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十八年，唐代正处开元盛世之中。当时郡县物产丰盈，百姓安居乐业，政府修建的官道累积里程已达六万里以上。在帝国的中心地区，东至河南、山东，西至四川、甘肃，南至湖南、湖北，北至河北、山西，官道两边都设有大量旅店酒肆，招待四方旅客，路上盗匪绝迹，即使远行数千里之外，也无须携带任何防身兵器。本年二月，唐玄宗下达了一项诏令，于文武百官春季旬休时，鼓励大家去周边旅游，员外郎以上的官员，每人“赐钱五千缗”作为旅游经费。
　　半个世紀以后的贞元四年，唐朝渐渐从安史之乱带来的一系列灾难中恢复了稳定。平定了建中之乱的唐德宗认为当时“方隅无事，烝庶小康”，便颁布诏书，鼓励官员在正月晦日（一月最后一天）、三月三日和九月九日出门旅游，并且在节日的前五天，给京城大小官员、皇宫和皇城的卫士们每人发放一百贯至五百贯旅游费用，最终这个政策得到了长期执行。

　　唐代能够实行这项政策，展现了其强盛的国力，也显示了举国上下对节假日旅游的热衷。不过，交通速度是当时长途旅游的主要障碍。如今从西安到洛阳坐高铁大约两小时不到，但按照唐代的速度，坐一天车大约可以前行三十公里，从长安到洛阳单程就需要十二三天，假期根本不够往返，更别说长途旅游了。因此，唐代官员的旅游常以住所附近的郊游为主。长安城内官员众多，城市南边的乐游原、曲江，周围的渭水、蓝田、终南山等都是首都人士节假日旅游的热门场所。杜甫名作《丽人行》中“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的句子，描写的就是当时长安城官员家眷和贵族妇女于上巳日在曲江边游玩的盛况。
　　趁出差或赴任之便旅游毕竟无法十分尽兴，唐代士人想要轻松愉快地长途旅行，最好的机会还是在参加科举考试之前。
　　唐代户籍管理严格，长期离开户口所在地被称为“逃亡”“浮浪”，是违法行为，但是出门求学、求官却是例外。以求学、求官为名进行一场长途旅行，不但可以结识沿途的名流，提高自己的声誉，还可以在山水中获得创作灵感，培养自己的文学能力，是一举两得的美事。士子的家族为了能够培养一位官员，也会竭尽财力支持这种旅行。
　　杜甫在中年以后曾写作长诗《壮游》，追忆自己年轻时四处游历的年华。从诗中看来，他先是“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遗恨，不得穷扶桑”，享受了一番乘船出海的乐趣，然后南下浙江，欣赏“越女天下白，镜湖五月凉”的美景，回家途中还专程游览了李白想去而不得的天姥山。在第一次参加科举失败之后，他又来到父亲做官的山东、河北一带，“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后来又在山东遇见李白、高适两位“驴友”，三人先结伴在山东“晚登单父台”，又到河南汴州附近“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玩得不亦乐乎。据杜甫自己的叙述，这样快意的壮游生活，持续了八九年之久。
　　唐代士人长途旅游的另一个好时机，是进入仕途之后等待做官的时期。唐代科举盛行之时，从各种渠道获得做官资格的人每年都有万人之多，但是九品以上的职位总共也只有两万不到，官多职少。到了玄宗朝，已经出现了“八九人争官一员”的局面。因此，唐代中期以后铨选官员时，进士或明经及第后要等候三年左右才有官做，六品以下官员，一任官做完以后也要等上三五年才有下一任官做，这叫作“守选”。
　　士人在等官做的“守选”期间，也会选择长途旅游来结交朋友，消磨时间。元稹就是在考取明经守选期间游览山西，在普救寺遇见了化名崔莺莺的女子，发生了一段待月西厢、始乱终弃的爱情故事，成为《西厢记》故事的原型。
　　旅游是一件耗时耗钱的活动，但在那个时代，也有一类人虽然身无分文，却可以穷游天下，这就是僧侣。唐朝僧侣不用交税服役，户籍控制也较为宽松，他们可以轻松离开家乡，周游全国。
　　僧侣出游通常有两个名目，一为传道，一为游方。前者是按照大乘佛教的精神，四处传播佛法，培养信众；后者则是为了提高自己的佛法修养，周游天下，寻访高僧古刹。由于高僧古刹多在景色优美的山林里，求道的游方就很容易变成赏景的旅行。中唐诗僧灵澈曾作《送道虔上人游方》一首。诗中说道虔此去“烟景随缘到，风姿与道闲。贯花留净室，咒水度空山”，这里的“贯花”取佛祖说法、天神散花的典故，喻指传播佛法，看来这位道虔上人为了游赏“烟景”，似乎把传播佛法的正事也放到了一边。
　　选自《像唐人一样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