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2020年春节，国内新冠疫情暴发。3月中旬，国内大部分地区疫情趋于平静了。3月14日，乌克兰出现了第一例病例，15日，政府宣布封闭边境。
　　那时在乌克兰买不到口罩等防护品，学校获悉后，买了口罩、洗手液等防护品寄给我们，可不知哪里出了差错，直到7月份回国，我们也未收到。
　　6月底，毕业论文答辩完成，归国提上了日程。机票到哪儿买呢？乌克兰没有直飞中国的航班。父母非常着急，经过艰难曲折，7月5日，终于通过票代买到了一张高价票。机票是3天后的7月8日的，从基辅转法兰克福再飞上海。我立即开始筹划回国的前半段路线，从我所在的尼古拉耶夫到基辅有两种选择：一是先坐汽车到敖德萨，再从敖德萨坐飞机到基辅;二是直接从尼古拉耶夫坐火车到基辅，但只有夜里的班车，两条路线各有利弊。爸爸曾在俄罗斯留学的青岛朋友建议我转道敖德萨坐飞机。
　　这时候，乌克兰疫情已经比较严重了，4200多万人口，日新增新冠患者900多例。
　　7月6日中午1：00，我到马卡洛夫国立造船大学向老师告别后，通过规划好的路线，一路谨小慎微地前行，7日晚上，顺利到达基辅预定的酒店。
　　我當时也不知道，父母在我回国的问题上，除花费“巨资”外，还有几个担忧：一是敖德萨和基辅的航班能否正点？7月初欧洲雷暴天气较多，一旦晚点，担心衔接不上后面的航班;二是担心触发“熔断”。在这之前，已经有几家航空公司被停飞，一旦我前面的航班“触发”，将连累到我;三是担心我被感染。
　　8日早晨，还未到6：00我就醒了，发微信告诉爸妈，不需要再提醒我起床了，妈妈一个秒回的卡通笑脸。外面下着小雨，搭乘酒店为我联系好的出租车，15分钟后我到达了鲍里斯波尔机场。
　　一般国际航班会提前45分钟检票登机，可这一次，直到9：45，离预定时间还有35分钟，也没开始检票，我的心悬了起来。这时手机响了，爸妈微信语音问，开始检票没有？我说没有，电话那边陷入沉默，我知道他们开始紧张了，担心航班晚点。恰巧，我看见排队登机的队伍向前移动了，我简短告诉他们，开始登机了。
　　爸爸说，下飞机后联系。10：23，飞机起飞，12：09，飞机晚点9分钟到达德国法兰克福国际机场。
　　下机后，我随着转机的人流，从1号航站楼赶往Z52号登机口，当看见大厅中有免费WiFi时，我停下匆忙的脚步，启动无线上网程序，果然看见手机中爸爸发来的10多条微信，问我是否安全抵达，我赶紧发出一条信息：“乌克兰电话卡失效，已抵达法兰克福国际机场，在找登机口。”又是秒回，一张滴着汗的卡通脸，我仿佛听到爸妈那颗忐忑的心，扑通落地的声音。
　　法兰克福登机时间是5：10，5：30还没开始检票，但我已经不心慌了，我知道，这个航班即使晚点，也一定会飞，因为是飞往中国的飞机。体温检测、国际健康码检查十分严格。也不知是上午淋了一些小雨，还是候机大厅空调温度低，我感到前额好像有些热，于是大量喝水，上过三次卫生间后，身上终于轻微出汗。
　　终于开始检票了，人与人之间相隔1.5米左右，拉长的队伍像长蛇一样在缓慢前移，趁着候机大厅还有无线网，我对爸妈说，要上飞机了，还是秒回，“上海见！”他们知道，还要经过严格检查，我才能顺利登机。
　　通过了航站工作人员和空乘人员两次体温检测后，我登上了巨大的宽体客机，6：14，飞机腾空而起，向着东方！又累又饿，但我毫无倦意，在1万公里之外，已过子夜时分，我的双亲一定还拿着手机，既渴望得到我的消息，又害怕我与他们联系，因为只要不联系，就说明我登机没有遇到麻烦。
　　北京时间10：48，在经过近11个小时的飞行后，飞机安全降落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当听到机场工作人员说“欢迎回家”时，我的泪水悄然滑落。
　　责任编辑：马春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