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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医疗费用的快速增长是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面临的一大挑战。文章通过对G省财务数据分析发现：公立医院医疗费用增长与公众需求释放、平均费用上涨、分级诊疗制度不成熟及药品耗材使用等密切相关，应合理引导群众健康消费、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完善分级诊疗制度并规范药品、耗材使用。
【关键词】公立医院 医疗费用 增长 调控
“看病贵”是我国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之一。根据《中国卫生与计划生育统计年鉴》（2003～2016），我国卫生总费用从1978年的110.21亿元增长至2016年的40974.64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17.46%，远超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多个研究认为[1-3]：医疗费用增长与人口老龄化、高新医疗技术应用、人均GDP增长、医疗机构债务规模、价格和服务使用率等密切相关。然而，这些研究更多从自变量的角度出发，缺少对医疗费用增长的结构性认识。文章引入供求结构、医院类型、区域经济发达程度和药品（或耗材）占比等结构性因素来重点考察2015～2016年度G省公立医院医疗费用增长情况，更好地呈现医疗费用在不同结构视角下的变化，进而提出针对性的医疗费用调控策略。
一、G省公立医院医疗费用增长基本情况
《G省卫生计生财务年报资料》分析显示，截至2016年，G省共有公立医院606家（不含部属、军队和武警等公立医院，下同）、编制床位28.2万张，较上一年增加了3.3%；医疗费用（即医疗收入，下同）共1772.2亿元，较上一年增加了200.0亿元（增长12.7%）。首先，G省公立医院医疗费用在供需上都有一定的增长点。2016年，G省公立医院每门诊人次费用和住院平均费用分别达206.4元和9643.3元，较2015年相应增长5.15%和5.90%；总诊疗人次数3.6亿人次、出院人数1051.6万人，较2015年相应增长了3.6%和7.5%。其次，医疗费用结构在医院纵向等级结构中呈“倒金字塔”形态。2016年G省城市医院医疗费用为980.6亿元，在全省公立医院医疗总费用中占比最大（达55.3%）；区级医院医疗费用增长最快（达556.4亿元），较上一年增长了44.22%，占全省公立医院医疗总费用的31.4%；而县级医院医疗费用较上一年减少了25.88%，为235.2亿元，仅占全省公立医院医疗总费用的13.3%。需要说明的是区级、县级医院医疗费用的变化较大与少数地区县改区有关。再者，经济欠发达地区医疗总费用、次均费用增长幅度相对较大。2016年，G省经济发达地区医疗总费用、每门急诊人次费用、住院平均费用分别为962.4亿元（不含省G直属有关医院，下同）、195.48元和9191.20元，较上一年分别增长了11.8%、3.9%和4.2%；经济欠发达地区医疗总费用、每门急诊人次费用、出院者平均费用分别为528.2亿元、192.22元和8155.49元，较上一年分别增长了14.2%、7.6%和7.3%。最后，從费用组成来看，药品、卫生耗材等占比大、增长快。2016年G省公立医院药品收入与卫生材料收入分别为629.7亿元和199.1亿元，占医疗收入比重分别为35.5%和11.2%，药品收入较上一年增加9.9%（占医疗收入比重较上一年下降0.9%），卫生材料收入较上一年增加了20.4%（占医疗收入比重较上一年增加0.7%）。
二、G省公立医院医疗费用增长原因分析
一是公众医疗服务需求的释放和增长，但良好的就医秩序尚未形成。由于政府财政投入、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人口老龄化等复杂因素，G省公立医院总诊疗人次数呈上升状态，且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这种特征更为明显。但从医疗服务利用程度和效率来看，2016年G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门诊量占比只有48.9%，部分发达地区地市也仅有29.4%，这无形中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二是平均费用（每门诊人次费用、住院平均费用）推动医疗费用上涨。这里的平均费用反映不同类别医疗服务收费项目及其价格、供给量的整体性变化。其中，价格是最值得关注的因素之一。李亦兵等的研究表明，医疗服务价格对医疗费用有正向影响，并且，每千人口床位数、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的上升会带动医疗服务价格上涨，进而增加医疗费用[4]。三是医疗费用支出“头重脚轻”，分级诊疗制度尚未成熟。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G省城市医院产生的医疗费用支出压力比较大，同时，G省医疗费用较快增长仍然是区级医院和城市医院。其根本原因还是医疗服务纵向供给的不合理。四是药品、卫生材料等成为医疗费用的关键增长点。根据上文统计数据，2015和2016年两年间，G省医疗费用中药品和卫生材料等物耗占比均在46%以上。虽然2017年下半年起，G省公立医院全面取消药品加成，但医院药品、医用耗材合理使用和临床检验等管理工作仍需加强，医药价格管理、药品和耗材招标采购等改革有待进一步深化和完善。
三、公立医院医疗费用调控的对策与建议
一是合理引导群众的健康消费。一方面，医保可以进一步拉大不同医院类型的报销梯度，从经济风险分摊机制上强化居民的社区首诊。另一方面，社区或基层医疗机构要定期开展政策的宣传教育，引导居民有序就医。二是进一步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价格改革的步伐要紧随平均费用的实时变化，以更好地调控医疗总费用的增长速度。同时，医疗服务价格调整不仅要考虑医疗成本，更要考量医保基金承受能力、政府投入与国民经济增长等要素，同步做好医疗收费价格改革、医保改革和财政保障机制改革。三是加快建立和完善社区首诊、双向转诊制度。分级诊疗制度的关键是引导优质医疗服务资源下沉，而非行政化推动的医疗体。我们应从资源问题入手，限制三级医院的虹吸效应，避免公立医院内部的“马太效应”。四是改革完善药品耗材招标采购和管理使用等相关制度。这便要求政府进一步优化公立医院收入结构的同时，规范医疗行为，推动合理使用药品、耗材。
参考文献
[1]李乐乐，杨燕绥.人口老龄化对医疗费用的影响研究——基于北京市的实证分析[J].社会保障研究，2017，（03）：27-39.
[2]谭华伟，张培林，张云等.我国医疗机构债务规模扩张与医疗费用增长的互动效应研究[J].卫生经济研究，2017，（02）：35-38.
[3]刘军强，刘凯，曾益.医疗费用持续增长机制——基于历史数据和田野资料的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5，（08）：104-125+206-207.
[4]李亦兵，车名洋，杨心悦等. 医疗服务价格对卫生费用的影响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J/OL].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17- 11-22）.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1010.f.20171122.1546.008.html.
【关键词】公立医院 医疗费用 增长 调控
“看病贵”是我国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之一。根据《中国卫生与计划生育统计年鉴》（2003～2016），我国卫生总费用从1978年的110.21亿元增长至2016年的40974.64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17.46%，远超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多个研究认为[1-3]：医疗费用增长与人口老龄化、高新医疗技术应用、人均GDP增长、医疗机构债务规模、价格和服务使用率等密切相关。然而，这些研究更多从自变量的角度出发，缺少对医疗费用增长的结构性认识。文章引入供求结构、医院类型、区域经济发达程度和药品（或耗材）占比等结构性因素来重点考察2015～2016年度G省公立医院医疗费用增长情况，更好地呈现医疗费用在不同结构视角下的变化，进而提出针对性的医疗费用调控策略。
一、G省公立医院医疗费用增长基本情况
《G省卫生计生财务年报资料》分析显示，截至2016年，G省共有公立医院606家（不含部属、军队和武警等公立医院，下同）、编制床位28.2万张，较上一年增加了3.3%；医疗费用（即医疗收入，下同）共1772.2亿元，较上一年增加了200.0亿元（增长12.7%）。首先，G省公立医院医疗费用在供需上都有一定的增长点。2016年，G省公立医院每门诊人次费用和住院平均费用分别达206.4元和9643.3元，较2015年相应增长5.15%和5.90%；总诊疗人次数3.6亿人次、出院人数1051.6万人，较2015年相应增长了3.6%和7.5%。其次，医疗费用结构在医院纵向等级结构中呈“倒金字塔”形态。2016年G省城市医院医疗费用为980.6亿元，在全省公立医院医疗总费用中占比最大（达55.3%）；区级医院医疗费用增长最快（达556.4亿元），较上一年增长了44.22%，占全省公立医院医疗总费用的31.4%；而县级医院医疗费用较上一年减少了25.88%，为235.2亿元，仅占全省公立医院医疗总费用的13.3%。需要说明的是区级、县级医院医疗费用的变化较大与少数地区县改区有关。再者，经济欠发达地区医疗总费用、次均费用增长幅度相对较大。2016年，G省经济发达地区医疗总费用、每门急诊人次费用、住院平均费用分别为962.4亿元（不含省G直属有关医院，下同）、195.48元和9191.20元，较上一年分别增长了11.8%、3.9%和4.2%；经济欠发达地区医疗总费用、每门急诊人次费用、出院者平均费用分别为528.2亿元、192.22元和8155.49元，较上一年分别增长了14.2%、7.6%和7.3%。最后，從费用组成来看，药品、卫生耗材等占比大、增长快。2016年G省公立医院药品收入与卫生材料收入分别为629.7亿元和199.1亿元，占医疗收入比重分别为35.5%和11.2%，药品收入较上一年增加9.9%（占医疗收入比重较上一年下降0.9%），卫生材料收入较上一年增加了20.4%（占医疗收入比重较上一年增加0.7%）。
二、G省公立医院医疗费用增长原因分析
一是公众医疗服务需求的释放和增长，但良好的就医秩序尚未形成。由于政府财政投入、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人口老龄化等复杂因素，G省公立医院总诊疗人次数呈上升状态，且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这种特征更为明显。但从医疗服务利用程度和效率来看，2016年G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门诊量占比只有48.9%，部分发达地区地市也仅有29.4%，这无形中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二是平均费用（每门诊人次费用、住院平均费用）推动医疗费用上涨。这里的平均费用反映不同类别医疗服务收费项目及其价格、供给量的整体性变化。其中，价格是最值得关注的因素之一。李亦兵等的研究表明，医疗服务价格对医疗费用有正向影响，并且，每千人口床位数、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的上升会带动医疗服务价格上涨，进而增加医疗费用[4]。三是医疗费用支出“头重脚轻”，分级诊疗制度尚未成熟。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G省城市医院产生的医疗费用支出压力比较大，同时，G省医疗费用较快增长仍然是区级医院和城市医院。其根本原因还是医疗服务纵向供给的不合理。四是药品、卫生材料等成为医疗费用的关键增长点。根据上文统计数据，2015和2016年两年间，G省医疗费用中药品和卫生材料等物耗占比均在46%以上。虽然2017年下半年起，G省公立医院全面取消药品加成，但医院药品、医用耗材合理使用和临床检验等管理工作仍需加强，医药价格管理、药品和耗材招标采购等改革有待进一步深化和完善。
三、公立医院医疗费用调控的对策与建议
一是合理引导群众的健康消费。一方面，医保可以进一步拉大不同医院类型的报销梯度，从经济风险分摊机制上强化居民的社区首诊。另一方面，社区或基层医疗机构要定期开展政策的宣传教育，引导居民有序就医。二是进一步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价格改革的步伐要紧随平均费用的实时变化，以更好地调控医疗总费用的增长速度。同时，医疗服务价格调整不仅要考虑医疗成本，更要考量医保基金承受能力、政府投入与国民经济增长等要素，同步做好医疗收费价格改革、医保改革和财政保障机制改革。三是加快建立和完善社区首诊、双向转诊制度。分级诊疗制度的关键是引导优质医疗服务资源下沉，而非行政化推动的医疗体。我们应从资源问题入手，限制三级医院的虹吸效应，避免公立医院内部的“马太效应”。四是改革完善药品耗材招标采购和管理使用等相关制度。这便要求政府进一步优化公立医院收入结构的同时，规范医疗行为，推动合理使用药品、耗材。
参考文献
[1]李乐乐，杨燕绥.人口老龄化对医疗费用的影响研究——基于北京市的实证分析[J].社会保障研究，2017，（03）：27-39.
[2]谭华伟，张培林，张云等.我国医疗机构债务规模扩张与医疗费用增长的互动效应研究[J].卫生经济研究，2017，（02）：35-38.
[3]刘军强，刘凯，曾益.医疗费用持续增长机制——基于历史数据和田野资料的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5，（08）：104-125+206-207.
[4]李亦兵，车名洋，杨心悦等. 医疗服务价格对卫生费用的影响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J/OL].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17- 11-22）.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1010.f.20171122.1546.00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