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高窟期间，每天中午，詹啸都会穿过中寺，去上寺吃饭，那是很多老一辈的莫高窟人习惯走的路线。“这个时候感觉时光是凝固的，脑子里会产生很多画面，有关于洞窟的，有关于历史的，有关于?俗的，有关于自己的，就像做梦一样。”
　　从2019年参加“敦煌文化守望者”第二期，到今年作为“敦煌文化守望者”第三期副领队，詹啸前后加起来在莫高窟待了80多天。他是截至目前唯一一位参与过两期“敦煌文化守望者”的学员。
　　詹啸的本职工作是上海观复博物馆的研究员。结束敦煌之行后，他回到大都市上海，但那个关于敦煌的梦境一样的场景一直萦绕在脑海中。他开始频繁往返于上海和敦煌之间，并让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都与敦煌产生共振。

在敦煌的100次进窟

和在全国的100场講座

　　7月10日，第三期“敦煌文化守望者”结营后，詹啸并没有马上离开敦煌。一个月之后，他再次回到敦煌，又住进了一个月之前“敦煌文化守望者”住的民宿。第三期“敦煌文化守望者”学员蔡一晨在他的朋友圈留言调侃“詹队：真·敦煌人”，他回复“我估计以后一月一趟的节奏”。
　　在接受《小康》杂志、中国小康网记者采访时，詹啸算了一下：“如果算上我每天工作的话，到目前为止莫高窟我应该进了超过100次了，敦煌我也应该来了几十次了。”
　　一个在上海有正式工作、组建了家庭的年轻人，却将敦煌作为时常挂念和光顾的第二故乡，将莫高窟当做了精神的归处。
　　詹啸是安徽省寿县人，他很自豪地介绍家乡寿县是千年古城、安徽省第一批入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3个城市之一，是楚文化的故乡、淝水之战的古战场，素有“地下博物馆”之称。
　　家乡的文化滋养与家庭的熏陶培养，让詹啸从小就对文化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第一次来敦煌是在2004年，与母亲一起的高中毕业旅行。那次旅行的终点是新疆，中途要经过敦煌，坐在绿皮火车上听到报站“敦煌”时的兴奋，詹啸至今还记得。
　　此后几年，詹啸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学习艺术，又去意大利米兰求学，再辗转于国内深圳、上海等大城市工作。他的所学、所涉及的领域都跟艺术相关，工作研究方向是佛教美术和中国古代陶瓷。2017年，上海观复博物馆开馆，有艺术底蕴、口才好的詹啸成为一名博物馆讲解员。
　　时间到了2018年，在上海的中华艺术宫，詹啸听了一个主题为《大漠中的敦煌》的讲座，主讲人是罗依尔——“敦煌文化守望者”第一期的学员。那场讲座的内容詹啸已经忘得一干二净，唯一印在脑海中的就是这个叫做“敦煌文化守望者”的活动。如果说多年前的那次旅行，让詹啸和敦煌第一次相交，那2018年的这场讲座，则让他的人生与敦煌深深重叠。
　　2019年，经过5轮的筛选，从全球1200多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詹啸成为第二期“敦煌文化守望者”中的一员。
　　每一位从“敦煌文化守望者”结营的志愿者，在离开敦煌之后，很重要的一部分功课才刚刚开始——他们要继续完成“敦煌文化守望者”的传播计划。
　　詹啸的传播计划是利用自己的优势，开展线下讲座推广敦煌。“我当时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是全国100场，从2019年5月底回去之后，我就一直在做这个。两年坚持下来，我目前做的线下讲座已经达到36场，涵盖学校、企业、普通大众，还有一些资深的文博热爱者和有一定基础的半专业人士。”如果不是疫情，詹啸相信数字远远不止36场。
　　而在线上，詹啸俨然已经是一个有着非常显眼的“敦煌文化守望者”标签的网红主讲人，不仅参加了敦煌研究院官方的线上讲座，还与第一期“敦煌文化守望者”罗依尔一起制作了视频节目推广敦煌。

是我们“借了敦煌的光”

　　根据敦煌研究院的统计数据，在报名“敦煌文化守望者”的申请人当中，接近两成是高校学生。因为疫情，第三期“敦煌文化守望者”推迟了一年多，正好赶在暑假，因此以蔡一晨、郭睿婷、王实为代表的高校学生，可以顺理成章地将42天的守望者活动当做一次特别的暑期实践。而以詹啸为代表的上班族，要面对的恐怕是更大的阻力。
　　2019年第一次报名“敦煌文化守望者”，詹啸直到20进10的环节才跟单位请假。今年，他差点儿要面临留在上海工作和去敦煌之间二选一的境地。“当时心中有个冲动，如果不准假，我辞职也要去！”最后，他办了两个月停薪留职来参与这个项目。
　　詹啸无比珍惜在莫高窟的40多天。“对于不是在这里工作的人来说，这40天，可能是此生唯一能够如此深入、如此近距离地接触莫高窟的机会。”
　　“敦煌文化守望者”出征仪式上，詹啸称第二次奔赴敦煌，是自我的一次更新换代。他是目前唯一一位参与过两期的学员。原本只是想以“服务者”的身份，更多做幕后工作，但还是被培训导师刘文山安排领到了洞窟的钥匙。詹啸最珍惜的时光，是在洞窟里。有时候吃过午饭，他会拿着钥匙和手电筒，盯着洞窟里的壁画一直看，这样的沉淀机会令詹啸觉得很奢侈。
　　17年前，詹啸在母亲的带领下与敦煌产生了交集，2019年在做“敦煌文化守望者”期间，母亲特意又来了一次莫高窟。买票之后，母亲被安排到了詹啸所带的团，并全程听完了儿子的讲解。如今母子俩交流的一个重要话题就是莫高窟。“现在她比我还了解莫高窟，经常会把了解到的各种信息分享给我。”
　　詹啸另外一个身份是上海博物馆特聘亲子授课老师，工作是给上海的小学生做文化科普。2019年从莫高窟回去后，他在上海的多所学校开展了相关的课程讲座，收获了很多的小粉丝。今年，詹啸参加第三期“敦煌文化守望者”活动期间，一些来自上海的粉丝们专程跑来看他，或者到莫高窟研学，这让他很感动，也很有成就感。也有孩子在听了詹啸的讲座后，将他所说的话写下来当做自己的生日愿望，这种反馈成为他坚持的动力。“真的有可能一句话会影响孩子的价值观，会影响孩子的一辈子。”
　　“敦煌文化守望者”结营后，守望者们要上交钥匙，有年轻人跟副领队詹啸说，希望以后有机会还能来领钥匙做讲解员。詹啸认为，虽然守望者不是敦煌研究院的正式员工，但绝不能当做玩票一样，这件事情责任重大。“我跟他们说，如果没有决心最少待一两个月来深入地服务，就不要来。”
　　詹啸另外在意的事，是传播计划的落地。在他看来，莫高窟是一座巨大的文明宝库，是全世界的文化遗产，每一个有幸参与其中的人，都应该有这样的自觉。“不要以为是我们回去传播敦煌，都是我们借它的光。我们要懂得反哺，要学会回馈。”詹啸总在强调这一点，每一位守望者在结营的时候和莫高窟的缘分并没有结束，恰恰相反，“守望者”真正的开始是在守望生活之后。
　　詹啸坦言，因为成为“敦煌文化守望者”，他在上海有了更多的工作机会，也因此结识了更多志趣相投的人。“不同期的守望者也会有机会见面、聊天。”詹啸有个明显的感受，不论是高校老师、文化空间创始人，还是艺术脱口秀演员，或者像他一样的上班族，几乎每一个人，在离开敦煌之后，都或多或少将敦煌的光芒带了出来。
　　（本刊记者鄂璠、郭玲、杨掬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