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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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诗人在元初的政治背景下内涵变得模糊,但仍是一种重要的诗人群体.这一时期方回《桐江续集》沿用晚宋以江湖诗集为代表的坊刻出版方式,在长达二十年的时段中持续地向文坛散播自己的影响.同时,他善于利用自己的声望地位,通过各种途径批判江湖诗体.方回身在江湖而试图引导江湖,与江湖诗人既接引又排斥的互动关系,展现了元初士人文学行为与文学思想之间的矛盾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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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诗人在元初的政治背景下内涵变得模糊,但仍是一种重要的诗人群体.这一时期方回《桐江续集》沿用晚宋以江湖诗集为代表的坊刻出版方式,在长达二十年的时段中持续地向文坛散播自己的影响.同时,他善于利用自己的声望地位,通过各种途径批判江湖诗体.方回身在江湖而试图引导江湖,与江湖诗人既接引又排斥的互动关系,展现了元初士人文学行为与文学思想之间的矛盾张力.
其他文献
“以数为纪”是《洪范》《逸周书》等文献中的常见现象,主要是指以数目字统括并分陈诸项概念的做法.这一概念是后人为研究便利人为概括出来的,与先秦两汉原生的“以数为纪”观念内涵截然不同.诸家之所以将“以数为纪”的观念上溯至先秦,源于清儒对《庄子》及《逸周书·周祝》的误读.事实上,先秦两汉文献中原生的“以数为纪”观念特指以法度、历数为纪,不涉及数目字领属概念的行为,也不是文献的组织形式.而实际以数目字统合概念之篇章,其性质或如云梦秦简《为吏之道》、岳麓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北大藏秦简《从政之经》,为“箴戒”类文
不同时代的人对玄鸟的认识并不相同.商人活动时空范围内遗存了诸多绘以黑彩的鸟图像,且与太阳图像一同出现,二者构成了“阳乌负日”图像.在早期文献中,金乌、十日、帝俊、玄鸟等是商人族源叙事的重要组成元素.结合考古材料与典籍,可证商人观念中的玄鸟或指阳乌.考察早期“阳乌负日”图与商族玄鸟观念的联系,不仅有助于认识玄鸟与商人文化、制度之间的关联,也能够对不同玄鸟叙事的生成原因与文本演变形成更深的认识.
《世说新语》笔墨简劲,对生活场景的刻画生动而富有内涵,但过往研究对稳定状态、室内空间的关注较多.事实上,以行走为代表的流动性的生活状态在书中也有相当丰富的体现,百余行走相关条目,记录了魏晋士人在广阔空间中形形色色的邂逅、探访、选择、应对.耐人寻味的是,恰恰是在变动不居的环境、场景中,士人群体的稳定性不断显现.行走活动,拓展了空间的范围,扩大了审美的视野,也在典型姿态背后凸显出魏晋特有的士人群体心态,反映出《世说新语》将价值和兴趣寄托于生活本身的审美取向.
宋代被称为刻本时代,抄本、刻本数量和种类的爆炸性增长,促使知识积累和信息流通加快,改变了人们的认知和行为.就墓志而言,宋代撰写、传播环境的变化促使其更向史传文学靠近,以塑造个性化人物、强调实录精神、借用“互见”手法等为特点.因为流通性的增加,墓志以“言天下之公”为书写原则,与各级文本互动,而撰者为墓主回护的“曲笔”也重塑着历史书写.纸本让墓志能脱离石碑,以附录形式出现在文人别集和家集中,为作品解读构建了阐释系统,但因文体功能限制呈现角度,使用时必须审慎辩证.
“感物”是中国传统美学的重要范畴,其中包含的“物感”与“感物”话语并非同时出现的,内涵也不能简单等同.物感诞生于巫官文化向史官文化转变的转型期,物占主导作用,物感动人,先物后情,决定心之所感.之后,随着礼乐文化向礼法文化过渡,人的主体性增强,对世界的体认深入,感物逐渐兴起,并最终在六朝定型.感物指人在心物关系中占主导作用,先情后物,人感受物,借物言情.感物与物感最终融合成为无功利的心物感应,代表以人为主导的人与物无间的交流沟通.自物感至感物,是社会关注点从物人关系逐渐转移到天人关系和人自身的过程,也是人逐
杜甫“铁马汗常趋”一句的典源与释义尚存争议,大体上有使事与虚用两种理解.使事之论有三说,均不恰切.其中,“昭陵石马助战”说,古今学者多指其非,但还可围绕灾异文化及相关史料的适用性再予辨析;“井龙幻化铁马”说,可据灾异文化及灾祥转换问题予以探讨.如此,“铁马”一句应从虚用的角度理解,当指包括昭陵六骏在内的太宗麾下战马及骑兵的阴灵.杜甫以“铁马”歌咏太宗,与骑兵在唐初战争中的重要性,太宗对战马的热爱、对骑战的精擅、对武功的自矜,以及唐太庙歌对太宗武功的歌颂等因素有关.此外,“汗铸金之风马”一句与“铁马”的出处
文章借用艺术史领域“模件化”研究的基本概念,以高启的咏物律诗为例,尝试将结构主义阐释角度运用于明代诗歌文本的解读.通过观察高启的五言咏物律诗,总结出十二种模件类型,讨论这些模件在律诗中出现的位置,并揭示高启五言咏物律诗的固定写作思路.以此为基准,进一步分析高启的七律组诗《梅花》,探讨其中模件的“增殖”现象与模件的组合运用方式,强调组诗所拥有的储备功能.最后,通过对比组诗与类书在实用性方面的异同,提出一个假说:对于诗人而言,组诗的现实功能等同于一部诗人自制的小型类书,而这个小型类书所储备的模件及模件组合,可
《孔丛子·记义》记载的孔子论《诗》采用语录体的形式,其选取的篇章内容与春秋时期赋《诗》、用《诗》的情况最为接近.其对不少《诗》篇主旨的论说,都体现出与《左传》《论语》《史记》等文献所载春秋时期论《诗》一致的《诗》学观念,是对春秋时期论《诗》传统的继承.作为战国秦汉之际写定的文本,在《记义》论《诗》文字中,也能看到不少战国《诗》学的影子.这说明《记义》中孔子论《诗》的性质,是经过战国儒家书写的,《记义》较好地保留、传承了原始儒家论《诗》义理的文献.它不像《荀子》那样具有承前启后的开拓性,而是一种在忠实传承儒
道教斋醮在高丽王朝被作为吉礼小祀列入祀典,是隶属于礼制文化体系的国家祭祀.终高丽一朝,作为国家祭祀的道教斋醮始终未能走出庙堂普及社会生活之中,因而给人一种高丽社会没有道教的错觉.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高丽王朝的宫廷乐舞有浓厚的道教色彩,高丽的王公贵族不乏信奉道教者,高丽士大夫也深受道教信仰的影响.在高丽社会的民俗文化中,道教信仰的痕迹随处可见,道教的庚申信仰甚至成为高丽的国俗,星辰信仰则普遍流行于社会各阶层.高丽的丧葬礼俗中包含道教信仰的因素,高丽的本土巫俗宗教也融摄了道教信仰的成分.作为国家礼制文化组成部
作为乐府旧题,《春江花月夜》的音乐特征是不容忽视的,从曲辞角度研究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乃是理解这一千古名篇的首要之务.对于在“重声不重辞”的原则下加工而成的一篇作品,首先需要考虑其成形的过程,并以此为基础来分析作品的内容、主旨及风格.从乐府歌辞角度考察,现存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带有明显的拼接痕迹.依据诗韵结构以及现有史料,并结合对诗意的理解和诗歌语言的分析,可以推断这首家喻户晓的唐诗名作很可能原本由两首诗组成;或者说,我们熟知的《春江花月夜》之中,包含了另一首诗作,即十二句的《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