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是“文革”期间，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简称学部)可称得上“文革”运动中的一大热点。大字报铺天盖地如潮涌来，令人应接不暇。在下干校之前的一段时期里，大字报纷纷论证读书要去滚泥巴的必要性。在这场舆论准备的工作之中，大字报争先恐后地都在引用一句名言借以自重。这句名言虽然不能说是“最高指示”，以免有大不敬之嫌，但至少作为“次高指示”应该是当之无愧的。这句名言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要下去滚他几身泥巴！”舆论既已一致——自然也不可能不一——，于是顺理成章，男女老少一起开拔到河南息县乡下的五七干校去滚泥巴，老弱病残亦罕有例外。’ 大军入境之后，白天劳动，入夜后则是批斗“五，一六”。记得钱钟书先生当时年事已高，大约已逾耳顺了吧，且又是名人，所以特予照顾，派他担任邮递员，每天背上口袋，四处去送信。其余的人除了领导及少数专案组作为特殊人物需要与世隔绝关在屋里整材料而外，其余的人，革命派也好、牛鬼蛇神也好，都要去滚泥巴。当时，滚了两个小时以后，在田头稍憩时，往往还要有一个革命化的插曲，是以批斗“五·一六”代休息。像是送信的工作，本来是任何一个孩子都能做的事，何必要劳鼎鼎大名的学术大师去送呢?这是改造思想的必需吗’我不知道钱先生送了两年信之后，思想改造得怎么样了?但就我的印象，我们中间的很多人，下去滚了两年泥巴之后，实在也看不出思想上有多大的变化。有的人反倒是更加赤裸裸地发展于“私”宇的一闪念。
　　至于具体事例，不谈也罢。
　　科学研究需要靠滚泥巴吗，滚泥巴就能滚出科学来吗，近代科学奠基于英国，而不是在中国。因此才说：到了近代，中国落后了。中国的文明史已有五千年，是英国的五倍之久。中国的人口是英国的二十倍之多。以中国这样一个勤苦耐劳的民族，要讲滚泥巴，其滚泥巴的历史如果量化，至少也要超过英国的一百倍以上吧。假如滚泥巴就能滚出科学来，那么近代科学的里程碑：牛顿的经典体系、亚丹·斯密的国富论、达尔文的进化论、马克思的资本论，就都理应是出自中国而不是出现在英国了。为什么科学研究人员一定要去滚泥巴呢?马克思的《资本论》是滚泥巴滚出来的吗?那位提出了要下去滚泥巴的权威，什么时候曾下去和我们一起滚过泥巴呢，不是也照样可以成其为权威吗?不过当时的科学院里却没有听到过有任何疑问。这种现象说怪却也不怪。假如当时真的听到了有不同的声音，那倒反而是咄咄怪事了。这样一种万马齐鸣、思想一律的福音，我们究竟应该是为之庆幸呢，还是应该为之叹息呢?
　　(二)
　　毕竟时代进步了。三十年之后，我们已不时听到一些不同意见的争论，而且习以为常。以往那种千篇一律、“万马齐鸣”的现象，已经较为少见了。近年来有两部畅销书的流行，引起了我的某些联想。由滚泥巴的功能想到了读书的功能。
　　人人都说“读书明理”，是不是一个人书读得越多，就越发能明理了呢?最近读罢两本书，不禁多少又产生了一点疑问。周一良先生的《毕竟是书生》一书是当前读众耳熟能详的一本书了。此书问世后，曾有一些读者是不大满意的，认为周先生此书不免有为自己开脱之嫌，似乎是周先生自命为一介书生，不谙世故，以为周先生似乎缺乏诚意。我个人的读后感则是：诚意，周先生是并不缺乏的，此书大抵亦并非是故意文过饰非要为自己开脱。至于由于认识水平所限，尚欠深度，似也不宜过分苛求。倘能参阅周先生的哲嗣周启博先生的纪念文章，当可以更完整地勾绘出周先生的全貌。
　　不过，这里面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却是有点难于解说的了。周先生是位知名的历史学家。假如说，一位历史学家对于自己所亲身经历的现实历史都搞不清楚它的真面目，又怎么可能让我们相信他对千百年之上自己所未曾亲身经历过的往古历史，其解说就是真确的呢，这样说来，历史学家所讲的历史岂不真成了一个百依百顺任人打扮的女孩子吗?你还能相信历史学家所讲叙的历史吗，这样岂不是全盘否定了历史学家的学识和工作了吗，周先生一度曾众望所归被认为是陈寅恪大师的衣钵传人。师生两人尔后虽然分道扬镳，各行其是，但一代宗师的陈先生是不是就理解了当今现实的历史了呢?这一点恐怕也会是人言言殊，不会有一致首肯的意见的。然则，我们又怎么能肯定他对千百年之上的历史的解说就是真确的呢?或许他所知道的也只不过是有关往昔的历史资料而已。好比法官诉讼，所听到方方面面的讼词再多，也并不等于他的断案就正确。数据本身并不是科学。这样说来，陈、周两位先生的旨题无论有多大的不同，也无论他们各自可能掌握有多少史料，但他们与历史真实却可能是等距离的同样之遥远。两位先生读书之多是毋庸怀疑的，但无論读了多少书却不能迳直被等同于明晰了历史的真相。前人和今人读的是同样的史籍，但他们对历史的认识是不同的。《三国演义》描写曹丕在受禅台上接受了汉献帝的禅让仪式后，下得台来叹道：“舜禹之事，吾知之矣”。舜禹受禅的事，曹丕当然是早就知道的，否则也不会引用这则典故。但是要到这时候他才“知之”，他又知道了什么呢?那意味着，只是到了这时，他才懂得了什么是禅让，或者禅让是怎么一回事。此前的“知”只是“知道”(Savoir，Knnen)，此刻的“知”则是“懂得”(Compren-dre，erken-nen)。历史学家可以知道很多事，然而是否就懂得了或理解了，则又是另一回事。一个人总不免是有所“蔽”的。
　　我想以此来评价周先生，或许更近于周先生的实情。
　　(三)
　　又由书生想到大红门，朱门从来都是书生所渴求的目标。古语不是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吗?与上述周先生一书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有另一部畅销书。
　　如果说周先生的回忆录是想要写出真实而力有未逮，则这部书想要写的是什么，就让读者颇费猜疑了。是否可以说，周书是想自我批判，但苦于不能深入；而此书则是想自我辩护，但苦于难以自圆。周先生无意回护自己，本书作者则一意回护自己；但两书都未能很好地达成自己的目的。
　　本书主人是“文革”中期我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一对光彩夺目的双子星座。然而随着政治舞台上的风云诡谲不久就黯然失色了。其间物换星移，为时不过短短两三年之间。
　　读者所能够期待于这样的一部回忆录的，自然是宦海的风云如何变幻浮沉和主人公怎样表现了出人头地的政治才干而头角峥嵘，却又以何因缘而黯然被排挤出局。但是出乎读者意料之外的竟然是作者以绝大的篇幅浓墨重彩地在着意描绘一对天真无邪的情人生死恋情的故事。作为一篇恋爱文学的作品，描写儿女闺房怎样地卿卿我我、浓得化不开，自无不可。无奈的书中主人公的身份和地位，读者们所期待看到的自然不是什么天真烂漫的爱情，而是政治家怎样全心全意为国家、为人民，就是没有想到他(她)自己。这是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代。一位光彩四射的政治家可以为了一已爱情的缘故而居然辞去自己为国出使的岗位吗’那符合“必须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准则，一心只想到人民，就是没有想到自己的思想要求吗?何况传主并不是普通的平头百姓，而是参与政治领导核心运筹帷幄的精英。这种唯爱情主义的精神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难道真有可能性吗?
　　书中着意刻画了传主是何等地英明、能干而又才华横溢，在国际舞台之上冲折樽俎、纵横氍毹是那么地得心应手而又游刃有余。但令人难以理解的却是：一位如此之精明干练的外交经纶老手，一旦到了内交的政治舞台上，却竟然那么幼稚而又无能，简直不堪一击。这一令人难以理解的关键，不知作者是有意加以回避呢，抑或是由于什么别的原因而欲说还休呢’传主一方面是个天真至性的无瑕美玉，一方面又是位百战不殆的经纶老手。要把罗密欧和马基雅维里这样的双重人格合二为一，这项矛盾统一的工作自然非大手笔莫办。作为一篇文学创作，读者于此不难窥见作者匠心独运的高度。同时，作者也给读者留下了一份悬念，这份悬念的背后似乎隐蔽着某些不可言说或不宜言说的隐秘。当然，同时读者也就不免有一份不可弥补的遗憾。读者不免疑问，，位政治核心层中那么老练的战士，何以那么轻易地不堪一击就出了局，难道真是“外战内行、内战外行”吗?也许作者的高明之处就正在于能写出这样一篇貌似完整的故事，而又给人留下了不尽的回味。
　　或许应该说，读书并不使人明理，而是启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