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9日，记者前往甘肃定西采访太平庄农民自发募捐鸡蛋，并驾车送到陇南灾区一事时，是带着本《定西孤儿院纪事》去的。定西是1958～1960年甘肃大饥荒的重灾区，作家杨显惠在这本纪实小说中写道，那场饥荒发展到了“人相食”的地步；饥荒过后，定西专区留下了5000名左右孤儿。在他们背后，是5000个左右的家庭全家饿死，孤苗独存。
　　“3年自然灾害”，这场几乎席卷全中国的大饥荒，其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今日的“5·12汶川特大地震”。而当时的人为灾难与现在刚刚发生的自然灾害，又由两名前往地震灾区送鸡蛋的定西农民奇妙地串联起来。因此，特别想了解那场饥荒在定西农民身上留下了什么样的烙印?他们是如何看待自然灾害与人为灾害的种种不同，又是以何种心态和行动来对待今日的地震灾区人民的?
　　但这些愿望落了空。在定西，没有人愿意多谈大饥荒——他们并非对此抱有抗拒心理，而是压根就不感兴趣，即使谈起来也是口气淡然，记忆残缺。这使我迷惑。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究竟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灾难的?是麻木还是坚韧?是认命还是达观?是善于遗忘还是勇往直前?这时的灾，那时的难，难道会那么轻易地就都成为过去了吗?
　　6月11日，在兰州，记者见到了《定西孤儿院纪事》的作者杨显惠。杨显惠，甘肃兰州人，现为天津作家协会会员。除《定西孤儿院纪事》外，还著有《夹边沟纪事》，后者描写了1957年反右之后，甘肃酒泉一所关押右派的劳改农场里所发生的故事。杨显惠现在虽然家在天津，但每年都要回甘肃住一段日子。这位50多岁的作家有着一副苦难的面容，但他笑称自己的人生经历中，并未有过太大的磨难，他所有的忧思，来自他始终默默爱着的甘肃大地和甘肃人民。
　　
　　“社稷为重”?“以人为本”?
　　
　　《南风窗》：我这次来甘肃采访震灾，因为想要了解一下甘肃省的历史、社会情况，就到书店去找书，但却发现兰州各大书店都很少这类书卖，为什么甘肃人写甘肃的书这么少?
　　杨显惠：如果当初我一直留在甘肃，可能我也写不出这样的书。如果我是在甘肃的媒体或文化部门工作，有人管着，“大饥荒”在甘肃又是禁区，敢写吗?写了饭碗被敲掉怎么办?你能不想这个问题吗?可是我现在在天津工作，即使受处分，也是天津作协处分我，跟甘肃没关系。
　　我30多岁才离开甘肃到天津，因为我在兵团时，谈了个对象是天津人，知青回城时跟她回了天津。之前我只在甘肃呆过，所以就写甘肃的这点事，出版社能出就出，不能出就算了。
　　《南风窗》：那么你写过天津吗?
　　杨显惠：我没有写过天津。虽然我住在天津，但对天津的事了解得不多，写不过人家土生土长的天津作家。
　　《南风窗》：甘肃也是个多灾多难的地方，从汉代到清朝，再到民国、解放后，一直都有震灾，加上旱灾、兵灾、水灾。有的是天灾，有的是人祸，所以甘肃人是那么渴望平安，比如兰州有“安宁区”，定西有“安定区”。你觉得天灾和人祸有什么不一样?在救援上又有什么不同?
　　杨显惠：1958年至1960年的大饥荒，根本原因在于国家领导人的思想。在国家领导人看来是“社稷为重”，对政权的维护是主要的。解放后，毛泽东多次强调要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但是中国的基础非常差，本来全国生产的粮食就不够吃，国共两党又打了几十年仗，加上日本侵略，中国的工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破坏，极其凋敝。后来要搞建设，美帝国主义不支持，跟苏联又闹翻了，还在朝鲜跟联合国军打了一仗，这都是要钱的。
　　1953年起，中国展开大规模的经济建设，150多项苏联援建的大型工业项目同时上马，光兰州市就有兰州炼油厂、兰州化工厂等五六个项目上马。这些建设项目的资金从哪里来?不就是从农民身上来吗?如果当初不急于在工业上搞大投资，农业也不会很差劲，也就不会出现大饥荒了口因为当时以国家的长期发展为重，在农民粮食不够吃的情况下，还要在农村大量征收，对农民进行严重的剥夺。
　　现在的国家领导人，以人为本，以民为本，跟那时有本质不同。汶川大地震，温家宝总理第一时间赶到灾区，指挥抗震救灾，政府马上拨款，全国人民总动员，老百姓的思想与那时也有很大的不同。
　　《南风窗》：能不能说这样说：现在的自然灾害与当年的人为灾害发生后，应付的手段也不一样，一个是立足于“救”，一个是立足于“斗”?
　　杨显惠：不能简单地分成“救”和“斗”，要看时代背景。
　　开始搜粮是为了要把公购粮缴够。后来大食堂没吃的，就把搜到的粮食放大食堂吃了。搜粮策划得很严密，地区派人到县上，县上再抽干部配合，一起带上各公社、大队干部，交叉搜粮：这个公社的干部到那个公社，这个大队的干部到那个大队，怕熟人下不去手。整人的方法其实很简单。所谓“群众运动”，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动员这一拨人整那一拨人。文件规定了哪一群人整哪一群人，不能脱离这个轨道。
　　《南风窗》：当年同样是大饥荒，为什么定西地区饿死人最多?
　　杨显惠：因为定西地委书记执行政策最坚决，他是省委书记的大红人，每次开会受表扬。书记器重他，他干得更欢了，下面饿死人也更多了。那是讲阶级斗争的时代，社会本身不关注民生。大饥荒时甘肃饿死人最多的地方有两个：张掖和定西，张掖地委书记和定西地委书记，都是甘肃省委书记的得力干将。
　　定西死人最多的通渭县当时并不穷，是甘肃省的产粮县人少地多，只要几个公社粮食熟了，就够全县人吃了。但是，从1955年开始合作化，1956年高级社，1958年人民公社，农民经不起这样的长期折腾呀，每年还要缴公购粮，社员只好把单干户时存下的粮食，一点一点地拿出来贴补着吃。公购粮收得特别严重时，自己家里的存粮也补贴着吃完了，饿死人的事就开始了。
　　夹边沟的右派饿得奄奄一息了，农场领导跑到张掖地委找书记，书记说：“建设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死几个犯人你就松沟子了?”
　　这个书记是老革命，18岁就当了县长，当时的整个河西走廊都是张掖市，如果不是老革命，能让他管这么大地方吗?那时都是战争年代过来的人做领导，长期打仗，把心给打铁了。他们认为，打仗时还要死人，建设时期能不死点人?怕死人就打不赢仗，人是作为他们的工具的。
　　
　　对灾难的遗忘是一种默契
　　
　　《南风窗》：历史上的多灾多难，对甘肃人的性格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灾难过后，这种影响是被淡忘了，还是沉淀在甘肃人的血液里了?
　　杨显惠：甘肃人的性格嘛……忍耐、温顺，能吃苦。1958～1960年的大饥荒发生时，一开始定西有人往外跑，去外面讨饭。政府发现了，不许再跑，跑出去给党丢人，给社会主义抹黑，大部分人就坐在家里等死，眼 睁睁的，一家一家地饿死，像绵羊一样。
　　至于甘肃人其他的性格，看不出与全国人民有啥不一样的。
　　《南风窗》：汶川大地震后，甘肃省到灾区去的志愿者相对较少，感觉甘肃人除了上面那些性格外，是否还有些对参与公众事务的冷漠?
　　杨显惠：不是甘肃人对公众事务冷漠，
　　也不是他们没有同情心，这里有更深层的原因。我跟甘肃的朋友在一起聊天，大家都很关心灾区，也表现出了公民责任心，但是由于媒体对甘肃灾情的报道不够，大家都不了解甘肃灾区的情况。
　　甘肃的记者跟全国媒体的记者一样，但他们有纪律，每到这个时候就没办法深入报道。
　　《南风窗》：当年的大饥荒发生后，政府封锁消息吗?
　　杨显惠：甘肃省委成立的那个工作组下来调查时是封锁消息的。他们的调查就是“指鹿为马”。后来中央工作组下来了，由西北局负责解决这个问题，甘肃省领导班子改组，免去了省委书记的职务。
　　但后来所谓的“公开处理”，也是在当事县里宣布一下，城市里的人根本不知道有“大饥荒”这回事。兰州市民只知道进城要饭的人多了。当时市民一个月供应26斤粮食，机关干部27斤，轻体力劳动者30多斤，重体力劳动者40多斤，虽然吃不饱，也不会饿死。
　　《南风窗》：我觉得甘肃人，也是中国人的一个性格特征，就是善于遗忘，特别是对过去的苦难、灾难遗忘得很快。这次到定西采访，我又感受到了这一点。那里的人不爱谈“大饥荒”，不是出于抗拒心理，而是根本就没有兴趣谈这件事，请问这是为什么?
　　杨显惠：如果没有社会的完全进步，民主化达不到一定程度，有人就是希望你忘记，你要天天说，就会挨批。
　　1962年，夹边沟农场撤销了，由劳改系统交给酒泉地区。新来的农场领导觉得夹边沟这个名字很臭，因为死了那么多人，就把名字改为“长城机械化林场”。后来，我的《夹边沟纪事》，以及别人写夹边沟的书出版后，夹边沟有点名气了，好多人跑去看，林场领导又把名字改成了“夹边沟林场”。
　　定西孤儿院的事，大部分孤儿不愿谈论。一是他们父母双亡，自己在孤儿院长大，觉得不光彩，好像是个丢人的事。他们从孤儿院出来，进入社会后，有的分配到铁器合作社、木器合作社当工人，在单位都不暴露自己的身份。
　　定西的多数孤儿所受教育有限，在孤儿院吃不饱饭，也没有上学的心思，文化水平很差。从孤儿院出来后，分到国营大企业的，只要企业不倒闭，还能工作，但大部分孤儿都分到了集体企业。改革开放后，这些企业很快完蛋了，有的孤儿只能吃社会救济，最低生活保障线原来是一个月90块钱，后来涨到100块、190块……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更不愿意说了。
　　但是，采访得多了，总有胆大的，反正已经下岗了，一个月拿90块、100多块钱，说就说了，不怕领导找麻烦。
　　有一个女孤儿，从孤儿院出来后，分配到一个集体企业。她结婚了，自己的孩子也长大了，但孩子找不到工作，她就觉得自己是孤儿，没有靠山、关系，才会导致儿子找不到工作，觉得对不起孩子。她就在单位老是说过去怎么挨饿的事。领导多次批评她，不让她说，因为这是阴暗面，给党、给社会主义抹黑。但这个女的可能已经心理失常了，领导越批评，她就越爱说。后来有一天，她突然失踪了。我去采访定西孤儿院时，她已经失踪几年了，家人到处找不着。
　　
　　上世纪50年代的形象工程
　　
　　《南风窗》：你写《定西孤儿院纪事》这本书，除了采访过定西孤儿院的孤儿外，还采访过执行当时政策的当事人吗?
　　杨显惠：我采访过孤儿院的老师，几个生产队长。还采访过当时执行政策的通渭县委书记。
　　在定西地区，通渭是受灾最重的县。省委工作组下来后，逮捕了县委书记等17个人，但后来又放了，没有追究刑事责任。因为他们只是政策的执行者，而非制订者。我问过这个县委书记：通渭饿死这么多人，你作为县委书记有没有责任?他说我有责任，但我不能承担全部责任。一般人认为书记的权力大得很，这要看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在粮食问题上，县委书记一点权力都没有。上面让我们把粮食全收上来，我们能不收吗?给你定多少任务，就要完成多少任务。
　　通渭饿死人的情况出现后，县委书记想救人，就把粮库的门打开了，虽然他无权放粮，但他以发放明年春天的种子为由，放了些粮。地委书记知道后，把他叫去训斥：“你们县的公购粮还没缴够，你就想往下发返销粮了?”县委书记说那是明年的种子。地委书记说：“现在还没到种地的时候，你发什么种子?”县委书记就不敢再放粮了。
　　1958年秋天，定西饿死人的现象就开始出现了。1959年的11～12月最严重，人员大规模死亡，通渭县已经饿死了三四百人，县委书记也觉得情况严重，把死亡人数统计后，他连夜坐着吉普车去向地委书记汇报。地委书记正在大礼堂里向干部作报告，县委书记就坐在接待室等。地委书记开完会，县委书记上前说，县上死人了——农民没有粮食吃，饿死了三四百人。地委书记一听，说：“你跟我说这个干什么?你们县是先进县，这个红旗不能倒，还要持续地大跃进!”
　　定西“抢救人命”时，通渭是重点，全县28万人，饿死7万多，逃亡2万多，占了1／3。1961年，通渭人口下降到18万。
　　《南风窗》：虚报粮食产量外，大炼钢铁及引洮工程也是造成定西地区大饥荒的两个重要原因。由于引洮和大炼钢铁，定西农村70％的庄稼无人收割，腐烂在地里。甘肃省委1958年上马的共产主义工程——引洮工程，要把洮河水引到中部干旱山区，说是要修一条山上运河，河里可通舟船。16万农民辛苦3年，仅定西地区就耗费1亿多元资金，因制作大量人力车及烧水做饭，砍伐了无数参天大树，在各种事故里，2148名民工死亡，400多人伤残。3年后工程以失败告终。
　　前年年底我注意到，引洮工程又上马了，前几天我去定西干旱地区采访，那里的农民说工程完工后，他们的人畜吃水问题都能解决。
　　杨显惠：引洮首先是解决吃水问题，不上马不行，逼到脑门子上了。定西大部分县都没有河流，即使有也流的是苦水，不能吃。过去在河道里打井，由于没有地下水源补充，几千年、几万年形成的那点地下水，很快抽干了。定西市区十来万人口，难道都要他们搬迁?即使光为了了人吃水，也必须解决引洮问题。
　　现在施工条件、技术、工程材料等都具备了，1958年纯粹是在不能做的情况下，搞的“大跃进”，它不是为了解决吃水问题，而是搞的形象工程。中国的形象工程从1950年代就开始了。当时引洮工程纯粹是要用黄土修一条运河，没有别的材料，而且还不是在平原上，要经过一道道山沟，最要命的是它还“边施工边设计边修改”。
　　这个工程上马，起因是定西一个干部向地委领导汇报工作时，说了句“能把洮河水引到董志塬就好了”。后来省委书记到定西开会，地委领导来向省委书记汇报这个想法，省委书记一拍脑瓜子：“行，就这么干!”
　　《南风窗》：你现在和甘肃的联系多吗?还会继续写甘肃的书吗?
　　杨显惠：我每年都要来甘肃几趟，在这里住一段时间。今年来，主要是想了解这样一件事：从改革开放起，由定西向河西走廊移民，已经持续20年了，因为这里已经持续干旱二三十年了，冬天无雪，夏天无雨，地里的干土有一尺多深，庄稼种不进，种进了也收不上来。
　　河西走廊年降雨量不到50毫米，主要靠祁连山上的积雪春天融化后，浇灌土地。但那里有很多荒滩，只要开垦出来，就是丰产田。我在河西走廊插队16年，知道这个情况。定西移民到河西走廊的人，很大部分站住脚了。他们也喜爱那里。
　　但河西走廊沙尘暴很厉害，自然生态脆弱，所以从定西向那里移民，也是一件两难的事。明天我要去河西走廊，实地考察一下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