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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节气之一的冬至，今天在一般人看来，似乎只有时令标记的意义，并且由于生存条件的改善，以及全球气候的变暖，人们已很少有对隆冬的深刻体验了，寒冬不能构成致命威胁，冬至自然也就难以引起常人的注意。但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冬至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人们不仅将其视为时气变化的坐标，将冬至所在的月份奉为“天正”，而且它在古代也曾长期被视为可以与新年媲美的人文节日，号称“亚岁”“小岁”。其实，冬至在上古就是新年，在历法时代之前，人们通过天象观测，很早就发现了冬至点，并以此作为年度时间循环的起点。冬至居于新旧更替的时节，在古人观念中自然也就有了非同寻常的文化意义，冬至节俗中的诸多年俗内容就来源于人们对这一时节的感受。冬节与春节在岁首民俗方面有着明显的联系，人们常将冬至与大年对举，民间至今流传着“冬至大如年”的俗语，可见冬至在民间生活中的地位与影响。
冬至又称“长至”。冬至这天，离开北回归线的太阳到达了最远点，由于照射角度的关系，冬至日北半球接受太阳照射的时间最短，因此，这天成为一年中白昼最短、夜晚最长的一天;从冬至开始，太阳北归，北半球接受日照的时间越来越长，白昼也就越来越长，这就是湖北民谚所说的“冬至日头升，一天长一针”。古人从生活经验出发，根据光照与季节寒暖的变化，生发出阴与阳的观念，并以此理解宇宙万物的变化，认为宇宙万物的变化根源于阴阳二气的运动，四季气候的变换来源于阴阳的消长，阴阳始终处于相反相成的变化之中，阴盛则阳衰，阳盛则阴衰，阴阳协调，万物和顺。在古人的观念中，人作为宇宙的一分子，自然应遵循宇宙的节律，顺应阴阳的变化发展，特别是在阴阳转化的关节点上，人们应该主动顺应和助长生气，否则，就可能遭遇时疾。正是由于季节变化容易造成人体的不适，因此人们特别注意阴阳交替的时刻，在这种时日里采取种种方式促成阴阳的顺利转化，于是这些关键时日的人事活动逐渐成为特定的岁时习俗。夏至与冬至正是一年中阴阳变化的两大时间点。夏至阳盛阴生，夏至节俗的中心是抑阳助阴;冬至与此相反，阴气盛极而衰，一阳来复，冬至节俗自然围绕着顺阳与助阳的方向展开。在以冬至为岁首的时代，冬至还是一个盛大的年节，从后述冬至节俗中，我们不难发现冬至节中的诸多年俗内容。
拜天颁历。古代阴阳家认为，天阳地阴，对天地神灵的祭祀亦顺应着不同的时气。在阳气发动的冬至，礼敬天神人鬼;在阴气始生的夏至，祭祀地祇物怪。《周礼·春官》：“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从历代宫廷祭祀看，人们依照天圆地方的原则，冬至圜丘祭天，夏至方泽祭地，北京的天壇就是明清帝王南郊祭天、亲迎冬至的神圣处所。帝王号称上天之子，他们作为上天的人间代表，依照天的意志管理人事，因此与天神的沟通是帝王的重大政务之一。冬至时节的祭天活动就是一种特定的天人沟通仪式，历代帝王均将冬至视为盛大的朝仪活动日，冬至节仪被称为“国之大典”，在冬至这天到南郊祭天，朝会群臣与各国使节，共贺佳节。冬至时节，北斗星柄初昏时北指子位，即《尚书》所说：“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在以北极星为时空坐标的古代，冬至是推算历年的重要天文点。因此，不仅历法的编订一定要考虑到冬至点，而且历法的颁布也大都在冬至日。元朝，“太史院以冬至日进历”，此后市面上才有新历流行。这种习俗播及周边国家，朝鲜在冬至日不仅颁发历书于百官，而且有“冬至之历，吏献于官”的俗习。此种馈送历书的风俗还扩展到“乡曲亲知，墓村田庄”，颇似我们今天年终互送挂历的风气。
祭祖贺冬。冬至月在古代曾在较长时期内作为岁末之月或岁首之月，殷代年终大祭“清祀”即在冬至所在的十一月。清祀是以祭祀祖妣为主、兼祀百神的祭礼，类似于周人十月的年终祭礼“大蜡”，汉代改用夏历后将大蜡礼移至冬至后立春前的十二月，但具体时间无论是在孟冬、仲冬还是季冬，年终祭礼的祭祖典礼都是围绕着冬至这一时间点形成的。在阴阳交战、寒风凛冽的时日，人们为了顺利度过新旧交接的时间关口，需要有集体的信心与凝聚的核心，因此他们求助于与自己关系至为密切的祖灵，在祭祀祖先的礼仪活动中返本归宗，对族群关系进行了再确认。这种年终祭祖习俗历代传承，东汉时人们在冬至节前数日就清洁斋戒，冬至之日，以黍米与羊羔祭祀玄冥六神（北方水神）与祖宗;宋人在冬至“祭享宗禋，加于常节”。明清以后，南北民间依然以冬至为祭祖日，“清明扫墓，冬至祭祖”成为通行的民间俗语，清代北京的旗人在冬至祭“祖宗杆子”，祭后亲朋围坐，分吃祭过祖宗的“白肉”。南方的福建在冬至节这天，以一种米粉做的团子祭祖，有的还在门口挂两个米团。传说它源自一个孝子的故事，说从前有一个人在山中迷了路，碰上一只母猿，并和她住在一起，母猿为他生了一个儿子，他就带着儿子回家了。这个儿子后来做了大官，他想让妈妈回来和自己一道生活，就让家人到山里去，在通往他家的大树上都挂上米粉团，当然，家门口挂得更多。又老又饿的母猿追随着米团来到家门口，这时儿子出来迎候她，并留下她一起生活。为了纪念这个孝顺的儿子，从此有了冬至节挂米团的风俗。这个人与动物的婚姻故事，未免荒诞，但却生动地体现了人们在冬至时节对祖先的感恩情意。
祭祖活动常常与新年连在一起，从北半球回归年角度看，冬至才是真正的新年，历史上，人们在较长时期内以冬至为新年（周朝以冬至所在的斗建子月即夏历的十一月为岁首;白族历法以十一月为岁首，认为“冬大年小”，其冬至节十分隆重，杀猪宰羊，邀集亲朋好友，接出嫁姑娘来家过节），因此冬至节在古代及现今一些民族地区仍然是年节，民间的“贺冬”实质上就是“贺年”，现今民间冬至节中诸多习俗正是传承自古代年俗。
古代，南北方居民都很看重冬至。中古时期年节、寒食、冬至并称三大节，冬至被视为“亚岁”。唐人又以“小岁”称冬至，白居易在小岁日对酒吟出了“一杯新岁酒，两句故人诗”的佳句。宋人最重冬至，冬至在民间生活中的地位甚至超过了年节，民间有“肥冬瘦年”之谚。事实上，宋人将冬至作为年节来过，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追忆东京（今开封）节令生活说：“十一月冬至，京师最重此节。虽至贫者，一年之间，积累假借，至此日，更易新衣，备办饮食，享祀祖先，官放关扑，庆贺往来，一如年节。”人们在冬至节互相馈赠节物，在冬至前一夜要守冬，如年节守岁，因此将冬至前夜称为“冬除”或“除夜”。宋金盈之《醉翁谈录》有“守冬爷长命，守岁娘长命”的说法。冬至很早就有了祈寿添岁的民俗。在原始的民俗观念中，人与自然同禀一气，在一阳复始的时节，人们只要能与自然同步相应，就会获得新的生命力。老人是家庭的尊长，在小孩添岁的同时，尤其要为老人延寿。为老人祈寿的民俗之一是，妇女给家里的长辈奉献新作的鞋袜，古代称之为“履长至”。此俗兴起于阴阳观念浓厚的汉代，五代的《中华古今注》载“汉有绣鸳鸯履，昭帝令冬至日上舅姑”。曹植曾作《冬至献袜履颂》文，北魏崔浩在《司仪》中说：近古妇女常以冬至日进履袜给公婆;北朝人不穿履，当进靴。无论靴履，都有“践长”的象征意义。靴上的文辞，正体现着其“祈永年，除凶殃”的巫术动机，这种文辞有“履端践长，阳从下迁，利见大人，向兹永年”等。在一阳新生、白昼渐长的时节，年轻后辈及时给老人奉上新鞋新袜，其显见的作用是帮助老人过冬，但背后更有深刻的民俗礼仪意义，通过这样的献履仪式，使他们在新岁之始，以新的步履与时俱进，健康长寿。唐代洛阳人冬至戴“一阳巾”，明冬至宫服绘绵羊图（以羊代阳）等，都与新鞋新袜一样是冬至应节的服饰。我们今天在春节拜年时还要换上一套新衣服，以新的打扮迎接新年，虽然我们已不太注意其背后的文化意义，但仍传承着这一岁时生活的习惯。 庆贺冬至的食品与冬至服饰一样，也有着顺阳助长的象征意义。最典型的冬至节令食品是馄饨，俗有“冬至馄饨夏至面”的说法，现今四时皆吃的馄饨在过去是冬至的专门食品。古人认为冬至时节阳气虽生，但阴阳包裹，阳内阴外，正与夏至相反，夏至食粽是为了剥阳释阴，冬至食馄饨却为了破阴释阳。馄饨形如鸡卵，颇似阴阳未分时的一团混沌，在阳气始生的冬至日，人们食用馄饨，以模拟的巫术形式破除阴阳包裹的混沌状态，以助阳气生长。乾隆《河南府志》岁时民俗条记“冬至，祀先祖，食馄饨，取阴阳胚胎，包孕浑涵”。民间还因馄饨谐音混沌，意即糊涂不开窍，于是说吃掉馄饨“可益聪明”。在以米食为主的南方，冬至日吃米面制成的圆形食品，称为“团子”或“汤圆”。人们在冬至日凌晨用它献祖祭祖，然后阖家团聚共食，称为“添岁”，犹如今北方春节吃饺子。南朝时荆楚地区冬至吃赤豆粥，这是一种有特殊攘疫功用的节令食品。根据冬腊节俗的内在关联，后世的腊八粥很可能即由冬至的赤豆粥演化而来。
贺冬犹如贺年，冬至前夕，亲友之间相互馈送节令食品。宋人是“至节家家讲物仪，迎来送往费心机”，人们为冬节应酬颇费思量，但这些节物往往转来转去，又转回自家门下。虽然节物转回不免令人尴尬（宋人的这种遭遇，在今天也不时出现），但节物在馈送传递中已实现了亲友之间的“互惠”原则，完成了它强化亲族联系的职能。清代吴地，冬至节前，人们“提筐担盒”往来于道路，在当地称这些冬至食品为“冬至盘”。人冬至日，亲戚间互相拜贺，特别要拜贺尊长，称为“贺冬”或“拜冬”。唐人杜牧以诗的语言记述了他在冬至日接受小侄拜贺的亲情：“去岁冬至日，拜我立我旁。祝尔愿尔贵，仍且寿命长。”冬至祝拜的习俗在南宋更为热闹，临安（杭州）最重一阳贺冬，五鼓时分，华丽的贺冬车马已奔涌于九街之上。清朝吴地还传袭着这一清晨拜冬的习俗，吴歌云：“有几人家挂喜神，匆匆拜节趋清晨。冬肥年瘦生分别，尚袭姬家建子春。”看来冬至在吴地民众生活中有着特别的位置，似乎那里还保留着周朝冬至月为岁首的古俗。
观兆测年。冬至是时气的起点，二十四节气始于冬至，所以传统计算时令的基点是冬至，如立春在冬至后的第四十五天，民谣就有：“冬至离春四十五”;人们推算清明在冬至后一百零六日，因此说“冬至百六是清明”。冬至作為新岁之首，自然容易被人作为预知未来人事、年成的特殊时间，一如后世的元旦。越是在不能把握自己未来命运的时代，人们越是想预知未来的情况。在靠天吃饭的古代农业社会，人们尤其关注未来天象气候的变化。冬至日，人们有许多观测天象、预测年成的俗信。有据日影预测。冬至立表测日影是一个很古老的方法，民国时河北雄县人仍传承着这一方法：在冬至日树起八尺的表木，以测验来岁水旱，大抵以表木长度的中分点为基准，日影中正则丰，不及则旱，过则水。这与汉代“晷进则水，晷退则旱”，中晷则“岁美”的判断标准完全一致。这种中长期的年成预报，应该说有它的经验根据。有据日出日落时的云气变化预测。汉代《易纬通卦验》日：“冬至之日，见云送迎，从下乡来，岁美，民人和，不疾疫。无云送迎，德薄，岁恶。故其云青者饥，赤者旱，黑者水，白者兵，黄者有土功。诸从日气送迎，此其征也。”还有据冬至天气晴雨判断年节天气好坏，浙江民谚有：“晴冬至烂年边，邋遢冬至晴过年。”
民间的数九游戏，也是从冬至开始数起。冬至是接受阳光最少的一天，但它还不是最冷的日子，由于地面热量发散的时间效应，冬至之后才迎来酷寒，民间数九习俗即从冬至开始，俗谚有：“算不算，数不数，过了冬至就进九。”“进九”意味着严寒的到来，有民谚为证：“冬至前后，冻破石头。”冬寒对于保暖条件简陋的古人来说的确是个严重威胁，人们是掰着指头度日。为了纾解在冬寒胁迫下出现的心理危机，挨过漫长的冬季，人们很早就发明了“数九九”的游戏，从寒冬看到春日的希望。人们将从冬至开始的“数九九”的游戏作为冬令时间的习惯表达，虽然立冬是进入冬季的时气点，但人们从身体感受出发，将冬至作为冬天到来的真正标志。
数九九的游戏包括九九歌诀与九九消寒图两种。从宋元开始，九九歌诀就流传于南北各地，最早见诸记载的大约是宋人陆泳在《吴下田家志》中收录的那首：“一九、二九，相唤弗出手;三九二十七，篱头吹筚篥;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鹭宿;五九四十五，太阳开门户;六九五十四，贫儿争意气;七九六十三，布衲两头担;八九七十二，猫狗寻阴地;九九八十一，犁耙一齐出。”这种九九歌，在近千年的传承中，虽有着历史与地域的变异，但其记述冬春交接时间的方式没有变化，我们从最近仍在流传的一首九九歌中可得到明证：“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它描述的是劳动人民冬日里的时节感受及户外生活;消寒图则以图画的形式标示着由冬向春的时间过程，主要为闺阁女子、文人雅士所习用。染梅与填字是描画消寒图的两种流行方式。染梅是逐次涂染一枝有八十一片花瓣的素梅，“日染一瓣，瓣尽而九九出”。这种梅花消寒图最早见于元人杨允孚的记载：“冬至后，贴梅花一枝于窗间，佳人晓妆，日以胭脂涂一圈。八十一圈既足，变成杏花，即暖回矣。”胭脂红是美人的消寒图，而一般人大都是用墨色涂染梅花花瓣，从冬至日起，九九八十一瓣涂满后，人间已然又是春草绿，故近人常在消寒图旁题联曰：“试看图中梅黑黑，自是门外草青青。”还有与染梅类似的涂圈，是将八十一圈按九行排列，每行九个圈，从冬至日起每天涂一圈，涂抹的位置视天气状况而定，阴天涂圈上半部，晴天涂下半部，刮风涂左半部，下雨涂右半部，下雪就涂在中间，用当时人的话说是“上阴下晴，左风右雨雪当中”。这种消寒图称得上是天气变化的统计图。填字是对九个九笔画的字进行涂描，这九个笔画中空的字，大多组成一个独立的文句，一般是诗句，从冬至日起，每天依笔顺描画一笔，九天成一字，九九则文句成。清朝宫廷内曾有帝王御制《九九消寒图》，这种消寒图就是填字图，其九字为“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文字典雅而寓意深远。
无论是九九歌诀还是九九消寒图，看起来似乎只是一种计算冬时的游戏，但其初兴的动机未尝没有巫术的意义：它们均以九为时间单位，从传统的阴阳术数观念看，九是阳数，九字的叠加意味着阳气的增长。古人认为，冬至“一阳生”，自冬至起，阳气滋长，《史记·律书》云：“日冬至，一阴下藏，一阳上舒。”在阳气上升的时节，人们念叨九九歌诀，特别是涂染傲寒的梅花与书写象征春意的垂柳，这原本是一种招引春天的巫术仪式，用感应或模拟巫术的手段，促使春天顺利降临。随着人们知识的进步，生存能力的提高，神秘信仰淡化，原始的巫术仪式早已蜕变为游戏娱乐了。
（选自《文史知识》）
冬至又称“长至”。冬至这天，离开北回归线的太阳到达了最远点，由于照射角度的关系，冬至日北半球接受太阳照射的时间最短，因此，这天成为一年中白昼最短、夜晚最长的一天;从冬至开始，太阳北归，北半球接受日照的时间越来越长，白昼也就越来越长，这就是湖北民谚所说的“冬至日头升，一天长一针”。古人从生活经验出发，根据光照与季节寒暖的变化，生发出阴与阳的观念，并以此理解宇宙万物的变化，认为宇宙万物的变化根源于阴阳二气的运动，四季气候的变换来源于阴阳的消长，阴阳始终处于相反相成的变化之中，阴盛则阳衰，阳盛则阴衰，阴阳协调，万物和顺。在古人的观念中，人作为宇宙的一分子，自然应遵循宇宙的节律，顺应阴阳的变化发展，特别是在阴阳转化的关节点上，人们应该主动顺应和助长生气，否则，就可能遭遇时疾。正是由于季节变化容易造成人体的不适，因此人们特别注意阴阳交替的时刻，在这种时日里采取种种方式促成阴阳的顺利转化，于是这些关键时日的人事活动逐渐成为特定的岁时习俗。夏至与冬至正是一年中阴阳变化的两大时间点。夏至阳盛阴生，夏至节俗的中心是抑阳助阴;冬至与此相反，阴气盛极而衰，一阳来复，冬至节俗自然围绕着顺阳与助阳的方向展开。在以冬至为岁首的时代，冬至还是一个盛大的年节，从后述冬至节俗中，我们不难发现冬至节中的诸多年俗内容。
拜天颁历。古代阴阳家认为，天阳地阴，对天地神灵的祭祀亦顺应着不同的时气。在阳气发动的冬至，礼敬天神人鬼;在阴气始生的夏至，祭祀地祇物怪。《周礼·春官》：“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从历代宫廷祭祀看，人们依照天圆地方的原则，冬至圜丘祭天，夏至方泽祭地，北京的天壇就是明清帝王南郊祭天、亲迎冬至的神圣处所。帝王号称上天之子，他们作为上天的人间代表，依照天的意志管理人事，因此与天神的沟通是帝王的重大政务之一。冬至时节的祭天活动就是一种特定的天人沟通仪式，历代帝王均将冬至视为盛大的朝仪活动日，冬至节仪被称为“国之大典”，在冬至这天到南郊祭天，朝会群臣与各国使节，共贺佳节。冬至时节，北斗星柄初昏时北指子位，即《尚书》所说：“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在以北极星为时空坐标的古代，冬至是推算历年的重要天文点。因此，不仅历法的编订一定要考虑到冬至点，而且历法的颁布也大都在冬至日。元朝，“太史院以冬至日进历”，此后市面上才有新历流行。这种习俗播及周边国家，朝鲜在冬至日不仅颁发历书于百官，而且有“冬至之历，吏献于官”的俗习。此种馈送历书的风俗还扩展到“乡曲亲知，墓村田庄”，颇似我们今天年终互送挂历的风气。
祭祖贺冬。冬至月在古代曾在较长时期内作为岁末之月或岁首之月，殷代年终大祭“清祀”即在冬至所在的十一月。清祀是以祭祀祖妣为主、兼祀百神的祭礼，类似于周人十月的年终祭礼“大蜡”，汉代改用夏历后将大蜡礼移至冬至后立春前的十二月，但具体时间无论是在孟冬、仲冬还是季冬，年终祭礼的祭祖典礼都是围绕着冬至这一时间点形成的。在阴阳交战、寒风凛冽的时日，人们为了顺利度过新旧交接的时间关口，需要有集体的信心与凝聚的核心，因此他们求助于与自己关系至为密切的祖灵，在祭祀祖先的礼仪活动中返本归宗，对族群关系进行了再确认。这种年终祭祖习俗历代传承，东汉时人们在冬至节前数日就清洁斋戒，冬至之日，以黍米与羊羔祭祀玄冥六神（北方水神）与祖宗;宋人在冬至“祭享宗禋，加于常节”。明清以后，南北民间依然以冬至为祭祖日，“清明扫墓，冬至祭祖”成为通行的民间俗语，清代北京的旗人在冬至祭“祖宗杆子”，祭后亲朋围坐，分吃祭过祖宗的“白肉”。南方的福建在冬至节这天，以一种米粉做的团子祭祖，有的还在门口挂两个米团。传说它源自一个孝子的故事，说从前有一个人在山中迷了路，碰上一只母猿，并和她住在一起，母猿为他生了一个儿子，他就带着儿子回家了。这个儿子后来做了大官，他想让妈妈回来和自己一道生活，就让家人到山里去，在通往他家的大树上都挂上米粉团，当然，家门口挂得更多。又老又饿的母猿追随着米团来到家门口，这时儿子出来迎候她，并留下她一起生活。为了纪念这个孝顺的儿子，从此有了冬至节挂米团的风俗。这个人与动物的婚姻故事，未免荒诞，但却生动地体现了人们在冬至时节对祖先的感恩情意。
祭祖活动常常与新年连在一起，从北半球回归年角度看，冬至才是真正的新年，历史上，人们在较长时期内以冬至为新年（周朝以冬至所在的斗建子月即夏历的十一月为岁首;白族历法以十一月为岁首，认为“冬大年小”，其冬至节十分隆重，杀猪宰羊，邀集亲朋好友，接出嫁姑娘来家过节），因此冬至节在古代及现今一些民族地区仍然是年节，民间的“贺冬”实质上就是“贺年”，现今民间冬至节中诸多习俗正是传承自古代年俗。
古代，南北方居民都很看重冬至。中古时期年节、寒食、冬至并称三大节，冬至被视为“亚岁”。唐人又以“小岁”称冬至，白居易在小岁日对酒吟出了“一杯新岁酒，两句故人诗”的佳句。宋人最重冬至，冬至在民间生活中的地位甚至超过了年节，民间有“肥冬瘦年”之谚。事实上，宋人将冬至作为年节来过，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追忆东京（今开封）节令生活说：“十一月冬至，京师最重此节。虽至贫者，一年之间，积累假借，至此日，更易新衣，备办饮食，享祀祖先，官放关扑，庆贺往来，一如年节。”人们在冬至节互相馈赠节物，在冬至前一夜要守冬，如年节守岁，因此将冬至前夜称为“冬除”或“除夜”。宋金盈之《醉翁谈录》有“守冬爷长命，守岁娘长命”的说法。冬至很早就有了祈寿添岁的民俗。在原始的民俗观念中，人与自然同禀一气，在一阳复始的时节，人们只要能与自然同步相应，就会获得新的生命力。老人是家庭的尊长，在小孩添岁的同时，尤其要为老人延寿。为老人祈寿的民俗之一是，妇女给家里的长辈奉献新作的鞋袜，古代称之为“履长至”。此俗兴起于阴阳观念浓厚的汉代，五代的《中华古今注》载“汉有绣鸳鸯履，昭帝令冬至日上舅姑”。曹植曾作《冬至献袜履颂》文，北魏崔浩在《司仪》中说：近古妇女常以冬至日进履袜给公婆;北朝人不穿履，当进靴。无论靴履，都有“践长”的象征意义。靴上的文辞，正体现着其“祈永年，除凶殃”的巫术动机，这种文辞有“履端践长，阳从下迁，利见大人，向兹永年”等。在一阳新生、白昼渐长的时节，年轻后辈及时给老人奉上新鞋新袜，其显见的作用是帮助老人过冬，但背后更有深刻的民俗礼仪意义，通过这样的献履仪式，使他们在新岁之始，以新的步履与时俱进，健康长寿。唐代洛阳人冬至戴“一阳巾”，明冬至宫服绘绵羊图（以羊代阳）等，都与新鞋新袜一样是冬至应节的服饰。我们今天在春节拜年时还要换上一套新衣服，以新的打扮迎接新年，虽然我们已不太注意其背后的文化意义，但仍传承着这一岁时生活的习惯。 庆贺冬至的食品与冬至服饰一样，也有着顺阳助长的象征意义。最典型的冬至节令食品是馄饨，俗有“冬至馄饨夏至面”的说法，现今四时皆吃的馄饨在过去是冬至的专门食品。古人认为冬至时节阳气虽生，但阴阳包裹，阳内阴外，正与夏至相反，夏至食粽是为了剥阳释阴，冬至食馄饨却为了破阴释阳。馄饨形如鸡卵，颇似阴阳未分时的一团混沌，在阳气始生的冬至日，人们食用馄饨，以模拟的巫术形式破除阴阳包裹的混沌状态，以助阳气生长。乾隆《河南府志》岁时民俗条记“冬至，祀先祖，食馄饨，取阴阳胚胎，包孕浑涵”。民间还因馄饨谐音混沌，意即糊涂不开窍，于是说吃掉馄饨“可益聪明”。在以米食为主的南方，冬至日吃米面制成的圆形食品，称为“团子”或“汤圆”。人们在冬至日凌晨用它献祖祭祖，然后阖家团聚共食，称为“添岁”，犹如今北方春节吃饺子。南朝时荆楚地区冬至吃赤豆粥，这是一种有特殊攘疫功用的节令食品。根据冬腊节俗的内在关联，后世的腊八粥很可能即由冬至的赤豆粥演化而来。
贺冬犹如贺年，冬至前夕，亲友之间相互馈送节令食品。宋人是“至节家家讲物仪，迎来送往费心机”，人们为冬节应酬颇费思量，但这些节物往往转来转去，又转回自家门下。虽然节物转回不免令人尴尬（宋人的这种遭遇，在今天也不时出现），但节物在馈送传递中已实现了亲友之间的“互惠”原则，完成了它强化亲族联系的职能。清代吴地，冬至节前，人们“提筐担盒”往来于道路，在当地称这些冬至食品为“冬至盘”。人冬至日，亲戚间互相拜贺，特别要拜贺尊长，称为“贺冬”或“拜冬”。唐人杜牧以诗的语言记述了他在冬至日接受小侄拜贺的亲情：“去岁冬至日，拜我立我旁。祝尔愿尔贵，仍且寿命长。”冬至祝拜的习俗在南宋更为热闹，临安（杭州）最重一阳贺冬，五鼓时分，华丽的贺冬车马已奔涌于九街之上。清朝吴地还传袭着这一清晨拜冬的习俗，吴歌云：“有几人家挂喜神，匆匆拜节趋清晨。冬肥年瘦生分别，尚袭姬家建子春。”看来冬至在吴地民众生活中有着特别的位置，似乎那里还保留着周朝冬至月为岁首的古俗。
观兆测年。冬至是时气的起点，二十四节气始于冬至，所以传统计算时令的基点是冬至，如立春在冬至后的第四十五天，民谣就有：“冬至离春四十五”;人们推算清明在冬至后一百零六日，因此说“冬至百六是清明”。冬至作為新岁之首，自然容易被人作为预知未来人事、年成的特殊时间，一如后世的元旦。越是在不能把握自己未来命运的时代，人们越是想预知未来的情况。在靠天吃饭的古代农业社会，人们尤其关注未来天象气候的变化。冬至日，人们有许多观测天象、预测年成的俗信。有据日影预测。冬至立表测日影是一个很古老的方法，民国时河北雄县人仍传承着这一方法：在冬至日树起八尺的表木，以测验来岁水旱，大抵以表木长度的中分点为基准，日影中正则丰，不及则旱，过则水。这与汉代“晷进则水，晷退则旱”，中晷则“岁美”的判断标准完全一致。这种中长期的年成预报，应该说有它的经验根据。有据日出日落时的云气变化预测。汉代《易纬通卦验》日：“冬至之日，见云送迎，从下乡来，岁美，民人和，不疾疫。无云送迎，德薄，岁恶。故其云青者饥，赤者旱，黑者水，白者兵，黄者有土功。诸从日气送迎，此其征也。”还有据冬至天气晴雨判断年节天气好坏，浙江民谚有：“晴冬至烂年边，邋遢冬至晴过年。”
民间的数九游戏，也是从冬至开始数起。冬至是接受阳光最少的一天，但它还不是最冷的日子，由于地面热量发散的时间效应，冬至之后才迎来酷寒，民间数九习俗即从冬至开始，俗谚有：“算不算，数不数，过了冬至就进九。”“进九”意味着严寒的到来，有民谚为证：“冬至前后，冻破石头。”冬寒对于保暖条件简陋的古人来说的确是个严重威胁，人们是掰着指头度日。为了纾解在冬寒胁迫下出现的心理危机，挨过漫长的冬季，人们很早就发明了“数九九”的游戏，从寒冬看到春日的希望。人们将从冬至开始的“数九九”的游戏作为冬令时间的习惯表达，虽然立冬是进入冬季的时气点，但人们从身体感受出发，将冬至作为冬天到来的真正标志。
数九九的游戏包括九九歌诀与九九消寒图两种。从宋元开始，九九歌诀就流传于南北各地，最早见诸记载的大约是宋人陆泳在《吴下田家志》中收录的那首：“一九、二九，相唤弗出手;三九二十七，篱头吹筚篥;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鹭宿;五九四十五，太阳开门户;六九五十四，贫儿争意气;七九六十三，布衲两头担;八九七十二，猫狗寻阴地;九九八十一，犁耙一齐出。”这种九九歌，在近千年的传承中，虽有着历史与地域的变异，但其记述冬春交接时间的方式没有变化，我们从最近仍在流传的一首九九歌中可得到明证：“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它描述的是劳动人民冬日里的时节感受及户外生活;消寒图则以图画的形式标示着由冬向春的时间过程，主要为闺阁女子、文人雅士所习用。染梅与填字是描画消寒图的两种流行方式。染梅是逐次涂染一枝有八十一片花瓣的素梅，“日染一瓣，瓣尽而九九出”。这种梅花消寒图最早见于元人杨允孚的记载：“冬至后，贴梅花一枝于窗间，佳人晓妆，日以胭脂涂一圈。八十一圈既足，变成杏花，即暖回矣。”胭脂红是美人的消寒图，而一般人大都是用墨色涂染梅花花瓣，从冬至日起，九九八十一瓣涂满后，人间已然又是春草绿，故近人常在消寒图旁题联曰：“试看图中梅黑黑，自是门外草青青。”还有与染梅类似的涂圈，是将八十一圈按九行排列，每行九个圈，从冬至日起每天涂一圈，涂抹的位置视天气状况而定，阴天涂圈上半部，晴天涂下半部，刮风涂左半部，下雨涂右半部，下雪就涂在中间，用当时人的话说是“上阴下晴，左风右雨雪当中”。这种消寒图称得上是天气变化的统计图。填字是对九个九笔画的字进行涂描，这九个笔画中空的字，大多组成一个独立的文句，一般是诗句，从冬至日起，每天依笔顺描画一笔，九天成一字，九九则文句成。清朝宫廷内曾有帝王御制《九九消寒图》，这种消寒图就是填字图，其九字为“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文字典雅而寓意深远。
无论是九九歌诀还是九九消寒图，看起来似乎只是一种计算冬时的游戏，但其初兴的动机未尝没有巫术的意义：它们均以九为时间单位，从传统的阴阳术数观念看，九是阳数，九字的叠加意味着阳气的增长。古人认为，冬至“一阳生”，自冬至起，阳气滋长，《史记·律书》云：“日冬至，一阴下藏，一阳上舒。”在阳气上升的时节，人们念叨九九歌诀，特别是涂染傲寒的梅花与书写象征春意的垂柳，这原本是一种招引春天的巫术仪式，用感应或模拟巫术的手段，促使春天顺利降临。随着人们知识的进步，生存能力的提高，神秘信仰淡化，原始的巫术仪式早已蜕变为游戏娱乐了。
（选自《文史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