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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思想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改造，笔耕不辍。若要回顾梁启超从寒门学子到近代思想家的人生历程，会发现三个格外重要的节点，即乡试中举、担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参加戊戌变法，而作为广东新会人的梁启超，他的这三次经历，都与湖南这片土地有着深刻关联。
做湖南女婿
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仅17岁的梁启超中第八名举人，这位年轻的才俊引起了主考官李端棻的注意。等到发榜之后，他即请副主考官王可庄做媒，将堂妹李惠仙许配给梁启超。孰料王可庄也有意将自己的女儿许给梁启超，只是未料到李端棻竟抢先一步。
李惠仙是清顺天府尹李朝仪唯一的女儿，李端棻是李朝仪的亲侄子，自小由李朝仪培养长大。李端棻于同治元年（1862）参加了顺天乡试并中举人，次年（1863）参加会试，又中进士，入翰林院任编修。李端棻以直言不讳著称，擢内阁学士，为大学士倭仁、尚书罗敦衍所器重。
鲜为人知的是，李朝仪叔侄原籍湖南清泉县（今为衡南县），在《清代贵州名贤像传》和《国朝御史题名录》上都有明确的记载，据梁启超所言，李朝儀是随父落籍贵州，因此，说他原籍（祖籍）湖南是没有疑义的。
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李朝仪以贵州举人的身份中进士。发榜后，正任京官的湖南人曾国藩十分高兴，他在家信中报告自己牵头组织了长沙会馆的庆祝活动，因为该科共有10个湖南士子金榜题名，其中既包括状元萧锦忠，也包括远在贵州的李朝仪和黄辅相、黄彭年叔侄（原籍湖南醴陵县）。长沙会馆的头门挂上了曾国藩专门撰写的楹联：“同科十进士，庆榜三名元。”由此可见，当时湖南人并没有把李朝仪他们当作贵州人，他们之间的联系也比较密切。若干年后，李朝仪还成了曾国藩任直隶总督时的属官，因修复永定河的水利成效卓著，他辞世后，李鸿章、黄彭年分别奏请为之立祠。
清光绪十二年春（1886），由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树铭牵头，国子监祭酒龙湛霖、鸿胪寺卿陈锦、江苏学政王先谦、日讲起居注官李端棻等人一起联名，以寿序的形式给时任湖南提督、湘军宿将、湘乡周宽世的61岁生日祝寿。这些人都是湖南籍职官，从年龄和资历而言，均是周宽世的晚辈。李端棻也跻身其中，可见他仍认同自己的湖南人身份。
李端棻曾4次担当乡试考官和1次会试副总裁。他一眼相中了才华初露的寒士梁启超，也是独到的眼光、难得的缘分使然。梁启超后来在《三十自述》中坦言，自己中举次年第一次赴北京，途经上海时，看到江南制造局翻译的诸多科技书籍，然而无力购买。可见，李端棻为梁启超开启了宝贵的机会之窗，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个重要节点。
光绪十七年（1891），梁启超从康有为学。该年冬十月，梁启超再次赴京，与李惠仙完婚。李惠仙大梁启超4岁，在梁启超的影响下，她也努力学习新学，参与创办上海女子学堂，并亲自担任提调（校长）。梁启超初上北京时，满口广东新会话，别人听不懂，婚后在李惠仙的帮助下，学会了国语（普通话），因而去除了语言障碍，极大方便了他后来的演讲与授课。二人共生育了3个子女：长女梁思顺、长子梁思成、次女梁思庄。
交湖南益友
通常认为，谭嗣同与梁启超相识于清光绪乙未二十一年（1895）十一月，他因仰慕康有为之名，在北京参加强学会的活动，但恰巧康有为不在北京，遂先与他的弟子梁启超结识并订交。梁启超向他介绍了康有为的讲学宗旨、经世思想，谭嗣同十分高兴，自许为康有为的私淑弟子。
但细究之后可知，两人应是相识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春，谭嗣同曾特别强调，在结识康有为之前，他没有与任何广东人有过交往，仅在邸抄中偶知其名。光绪二十一年冬，谭嗣同的好友刘淞芙归自上海，把康有为的赠书转交给谭嗣同，谭嗣同受宠若惊，于次年春道经上海时拜访未遇，遂在北京邂逅了康门大弟子梁启超。
戊戌变法失败后，两广总督谭钟麟在康有为家抄获一封梁启超书信（不全），此信写于光绪丙申二十二年四月以后，其关键内容是：“（敬）甫之子谭复生才识明达，魄力绝伦，所见未有其比，惜佞西学太甚，伯里玺之选也。因铁樵相称来拜，公子之中，此为最矣。”
“伯里玺”是President一词的音译，在晚清时期，始译为“伯里玺天德”，意为总统。梁启超在这封信中向老师康有为暗示，谭嗣同这个湖南官二代是个很有潜质的培养对象。
自此，谭嗣同以极大的热诚与梁启超订交，视为知音与同志，这是因为双方在政见上“十同八九”。旋即，在撰写《仁学》时，谭嗣同往来于南京与上海之间，与梁启超频繁榷商文稿，并以诗作赠康、梁。戊戌变法后，梁启超将其中一部分内容发表于1899年的《清议报》，后来正式刊印成书，梁启超为之作序。
《仁学》是康派学人第一部较为系统的哲学著作。甲午战争后，国家民族陷于危亡的境地，通过撰写《仁学》，谭嗣同试图找出一条挽救国家民族的道路。他主张用科学来反对追求利禄、为封建统治服务的俗学，替早期《新青年》提出的科学和民主开了先声。于谭嗣同而言，在这个过程中，梁启超是一个亦师亦友的人物，这场邂逅，从根本上改变了两人的命运轨迹。
在长沙任教
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应湖南巡抚陈宝箴、学政江标之请，梁启超放弃上海《时务报》主笔之职，出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于下旬抵达长沙。这也是梁启超第一次踏足岳父李朝仪的故里。
此时的梁启超因为在上海办报传播西学和新思想，已经名动一时。《时务报》风行一时，梁启超形容为“举国趋之，如饮狂泉”。而湖南则是一个著名的保守省份，曾经担任过广东巡抚的郭嵩焘在出使英国归来后，因其开明的思想与远见而饱受保守派人士的攻击。
这不免触动了梁启超。他之所以放弃在上海的一切条件毅然前往，首先是因为他有湖南应建都、“作为留种之地”的主张。这无疑是受列强正不断瓜分中国的现状刺激而产生的带有几分狂妄的想法，毕竟他当时才24岁。其次，他新结交了谭嗣同、黄遵宪等朋友也是一个因素，他们让梁启超认识到，虽然湖南守旧的人很多，但真正想要维新的也不在少数，因而形成了一种施展抱负的氛围。
首先向陈宝箴举荐梁启超的是湖南著名开明绅士蒋德钧。蒋德钧是湘乡人，湘军宿将、陕西布政使蒋凝学之孙，曾任四川龙安知府11年。光绪二十一年因守制归乡，深受湖南巡抚陈宝箴的信任，应邀“襄办新政”，因而积极为湖南各项新政出谋划策，并亲自投身创办多种实业。
在长沙宝善成公司的基础上设立时务学堂，就是蒋德钧和王先谦、熊希龄、张祖同四人共同倡议的。蒋德钧和熊希龄亲自到南京游说两江总督刘坤一，把督销局应收未缴之盐厘的一半拨作时务学堂的办学经费。湖南本不是兩江总督的管辖范围，但两江总督有掌管淮盐督销之权，而湖南正是淮盐的6个销售省区之一。
随后，蒋德钧又北上京津，考察时务学堂西文教习人选。本来，他们属意《时务报》的西文总编李维格，但被《时务报》的老板汪康年拒绝，因此，梁启超推荐了同乡陈锦涛，此人当时在天津学堂。
不过，蒋德钧在面谈数人后意识到，陈锦涛的粤语腔将是一个很大的教学障碍，于是，他便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即以陈锦涛替代李维格在《时务报》的职务，让李维格去时务学堂任西文总教习，同时，请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蒋德钧赞誉梁启超是“天下通儒”，虽然“局面稍阔”，“必能开风气，造人才，有益于湘”。他还听闻梁启超正好有读书西湖的想法，加之黄遵宪也要在湖南任职，他们彼此同气相求，因此才有了这个大胆的想法。
随即，湖南熊希龄、邹代钧及江标等多人致函汪康年，相劝放李维格、梁启超入湘，又由陈宝箴亲自发出聘书，梁启超显然得到了湖南官绅的一致欢迎。由此，湖南时务学堂成为梁启超由“保国保种”向兴民权、开民智转变的地方，也成了他传播变革思想的重要抓手。尽管时务学堂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影响了包括唐才常、蔡锷等在内的一大批学子，所谓“士气大昌”，全省各地的私立学校纷纷成立，变革、爱国思想开始深入人心，湖南在思想上的近代化趋势从此无法逆转。
“回到了故乡”
1922年8月底，梁启超在时隔25年后，应湖南教育学会的邀请重返湖南，为湖南第一中学、湖南省议会、长沙尊道会等处作了4场演讲。在《奋斗的湖南人》演讲中，他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一路关联到谭嗣同、蔡锷和黄兴，不仅谈到了湖湘的历史，更重在激发湖南人的牺牲精神。他认为，湖南人的倔强是一种积极的国民性，应当继续发扬下去。他后来回忆这次为期两天的旧地重游时，说自己恍惚回到了故乡一样。他此行也有考察湖南的自治运动之意——这是他在时务学堂里提出的主张，此时已成现实。
在此之前的2月，值梁启超50岁生日之际，好友熊希龄将《湖南时务学堂遗编》作为贺礼相送，并请他作序。早在1913年熊希龄内阁成立时，梁启超就曾被任命为司法总长，他们的私交显然来自早先湖南时务学堂之时，而蒋德钧正是熊希龄的至交。
梁启超曾坦陈，维新运动是“起于湘而波动于京师”，也就是说，时务学堂是戊戌变法的先声，他因此感叹《湖南时务学堂遗编》是一份珍贵的教育界史料，让他不胜有“山阳闻笛”之感。显然，这件特殊的礼物让他心情复杂，既勾起了他对时务学堂已经故去的师友谭嗣同、唐才常、蔡锷等人的回忆，也引发了他对人生历程的缅怀，岳父李朝仪、座师李端棻等对他有重要知遇之恩的旧时代人都已不在人世。
在离开时务学堂后，梁启超总是以办学、演讲等形式不遗余力地传播新学说、新思想来启蒙民众。因时务学堂在一片反对声中停办，使他对湖南的封闭与保守有着深刻的了解，但他仍一直以一种正面的态度来解释湖南的文化和民性。
梁启超出生在曾国藩去世的第二年，他早年就对曾国藩推崇备至，认为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经世致用人物，他还于1916年编撰了《曾文正公嘉言钞》。作为最初物色的“试验田”，梁启超试图在湖南培养出新的国民和国民性，进而推广全国，他对湖南始终抱着希望，他的文章和思想通过《清议报》《新民丛报》在湖南大地广为传播，又影响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广大湖南青年。这一切因缘际会都表明，梁启超与湖南这片土地有着太多的不解之缘。
（作者系文史学者）
做湖南女婿
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仅17岁的梁启超中第八名举人，这位年轻的才俊引起了主考官李端棻的注意。等到发榜之后，他即请副主考官王可庄做媒，将堂妹李惠仙许配给梁启超。孰料王可庄也有意将自己的女儿许给梁启超，只是未料到李端棻竟抢先一步。
李惠仙是清顺天府尹李朝仪唯一的女儿，李端棻是李朝仪的亲侄子，自小由李朝仪培养长大。李端棻于同治元年（1862）参加了顺天乡试并中举人，次年（1863）参加会试，又中进士，入翰林院任编修。李端棻以直言不讳著称，擢内阁学士，为大学士倭仁、尚书罗敦衍所器重。
鲜为人知的是，李朝仪叔侄原籍湖南清泉县（今为衡南县），在《清代贵州名贤像传》和《国朝御史题名录》上都有明确的记载，据梁启超所言，李朝儀是随父落籍贵州，因此，说他原籍（祖籍）湖南是没有疑义的。
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李朝仪以贵州举人的身份中进士。发榜后，正任京官的湖南人曾国藩十分高兴，他在家信中报告自己牵头组织了长沙会馆的庆祝活动，因为该科共有10个湖南士子金榜题名，其中既包括状元萧锦忠，也包括远在贵州的李朝仪和黄辅相、黄彭年叔侄（原籍湖南醴陵县）。长沙会馆的头门挂上了曾国藩专门撰写的楹联：“同科十进士，庆榜三名元。”由此可见，当时湖南人并没有把李朝仪他们当作贵州人，他们之间的联系也比较密切。若干年后，李朝仪还成了曾国藩任直隶总督时的属官，因修复永定河的水利成效卓著，他辞世后，李鸿章、黄彭年分别奏请为之立祠。
清光绪十二年春（1886），由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树铭牵头，国子监祭酒龙湛霖、鸿胪寺卿陈锦、江苏学政王先谦、日讲起居注官李端棻等人一起联名，以寿序的形式给时任湖南提督、湘军宿将、湘乡周宽世的61岁生日祝寿。这些人都是湖南籍职官，从年龄和资历而言，均是周宽世的晚辈。李端棻也跻身其中，可见他仍认同自己的湖南人身份。
李端棻曾4次担当乡试考官和1次会试副总裁。他一眼相中了才华初露的寒士梁启超，也是独到的眼光、难得的缘分使然。梁启超后来在《三十自述》中坦言，自己中举次年第一次赴北京，途经上海时，看到江南制造局翻译的诸多科技书籍，然而无力购买。可见，李端棻为梁启超开启了宝贵的机会之窗，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个重要节点。
光绪十七年（1891），梁启超从康有为学。该年冬十月，梁启超再次赴京，与李惠仙完婚。李惠仙大梁启超4岁，在梁启超的影响下，她也努力学习新学，参与创办上海女子学堂，并亲自担任提调（校长）。梁启超初上北京时，满口广东新会话，别人听不懂，婚后在李惠仙的帮助下，学会了国语（普通话），因而去除了语言障碍，极大方便了他后来的演讲与授课。二人共生育了3个子女：长女梁思顺、长子梁思成、次女梁思庄。
交湖南益友
通常认为，谭嗣同与梁启超相识于清光绪乙未二十一年（1895）十一月，他因仰慕康有为之名，在北京参加强学会的活动，但恰巧康有为不在北京，遂先与他的弟子梁启超结识并订交。梁启超向他介绍了康有为的讲学宗旨、经世思想，谭嗣同十分高兴，自许为康有为的私淑弟子。
但细究之后可知，两人应是相识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春，谭嗣同曾特别强调，在结识康有为之前，他没有与任何广东人有过交往，仅在邸抄中偶知其名。光绪二十一年冬，谭嗣同的好友刘淞芙归自上海，把康有为的赠书转交给谭嗣同，谭嗣同受宠若惊，于次年春道经上海时拜访未遇，遂在北京邂逅了康门大弟子梁启超。
戊戌变法失败后，两广总督谭钟麟在康有为家抄获一封梁启超书信（不全），此信写于光绪丙申二十二年四月以后，其关键内容是：“（敬）甫之子谭复生才识明达，魄力绝伦，所见未有其比，惜佞西学太甚，伯里玺之选也。因铁樵相称来拜，公子之中，此为最矣。”
“伯里玺”是President一词的音译，在晚清时期，始译为“伯里玺天德”，意为总统。梁启超在这封信中向老师康有为暗示，谭嗣同这个湖南官二代是个很有潜质的培养对象。
自此，谭嗣同以极大的热诚与梁启超订交，视为知音与同志，这是因为双方在政见上“十同八九”。旋即，在撰写《仁学》时，谭嗣同往来于南京与上海之间，与梁启超频繁榷商文稿，并以诗作赠康、梁。戊戌变法后，梁启超将其中一部分内容发表于1899年的《清议报》，后来正式刊印成书，梁启超为之作序。
《仁学》是康派学人第一部较为系统的哲学著作。甲午战争后，国家民族陷于危亡的境地，通过撰写《仁学》，谭嗣同试图找出一条挽救国家民族的道路。他主张用科学来反对追求利禄、为封建统治服务的俗学，替早期《新青年》提出的科学和民主开了先声。于谭嗣同而言，在这个过程中，梁启超是一个亦师亦友的人物，这场邂逅，从根本上改变了两人的命运轨迹。
在长沙任教
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应湖南巡抚陈宝箴、学政江标之请，梁启超放弃上海《时务报》主笔之职，出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于下旬抵达长沙。这也是梁启超第一次踏足岳父李朝仪的故里。
此时的梁启超因为在上海办报传播西学和新思想，已经名动一时。《时务报》风行一时，梁启超形容为“举国趋之，如饮狂泉”。而湖南则是一个著名的保守省份，曾经担任过广东巡抚的郭嵩焘在出使英国归来后，因其开明的思想与远见而饱受保守派人士的攻击。
这不免触动了梁启超。他之所以放弃在上海的一切条件毅然前往，首先是因为他有湖南应建都、“作为留种之地”的主张。这无疑是受列强正不断瓜分中国的现状刺激而产生的带有几分狂妄的想法，毕竟他当时才24岁。其次，他新结交了谭嗣同、黄遵宪等朋友也是一个因素，他们让梁启超认识到，虽然湖南守旧的人很多，但真正想要维新的也不在少数，因而形成了一种施展抱负的氛围。
首先向陈宝箴举荐梁启超的是湖南著名开明绅士蒋德钧。蒋德钧是湘乡人，湘军宿将、陕西布政使蒋凝学之孙，曾任四川龙安知府11年。光绪二十一年因守制归乡，深受湖南巡抚陈宝箴的信任，应邀“襄办新政”，因而积极为湖南各项新政出谋划策，并亲自投身创办多种实业。
在长沙宝善成公司的基础上设立时务学堂，就是蒋德钧和王先谦、熊希龄、张祖同四人共同倡议的。蒋德钧和熊希龄亲自到南京游说两江总督刘坤一，把督销局应收未缴之盐厘的一半拨作时务学堂的办学经费。湖南本不是兩江总督的管辖范围，但两江总督有掌管淮盐督销之权，而湖南正是淮盐的6个销售省区之一。
随后，蒋德钧又北上京津，考察时务学堂西文教习人选。本来，他们属意《时务报》的西文总编李维格，但被《时务报》的老板汪康年拒绝，因此，梁启超推荐了同乡陈锦涛，此人当时在天津学堂。
不过，蒋德钧在面谈数人后意识到，陈锦涛的粤语腔将是一个很大的教学障碍，于是，他便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即以陈锦涛替代李维格在《时务报》的职务，让李维格去时务学堂任西文总教习，同时，请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蒋德钧赞誉梁启超是“天下通儒”，虽然“局面稍阔”，“必能开风气，造人才，有益于湘”。他还听闻梁启超正好有读书西湖的想法，加之黄遵宪也要在湖南任职，他们彼此同气相求，因此才有了这个大胆的想法。
随即，湖南熊希龄、邹代钧及江标等多人致函汪康年，相劝放李维格、梁启超入湘，又由陈宝箴亲自发出聘书，梁启超显然得到了湖南官绅的一致欢迎。由此，湖南时务学堂成为梁启超由“保国保种”向兴民权、开民智转变的地方，也成了他传播变革思想的重要抓手。尽管时务学堂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影响了包括唐才常、蔡锷等在内的一大批学子，所谓“士气大昌”，全省各地的私立学校纷纷成立，变革、爱国思想开始深入人心，湖南在思想上的近代化趋势从此无法逆转。
“回到了故乡”
1922年8月底，梁启超在时隔25年后，应湖南教育学会的邀请重返湖南，为湖南第一中学、湖南省议会、长沙尊道会等处作了4场演讲。在《奋斗的湖南人》演讲中，他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一路关联到谭嗣同、蔡锷和黄兴，不仅谈到了湖湘的历史，更重在激发湖南人的牺牲精神。他认为，湖南人的倔强是一种积极的国民性，应当继续发扬下去。他后来回忆这次为期两天的旧地重游时，说自己恍惚回到了故乡一样。他此行也有考察湖南的自治运动之意——这是他在时务学堂里提出的主张，此时已成现实。
在此之前的2月，值梁启超50岁生日之际，好友熊希龄将《湖南时务学堂遗编》作为贺礼相送，并请他作序。早在1913年熊希龄内阁成立时，梁启超就曾被任命为司法总长，他们的私交显然来自早先湖南时务学堂之时，而蒋德钧正是熊希龄的至交。
梁启超曾坦陈，维新运动是“起于湘而波动于京师”，也就是说，时务学堂是戊戌变法的先声，他因此感叹《湖南时务学堂遗编》是一份珍贵的教育界史料，让他不胜有“山阳闻笛”之感。显然，这件特殊的礼物让他心情复杂，既勾起了他对时务学堂已经故去的师友谭嗣同、唐才常、蔡锷等人的回忆，也引发了他对人生历程的缅怀，岳父李朝仪、座师李端棻等对他有重要知遇之恩的旧时代人都已不在人世。
在离开时务学堂后，梁启超总是以办学、演讲等形式不遗余力地传播新学说、新思想来启蒙民众。因时务学堂在一片反对声中停办，使他对湖南的封闭与保守有着深刻的了解，但他仍一直以一种正面的态度来解释湖南的文化和民性。
梁启超出生在曾国藩去世的第二年，他早年就对曾国藩推崇备至，认为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经世致用人物，他还于1916年编撰了《曾文正公嘉言钞》。作为最初物色的“试验田”，梁启超试图在湖南培养出新的国民和国民性，进而推广全国，他对湖南始终抱着希望，他的文章和思想通过《清议报》《新民丛报》在湖南大地广为传播，又影响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广大湖南青年。这一切因缘际会都表明，梁启超与湖南这片土地有着太多的不解之缘。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