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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福楼拜作品《包法利夫人》是外国文学教学中的经典篇目，小说男女主人公查理和爱玛可谓一对怨偶，他们的结合以悲剧收场。究其婚姻问题的原因，爱玛固然难逃其咎，查理亦非完美无缺。他们一个醉心于虚妄的幻想，一个满足于平常的生活，终于渐行渐远，酿成悲剧。当爱玛遇上查理，因彼此大异其趣而似乎原本就是一个错误。然而，假设爱玛与查理能够多为对方着想，在差距中积极寻求彼此靠拢的途径，那么两人渐行渐近、乃至携手并进也还是有可能的。“相互塑造”与“自我完善”便不失为两种有效途径。由此，外国文学经典教学或可走出封闭的象牙塔，对现代人际交往提供有益的参照。
关键词：《包法利夫人》；怨偶悲剧；交际智慧
文学经典蕴含着丰富的人生智慧，它们虽然与现代社会可能相距甚远，却依旧启迪着现代人的心灵。福楼拜代表作《包法利夫人》便是如此，小说所描绘的怨偶悲剧对现代人际交往提供了有益的参照。与之相应，外国文学教学若能有意识地与现实人生紧密相连，当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对于文学经典而言，亦不失为积极地、有创造性的接受。
爱玛和查理是小说《包法利夫人》的男女主人公，这一对夫妻的婚姻生活显然是不幸的：妻子爱玛频频出轨，最终因为偷情而挥霍太多，负债自杀。丈夫查理则始终不知情，丝毫不怀疑妻子，一直自认为拥有一段无比幸福的婚姻。即便是在妻子死后，查理偶然发现妻子与情人留下的一堆情书，也不过将之归罪于命运。然后不久便带着满腹的忧伤追随妻子而去，留下一个未成年的小女孩，由于孤苦无依被一个远房亲戚送进纱厂做了童工。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深究：他们的婚姻到底哪里出了差错？这个问题搁到查理那儿恐怕很难有答案，原因在于这个做丈夫的始终很满足于与爱玛的结合，他也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提供爱玛的生活所需——虽谈不上富贵，但也还体面、有保障，因此他丝毫不怀疑能与妻子相伴到终老。换言之，查理始终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婚姻出了差错。至于妻子爱玛，则显然不像丈夫那样对这段婚姻心满意足。恰恰相反，早在结婚之初，爱玛便很快感到失望，因为她头脑中所设想的风花雪月的爱情显然并没有降临。查理固然老实、本分、宽厚、体贴，但与浪漫、激情诸如此类显然挨不上边儿。于是，面对不解风情的查理，爱玛虽衣食无忧，却不由得郁闷、悲哀。换言之，在爱玛看来，查理并不是一个理想的丈夫。
面对这一对怨偶的悲剧，不少人指责爱玛闲极无聊、没事找事。而时隔一百多年之后，当小说以电影的形式重新呈现在世人面前时，对爱玛的批评仍然屡见不鲜。比如面对1991年法国的电影版《包法利夫人》，有观众虽不无惋惜却斩钉截铁地表示：“包法利夫人的悲剧不乏整个时代和整个社会的推波助澜，但是归根到底，性格决定命运，还是包法利夫人自己的不安于室才是罪魁祸首，自作孽，不可活，浪漫主义幻想害死人呐。”无独有偶，面对2000年英国的电影版《包法利夫人》，同样有观众断言爱玛的悲剧是“贪慕虚荣、过度拜金的下场”。应当承认，上述两个版本的电影《包法利夫人》基本上是忠实于文学原著的，由此文学经典以电影艺术的形式在当代社会获得了有效传播，而上述颇有代表性的影评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爱玛留给人们的根深蒂固的印象。那么，这一场怨偶悲剧就完全归罪于爱玛吗？问题恐怕并非这样简单。再撇开文学与电影艺术不谈，当爱玛遇上查理——当两个志趣不那么相投的人走到了一起，又该如何是好呢？在此，这一对怨偶悲剧所启发的交际智慧值得深思。
一
究竟谁是这场婚姻悲剧的罪魁祸首？比较起来，妻子爱玛似乎应该承担主要责任，不过与此同时，丈夫查理恐怕也难脱干系。
毋庸讳言，在爱玛与查理的婚姻关系中，如果一定要追问“谁之过”，那么爱玛显然首先难逃其咎。正如有学者从爱玛形象所总结出来的一个术语——“包法利主义”，其内涵简而言之便是“人所具有的把自己设象成另一个样子的能力”。换句话说，自己明明不是这样的，却偏偏把自己想象成这样的。爱玛形象可谓“包法利主义”的生动写照，尤其是在爱情上，爱玛不切实际的幻想达到了极致，甚至到死也很难说有真正的醒悟。不过话说回来，爱玛追求浪漫爱情本身并不为过，她年轻、漂亮、忧郁、敏感，拥有几分才情，加之浪漫派文学的熏陶，满脑子都是对于爱情的美好的想象，就如同曹禺笔下的蘩漪——“她是能被人爱的，应当被人爱的”。然而，同蘩漪偏执地将爱的砝码全压在周萍身上一样，爱玛也是把虚幻的爱情寄托在不该爱、也不值得爱的人身上。当然，这两位中外女性形象悲剧性命运的原因各有不同，但就爱情追求而言，有一点两人还是相似的，那就是她们的社交范围都极其有限，很难有机会邂逅一段理想的爱情。就此而言，安娜·卡列宁娜遇上渥伦斯基固然也是以悲剧收场，但两人之间铭心刻骨的爱情却是无论蘩漪还是爱玛始终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不仅如此，为了追求虚妄的爱情，爱玛把自己作为人妻、人子、人母——即实际上应该尽到的责任几乎完全抛之脑后了。从这个意义上看，爱玛最后遭到周围人的唾弃，也算是一种报应，或者说罪有应得了。
再来看查理，他在这场婚姻不幸中只是一个受害者吗？毫无疑问，查理是爱妻子的，无论是妻子生前还是死后都是这样。在与爱玛结婚之前，查理经母亲安排娶过一个妻子，那是一个又老又丑、性格暴躁、不过有一些财产的寡妇，这与年轻漂亮、温柔娴静的爱玛显然相差天壤。也正因为如此，当前妻去世、查理得以与自己看中的爱玛结合时，他心中的欣喜与满足可想而知。在查理那儿，爱玛就是他的全部世界，“宇宙之大，对他而言大不过她那衬裙的丝裙边”，他愿意为爱玛去辛苦赚钱养家，在生活上不忍心爱玛受一丁点儿的委屈，想方设法地满足爱玛的愿望——哪怕是他觉得很古怪的想法，比如学钢琴、订时尚杂志等等。更有甚者，在发现爱玛偷情的证据后，他固然痛苦至极，却还是原谅了妻子。不过，尽管如此，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拥有这样一个对自己百般呵护、疼爱有加的丈夫的爱玛，实际上并不快乐。对此，身为丈夫的查理固然也有所觉察，却并没有认真对待，也没有采取什么有效措施去化解妻子的心结。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是查理生性愚钝，根本不理解妻子的烦恼；二是在查理看来，妻子所谓的烦恼根本就不值一提，当然也就不必认真对待。正是这样，除了物质上的尽可能的满足之外，对于有着强烈的精神追求的爱玛而言，查理的迟钝和冷淡是不能原谅、也是难以忍受的。从这个角度看，爱玛后来铤而走险去偷情，也是对丈夫极端失望的一个结果。 二
撇开其他原因不谈，爱玛与查理婚姻的不幸与两人自身的追求有着不容忽视的关联。简言之，当爱玛遇上查理，两人的追求表现出巨大的反差，身为妻子的爱玛渴望浪漫多情的爱的感觉，身为丈夫的查理则满足于相安无事的日常生活。玫瑰与面包相争的结果，便是爱玛与查理之间的隔膜日渐加剧，终于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了。
孤立地看，爱玛与查理的追求各有其自身道理，很难简单断言孰是孰非，但如果仅仅坚执于一端，悲剧便在所难免。就像鲁迅笔下的子君和涓生，他们毫无疑问是相爱的一对，为了爱情敢于冲撞亲情和友情，敢于抵制各种世俗的压力，但仅有爱情显然是不够的。正是这样，当迫于生计，子君不得不整天忙着筹划一日三餐而显得才华与柔情均不再时，涓生倍感失落：“子君的功业，仿佛就完全建立在这吃饭中。吃了筹钱，筹来吃饭，还要哺阿随，饲油鸡；她似乎将先前所知道的全都忘掉了……”。其实子君还是那个子君，但今时不同往日，以往谈恋爱可以高山流水、阳春白雪，现在居家过日子首先得解决吃饭问题。而对于子君和涓生这一对不为当时主流社会认可的情侣而言，吃饭问题显然并不容易解决。于是，因为缺少面包，他们的爱情之花也日渐凋零，最终沦为一场无可挽回的悲剧。与子君和涓生不同，爱玛与查理的婚姻倒不必为面包而发愁，毕竟，作为乡村医生的查理拥有一技之长，且一向踏实、勤奋。然而，没有面包固然不可，有了面包是否就万事大吉呢？答案显然也是否定的。但查理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固然也为妻子的身体不适而担心，固然也一味迁就妻子的“怪癖”，但却从来没有顾及与妻子的情感交流。于是，没有爱情的面包令爱玛感觉味同嚼蜡，终于不惜冒着身败名裂的危险去追求虚妄的爱情，婚姻悲剧由此愈演愈烈。
也许有人会说爱玛根本就不应该跟查理结合，爱玛遇上查理本身就是一场错误。因为两人差异实在太大：一个务虚、一个求实，一个敏感、一个迟钝，一个想入非非、一个心满意足……然而，应当看到，查理之前已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爱玛在求爱的过程中亦屡次遇人不淑，由此可见，谁又能保证在合适的时间遇上合适的人？不管怎样，爱玛与查理原本可以拥有婚姻的幸福。与子君和涓生不同，他们不缺面包——只是因为爱玛在爱的蒙蔽下胡乱挥霍才导致负债累累，他们也不乏爱——只是查理未免爱得迟钝、爱玛则爱得虚幻。并且，两人虽然都有明显的缺陷，比如爱玛想入非非、不切实际，查理平庸乏味、胸无大志，但也并非一无是处，而有其值得肯定和同情的一面。这里，爱玛和查理的问题在于，玫瑰与面包须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爱情才能时时更新，婚姻也才能保持稳定。
三
萨特强调人的自由，宣称：“我命定是自由的，这意味着，除了自由本身以外，人们不可能在我的自由中找到别的限制，或者可以说，我们没有停止我们自由的自由。”换言之，萨特认为自由就是人的存在方式，其具体表现就是选择，选择和自由一样“是人不可抗拒的命运，人只有无条件地接受”。在萨特看来，人处在不断的选择当中，不是选择这个，就是选择那个。即便是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因为是人选择了不选择。不仅如此，责任与自由如影随形，换言之，人在自由选择的同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并且，早年的萨特强调自由与责任的“绝对”性，后来随着社会关注面越来越广，萨特逐渐认识到社会对于人的自由与责任的限制。回到爱玛与查理的问题，不可否认，两人的结合有着种种外因的作用：比如查理前妻的早逝；比如爱玛的父亲因意外摔断腿而求助于查理，查理与爱玛由此得以相识；比如医术并不很精湛的查理居然顺利医治好爱玛父亲的腿，于是深得爱玛父亲的好感……但与此同时不可否认的是，查理的求婚与爱玛的应允是两人最终得以结合的决定性因素。换言之，两人之所以能够结合，除了缘于种种外在因素之外，也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们的自由意愿。因此，根据萨特的学说，他们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而小说中的爱玛与查理显然没能很好地承担这一责任。其中查理因为太过愚钝，爱玛则因为太痴迷于幻想，结果是两人一意孤行，终于渐行渐远，其最后的悲剧结局便成为他们为此而付出的代价。说到这里，不妨大胆假设，当爱玛遇上查理，两人固然个性迥异，但如果爱玛和查理能够多为对方着想，在差距中积极寻求彼此靠拢的途径，那么两人渐行渐近、乃至携手并进也还是有可能的。具体而言，“相互塑造”与“自我完善”或不失为两种有效途径。
先看“相互塑造”。这里所谓“相互塑造”是一种“向外”的努力，指爱玛与查理分别按照自己的理想去塑造对方。比如查理可以让爱玛适当地从事与养家糊口有关的劳作，使爱玛切身体验到面包的来之不易，由此对于辛苦工作的丈夫多一分感激和尊重。对于不解风情的查理，爱玛则可适当地培养他风花雪月的兴致，使之由衷地感受玫瑰的芬芳，从而共同营造爱的温馨与浪漫。这样，查理对于爱玛的“怪癖”就不只是被动的迁就而是心领神会并乐享其中。至于“自我完善”，则是一种“向内”的努力，指爱玛与查理针对自身的缺陷或者说不足进行修正、改进。比如过于务虚的爱玛应加强现实关注，承担起自己为人妻、为人子、为人母的人生义务。过于求实的查理则应积极拓宽视野，努力与敏感多情的妻子达到心灵的沟通、情感的共鸣，同时在事业上谋求更大的发展。很显然，“自我塑造”与“自我完善”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在内、外两方面的共同努力下，爱玛与查理这一对迥然不同的夫妻当有可能扩大彼此之间的交集，向着协调一致迈进。不管怎样，对于爱情及婚姻而言，面包与玫瑰缺一不可，唯有物质与精神两方面都得到满足，才能谈得上真正的幸福。
当然，爱玛永远不可能、也不必要变成查理，查理同样永远不可能、也不必要变成爱玛，无论“相互塑造”还是“自我完善”，并非以消灭自我个性为代价。很难想象，一个整天婆婆妈妈、斤斤计较的爱玛还能保有其迷人的风姿。同样的，一个油头粉面、多愁善感的查理也无疑让人感到滑稽甚至厌恶。不仅如此，假如一方为了迎合另一方，刻意地委屈自己而投其所好，那么结果可能适得其反——不仅得不到对方的看重，反而会遭到对方的轻视甚至冷落，在这一点上，女性的惨痛教训无疑更多。综观世界文学史，类似这样的女性悲剧便一再上演，比如蘩漪的苦苦相求使周萍避之唯恐不及，子君的安于平庸使涓生深感失望，安娜投其所好却并不能阻止渥伦斯基的社交活动，苔丝忍气吞声也无法使克莱尔回心转意、原谅自己……对此，波伏瓦的忠告可谓语重心长、发人深省：“有一天，女人或许可以用她的‘强’去爱，而不是用她的‘弱’去爱，不是逃避自我，而是找到自我，不是自我舍弃，而是自我肯定，那时，爱情对她和对他将一样，将变成生活的源泉，而不是致命的危险。”
作者福楼拜对爱玛的偏爱颇耐人寻味，他的一句名言“包法利夫人，就是我！”可谓振聋发聩，引起人们无尽的猜测和想象。诚然，作者与其笔下人物不可据此简单等同起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福楼拜与爱玛在精神层面上达到了某种沟通与契合。如福楼拜研究专家李健吾所言，爱玛无形中分有福楼拜“浪漫的教育、传奇的心性、物欲的要求、现世的厌憎、理想的憧憬；而且我们敢于斗胆说，全书就是她一个人——一个无耻的淫妇！——占有他较深的同情”。时至今日，纠缠于福楼拜与爱玛之间究竟有几分相像早已没有太大的意义，但不可否认的是，类似爱玛与查理这对怨偶的惨痛经历仍或隐或显地存在于现代人际交往当中。
由上述分析可见，当爱玛遇上查理，因彼此大异其趣而似乎是一个错误，并由此而必然导致一场悲剧，但只要他们不坚执于己端而积极思考并努力实施相互融合之道，应当完全有可能获得爱情及婚姻的幸福。若推而广之，在人际交往过程当中，每个人都完全有可能遭遇与自己不那么志趣相投的同伴，不理不睬抑或针锋相对很有可能两败俱伤；反之，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却能相反而相成，收获意想不到的幸福。于是，当爱玛遇上查理，可能因其相异而更富情趣，也更有意义。
参考文献：
[1] 曹禺. 曹禺选集[C].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2] 福楼拜. 包法利夫人[M]. 周克希译.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5.
[3] 王永慧，彭倍编. 中外文学作品选读[C].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
[4] 萨特. 存在与虚无[M]. 陈宣良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1987.
[5] 叶启绩，林滨，程金生编. 20世纪西方人生哲学[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6] 西蒙娜·德·波伏瓦. 第二性II[M]. 郑克鲁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7] 李健吾. 咀华与杂忆：李健吾散文随笔选集[C].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本文系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历史主义视域下文学经典的影视改编研究”（AHSK11- 12136）的成果]
[责任编辑：陈立民]
关键词：《包法利夫人》；怨偶悲剧；交际智慧
文学经典蕴含着丰富的人生智慧，它们虽然与现代社会可能相距甚远，却依旧启迪着现代人的心灵。福楼拜代表作《包法利夫人》便是如此，小说所描绘的怨偶悲剧对现代人际交往提供了有益的参照。与之相应，外国文学教学若能有意识地与现实人生紧密相连，当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对于文学经典而言，亦不失为积极地、有创造性的接受。
爱玛和查理是小说《包法利夫人》的男女主人公，这一对夫妻的婚姻生活显然是不幸的：妻子爱玛频频出轨，最终因为偷情而挥霍太多，负债自杀。丈夫查理则始终不知情，丝毫不怀疑妻子，一直自认为拥有一段无比幸福的婚姻。即便是在妻子死后，查理偶然发现妻子与情人留下的一堆情书，也不过将之归罪于命运。然后不久便带着满腹的忧伤追随妻子而去，留下一个未成年的小女孩，由于孤苦无依被一个远房亲戚送进纱厂做了童工。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深究：他们的婚姻到底哪里出了差错？这个问题搁到查理那儿恐怕很难有答案，原因在于这个做丈夫的始终很满足于与爱玛的结合，他也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提供爱玛的生活所需——虽谈不上富贵，但也还体面、有保障，因此他丝毫不怀疑能与妻子相伴到终老。换言之，查理始终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婚姻出了差错。至于妻子爱玛，则显然不像丈夫那样对这段婚姻心满意足。恰恰相反，早在结婚之初，爱玛便很快感到失望，因为她头脑中所设想的风花雪月的爱情显然并没有降临。查理固然老实、本分、宽厚、体贴，但与浪漫、激情诸如此类显然挨不上边儿。于是，面对不解风情的查理，爱玛虽衣食无忧，却不由得郁闷、悲哀。换言之，在爱玛看来，查理并不是一个理想的丈夫。
面对这一对怨偶的悲剧，不少人指责爱玛闲极无聊、没事找事。而时隔一百多年之后，当小说以电影的形式重新呈现在世人面前时，对爱玛的批评仍然屡见不鲜。比如面对1991年法国的电影版《包法利夫人》，有观众虽不无惋惜却斩钉截铁地表示：“包法利夫人的悲剧不乏整个时代和整个社会的推波助澜，但是归根到底，性格决定命运，还是包法利夫人自己的不安于室才是罪魁祸首，自作孽，不可活，浪漫主义幻想害死人呐。”无独有偶，面对2000年英国的电影版《包法利夫人》，同样有观众断言爱玛的悲剧是“贪慕虚荣、过度拜金的下场”。应当承认，上述两个版本的电影《包法利夫人》基本上是忠实于文学原著的，由此文学经典以电影艺术的形式在当代社会获得了有效传播，而上述颇有代表性的影评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爱玛留给人们的根深蒂固的印象。那么，这一场怨偶悲剧就完全归罪于爱玛吗？问题恐怕并非这样简单。再撇开文学与电影艺术不谈，当爱玛遇上查理——当两个志趣不那么相投的人走到了一起，又该如何是好呢？在此，这一对怨偶悲剧所启发的交际智慧值得深思。
一
究竟谁是这场婚姻悲剧的罪魁祸首？比较起来，妻子爱玛似乎应该承担主要责任，不过与此同时，丈夫查理恐怕也难脱干系。
毋庸讳言，在爱玛与查理的婚姻关系中，如果一定要追问“谁之过”，那么爱玛显然首先难逃其咎。正如有学者从爱玛形象所总结出来的一个术语——“包法利主义”，其内涵简而言之便是“人所具有的把自己设象成另一个样子的能力”。换句话说，自己明明不是这样的，却偏偏把自己想象成这样的。爱玛形象可谓“包法利主义”的生动写照，尤其是在爱情上，爱玛不切实际的幻想达到了极致，甚至到死也很难说有真正的醒悟。不过话说回来，爱玛追求浪漫爱情本身并不为过，她年轻、漂亮、忧郁、敏感，拥有几分才情，加之浪漫派文学的熏陶，满脑子都是对于爱情的美好的想象，就如同曹禺笔下的蘩漪——“她是能被人爱的，应当被人爱的”。然而，同蘩漪偏执地将爱的砝码全压在周萍身上一样，爱玛也是把虚幻的爱情寄托在不该爱、也不值得爱的人身上。当然，这两位中外女性形象悲剧性命运的原因各有不同，但就爱情追求而言，有一点两人还是相似的，那就是她们的社交范围都极其有限，很难有机会邂逅一段理想的爱情。就此而言，安娜·卡列宁娜遇上渥伦斯基固然也是以悲剧收场，但两人之间铭心刻骨的爱情却是无论蘩漪还是爱玛始终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不仅如此，为了追求虚妄的爱情，爱玛把自己作为人妻、人子、人母——即实际上应该尽到的责任几乎完全抛之脑后了。从这个意义上看，爱玛最后遭到周围人的唾弃，也算是一种报应，或者说罪有应得了。
再来看查理，他在这场婚姻不幸中只是一个受害者吗？毫无疑问，查理是爱妻子的，无论是妻子生前还是死后都是这样。在与爱玛结婚之前，查理经母亲安排娶过一个妻子，那是一个又老又丑、性格暴躁、不过有一些财产的寡妇，这与年轻漂亮、温柔娴静的爱玛显然相差天壤。也正因为如此，当前妻去世、查理得以与自己看中的爱玛结合时，他心中的欣喜与满足可想而知。在查理那儿，爱玛就是他的全部世界，“宇宙之大，对他而言大不过她那衬裙的丝裙边”，他愿意为爱玛去辛苦赚钱养家，在生活上不忍心爱玛受一丁点儿的委屈，想方设法地满足爱玛的愿望——哪怕是他觉得很古怪的想法，比如学钢琴、订时尚杂志等等。更有甚者，在发现爱玛偷情的证据后，他固然痛苦至极，却还是原谅了妻子。不过，尽管如此，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拥有这样一个对自己百般呵护、疼爱有加的丈夫的爱玛，实际上并不快乐。对此，身为丈夫的查理固然也有所觉察，却并没有认真对待，也没有采取什么有效措施去化解妻子的心结。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是查理生性愚钝，根本不理解妻子的烦恼；二是在查理看来，妻子所谓的烦恼根本就不值一提，当然也就不必认真对待。正是这样，除了物质上的尽可能的满足之外，对于有着强烈的精神追求的爱玛而言，查理的迟钝和冷淡是不能原谅、也是难以忍受的。从这个角度看，爱玛后来铤而走险去偷情，也是对丈夫极端失望的一个结果。 二
撇开其他原因不谈，爱玛与查理婚姻的不幸与两人自身的追求有着不容忽视的关联。简言之，当爱玛遇上查理，两人的追求表现出巨大的反差，身为妻子的爱玛渴望浪漫多情的爱的感觉，身为丈夫的查理则满足于相安无事的日常生活。玫瑰与面包相争的结果，便是爱玛与查理之间的隔膜日渐加剧，终于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了。
孤立地看，爱玛与查理的追求各有其自身道理，很难简单断言孰是孰非，但如果仅仅坚执于一端，悲剧便在所难免。就像鲁迅笔下的子君和涓生，他们毫无疑问是相爱的一对，为了爱情敢于冲撞亲情和友情，敢于抵制各种世俗的压力，但仅有爱情显然是不够的。正是这样，当迫于生计，子君不得不整天忙着筹划一日三餐而显得才华与柔情均不再时，涓生倍感失落：“子君的功业，仿佛就完全建立在这吃饭中。吃了筹钱，筹来吃饭，还要哺阿随，饲油鸡；她似乎将先前所知道的全都忘掉了……”。其实子君还是那个子君，但今时不同往日，以往谈恋爱可以高山流水、阳春白雪，现在居家过日子首先得解决吃饭问题。而对于子君和涓生这一对不为当时主流社会认可的情侣而言，吃饭问题显然并不容易解决。于是，因为缺少面包，他们的爱情之花也日渐凋零，最终沦为一场无可挽回的悲剧。与子君和涓生不同，爱玛与查理的婚姻倒不必为面包而发愁，毕竟，作为乡村医生的查理拥有一技之长，且一向踏实、勤奋。然而，没有面包固然不可，有了面包是否就万事大吉呢？答案显然也是否定的。但查理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固然也为妻子的身体不适而担心，固然也一味迁就妻子的“怪癖”，但却从来没有顾及与妻子的情感交流。于是，没有爱情的面包令爱玛感觉味同嚼蜡，终于不惜冒着身败名裂的危险去追求虚妄的爱情，婚姻悲剧由此愈演愈烈。
也许有人会说爱玛根本就不应该跟查理结合，爱玛遇上查理本身就是一场错误。因为两人差异实在太大：一个务虚、一个求实，一个敏感、一个迟钝，一个想入非非、一个心满意足……然而，应当看到，查理之前已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爱玛在求爱的过程中亦屡次遇人不淑，由此可见，谁又能保证在合适的时间遇上合适的人？不管怎样，爱玛与查理原本可以拥有婚姻的幸福。与子君和涓生不同，他们不缺面包——只是因为爱玛在爱的蒙蔽下胡乱挥霍才导致负债累累，他们也不乏爱——只是查理未免爱得迟钝、爱玛则爱得虚幻。并且，两人虽然都有明显的缺陷，比如爱玛想入非非、不切实际，查理平庸乏味、胸无大志，但也并非一无是处，而有其值得肯定和同情的一面。这里，爱玛和查理的问题在于，玫瑰与面包须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爱情才能时时更新，婚姻也才能保持稳定。
三
萨特强调人的自由，宣称：“我命定是自由的，这意味着，除了自由本身以外，人们不可能在我的自由中找到别的限制，或者可以说，我们没有停止我们自由的自由。”换言之，萨特认为自由就是人的存在方式，其具体表现就是选择，选择和自由一样“是人不可抗拒的命运，人只有无条件地接受”。在萨特看来，人处在不断的选择当中，不是选择这个，就是选择那个。即便是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因为是人选择了不选择。不仅如此，责任与自由如影随形，换言之，人在自由选择的同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并且，早年的萨特强调自由与责任的“绝对”性，后来随着社会关注面越来越广，萨特逐渐认识到社会对于人的自由与责任的限制。回到爱玛与查理的问题，不可否认，两人的结合有着种种外因的作用：比如查理前妻的早逝；比如爱玛的父亲因意外摔断腿而求助于查理，查理与爱玛由此得以相识；比如医术并不很精湛的查理居然顺利医治好爱玛父亲的腿，于是深得爱玛父亲的好感……但与此同时不可否认的是，查理的求婚与爱玛的应允是两人最终得以结合的决定性因素。换言之，两人之所以能够结合，除了缘于种种外在因素之外，也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们的自由意愿。因此，根据萨特的学说，他们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而小说中的爱玛与查理显然没能很好地承担这一责任。其中查理因为太过愚钝，爱玛则因为太痴迷于幻想，结果是两人一意孤行，终于渐行渐远，其最后的悲剧结局便成为他们为此而付出的代价。说到这里，不妨大胆假设，当爱玛遇上查理，两人固然个性迥异，但如果爱玛和查理能够多为对方着想，在差距中积极寻求彼此靠拢的途径，那么两人渐行渐近、乃至携手并进也还是有可能的。具体而言，“相互塑造”与“自我完善”或不失为两种有效途径。
先看“相互塑造”。这里所谓“相互塑造”是一种“向外”的努力，指爱玛与查理分别按照自己的理想去塑造对方。比如查理可以让爱玛适当地从事与养家糊口有关的劳作，使爱玛切身体验到面包的来之不易，由此对于辛苦工作的丈夫多一分感激和尊重。对于不解风情的查理，爱玛则可适当地培养他风花雪月的兴致，使之由衷地感受玫瑰的芬芳，从而共同营造爱的温馨与浪漫。这样，查理对于爱玛的“怪癖”就不只是被动的迁就而是心领神会并乐享其中。至于“自我完善”，则是一种“向内”的努力，指爱玛与查理针对自身的缺陷或者说不足进行修正、改进。比如过于务虚的爱玛应加强现实关注，承担起自己为人妻、为人子、为人母的人生义务。过于求实的查理则应积极拓宽视野，努力与敏感多情的妻子达到心灵的沟通、情感的共鸣，同时在事业上谋求更大的发展。很显然，“自我塑造”与“自我完善”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在内、外两方面的共同努力下，爱玛与查理这一对迥然不同的夫妻当有可能扩大彼此之间的交集，向着协调一致迈进。不管怎样，对于爱情及婚姻而言，面包与玫瑰缺一不可，唯有物质与精神两方面都得到满足，才能谈得上真正的幸福。
当然，爱玛永远不可能、也不必要变成查理，查理同样永远不可能、也不必要变成爱玛，无论“相互塑造”还是“自我完善”，并非以消灭自我个性为代价。很难想象，一个整天婆婆妈妈、斤斤计较的爱玛还能保有其迷人的风姿。同样的，一个油头粉面、多愁善感的查理也无疑让人感到滑稽甚至厌恶。不仅如此，假如一方为了迎合另一方，刻意地委屈自己而投其所好，那么结果可能适得其反——不仅得不到对方的看重，反而会遭到对方的轻视甚至冷落，在这一点上，女性的惨痛教训无疑更多。综观世界文学史，类似这样的女性悲剧便一再上演，比如蘩漪的苦苦相求使周萍避之唯恐不及，子君的安于平庸使涓生深感失望，安娜投其所好却并不能阻止渥伦斯基的社交活动，苔丝忍气吞声也无法使克莱尔回心转意、原谅自己……对此，波伏瓦的忠告可谓语重心长、发人深省：“有一天，女人或许可以用她的‘强’去爱，而不是用她的‘弱’去爱，不是逃避自我，而是找到自我，不是自我舍弃，而是自我肯定，那时，爱情对她和对他将一样，将变成生活的源泉，而不是致命的危险。”
作者福楼拜对爱玛的偏爱颇耐人寻味，他的一句名言“包法利夫人，就是我！”可谓振聋发聩，引起人们无尽的猜测和想象。诚然，作者与其笔下人物不可据此简单等同起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福楼拜与爱玛在精神层面上达到了某种沟通与契合。如福楼拜研究专家李健吾所言，爱玛无形中分有福楼拜“浪漫的教育、传奇的心性、物欲的要求、现世的厌憎、理想的憧憬；而且我们敢于斗胆说，全书就是她一个人——一个无耻的淫妇！——占有他较深的同情”。时至今日，纠缠于福楼拜与爱玛之间究竟有几分相像早已没有太大的意义，但不可否认的是，类似爱玛与查理这对怨偶的惨痛经历仍或隐或显地存在于现代人际交往当中。
由上述分析可见，当爱玛遇上查理，因彼此大异其趣而似乎是一个错误，并由此而必然导致一场悲剧，但只要他们不坚执于己端而积极思考并努力实施相互融合之道，应当完全有可能获得爱情及婚姻的幸福。若推而广之，在人际交往过程当中，每个人都完全有可能遭遇与自己不那么志趣相投的同伴，不理不睬抑或针锋相对很有可能两败俱伤；反之，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却能相反而相成，收获意想不到的幸福。于是，当爱玛遇上查理，可能因其相异而更富情趣，也更有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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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历史主义视域下文学经典的影视改编研究”（AHSK11- 12136）的成果]
[责任编辑：陈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