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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申报》相关报道，对1931年江淮水灾中的国际援助进行梳理，从中透视当时国民政府的对外关系，兼对这一过程中国民政府的行为进行评析，以此来弥补中学教材中对国民政府对外行为讲解的缺失部分。
【关键词】申报；江淮水灾；国际援助
【中图分类号】G275.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2095-3089（2017）35-0293-01
1931年江淮地区发生了百年罕见的大水灾。就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看来，以往的研究成果更多的是侧重于国内救灾力量的介绍——如国民政府和国内社会各界赈灾行为的描述，对来自国外的救济往往粗略带过，显得较为分散，缺乏专门、系统的论述。本文拟立足于《申报》相关报道，对1931年江淮水灾中的国际援助进行梳理，从中透视当时国民政府的对外关系，并对接受国际援助过程中国民政府的行为进行评析。
一、江淮水灾概况
1931年，一场深重的灾难降临到中华民族头上。数月之内，“长江之水未退，黄河之水又增，汉口之难未纤，洛阳之灾又起，数百年未有之奇劫，断送十七八省人民之生命，行见赤地达千万里外，无农可耕，无工可开”。江淮大水给中国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以致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在《告全国同胞书》中哀叹：“今日之中國，实在天灾人祸内忧外侮环攻之中，危急存亡之际。”
二、从国际援助透视国民政府的对外关系
国际援助行动，一方面有效地解决了受灾国和当地灾民的当务之急，另一方面各国都把参与援助行动看作展现公共形象和推行自身外交战略的良机。从各国对华的援助情况可透视出当时国民政府的外交局势。
1.中意关系
从外交影响上而言，意大利的地位不及美、英、日、苏等大国，这使得意大利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处于独特的地位。中意两国于1866年签订了第一个《通商条约》，为两国通商贸易奠定了基础，两国具有近代意义的外交往来亦由此开始。民国建立后，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意间的交流逐渐开始平等化。1928年中意《友好通商条约》的签订，被认为是“二十年代意大利对中国表示的为数极少的有意义的行为之一”。自30年代初开始，意大利就已经表明了他期于增强对华关系主动性积极性的特征，特别是在1931年9月18日日本攻占满洲之后，在国联组织内部，罗马就曾谨慎但绝非是对日本有敌意地支持南京政府，表现出了一种“公平的但确实不是有二心的”倾向。
这一时期中意之间的良好关系同样可从意对中国水灾的态度反映出来。意国首相墨索里尼发来慰电：“天胡不吊，我友邦竟惨遭洪水之祸。最精华各省区几成泽国，灾黎遍地，为数可惊。噩耗传来，敝国朝野咸深惨痛”。言之殷殷、意之切切。此外，意政府还决定从庚子赔款中提款美金二十万元，作为购置救灾所需器械及他项材料之用。这些都是示好之举。
2.中日关系
中国民众对日方援助所持的态度充分反映了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的微妙。《申报》于1931年8月25日刊出一篇名为“日皇救助水灾感言”的时评，时评作者对日皇捐赠表示感谢的同时，表达了对日助赈意图的不解：“我侨韩同胞死亡之血迹犹未干也，伤残犹未起也，财产则皆荡然无存也。最近青岛日人亦复有聚众寻衅之事件发生。日一面为我造祸一面又对我助赈，福乎祸乎？诚令人怀疑而莫释。”
以日皇捐赠一事为立足点，时评一文批评了日本长久以来对华的压迫政策，并对如何构建和谐中日关系提出了构想：“欲谋两国之真正福利，端在于两国之真诚合作。而真东亚永久之和平者盖意中事，则重于事实上之真诚表现，绝不在于亲善和平高调之自弹自唱，亦不在于小利小惠之慈悲施予。”“如日人真同情于我，真为我造福，则临着目于其远者大者。远者大者为何？即自动放弃中日间一切不平等条约，根本改变其对华政策”。
中国民众对日的不满因“九·一八”事变爆发而达到了顶点，这种不满情绪的外化体现是拒绝日方赈品。报载：“我国武汉水灾，日本亦假惺惺派水灾慰问船天城丸来沪……不意日兵变侵我东省亦于是日发生，武汉灾民即拒绝日本赈品。该天城丸乃留泊上海，不能赴汉。日代表深尾尚欲恳商我国接受其赈品，屡次往谔财宋均未接见，至是日人亦觉没趣。昨日已经决定，令留停上海之天城丸轮于今日载原赈品二千五百吨仍开还日本斗司”报道的副标题更是鲜明地表明了民众的态度：“送赈品占领土竟同在一日宁渴水拒盗泉表民族决心。”
3.中美关系
1927年7月25日美国与国民政府签订关税自主的新条约，事实上承认了与南京政府的外交关系。美国国务卿凯洛格致中方的照会中阐述了美对华的政策：“美国对中国的亲善是人所共知的，美国政府和人民欢迎中国人民走向统一、和平和进步的一切进展。我们并不想干涉他们的国内事务。我们所要求于他们的，只不过是我们希望从那些同我们维持友好往来的国家那里所得到的东西——具体地说，就是适当地保护美国公民及他们的财产和合法权利，一般地说，所受的待遇同给予其他任何国家的侨民或利益的待遇相比，无所轩轾。”可见，保障和增进美国商业利益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出发点，而“中国人民走向统一、和平和进步的一切进展”作为美对华政策的前提条件得到了重视。
当1931年中国遭遇特大洪灾时，美国释放出较大善意，最重要的举措是允许中方赊购美麦四十五万吨用于救济。这批美麦运华以后成为救灾的主要资金来源和物资支持，根据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公布的收支总表（1931年8月19日至1933年9月30日止），收入总计60650520.68元，美麦收入为35904761.49元，接近总额的百分之六十，在急赈、工赈和农赈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站在国民政府角度，也有拉近与美国经济关系进而发展两国外交关系的政治考量。
三、结语
1931年江淮水灾是国民政府执政后面临的最严峻的自然灾害。在此次水灾救济，国民政府迅速做出了反应，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救灾动员，调动了包括国外的援助力量，这是值得嘉许的。在对待国外的援助上，国民政府做到了不卑不亢，保持了应有的气度和气节，如“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对日方赈品拒之门外，这是相当可贵的。
国家利益是国与国之间关系亲疏的决定因素。1931年江淮水灾中的外国援助同样留给我们思考的空间：国家间的援助并非无私，背后往往附带政治利益或经济利益。美国的美麦借贷便是一例。除了促进中美友谊考虑，当时美国国内小麦严重过剩，美国政府将向海外市场输出小麦作为解救农业危机的重要途径，美麦借贷可谓一石二鸟。而借贷合同里的一条：“价格按照在美国口岸起运日之市价”，也就是说美国借贷给中国的小麦和麦粉没有统一价格，而是以每次起运时的市场价格为准。这对中国来说是极为不利的。这也启示我们在接受国际援助时应该充分发挥政治智慧，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
【关键词】申报；江淮水灾；国际援助
【中图分类号】G275.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2095-3089（2017）35-0293-01
1931年江淮地区发生了百年罕见的大水灾。就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看来，以往的研究成果更多的是侧重于国内救灾力量的介绍——如国民政府和国内社会各界赈灾行为的描述，对来自国外的救济往往粗略带过，显得较为分散，缺乏专门、系统的论述。本文拟立足于《申报》相关报道，对1931年江淮水灾中的国际援助进行梳理，从中透视当时国民政府的对外关系，并对接受国际援助过程中国民政府的行为进行评析。
一、江淮水灾概况
1931年，一场深重的灾难降临到中华民族头上。数月之内，“长江之水未退，黄河之水又增，汉口之难未纤，洛阳之灾又起，数百年未有之奇劫，断送十七八省人民之生命，行见赤地达千万里外，无农可耕，无工可开”。江淮大水给中国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以致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在《告全国同胞书》中哀叹：“今日之中國，实在天灾人祸内忧外侮环攻之中，危急存亡之际。”
二、从国际援助透视国民政府的对外关系
国际援助行动，一方面有效地解决了受灾国和当地灾民的当务之急，另一方面各国都把参与援助行动看作展现公共形象和推行自身外交战略的良机。从各国对华的援助情况可透视出当时国民政府的外交局势。
1.中意关系
从外交影响上而言，意大利的地位不及美、英、日、苏等大国，这使得意大利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处于独特的地位。中意两国于1866年签订了第一个《通商条约》，为两国通商贸易奠定了基础，两国具有近代意义的外交往来亦由此开始。民国建立后，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意间的交流逐渐开始平等化。1928年中意《友好通商条约》的签订，被认为是“二十年代意大利对中国表示的为数极少的有意义的行为之一”。自30年代初开始，意大利就已经表明了他期于增强对华关系主动性积极性的特征，特别是在1931年9月18日日本攻占满洲之后，在国联组织内部，罗马就曾谨慎但绝非是对日本有敌意地支持南京政府，表现出了一种“公平的但确实不是有二心的”倾向。
这一时期中意之间的良好关系同样可从意对中国水灾的态度反映出来。意国首相墨索里尼发来慰电：“天胡不吊，我友邦竟惨遭洪水之祸。最精华各省区几成泽国，灾黎遍地，为数可惊。噩耗传来，敝国朝野咸深惨痛”。言之殷殷、意之切切。此外，意政府还决定从庚子赔款中提款美金二十万元，作为购置救灾所需器械及他项材料之用。这些都是示好之举。
2.中日关系
中国民众对日方援助所持的态度充分反映了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的微妙。《申报》于1931年8月25日刊出一篇名为“日皇救助水灾感言”的时评，时评作者对日皇捐赠表示感谢的同时，表达了对日助赈意图的不解：“我侨韩同胞死亡之血迹犹未干也，伤残犹未起也，财产则皆荡然无存也。最近青岛日人亦复有聚众寻衅之事件发生。日一面为我造祸一面又对我助赈，福乎祸乎？诚令人怀疑而莫释。”
以日皇捐赠一事为立足点，时评一文批评了日本长久以来对华的压迫政策，并对如何构建和谐中日关系提出了构想：“欲谋两国之真正福利，端在于两国之真诚合作。而真东亚永久之和平者盖意中事，则重于事实上之真诚表现，绝不在于亲善和平高调之自弹自唱，亦不在于小利小惠之慈悲施予。”“如日人真同情于我，真为我造福，则临着目于其远者大者。远者大者为何？即自动放弃中日间一切不平等条约，根本改变其对华政策”。
中国民众对日的不满因“九·一八”事变爆发而达到了顶点，这种不满情绪的外化体现是拒绝日方赈品。报载：“我国武汉水灾，日本亦假惺惺派水灾慰问船天城丸来沪……不意日兵变侵我东省亦于是日发生，武汉灾民即拒绝日本赈品。该天城丸乃留泊上海，不能赴汉。日代表深尾尚欲恳商我国接受其赈品，屡次往谔财宋均未接见，至是日人亦觉没趣。昨日已经决定，令留停上海之天城丸轮于今日载原赈品二千五百吨仍开还日本斗司”报道的副标题更是鲜明地表明了民众的态度：“送赈品占领土竟同在一日宁渴水拒盗泉表民族决心。”
3.中美关系
1927年7月25日美国与国民政府签订关税自主的新条约，事实上承认了与南京政府的外交关系。美国国务卿凯洛格致中方的照会中阐述了美对华的政策：“美国对中国的亲善是人所共知的，美国政府和人民欢迎中国人民走向统一、和平和进步的一切进展。我们并不想干涉他们的国内事务。我们所要求于他们的，只不过是我们希望从那些同我们维持友好往来的国家那里所得到的东西——具体地说，就是适当地保护美国公民及他们的财产和合法权利，一般地说，所受的待遇同给予其他任何国家的侨民或利益的待遇相比，无所轩轾。”可见，保障和增进美国商业利益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出发点，而“中国人民走向统一、和平和进步的一切进展”作为美对华政策的前提条件得到了重视。
当1931年中国遭遇特大洪灾时，美国释放出较大善意，最重要的举措是允许中方赊购美麦四十五万吨用于救济。这批美麦运华以后成为救灾的主要资金来源和物资支持，根据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公布的收支总表（1931年8月19日至1933年9月30日止），收入总计60650520.68元，美麦收入为35904761.49元，接近总额的百分之六十，在急赈、工赈和农赈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站在国民政府角度，也有拉近与美国经济关系进而发展两国外交关系的政治考量。
三、结语
1931年江淮水灾是国民政府执政后面临的最严峻的自然灾害。在此次水灾救济，国民政府迅速做出了反应，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救灾动员，调动了包括国外的援助力量，这是值得嘉许的。在对待国外的援助上，国民政府做到了不卑不亢，保持了应有的气度和气节，如“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对日方赈品拒之门外，这是相当可贵的。
国家利益是国与国之间关系亲疏的决定因素。1931年江淮水灾中的外国援助同样留给我们思考的空间：国家间的援助并非无私，背后往往附带政治利益或经济利益。美国的美麦借贷便是一例。除了促进中美友谊考虑，当时美国国内小麦严重过剩，美国政府将向海外市场输出小麦作为解救农业危机的重要途径，美麦借贷可谓一石二鸟。而借贷合同里的一条：“价格按照在美国口岸起运日之市价”，也就是说美国借贷给中国的小麦和麦粉没有统一价格，而是以每次起运时的市场价格为准。这对中国来说是极为不利的。这也启示我们在接受国际援助时应该充分发挥政治智慧，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