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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言不讳，历来为人所称道，不少历史人物因直言不讳博得美名，但直言需讳，则更有利解决问题。
汉武帝时期的大臣汲黯很有水平，却是个直肠子，说批评谁就批评谁，对汉武帝也不例外。一次，汉武帝说要如何施行仁政，汲黯马上说，皇上心里充满了欲望，表面施行仁义，能达到像唐尧虞舜那样吗？差点把汉武帝的鼻子气歪，散朝后对左右说，这个汲黯太过分了。
因为看不上公孙弘和张汤的为人，汲黯就当面说公孙弘做作、张汤虚伪。可说没用，人家照样受宠。汲黯做高官时，公孙弘、张汤差他一大截，几年工夫这两人一个当丞相，一个做御史大夫，被重用的程度超过汲黯。有一天汲黯就对武帝说，陛下使用群臣，就跟堆积柴火一样，是后来居上。这点牢骚武帝明白，感觉到汲黯越来越离谱了。
直言进谏不是不好，而是要看人、分时候，对皇帝有意见最好私下或转弯提出，不能让人下不来台。作为暴君，汉武帝能容忍汲黯就很不错了。而任何性质的政权都是以稳定为主，汲黯对人不留情面，很多大臣都不愿意和他来往，汲黯得不到升职，被外放，想必汉武帝也是基于维护下面团结而考虑的。
寇准刚直、敢说话，所以能得到皇帝赏识，然而也正是因为他缺少应有的妥协与圆滑，所以在宦海屡沉屡浮。《宋史·寇准传》里就说他：“虽有直言之风，而少包荒之量。”不能容人，好与人争。这在讲求关系和人缘的官场显得格格不入。
宰相王旦与寇准本来是同年的进士，又都身居高位，论资排辈的话两人相差无几。但寇准时常借机找王旦的麻烦，连宋真宗都看不下去了，对王旦说：“你虽常常夸奖寇准，寇准却专门数落你的不是。”这王旦实在是仁厚之人，不以为意，反而替寇准开脱，说：“我任宰相的时间久了，在政事上必然有失误的地方。寇准是忠直之人，所以才常常在您面前直言不讳，这也正是我敬重寇准的缘故啊！”直到临死之前，王旦还向真宗举荐寇准担任宰相。王旦心胸宽阔，还不至于对寇准打击报复。但要是碰上个心胸狭窄的人，就会惹来大麻烦，丁谓就是典型的例子。
丁谓少年时就以文章著称。他曾携文向北宋著名散文家王禹偁请教，王氏惊为天人，说从唐代韩愈、柳宗元之后，200年才有这一篇文章值得看。然而丁谓虽有才学，心术却不正，天下人都认为他是奸邪，与王钦若等被人称作“五鬼”。即便这样，寇准还是一手将丁谓提拔成副宰相。有一次，两人共同进餐，寇准的胡须上不小心沾上了汤污，丁谓殷勤地跑去为寇准擦拭胡须，这就是“溜须”一词的来历，可见此人对上司是何等奉承。寇准半开玩笑地说：“丁谓你也是国之重臣，怎么能给长官拂须呢？”一句话，说得丁谓在群臣面前下不了台，从此对寇准嫉恨起来。后来，寇准被贬至雷州，就是拜丁谓所赐。
寇准有个好朋友，叫张咏。他听说寇准当了丞相，曾感慨“寇公奇材，惜学术不足尔”。等到后来两人见面，寇准向张咏请教为官之道，张咏委婉地建议他读读《汉书·霍光传》。寇准不明白他的意思，等读到“不学无术”时，不禁哈哈大笑着说：“这是张公对我的评价吧。”张咏曾说寇准是“真宰相也”，但又说“苍生无福”，门生问他什么意思，张咏说：“别人说1000句话，可能都要藏几句真话；寇准呢，一言而尽。他年纪轻轻就入仕，又很快被重用，总是高人一等，所以没来得及学会圆滑。”寇准的“不学”不是指学问，而是指政治经验，“无术”不是指才干，而是指政治手腕。
古代朝廷设“拾遗”“补阙”，像杜甫、白居易等都曾担任过这种谏官。就是专门给皇上挑毛病、提意见、敲警钟的。工作状态就是“一脑门子官司”“横挑鼻子竖挑眼”“哪壶不开提哪壶”。这就要求谏官为忠直不阿直言不讳的耿介之士。但是，谏官十有八九没好下场。因披人主逆鳞、触怒龙颜，被贬官流放甚至被残杀者不在少数。中唐韩愈早晨给宪宗上《论佛骨表》，下午就遭贬谪上路，所谓“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是也。宋代欧阳修因上《与高司谏书》，为遭贬谪的范仲淹说几句公道话，仁宗即下诏将他贬往荒僻的峡州夷陵。所谓“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是也。
《大公报》的创办者英敛之先生以直言不讳著称。1909年夏《天津日日新闻》主笔方药雨登门拜访，称该报已经三千号，邀英敛之写篇贺词。英敛之客套一番，说：“吾言之，恐迂谈憨说，行且为贵报之累，奈之何？”方药雨早知他的直率，说：“无伤也，子姑妄言之。”英敛之遂放开手脚。在《天津日日新闻三千号祝词》中，先言方药雨见异思迁，善变无常：“方子者多癖，嗜而善变迁者。初癖绘画，旋癖篆刻，递嬗而癖金石、癖碑版、癖泉币、癖烟壶、癖击球，今更癖士丹（即郵票）矣，不封故步，随境转移，人每讥其无常，独于众所难能鲜克有终。”随后又称颂他“焦神劳思之日报，竟绵绵延延，为号至三千之多，为时将九载之久，于北方报界占先进之资格”。先贬后扬，把一个真实的方药雨呈现出来。您瞧，英先生也有自己的狡猾之处，虽言不讳，其实也讳。
西班牙作家乌纳穆诺说，那些对什么都满意的人，才是祖国最大的敌人。欢呼是一种爱，批判是另一种，而且是更深刻的一种。温家宝在慰问高龄的季羡林先生时说：“您一生坎坷，敢说真话，直抒己见，这是值得人们学习的。”季老无讳吗，他自己曾说，“假话全部说，真话不全说”。要说真话，要直言，必要时，也需讳。讳不是假，而是智慧的表达。让人达到发扬优点、改正谬误，促进社会发展进步，这才是我们的目的，只要这样的正能量传递了，美好善良的愿望达到了，何必计较讳与不讳呢？
（编辑/张金余）
汉武帝时期的大臣汲黯很有水平，却是个直肠子，说批评谁就批评谁，对汉武帝也不例外。一次，汉武帝说要如何施行仁政，汲黯马上说，皇上心里充满了欲望，表面施行仁义，能达到像唐尧虞舜那样吗？差点把汉武帝的鼻子气歪，散朝后对左右说，这个汲黯太过分了。
因为看不上公孙弘和张汤的为人，汲黯就当面说公孙弘做作、张汤虚伪。可说没用，人家照样受宠。汲黯做高官时，公孙弘、张汤差他一大截，几年工夫这两人一个当丞相，一个做御史大夫，被重用的程度超过汲黯。有一天汲黯就对武帝说，陛下使用群臣，就跟堆积柴火一样，是后来居上。这点牢骚武帝明白，感觉到汲黯越来越离谱了。
直言进谏不是不好，而是要看人、分时候，对皇帝有意见最好私下或转弯提出，不能让人下不来台。作为暴君，汉武帝能容忍汲黯就很不错了。而任何性质的政权都是以稳定为主，汲黯对人不留情面，很多大臣都不愿意和他来往，汲黯得不到升职，被外放，想必汉武帝也是基于维护下面团结而考虑的。
寇准刚直、敢说话，所以能得到皇帝赏识，然而也正是因为他缺少应有的妥协与圆滑，所以在宦海屡沉屡浮。《宋史·寇准传》里就说他：“虽有直言之风，而少包荒之量。”不能容人，好与人争。这在讲求关系和人缘的官场显得格格不入。
宰相王旦与寇准本来是同年的进士，又都身居高位，论资排辈的话两人相差无几。但寇准时常借机找王旦的麻烦，连宋真宗都看不下去了，对王旦说：“你虽常常夸奖寇准，寇准却专门数落你的不是。”这王旦实在是仁厚之人，不以为意，反而替寇准开脱，说：“我任宰相的时间久了，在政事上必然有失误的地方。寇准是忠直之人，所以才常常在您面前直言不讳，这也正是我敬重寇准的缘故啊！”直到临死之前，王旦还向真宗举荐寇准担任宰相。王旦心胸宽阔，还不至于对寇准打击报复。但要是碰上个心胸狭窄的人，就会惹来大麻烦，丁谓就是典型的例子。
丁谓少年时就以文章著称。他曾携文向北宋著名散文家王禹偁请教，王氏惊为天人，说从唐代韩愈、柳宗元之后，200年才有这一篇文章值得看。然而丁谓虽有才学，心术却不正，天下人都认为他是奸邪，与王钦若等被人称作“五鬼”。即便这样，寇准还是一手将丁谓提拔成副宰相。有一次，两人共同进餐，寇准的胡须上不小心沾上了汤污，丁谓殷勤地跑去为寇准擦拭胡须，这就是“溜须”一词的来历，可见此人对上司是何等奉承。寇准半开玩笑地说：“丁谓你也是国之重臣，怎么能给长官拂须呢？”一句话，说得丁谓在群臣面前下不了台，从此对寇准嫉恨起来。后来，寇准被贬至雷州，就是拜丁谓所赐。
寇准有个好朋友，叫张咏。他听说寇准当了丞相，曾感慨“寇公奇材，惜学术不足尔”。等到后来两人见面，寇准向张咏请教为官之道，张咏委婉地建议他读读《汉书·霍光传》。寇准不明白他的意思，等读到“不学无术”时，不禁哈哈大笑着说：“这是张公对我的评价吧。”张咏曾说寇准是“真宰相也”，但又说“苍生无福”，门生问他什么意思，张咏说：“别人说1000句话，可能都要藏几句真话；寇准呢，一言而尽。他年纪轻轻就入仕，又很快被重用，总是高人一等，所以没来得及学会圆滑。”寇准的“不学”不是指学问，而是指政治经验，“无术”不是指才干，而是指政治手腕。
古代朝廷设“拾遗”“补阙”，像杜甫、白居易等都曾担任过这种谏官。就是专门给皇上挑毛病、提意见、敲警钟的。工作状态就是“一脑门子官司”“横挑鼻子竖挑眼”“哪壶不开提哪壶”。这就要求谏官为忠直不阿直言不讳的耿介之士。但是，谏官十有八九没好下场。因披人主逆鳞、触怒龙颜，被贬官流放甚至被残杀者不在少数。中唐韩愈早晨给宪宗上《论佛骨表》，下午就遭贬谪上路，所谓“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是也。宋代欧阳修因上《与高司谏书》，为遭贬谪的范仲淹说几句公道话，仁宗即下诏将他贬往荒僻的峡州夷陵。所谓“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是也。
《大公报》的创办者英敛之先生以直言不讳著称。1909年夏《天津日日新闻》主笔方药雨登门拜访，称该报已经三千号，邀英敛之写篇贺词。英敛之客套一番，说：“吾言之，恐迂谈憨说，行且为贵报之累，奈之何？”方药雨早知他的直率，说：“无伤也，子姑妄言之。”英敛之遂放开手脚。在《天津日日新闻三千号祝词》中，先言方药雨见异思迁，善变无常：“方子者多癖，嗜而善变迁者。初癖绘画，旋癖篆刻，递嬗而癖金石、癖碑版、癖泉币、癖烟壶、癖击球，今更癖士丹（即郵票）矣，不封故步，随境转移，人每讥其无常，独于众所难能鲜克有终。”随后又称颂他“焦神劳思之日报，竟绵绵延延，为号至三千之多，为时将九载之久，于北方报界占先进之资格”。先贬后扬，把一个真实的方药雨呈现出来。您瞧，英先生也有自己的狡猾之处，虽言不讳，其实也讳。
西班牙作家乌纳穆诺说，那些对什么都满意的人，才是祖国最大的敌人。欢呼是一种爱，批判是另一种，而且是更深刻的一种。温家宝在慰问高龄的季羡林先生时说：“您一生坎坷，敢说真话，直抒己见，这是值得人们学习的。”季老无讳吗，他自己曾说，“假话全部说，真话不全说”。要说真话，要直言，必要时，也需讳。讳不是假，而是智慧的表达。让人达到发扬优点、改正谬误，促进社会发展进步，这才是我们的目的，只要这样的正能量传递了，美好善良的愿望达到了，何必计较讳与不讳呢？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