人无行，一雪斯耻。我铭幽毳，用告悸史。
文楷斋宋德裕刻石
从这方千余字的墓志铭来看，对王国维之死，清遗老群体的评价是相当高的。无论从士大夫的道德情操来追索，还是从文人学者的志趣情怀来考察，王国维以一己之死，完成了“君臣大义”，完满了文士德行。
撰写墓志铭的杨钟羲（1865-1940），其先祖为满洲正黄旗人，乾隆间改为汉军正黄旗，世居辽阳。姓尼堪氏，原名钟庆，戊戌政变后改为钟羲，冠姓杨，字子勤、子琴、圣遗、芷晴，号留坨、梓励，又号雪桥、雪樵等。他是光绪十一年（1885年）举人，十五年进士，翰林院编修；后任国史馆协修和会典馆协修。历任襄阳、准安、江宁知府。辛亥革命后，蛰居上海，以遗老自居，寄情文史，著述颇丰，尤以四十卷《雪桥诗话》闻名。陈寅恪和胡适都特别看重《雪桥诗话》这部著作，陈在给吴宓的信中评价（（雪桥诗话》说：“作者熟悉清朝掌故，此书虽诗话，而一代文章学派风气之变迁，皆寓焉。”而胡适在日记中也提到：“杨先生是位遗老，故他的诗话重在掌故……这部书是一部很有用的参考书。”
杨钟羲与王国维，有相当多的共同点，无论从为人处世、志趣情怀方面，还是从生活经历、学术取向方面，都有着心照不宣的默契。二人在性格上都是讷于言、慎于行的谦谦君子，但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内又都是精益求精、自成一格的集大成者，皆是有志于学术而疏于世俗交际的。杨氏第一次接触王国维，只是因读到其诗作《题蕺山先生遗像》，“即心仪之”。这是王国维于1919年，怀念“明代最后一位儒学大师”刘宗周的诗作，诗曰：“山阴别子亢姚宗，儒效分明浩气中。封事万言多慷慨，过江一死转从容。大干劫去留《人谱》，三百年来拜鬼雄。我是祝陈乡后辈，披图莫讶涕无从。”面对这位明亡之后，恪守“君臣大义”，最终绝食而死的儒学大师，王国维诗作中流露的追慕与哀痛，是真切深沉的。而杨氏自辛亥革命以来，蛰居上海已十年，此时读到此诗，“即心仪之”的那一瞬，已注定了与王国维的一段短暂因缘。1923年，杨、王二人同在逊帝溥仪宫中任职，同时被委任为南书房行走、紫禁城骑马的“伪职”，二人从诗意文心的神交，走到了所谓“君臣大义”的政治现实之中。
其实，在逊帝宫中任职期间，杨、王二人同为学者型官员，从人际影响力到实权势力方面，皆微不足道。当日溥仪座下诸人，一派是亲贵和内务府旧人，如溥仪的岳父荣源、绍英等，溥仪最为倚重的郑孝胥正出自其中；其次是以“帝师”陈宝琛为首，包括胡嗣瑗等具体执事人，这派势力仍然深得溥仪信任。而声势最弱的南书房同僚杨钟羲、王国维等人，基本上只是长于学术，却拙于言辞，政治经验、手段都乏善可陈，根本谈不上有任何“治国”之大用。也正因为如此，杨、王二人对逊帝溥仪的复辟之举，虽然极尽“人臣之道”竭力守护，但无奈无力与无限哀怨之感也一直盘桓于心。一年之后，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之后，从人格精神上一直恪守“君臣大义”的杨、王二人之痛苦程度，恐怕要远远超出那些早就各有打算的“实力派”们。他们都是在故国故纸中寻求精神寄托的同类人，他们都是不擅于在现实现代中筹划谋略的那类人。
实际上，虽然杨、王二人心性相通、志趣相投，但他们的来往却并不算密切，从现存王国维书信来看，也只有一次通信记录，他们之间，似乎只保持着一种淡泊洁净的君子之交，自有一番相知相惜的无言相望。王国维投水之后，据吴宓日记载，杨钟羲在“王先生自沉之次晨，首至颐和园鱼藻轩望尸而哭，挽诗亦沉痛”。他在挽诗中说王国维之死是殉国、是“尸谏”。从杨氏的这些举动来看，他对王国维之死的冥会于心，是王氏其他同僚、故交、师友的沉痛哀伤无可比拟的。而最终由他来撰写王氏墓志铭，是否有王国维生前的某种授意或带有倾向性的暗示，目前尚无从考证，但于情于理而言，确实可以说是夙缘如此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墓志铭中提到了王国维的代表作《观堂集林》。这一20卷本的《观堂集林》，不同于罗振玉、赵万里在王国维死后印行的《观堂集林》24卷本，这是王国维生前亲自校订，由蒋汝藻资助印行的初版本，学界通称为“蒋本”。在王国维1924年1月17日致蒋汝藻的信中提到，“今拟先择最要者赠送，大约有二十部可敷分赠”，在这首要赠送的20部初版本中，杨钟羲赫然在列。王对杨的这部赠书，不但彰显出杨、王二人的生前交谊，无形中也成为杨在撰写墓志铭时的重要参考，更为后世研究考证《观堂集林》版本衍变提供了重要的物证。
细观王国维墓志，除却杨钟羲所撰铭文的种种研究价值之外，由袁励凖所书的那一笔劲秀古雅的行楷也格外引人注目。袁励凖（1876-1935），字珏生，号中州，别署恐高寒斋主，河北宛平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会试同考官。民国后任清史馆编纂，辅仁大学教授。工书画。行楷宗米元章，篆学李杨冰，文静典雅，甚得时誉。北京中南海新华门匾额为其书写。除了墓志的书法堪称当代一流之外，刻石者文楷斋宋德裕的刻工也相当精湛。文楷斋是当时北京著名的刻书铺子，董康、陶湘的众多民国精刻本，多出于此。而文楷斋的名工宋德裕，不但擅于刻制书版，对碑石刊刻也得心应手，如龙潭湖内袁崇焕庙的康有为、梁启超书法的石刻就是宋德裕的作品。由此看来，王国维的一方墓志，集当时著名诗家杨钟羲、知名书家袁励凖、名工宋德裕手笔于一体，也堪称“三绝”之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