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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主办的第十二届“电视制片业十佳”评选活动揭榜，曾经写出《我的泪珠儿》《买房夫妻》《小别离》等热播剧的上海70后编剧何晴榜上有名，荣获“十佳电视剧编剧”称号。
这个由电视制片委员会联合电视剧导演工作委员会、电视剧编剧工作委员会、演员委员会、音乐工作委员会共同承办的评选活动，是中国电视制片业最权威和最有影响力的专业表彰之一。
国家一级编剧何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编剧专业，现任上影集团创作人才中心编剧。她擅长现实主义当代都市题材，直面社会热点和痛点，以理想主义的温情笔调描绘中国当代都市众生相和社会发展图景。
约何晴电话采访，时间被设定在“九点以前”。笔者好奇，难道是九点以后才开始写作吗？然而，得到的答案是“睡觉”！她说：电视剧的编剧过程是长跑，成熟的编剧一般生活作息都比较规律，每天写几千字，匀速前进，很少熬夜。
“爆款”是怎样炼成的？
由黄磊和海清领衔主演的电视剧《小别离》曾在播出时掀起收视热潮，而且被誉为“年度现象级话题剧王”。而在《小别离》引爆荧屏之前，何晴已经写过一系列现实主义题材的电视剧作品：从改编《鲜花朵朵》到《爱的多米诺》，从描写知青生活的《原谅》到充满现实意味的《买房夫妻》……她一直在现实主义题材创作领域默默耕耘。
说起“爆款”的诞生，何晴认为写现实主义题材需要作者认真观察生活，在写作之前，一定要深入采访，坐在书斋里闭门造车是不行的。每个人物，以及他们的行业、职业，以至于那些作者不熟悉的领域，都要通过深入采访，去获得生活的真实细节。
所謂“爆款”，绝大多数时候是不可“预期”的。何晴推崇的创作态度，是“和做人一样”的，那就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如果创作前就想好，这回我一定要写一个“爆款”，那只能说作者的心态出现偏差了。
“编剧的目的是要写出一个好故事，故事里的人物感动了我，故事情节感动了我，我才能把他们通过文字呈现出来去感动别人，”何晴说，“应该站在这个立场上，去开始剧本的创作。”
至于剧本出来后会怎样，其实是编剧控制不了的。有句行话叫“每个剧都有自己的命”，编剧永远不知道剧本离开你之后会变成什么模样——拍得怎样、演得怎样、播得怎样……“爆款”是可遇不可求的，唯一“可控”的，就是自己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去做好剧本。
热点易消逝，痛点有“黏”性
学会观察生活之余就要去寻找，不仅是去寻找社会“热点”，更重要的是发现社会“痛点”，也就是说电视剧编剧要试图去触及到大多数人内心的焦虑、隐伤，或者他们人生共同的困惑等。只有真诚地去触碰这些东西，才有成为“爆款”的可能。
何晴说，由于电视剧的制作周期比较长，一部三四十集的电视剧，从起念到播映，短则一年两，长则三四年，如果编剧一味去寻找当下社会热点，那么等你写完、拍完、播出的时候，基本上热点早就“过时”。然而如果能找准社会“痛点”，比如每个时代的人都普遍关心的教育、医疗、住房这些话题，就会获得比较长期的关注。
电视剧跟电影也有所不同，北电毕业的何晴，原先总觉得电影比电视剧来的高级。但如今多年电视剧的写作经历，使她越来越觉得，事实并非如此——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电视剧更难写，写电视剧更像建造一座高楼大厦，对创作者来说需要极大的耐力，对观众来说要坚持追完几十集的电视剧则需要极大的“黏性”。
电影相对来说有很多观影条件上的规定和技术上的便利，电影可以把观众关在一个黑屋子里，用光影和声效轰炸他们两个小时，相对比较容易实现创作者预期的效果。
但是电视剧的观看方式则完全不同，尤其是现在大家几乎很少在电视机前看电视剧，很多人几乎完全靠手机“追剧”，随时随地观看，随时随地被打断，随时随地再接着看……这就要求电视剧具备一种特别高的“黏性”，这便是电视剧写作的难度所在。尤其是现实主义作品，不像那些可以靠不断制造戏剧冲突来吸引眼球的悬疑魔幻题材，它是要从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发掘能与观众引起共鸣、产生黏性的物质，既需要真诚的创作心态，又充满技术含量。
理想之光照进现实主义作品
如何在作品里处理好理想与现实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的性格和三观。何晴性格开朗，喜欢看事物光明和善意的一面。我们总是说，人性有多高贵就有多卑贱，有多卑贱就有多高贵。文艺工作者大多还是会有文以载道的初心，要把世界上美好的东西展示给大家看，让人们看了之后更有信心去面对人世间灰暗的部分。
电视剧的属性决定它是面向家庭的，一家人可以一起看的，因而它肯定偏重光明和温暖的取向。何晴认为，现在都市人生活压力普遍很大，如果以消遣娱乐为主要目的的电视剧还搞得那么沉重，那谁还愿意去看？所以现在即便有点悲剧意味的作品也会写成“笑中带泪”的轻喜剧风格。生活固然辛苦，但总有一些光亮的东西让我们觉得值得，让我们忘记艰辛和劳累。
“电视剧要写得好、写得温暖，就是要抓住那些光亮的瞬间，跟观众一起共勉，度过那些人生中不如意的部分，这是电视剧一个挺重要的社会功能。”何晴说。
非常热爱才能甘之如饴
“非常热爱才能甘之如饴”，这是何晴回顾自己之所以二十多年与编剧结缘的一句总结。因为编剧这项工作很多时候是“很痛苦”的，有时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写出来的东西通过不了，或者反反复复无休无止被要求修改，甚至写到一半项目折了以致前功尽弃……“如果不是特别热爱的话，是很容易中途放弃的，是无法在这个行业坚持一二十年的。”
尤其这几年，感觉写作比较辛苦，毕竟人到中年，家务繁重，而年轻时候的激情和灵感已经慢慢消退，写作更多是靠咬牙坚持。
很多次，在根本坚持不下来的时候，何晴就开始想，我是什么时候走上编剧这条路的？这条寂寞、然而也开满了鲜花的不归之路。这条路很艰难，要经常在漫漫长夜里独自行走，在无休止的修改中感到崩溃和痛苦。然而这条路也很幸福，一旦突破和完成，内心充满了光和喜悦，仿佛在暗透的夜里看到满天的繁星。 何晴回眸自己的编剧生涯，觉得“喜欢写”还是她坚持下来并获得成绩的关键性因素。走上这条路，并且接着走下去，对于她来说应该是必然的，她将其归结为人生中的几个缘分。
影视世家的耳濡目染
何晴出生于影视世家，大家族里很多亲人都从事影视业，基本囊括了各个工种，有时候家人在一起开玩笑说，可以成立一家功能很全的影视公司了。何晴的外公荒煤是作家、电影理论家，外婆张昕是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教授，姨外婆张瑞芳是著名演员，表姨王好为是导演，姨父李晨声是摄影师。何晴和妹妹何明都是编剧，表弟陈复苏是剪辑师，先生朱枫是导演，姨妈、表舅也都从事文学，或研究或写作。家族聚会在一起，除了说家常话，也会聊很多关于专业上的事情，这对于何晴来说，真是一棵有丰富养料的家族之树。
北电滋养和贵人相助
何晴1992年考进电影学院文学系剧作专业，那一届他们班招的学生比往届多，有16个，按照电影学院的师生比，光专业剧作老师就配了三位：王迪老师、黄丹老师和张玞老师。老师们教授剧作理论，也教授团队合作，如何有趣地写作和生活，还有最重要的做人。这师生缘一直延续到毕业后，直到现在，何晴跟老师们还是好朋友。
四年电影学院学习，同班、同年级、同校同学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那些彻夜长谈、因艺术观念不同而进行的辩论、一起去打饭一起上课一起做作业的朝夕相处……都让何晴难以忘怀。而走上影视这一行之后，同学们的相互支持、帮助和鼓励更是让何晴感到特别温暖。
北电四年，在上千部电影的滋养下，在系统的科班教学中，电影圣殿之门向何晴缓缓开启，也让她眼花缭乱。没想到的是，学的理论越多，反而越不敢写作。1996年大学毕业何晴被分配到了上海大学影视学院，从事教学工作，完全和写作不沾边了。而就在这个时候，何晴忽然发现，自己内心深处是多么渴望能有机会坐下来写剧本，自由地创作，但是上世纪90年代还不是一个职业自由选择的时代，她有些苦闷。
这时何晴生命中的两位贵人黄海芹和李亦中出现了。黄海芹找到了何晴，要把何晴从大学调到她领导的永乐影视集团文学部，当时上海大学不愿意放人，是把何晴要到影视学院的李亦中教授给予体谅和帮助，才得以完成了这次关键的职业转换。
1997年何晴调到了永乐影视集团，除了担任责编工作之外，黄海芹一直鼓励她继续写作。当时的永乐集团生机勃勃，创作氛围特别好，集团领导杨玉冰和江平，既为人亲切又勇于为年轻人提供机会，帮助何晴走上了最初的写作之路。
与良师益友的精诚合作
二十多年来，凡是合作过的师长、编剧，都与何晴建立起了“战斗”情谊。当年，黄海芹把何晴介绍给了香港的作家梁凤仪，参与香港的编剧团队的电视剧写作。何晴与小兄弟汪启楠一起参加了各种通宵达旦的剧本会议，听他們讲如何进行人物设计，每一集如何放四个相对完整的事件，每一场戏怎么写出高潮……这对满脑子剧作理论而缺乏实战经验的何晴而言，是全新的创作体验。那几年，她参与了根据梁凤仪小说改编的《我心换你心》《九记饭馆》《无情海峡有晴天》《豪门惊梦》几部长篇电视剧的写作。
完成了理论学习和实战练兵，何晴进入创作的大好时光，先是与王宛平一起完成了电视剧《我的泪珠儿》（根据张欣同名小说改编），与何明一起完成了电视剧《爱就爱了》……
那些年是电视剧高速发展的时代，何晴渐渐感觉到电视剧篇幅长、人物多，创作中需要更多思想火花的碰撞。于是，她学习香港编剧团队的写作模式，也开始组建自己的“编剧班底”。何晴的合作伙伴有她的妹妹何明、闺蜜同学刘禹彤、学长万盾、好朋友谢菁……他们之间首先有深厚的感情，互相之间的了解，同声同气，常常是一个形容词说出来，大家就对这个人物立刻产生了理解和共鸣。这种合作方式真的是太愉快了，虽然电视剧写作是超长跑，很容易疲倦，但他们彼此之间的默契和友谊，使得一切都变得能够承受。
这段时间，他们与大唐辉煌影视公司合作完成了《鲜花朵朵》（根据刘迪同名小说改编）和《爱的多米诺》。与北广传媒影视公司合作完成了《原谅》《买房夫妻》（根据李霄凌同名小说改编）。与华录百纳合作完成了《暖男的爱情和战争》。与柠萌影业合作完成了《小别离》（根据鲁引弓同名小说改编）……虽然，这中间有很多很多的艰难，甚至很多次都觉得熬不过去了，但是看到剧本顺利地拍摄出来，在电视台播出，一些作品的收视率很高，还会在报纸杂志上看到观众自发的影评，特别是写知青生活的《原谅》播出后，辗转收到了东北知青观众的来信，真的很令何晴和她的小伙伴们感动。《小别离》的播出，在社会上也引起了很多话题，简直有一种天下皆知音的感觉。何晴感叹，人生幸福，莫过于此。
除了电视剧写作之外，何晴还与先生朱枫导演合作，为电影频道完成了三部电影《星期天的玫瑰》《我爱杰西卡》和《春蚕》（改编自茅盾先生同名小说）。其中《我爱杰西卡》获得百合奖一等奖、华表奖等荣誉，《春蚕》获得了百合奖二等奖，茅盾先生的哲嗣韦韬先生认为此片是《春蚕》的数次改编中最成功的一次。
这个由电视制片委员会联合电视剧导演工作委员会、电视剧编剧工作委员会、演员委员会、音乐工作委员会共同承办的评选活动，是中国电视制片业最权威和最有影响力的专业表彰之一。
国家一级编剧何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编剧专业，现任上影集团创作人才中心编剧。她擅长现实主义当代都市题材，直面社会热点和痛点，以理想主义的温情笔调描绘中国当代都市众生相和社会发展图景。
约何晴电话采访，时间被设定在“九点以前”。笔者好奇，难道是九点以后才开始写作吗？然而，得到的答案是“睡觉”！她说：电视剧的编剧过程是长跑，成熟的编剧一般生活作息都比较规律，每天写几千字，匀速前进，很少熬夜。
“爆款”是怎样炼成的？
由黄磊和海清领衔主演的电视剧《小别离》曾在播出时掀起收视热潮，而且被誉为“年度现象级话题剧王”。而在《小别离》引爆荧屏之前，何晴已经写过一系列现实主义题材的电视剧作品：从改编《鲜花朵朵》到《爱的多米诺》，从描写知青生活的《原谅》到充满现实意味的《买房夫妻》……她一直在现实主义题材创作领域默默耕耘。
说起“爆款”的诞生，何晴认为写现实主义题材需要作者认真观察生活，在写作之前，一定要深入采访，坐在书斋里闭门造车是不行的。每个人物，以及他们的行业、职业，以至于那些作者不熟悉的领域，都要通过深入采访，去获得生活的真实细节。
所謂“爆款”，绝大多数时候是不可“预期”的。何晴推崇的创作态度，是“和做人一样”的，那就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如果创作前就想好，这回我一定要写一个“爆款”，那只能说作者的心态出现偏差了。
“编剧的目的是要写出一个好故事，故事里的人物感动了我，故事情节感动了我，我才能把他们通过文字呈现出来去感动别人，”何晴说，“应该站在这个立场上，去开始剧本的创作。”
至于剧本出来后会怎样，其实是编剧控制不了的。有句行话叫“每个剧都有自己的命”，编剧永远不知道剧本离开你之后会变成什么模样——拍得怎样、演得怎样、播得怎样……“爆款”是可遇不可求的，唯一“可控”的，就是自己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去做好剧本。
热点易消逝，痛点有“黏”性
学会观察生活之余就要去寻找，不仅是去寻找社会“热点”，更重要的是发现社会“痛点”，也就是说电视剧编剧要试图去触及到大多数人内心的焦虑、隐伤，或者他们人生共同的困惑等。只有真诚地去触碰这些东西，才有成为“爆款”的可能。
何晴说，由于电视剧的制作周期比较长，一部三四十集的电视剧，从起念到播映，短则一年两，长则三四年，如果编剧一味去寻找当下社会热点，那么等你写完、拍完、播出的时候，基本上热点早就“过时”。然而如果能找准社会“痛点”，比如每个时代的人都普遍关心的教育、医疗、住房这些话题，就会获得比较长期的关注。
电视剧跟电影也有所不同，北电毕业的何晴，原先总觉得电影比电视剧来的高级。但如今多年电视剧的写作经历，使她越来越觉得，事实并非如此——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电视剧更难写，写电视剧更像建造一座高楼大厦，对创作者来说需要极大的耐力，对观众来说要坚持追完几十集的电视剧则需要极大的“黏性”。
电影相对来说有很多观影条件上的规定和技术上的便利，电影可以把观众关在一个黑屋子里，用光影和声效轰炸他们两个小时，相对比较容易实现创作者预期的效果。
但是电视剧的观看方式则完全不同，尤其是现在大家几乎很少在电视机前看电视剧，很多人几乎完全靠手机“追剧”，随时随地观看，随时随地被打断，随时随地再接着看……这就要求电视剧具备一种特别高的“黏性”，这便是电视剧写作的难度所在。尤其是现实主义作品，不像那些可以靠不断制造戏剧冲突来吸引眼球的悬疑魔幻题材，它是要从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发掘能与观众引起共鸣、产生黏性的物质，既需要真诚的创作心态，又充满技术含量。
理想之光照进现实主义作品
如何在作品里处理好理想与现实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的性格和三观。何晴性格开朗，喜欢看事物光明和善意的一面。我们总是说，人性有多高贵就有多卑贱，有多卑贱就有多高贵。文艺工作者大多还是会有文以载道的初心，要把世界上美好的东西展示给大家看，让人们看了之后更有信心去面对人世间灰暗的部分。
电视剧的属性决定它是面向家庭的，一家人可以一起看的，因而它肯定偏重光明和温暖的取向。何晴认为，现在都市人生活压力普遍很大，如果以消遣娱乐为主要目的的电视剧还搞得那么沉重，那谁还愿意去看？所以现在即便有点悲剧意味的作品也会写成“笑中带泪”的轻喜剧风格。生活固然辛苦，但总有一些光亮的东西让我们觉得值得，让我们忘记艰辛和劳累。
“电视剧要写得好、写得温暖，就是要抓住那些光亮的瞬间，跟观众一起共勉，度过那些人生中不如意的部分，这是电视剧一个挺重要的社会功能。”何晴说。
非常热爱才能甘之如饴
“非常热爱才能甘之如饴”，这是何晴回顾自己之所以二十多年与编剧结缘的一句总结。因为编剧这项工作很多时候是“很痛苦”的，有时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写出来的东西通过不了，或者反反复复无休无止被要求修改，甚至写到一半项目折了以致前功尽弃……“如果不是特别热爱的话，是很容易中途放弃的，是无法在这个行业坚持一二十年的。”
尤其这几年，感觉写作比较辛苦，毕竟人到中年，家务繁重，而年轻时候的激情和灵感已经慢慢消退，写作更多是靠咬牙坚持。
很多次，在根本坚持不下来的时候，何晴就开始想，我是什么时候走上编剧这条路的？这条寂寞、然而也开满了鲜花的不归之路。这条路很艰难，要经常在漫漫长夜里独自行走，在无休止的修改中感到崩溃和痛苦。然而这条路也很幸福，一旦突破和完成，内心充满了光和喜悦，仿佛在暗透的夜里看到满天的繁星。 何晴回眸自己的编剧生涯，觉得“喜欢写”还是她坚持下来并获得成绩的关键性因素。走上这条路，并且接着走下去，对于她来说应该是必然的，她将其归结为人生中的几个缘分。
影视世家的耳濡目染
何晴出生于影视世家，大家族里很多亲人都从事影视业，基本囊括了各个工种，有时候家人在一起开玩笑说，可以成立一家功能很全的影视公司了。何晴的外公荒煤是作家、电影理论家，外婆张昕是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教授，姨外婆张瑞芳是著名演员，表姨王好为是导演，姨父李晨声是摄影师。何晴和妹妹何明都是编剧，表弟陈复苏是剪辑师，先生朱枫是导演，姨妈、表舅也都从事文学，或研究或写作。家族聚会在一起，除了说家常话，也会聊很多关于专业上的事情，这对于何晴来说，真是一棵有丰富养料的家族之树。
北电滋养和贵人相助
何晴1992年考进电影学院文学系剧作专业，那一届他们班招的学生比往届多，有16个，按照电影学院的师生比，光专业剧作老师就配了三位：王迪老师、黄丹老师和张玞老师。老师们教授剧作理论，也教授团队合作，如何有趣地写作和生活，还有最重要的做人。这师生缘一直延续到毕业后，直到现在，何晴跟老师们还是好朋友。
四年电影学院学习，同班、同年级、同校同学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那些彻夜长谈、因艺术观念不同而进行的辩论、一起去打饭一起上课一起做作业的朝夕相处……都让何晴难以忘怀。而走上影视这一行之后，同学们的相互支持、帮助和鼓励更是让何晴感到特别温暖。
北电四年，在上千部电影的滋养下，在系统的科班教学中，电影圣殿之门向何晴缓缓开启，也让她眼花缭乱。没想到的是，学的理论越多，反而越不敢写作。1996年大学毕业何晴被分配到了上海大学影视学院，从事教学工作，完全和写作不沾边了。而就在这个时候，何晴忽然发现，自己内心深处是多么渴望能有机会坐下来写剧本，自由地创作，但是上世纪90年代还不是一个职业自由选择的时代，她有些苦闷。
这时何晴生命中的两位贵人黄海芹和李亦中出现了。黄海芹找到了何晴，要把何晴从大学调到她领导的永乐影视集团文学部，当时上海大学不愿意放人，是把何晴要到影视学院的李亦中教授给予体谅和帮助，才得以完成了这次关键的职业转换。
1997年何晴调到了永乐影视集团，除了担任责编工作之外，黄海芹一直鼓励她继续写作。当时的永乐集团生机勃勃，创作氛围特别好，集团领导杨玉冰和江平，既为人亲切又勇于为年轻人提供机会，帮助何晴走上了最初的写作之路。
与良师益友的精诚合作
二十多年来，凡是合作过的师长、编剧，都与何晴建立起了“战斗”情谊。当年，黄海芹把何晴介绍给了香港的作家梁凤仪，参与香港的编剧团队的电视剧写作。何晴与小兄弟汪启楠一起参加了各种通宵达旦的剧本会议，听他們讲如何进行人物设计，每一集如何放四个相对完整的事件，每一场戏怎么写出高潮……这对满脑子剧作理论而缺乏实战经验的何晴而言，是全新的创作体验。那几年，她参与了根据梁凤仪小说改编的《我心换你心》《九记饭馆》《无情海峡有晴天》《豪门惊梦》几部长篇电视剧的写作。
完成了理论学习和实战练兵，何晴进入创作的大好时光，先是与王宛平一起完成了电视剧《我的泪珠儿》（根据张欣同名小说改编），与何明一起完成了电视剧《爱就爱了》……
那些年是电视剧高速发展的时代，何晴渐渐感觉到电视剧篇幅长、人物多，创作中需要更多思想火花的碰撞。于是，她学习香港编剧团队的写作模式，也开始组建自己的“编剧班底”。何晴的合作伙伴有她的妹妹何明、闺蜜同学刘禹彤、学长万盾、好朋友谢菁……他们之间首先有深厚的感情，互相之间的了解，同声同气，常常是一个形容词说出来，大家就对这个人物立刻产生了理解和共鸣。这种合作方式真的是太愉快了，虽然电视剧写作是超长跑，很容易疲倦，但他们彼此之间的默契和友谊，使得一切都变得能够承受。
这段时间，他们与大唐辉煌影视公司合作完成了《鲜花朵朵》（根据刘迪同名小说改编）和《爱的多米诺》。与北广传媒影视公司合作完成了《原谅》《买房夫妻》（根据李霄凌同名小说改编）。与华录百纳合作完成了《暖男的爱情和战争》。与柠萌影业合作完成了《小别离》（根据鲁引弓同名小说改编）……虽然，这中间有很多很多的艰难，甚至很多次都觉得熬不过去了，但是看到剧本顺利地拍摄出来，在电视台播出，一些作品的收视率很高，还会在报纸杂志上看到观众自发的影评，特别是写知青生活的《原谅》播出后，辗转收到了东北知青观众的来信，真的很令何晴和她的小伙伴们感动。《小别离》的播出，在社会上也引起了很多话题，简直有一种天下皆知音的感觉。何晴感叹，人生幸福，莫过于此。
除了电视剧写作之外，何晴还与先生朱枫导演合作，为电影频道完成了三部电影《星期天的玫瑰》《我爱杰西卡》和《春蚕》（改编自茅盾先生同名小说）。其中《我爱杰西卡》获得百合奖一等奖、华表奖等荣誉，《春蚕》获得了百合奖二等奖，茅盾先生的哲嗣韦韬先生认为此片是《春蚕》的数次改编中最成功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