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一篇《荷蓧丈人》却将儒家与道家两类人物的人生选择，表现得淋漓尽致：一个要积极“出仕”，行君臣之义；一个却主张“隐世”——逃避现实，洁身自好。按常理（也在《论语》其他篇目中），论辩双方为了说服对方，常常是唇枪舌剑，滔滔不绝，反复辩难，妙语连珠。而在《荷蓧丈人》中，孔子的忠实门徒子路与推崇“避世”隐居的荷蓧丈人之间的辩论，独出心栽，别开生面：你“硬”我软，你表现我静观，你往我来。双方从容应付，巧于周旋，“老主意”不变的论辩艺术，诙谐风趣，别具一格。
　　当子路问丈人是否看见“夫子”时，丈人不是正面回答他的问题，而是答非所问，借题发挥：四体不勤劳，五谷不分辨，谁是你的老师？那种倨傲的态度，轻蔑的口气，明明是想挑起一场“出仕”与“隐世”的舌战，行动上却装作没事一般，慢慢悠悠下地除草。面对丈人的嘲讽与挑战，子路听其言，观其行，便知来着绝非等闲之辈。假若刀对刀，枪对枪，是非曲直一时很难分辨。于是他默不作声，以恭敬对倨傲，以无声对有声，以老老实实对咄咄逼人。舞台上的两个角色，一个拱手而立，一个“植其杖而芸”，处于长时间对峙状态，直到日落西山。丈人只得改变傲态，留宿子路。第一次论辩结束，儒家的温良恭让战胜了道家的轻狂不羁。
　　丈人让子路住进自家小院，又是杀肥鸡，又是做黄米饭，又是引见二子，真是热情周到，无微不至。这期间，丈人不谈政治主张，不讲人生观点，不涉及自然法规。一句话，只做不说，只有行动，几乎没有什么言论。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丈人的策略是想通过一系列的生活细节，向子路展示他的田园生活情趣和隐士之乐：住宿幽静，享受安居之乐；佳肴美羮，享受生活之乐；家人团聚，享受天伦之乐。他的真实意图是让这些“事实”来证明隐士的乐趣，从而诱导和劝告子路，放弃出仕周游而“从避世之士”。这是一场哑剧式的论辩，貌似风和日丽水静浪平，实则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棋险招高。
　　此情此景，子路胸有成竹，坐视不问，含而不露。他没有推辞丈人的盛情，没有感谢丈人的厚爱，而是采取了听之任之，顺其自然，吃喝住行自若应付的策略。丈人的“事实”论辩法，哑剧表演法，并未使子路放弃儒家学说，更未改变他的人生选择。第二天他仍然心揣“老主意”上路追“夫子”，周游列国，跟老师一起做那“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事去了。丈人无可奈何，默默无语为其送行。第二次论辩结束。
　　当子路奉老师之命心怀明确目的返见丈人时，有先见之明的丈人，则以出走对回来，以无言对“宏论”。一招又一招，招招不见效，劝你不动，必为你劝；你不放弃“出仕”周游，我又坚持“隐世”不变，为免于口舌，为清静耳目，我一走了之，看你咋办！这便是荷蓧丈人的第三次论辩策略。
　　当子路满怀希望返回时不见了丈人，劝说目的落空，对丈人自以为是，玩世不恭的态度忍无可忍，义形于色。首先直截了当，旗帜鲜明亮出自己的观点：“不仕无义”，亦即一个人不做官就违背了臣对君应当秉持的原则，废弃了“君臣之义”。接着以小喻大，既然丈人知道“长幼之节”不可废弃，那么“君臣之义”又如何能废弃？又指陈危害，面对混乱污浊的社会现实，如果隐居避世、洁身自好，其结果只能是违背君臣之大伦，导致社会的更大混乱！最后肯定事实，表明自己积极的人生态度：君子做官，推行自己的主张，革新当前的社会，勇于承担匡救天下的责任，不管怎样，只要社会上缺少“仁政”，就绝不轻言放弃，甚至牺牲生命也再所不惜！这时的子路，情绪激昂，针锋相对，口若悬河，一改当初温良恭让的雅儒态度，一展在大原则面前当仁不让的本色。
　　直率“好勇”、老实忠诚的子路，与淡泊名利、“无为”消极、明哲保身的荷蓧丈人在人生的话剧舞台上斗智斗勇，显示了两种不同信念和追求的强烈碰撞，两个角色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但幕后的总导演——孔子才是真正的核心人物，前台的子路只是他的代言人；荷蓧丈人从反面衬托出孔子对门徒和隐士循循善诱，谆谆教诲的仁慈心肠——一腔热情，一片天性都用于改变人德、变革社会上去了。圣人的仁德之心、积极入世、勇于担当社会道义的执著精神可窥一斑。
　　纵观双方的较量，他们都以说服对方为目的，都察言观色灵活应变：一个主张积极“出仕”，行君臣之义，一个选择超然“避世”，隐居自乐；一个说，一个听；一个“做”，一个看；一个走，一个来；一个独自高谈阔论，一个离家避而不闻，策略虽都十分高明，但其结果都是机关算尽，一厢情愿。细细体味其论辩艺术，令人拍案叫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