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这首诗是晋代大诗人陶渊明组诗《归园田居》中的一首。看得出陶渊明干农活确实不太在行，“草盛豆苗稀”，他要么是耕种不得法，要么是不甚勤劳。
　　 从陶渊明辞官归田后的一系列诗赋可看出，耕作只是他一种对官场不得志的排遣，而非像地道的农夫一样靠种地养活一家人。作为大司马陶侃的曾孙，陶渊明虽然在弱冠时家道中落，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尽管没有了官员身份，陶渊明一家尚有不少田地，主要靠家中僮仆和带有人身依附性质的“门生”耕种，全家虽然日子较为清苦，但没有寻常百姓的冻馁之忧。
　　 《晋书》记载，陶渊明四十一岁时出任彭泽令，才当了八十一天就辞官而去。辞官的直接原因乃是郡督邮前来彭泽视察，派人把陶渊明叫来，而且让他要穿好官服，否则将影响他的前程。陶渊明忍无可忍说，“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
　　 据后世人考证，五斗米是县令的日薪，一天领五斗米，全年大约有两百石，这是实物，加上另外相当于两百石米的钱币。晋代的县令一年大约四百石薪水，对心高气傲的陶渊明来说，这个薪酬标准确实没有什么吸引力。我们假设一下，陶渊明如果不是四百石的小官，而是如他曾祖父那样做了两千石的大官，他肯不肯“折腰”？他不愿对狐假虎威的“乡里小人”折腰，是否愿意向皇帝、宰相折腰呢？
　　 陶渊明辞官归故里，当然不失为一种明智选择。但我更欣赏北宋大儒、理学开创者周敦颐（号濂溪先生）的人生态度。周敦颐曾在《爱莲说》中对比陶渊明的态度阐述自己的志向，“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盛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周敦颐看重的是莲花的“君子品格”。
　　 周敦颐出生在一个中下级官僚之家，和陶渊明的家庭类似。凡历史人物，其政治、军事功业，往往能见于当时，而道德学问的卓然大家，往往要超越时代的局限，经受历史的大浪淘洗，才显出其价值。周敦颐生前并不为人们所推崇，学术地位也不高，又不像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那些人物，或为掌握大权的名臣，或科举顺遂文名远播。
　　 周敦颐多数时候在县主簿（一县司法长官）、州判官（一州司法长官）等中低级职位上蹭蹬，最高做过知军（相当于一个地级市的行政长官）。可以说，周敦颐和陶渊明一样是官场的不得志者。但作为典型的宋代士大夫，周敦颐有治国平天下之志，以天下苍生为念而不仅仅独善其身。所以“菊花人格”为周敦颐所不取，他对陶渊明“独爱菊”颇不以为然。
　　 相对于官职的卑微，周敦颐的眼光与追求超越了历史的局限，成为理学之祖，影响了一千年。而在官场这天下第一名利场内，必须要有严格的道德自律，才能做到“出淤泥而不染”。黄宗羲在《宋元学案》评价道：“两汉而下，儒学几至大坏。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明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
　　 周敦颐的一生，克服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冲突，做到了政事、道德、学问三者的高度统一。后世儒学名臣，如明代的王守仁、清代的曾国藩，无不推崇濂溪先生。曾国藩在政治舞台上机遇比濂溪先生好得多，晚年拜相封侯，总督两江、直隶，大权在握。他的处事如濂溪一样，“出淤泥而不染”，严于律己，是大清二百多年来最为清廉的总督;但不像海瑞那样偏执，他承认社会现实，对同僚与下属宽容。—如此，方能成就大事业。
　　 士大夫周敦颐和诗人陶渊明的区别就在于，周敦颐超越了独善其身的逃避。这样的人无论身处四百石这样小官的职位上，还是做了两千石那样的大官，都会在复杂的官场中保持君子人格，力所能及地尽到一位儒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