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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端午节当天，也是端午小长假的最后一天。晚上六点三十分，有些人可能刚刚踏上旅游返程的火车，有些人可能正在享受假日里最后的欢乐聚餐，而在复旦大学宽敞亮堂的逸夫科技馆报告厅里，贾平凹带着他的新书《带灯》“静悄悄”来到上海——没有过多宣传，也没有太多媒体，等待他的是挤坐满堂的年轻人，好些人因为没有座位而直接坐在了地上。虽然讲座上贾平凹那“不标准的普通话夹杂原生态的陕西话”使得台下的年轻人不得不交头接耳、互相询问他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但是整个演讲过程仍然热烈非凡，笑声和掌声不断。之后，贾平凹与上海的一众作家、编辑老友们相聚“过端午”，席间一句“南有繁花，北有笨花”，更是说得机敏风趣、宾主尽欢。
“做时代的记录者是我的使命”
继2011年《古炉》之后，今年，作为献给自己60岁生日的礼物，贾平凹捧出了40万字的长篇小说《带灯》。孔夫子说，六十耳顺，巧合的是这一部《带灯》恰恰有一个关于“聆听”的缘起。
小说中，“带灯”即女主人公是一位充满文艺青年气息的女大学生，大学毕业回到山里乡村做了基层干部，她的本名叫作“萤”，因为不满自己名字“腐草化萤”的说法，遂改名为“带灯”。带灯是镇综合治理办公室的主任，她容貌美丽、孤芳自赏却又有那么一点不合时宜，主要负责处理乡村所有的纠纷和上访事件，每天面对的都是农民的鸡毛蒜皮和纠纷麻烦。农村的琐事让人心烦又让人同情，带灯在矛盾中完成着自己乡镇干部的职责，她既不愿意伤害百姓，又要维持基层社会的稳定。她每天接触形形色色的上访人员，包括上访专业户、上访代理者等，有的人利益受侵害却不知如何维权，也有人因为一棵树上访纠缠几十年……
而现实生活中，“带灯”其实是贾平凹身边真实遇到的一位女粉丝，她是一位乡镇女干部，无意间得到了贾平凹的手机号码，便经常写给他一些“自说自话”的短信。“她在短信里讲述她的生活和工作，还定期给我寄东西，比如五味子果、鲜茵陈、核桃、蜂蜜，还有一包又一包乡政府下发给村寨的文件、通知、报表、工作规划、上访材料、救灾名册、领导讲稿。有一次可能是疏忽了吧，文件里还夹了一份她因工作失误而写的检查草稿。”贾平凹回忆，从最开始对短信看完就删，到“看多了便觉得很有意思”，渐渐的，贾平凹开始盼望起“带灯”的书信来，并且越来越对她信里描述的生活感兴趣，于是他决定山高路远地去看看她和生她养她的地方。“我真的是去了，就在大山深处，她是个乡政府干部，具体在综治办工作。如果草木是大山灵性的外泄，她就该是崖头的一株灵芝，太聪慧了，她并不是文学青年，没有读很多的书，没有人能与她交流形成的文学环境，综治办的工作又繁忙颇烦，但她的文学感觉和文笔是那么好，令我相信了天才。在那深山的日子里，她是个滔滔不绝的倾诉者，我是个忠实的倾听人，使我了解了另一样的生活和工作。”在这一次的接触中，“带灯”带着贾平凹一起走村串寨，给特困户办低保，也去堵截上访者……后来，当贾平凹在电视里看天气预报时，除了自己居住的地区，也不知不觉地关心那个地区的天气预报，想起那些村民，“就是从那时我有了创作的冲动，开始写《带灯》。”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带灯》的内容，就是反映了当下的中国基层社会。贾平凹以基层上访这个颇为敏感的话题为切入点，注目更深，呈现了整个基层中的各方各面：带灯每天面对的，不仅有上访，还有村民之间的纠纷，有婆媳间的矛盾，有农民在这个发展大潮下的不适应……不仅如此，在这样的全景呈现中，作品还以文学的方式反思了“发展”的矛盾现实，这也是整个中国所面对的现实：不发展就是落后和贫穷，发展就是破坏和失去。在小说中，樱镇早年的书记为了保护樱镇的山水，以命抗争高速公路从镇上通过，虽然让这个地方山清水秀了许多年，却也贫困怨载了好多年。如今，“发展”像空气一样渗透到大江南北，各处都是急火火要发展要发财的人，樱镇自然也被裹胁了，大矿区、大工厂打开了闭塞清静的老街，带来了机会钱财，也带来了矽肺病和环境污染……难怪评论家李星在第一时间看过手稿后，认为《带灯》表现出了贾平凹空前的尖锐，“这部作品反映当代农村社会问题，以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呼吁对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深刻且犀利，标志着贾平凹的文学创作又迈上新的高度。”
可以说，贾平凹的《高老庄》《怀念狼》《秦腔》《高兴》《古炉》写的都是这块土地上的人，这块土地上的故事。重点在当今、当代，但背景却常常溯及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比如《古炉》写的是这块土地上创伤巨大的“文革”全景，但它的背景却广阔到千年、百年的中国文化和人们的命运精神。而在《古炉》之后，以近三年时间完成的《带灯》写的则是与当下同步的中国以及更加鲜活的中国农村——尽管它具体到半山区的一个镇，但我们都知道它不只是一个个别，甚至不能将它的意义就框定在农村。
对于各种赞誉，贾平凹的回应却非常朴实，他认为做时代的记录者正是他的使命：“或许我没法通过文学解决基层的问题，但我至少能如实地记录下来。”多年扎根基层的写作和生活经验让贾平凹看到社会基层有太多的问题，就如书中的带灯所说，“它像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落灰尘”，而这些问题不是各级组织不知道的，都知道，都在努力解决，可有些能解决有些无法解决，有些无法解决就只能“学猫刨土掩屎，自己把自己眼睛闭上了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吧”。结果，一边解决问题，一边又积压问题，体制的问题，道德的问题，法制的问题，信仰的问题，政治生态问题和环境生态问题……“一颗麻疹出来了去搔，逗得一片麻疹出来，搔破了全成了麻子”，所以，“搔”还是“不搔”，这是个问题，这个问题甚至差点让贾平凹搁置了《带灯》。
可是正如贾平凹自嘲的那样，不能女娲补天，也得杞人忧天。在暂时打包起《带灯》的写作资料、驻手停笔的那段日子里，他开始思考：现今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在写作，在纸质材料上写，在电脑网络上写，作品数量如海潮涌来，但社会的舆论却在越来越多的哀叹文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文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其实是社会出现了困境，是人类出现了困境。”在《带灯》的后记里，贾平凹毫不讳言地给出了自己思考的答案。正是这个答案，促使了贾平凹重新摊开封存的资料，下定决心继续《带灯》的写作，用“300支写秃的圆珠笔芯”，把源于一个作家历史使命感和现实责任感的观察、体验、思考，化为一个矛盾重重、危机四伏、面临崩解的樱镇世界，以引导人们“清醒、正视和解决”，如“中国农村，尤其是乡镇政府”的那些如陈年蜘蛛网般积压的“体制的问题、道德的问题、法制的问题、信仰的问题、政治生态问题和环境生态问题”，使我们的民族性情和社会行为“怎样不再卑怯和暴戾，怎样不再虚妄和阴险，怎样才真正公平和富裕，怎样能活得有尊严和自在”，提供给人类和世界一个真正民富国强的“中国经验”。“只有这样做了，我们的生存和文学也将是远景大光明，对人类和世界文学的贡献也将是特殊的声响和色彩。”在《带灯》的后记里，贾平凹如是说。 据说，就在《带灯》写到一半的时候，贾平凹的一个天津的文友在报上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文章，其中写到他名字里的“凹”字。“以前有人说这个凹字，说是谷是牝是盆是坑是砚是元宝，她却说是火山口”，这个说法让贾平凹一下子很受启发：社会是火山口，创作是火山口，火山口是曾经喷发过熔岩后留下的出口，它平日是静寂的，没有树，没有草，更没有花，飞鸟走兽也不临近，但它只要是活的，内心一直在汹涌，在突奔，随时又会发生新的喷发。为此，贾平凹特意将一个巨大的多年前购置的自然凹石摆在了桌上，它几乎占满了整个桌面：“当年我是以它像个凹字而购置的，现在我将它看作了火山口敬供，但愿我的写作能如此。”
“我的本性是农民，如乌鸡一样，乌在了骨头上”
在贾平凹30余年的创作历程中，几乎所有重要的创作素材都来自他的家乡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棣花村。从《浮躁》《土门》《高老庄》，到《怀念狼》《秦腔》《高兴》，从土地承包改革到市场经济对农村的冲击……农村发生的大转折都在他的作品里：《秦腔》写农民如何离开土地；《高兴》则写农民离开土地后的生活；到了《古炉》，他虽然写的是历史浩劫中的人性解读，目光所对准的，依然是山水美丽、六畜兴旺、闭塞贫穷的山村。而这一本《带灯》仍是关于中国农村的，更是当下农村发生着的人事。“我这一生可能大部分作品都是要给农村写的，想想，或许这是我的命，土命。”贾平凹说。
在贾平凹看来，自己的宿命就是与农村相联的。贾平凹的父亲曾对他说过，自己十多岁在西安考学，考过还没张榜时流浪街头，一老人介绍他去一个地方可以有饭吃，到了那个地方，却是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要送他去延安当兵。“父亲的观念里当兵不好，而且国民党整天宣传延安是共产党的集聚地，共产党是土匪，他就没有去，我还埋怨父亲，你要去了，你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了，我也成高干子弟了。”于是父亲又讲，他考上了学又毕业后，在西安教书，那时五袋洋面可以买一小院房的，他差不多要买了，可是西安开始解放，城里响了枪声，他就跑回了老家丹凤。“我当然又埋怨：唉，你要不跑，我不就是城里人吗，又何苦让我挣扎了十九年后才做了城里人！”然而世上并没有那么多“假如”，于是贾平凹为了自己改变命运脱离农村，曾经想当兵，没有被录取；第二年招地质工人，他报了名又被村支书划掉了名字；再一年招养路工，人家嫌他没有力气不要他；最后寻了门路想去做民办教师，可惜最后还是被邻村人掉了包。十几年后提起这些往事，村里的长者对贾平凹说：这一切都在为你当作家写农村创造条件呀，如赶羊，所有的岔道都堵了，就让羊顺着一条道儿往沟脑去么。贾平凹想想，可不就是这个命么，虽然他也时常会冒出一个念头：如果我当年不是偶然地进了大学，不是因为在大学里不知未来去向如何而开始了写作，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呢？“肯定是一位农民。一个矮小的老农。或许日子还过得去，儿孙一群，我倚老卖老，吃水烟，蹴阳坡，看着鸡飞狗咬。或许，我还得进城去打工。”
认了宿命的贾平凹对家乡的眷念很深，直到现在，只要没有重要的会，家事又走得开，他都会邀二三朋友去农村跑动，因为“在那里不需要穿正装，用不着应酬，愿意到哪儿脚就到哪儿，饭时了随便去个农户恳求给做一顿饭，天黑了见着旅馆就敲门。”然而，这些年来，故乡所呈现的形态对他而言却越来越陌生：“一年一年地去，农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男的女的，聪明的和蠢笨的差不多都要进城去，他们很少有在城里真正讨上好日子，但只要还混得每日能吃两碗面条，他们就在城里漂呀，死也要做那里的鬼。”而农村的四季转换亦不那么冷暖分明了，牲口消失，农具减少，房舍破败，邻里陌生，一切颜色都褪了，山是残山水是剩水，只有狗的叫声如雷。他清醒地发现，自己所熟悉的农村在一步步消失，农村的文化传统在渐渐淡出。他不知是该歌颂还是去批判，他能做的，就是用文字为故乡树起一座座纪念的碑子，如《土门》，如《秦腔》。
《秦腔》后来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事实上，从1978年《满月儿》获第一届全国短篇小说奖起，贾平凹就常常以获奖者的身份出现于各种颁奖典礼。他的头衔也越来越多：著名作家、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作协副主席、西安市人大代表、《美文》杂志主编、西北大学研究生导师……然而，即使在西安呆了那么久，这么多角色身份伴随着，贾平凹却一直保持着乡下人的为人处事：“像乡下人担了鸡蛋进城，人窝里前防后挡，惟恐被撞翻了担子”；他不喜欢去大城市，不爱旅游，不爱参加各种文化活动，即使获奖，也如“过河遇到了桥，口渴遇到了泉，路是远的，还要往前走”。在他心里，自己就是手艺人，文章写得好，就是活儿做得漂亮，他体味写作里边的甘苦，如同农民种田耕作时的欢乐和满足。
在陕西作协的一次会上，贾平凹曾做过这样的发言：如果陕西还算中国文学的一个重镇，那全都是因为这里出了一批写农村题材的作家，这些作家又大多数来自于农村，本身就是农民，后经提拔，户口转到了城里，由业余写作变为专业作家的。但是，现在的情况完全变了，农村也不是昔日的农村，如果再走像老一批作家那样的路子，是没条件了，应该多鼓励年轻作家拓宽思路，写更广泛的题材。然而话锋一转，老贾直言：“我这么说着，但我还得写农村。虽然也曾在离开家的那天高兴地想：我终于把身上农民的皮剥了！可后来，做起城里人了，我才发现，我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鸡一样，那是乌在了骨头里。”也许，这一切正如贾平凹在《带灯》后记里所言，一茬作家有一茬作家的使命，而他是被定型了的品种，已经是苜蓿，开着紫色花，谁也无法让它开出玫瑰。
记者：《带灯》是你首次以女性为主角写中国社会，在这部作品里，可以说众多男性人物都是为了带灯而设置的，这与你以前的小说设定有着极大的反差。为什么会做如此设定呢？
贾平凹：这个社会严格来讲还是男性社会，不说地方，就包括中央开会，男代表从来不写括号男，只有女的后面写括号女。但在我的观念里面，男女都不要括号，直接就是名字。其实我以前的作品里女性也写了好多，只是不是作为一号人物对待，这次把带灯作为一号人物，是因为现实中接触了这样的女性人物，自己特别感兴趣。再一个我觉得，世上的事情特别奇怪，女人评价女人一般都评价不准，男人评价男人也评价不准，往往是男人评价女人，女人评价男人比较准确。男作家写女性的时候，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写，可能更特别一些。打个比方，在京剧舞台上，男扮女装不是有时候比女演员还更要传神嘛。
记者：这部长篇是以基层的维稳工作作为切入点的，事实上写的时候你就没有过担心？
贾平凹：关于《带灯》，我在后记里也说了好多，带灯的写作起源，经过，她怎么思考，她的痛苦，但是有一点没写。就是在写这一本书的时候，我一度害怕这本书出版不了，因为确实有些敏感词在里面，说老实话，当时是做好不能出版这个准备的，没想人家《收获》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看了以后，都说，“没事，好着呢，不会有啥事情的”，最后就发表了。发表以后杨澜采访那天，下午采访，上午正好是中央文件说，以后不准再限制上访人了。有了这个文件，我就说，“诶，这还好”。
记者：除去这个担心，在写这本书时你觉得最难的是？因为这毕竟不同以往你所写的自己所熟悉的农村日常生活，而是涉及到具体乡镇府的工作运作等等。
贾平凹：最难的不是写出乡政府的工作运作，最难的是寻找中国特点——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是怎么会发生这种世情、这种民情的。在中国改革中社会基层出现的这些问题，别的国家的人不能理解，只有中国人才能理解，或者说只有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才会发生这些事情，所以我是要把这些东西表现出来，我觉得，这个过程就是提供了一份中国经验。再一个就是说，不能说简单地做简单的批判，在表达上要有中国的味道，用淡淡的文字，而写得渗透着浓浓的阅历。处在大转型期的中国有着许多社会矛盾亟待解决，因而要求文学关注现实，面对现实。
记者：但也有评论认为你还是不够“直面”现实，对基层的诸多问题和黑暗缺乏批判力度。
贾平凹：写作和艺术创作，有的像火一样，有的像水一样。我不会直接渲染那些黑暗的问题，我也不是采取直接揭露所谓社会黑暗的策略，我要像水一样，表面上看很柔，但一不小心也能淹死人。我这么写也是有力量的。
“做时代的记录者是我的使命”
继2011年《古炉》之后，今年，作为献给自己60岁生日的礼物，贾平凹捧出了40万字的长篇小说《带灯》。孔夫子说，六十耳顺，巧合的是这一部《带灯》恰恰有一个关于“聆听”的缘起。
小说中，“带灯”即女主人公是一位充满文艺青年气息的女大学生，大学毕业回到山里乡村做了基层干部，她的本名叫作“萤”，因为不满自己名字“腐草化萤”的说法，遂改名为“带灯”。带灯是镇综合治理办公室的主任，她容貌美丽、孤芳自赏却又有那么一点不合时宜，主要负责处理乡村所有的纠纷和上访事件，每天面对的都是农民的鸡毛蒜皮和纠纷麻烦。农村的琐事让人心烦又让人同情，带灯在矛盾中完成着自己乡镇干部的职责，她既不愿意伤害百姓，又要维持基层社会的稳定。她每天接触形形色色的上访人员，包括上访专业户、上访代理者等，有的人利益受侵害却不知如何维权，也有人因为一棵树上访纠缠几十年……
而现实生活中，“带灯”其实是贾平凹身边真实遇到的一位女粉丝，她是一位乡镇女干部，无意间得到了贾平凹的手机号码，便经常写给他一些“自说自话”的短信。“她在短信里讲述她的生活和工作，还定期给我寄东西，比如五味子果、鲜茵陈、核桃、蜂蜜，还有一包又一包乡政府下发给村寨的文件、通知、报表、工作规划、上访材料、救灾名册、领导讲稿。有一次可能是疏忽了吧，文件里还夹了一份她因工作失误而写的检查草稿。”贾平凹回忆，从最开始对短信看完就删，到“看多了便觉得很有意思”，渐渐的，贾平凹开始盼望起“带灯”的书信来，并且越来越对她信里描述的生活感兴趣，于是他决定山高路远地去看看她和生她养她的地方。“我真的是去了，就在大山深处，她是个乡政府干部，具体在综治办工作。如果草木是大山灵性的外泄，她就该是崖头的一株灵芝，太聪慧了，她并不是文学青年，没有读很多的书，没有人能与她交流形成的文学环境，综治办的工作又繁忙颇烦，但她的文学感觉和文笔是那么好，令我相信了天才。在那深山的日子里，她是个滔滔不绝的倾诉者，我是个忠实的倾听人，使我了解了另一样的生活和工作。”在这一次的接触中，“带灯”带着贾平凹一起走村串寨，给特困户办低保，也去堵截上访者……后来，当贾平凹在电视里看天气预报时，除了自己居住的地区，也不知不觉地关心那个地区的天气预报，想起那些村民，“就是从那时我有了创作的冲动，开始写《带灯》。”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带灯》的内容，就是反映了当下的中国基层社会。贾平凹以基层上访这个颇为敏感的话题为切入点，注目更深，呈现了整个基层中的各方各面：带灯每天面对的，不仅有上访，还有村民之间的纠纷，有婆媳间的矛盾，有农民在这个发展大潮下的不适应……不仅如此，在这样的全景呈现中，作品还以文学的方式反思了“发展”的矛盾现实，这也是整个中国所面对的现实：不发展就是落后和贫穷，发展就是破坏和失去。在小说中，樱镇早年的书记为了保护樱镇的山水，以命抗争高速公路从镇上通过，虽然让这个地方山清水秀了许多年，却也贫困怨载了好多年。如今，“发展”像空气一样渗透到大江南北，各处都是急火火要发展要发财的人，樱镇自然也被裹胁了，大矿区、大工厂打开了闭塞清静的老街，带来了机会钱财，也带来了矽肺病和环境污染……难怪评论家李星在第一时间看过手稿后，认为《带灯》表现出了贾平凹空前的尖锐，“这部作品反映当代农村社会问题，以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呼吁对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深刻且犀利，标志着贾平凹的文学创作又迈上新的高度。”
可以说，贾平凹的《高老庄》《怀念狼》《秦腔》《高兴》《古炉》写的都是这块土地上的人，这块土地上的故事。重点在当今、当代，但背景却常常溯及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比如《古炉》写的是这块土地上创伤巨大的“文革”全景，但它的背景却广阔到千年、百年的中国文化和人们的命运精神。而在《古炉》之后，以近三年时间完成的《带灯》写的则是与当下同步的中国以及更加鲜活的中国农村——尽管它具体到半山区的一个镇，但我们都知道它不只是一个个别，甚至不能将它的意义就框定在农村。
对于各种赞誉，贾平凹的回应却非常朴实，他认为做时代的记录者正是他的使命：“或许我没法通过文学解决基层的问题，但我至少能如实地记录下来。”多年扎根基层的写作和生活经验让贾平凹看到社会基层有太多的问题，就如书中的带灯所说，“它像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落灰尘”，而这些问题不是各级组织不知道的，都知道，都在努力解决，可有些能解决有些无法解决，有些无法解决就只能“学猫刨土掩屎，自己把自己眼睛闭上了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吧”。结果，一边解决问题，一边又积压问题，体制的问题，道德的问题，法制的问题，信仰的问题，政治生态问题和环境生态问题……“一颗麻疹出来了去搔，逗得一片麻疹出来，搔破了全成了麻子”，所以，“搔”还是“不搔”，这是个问题，这个问题甚至差点让贾平凹搁置了《带灯》。
可是正如贾平凹自嘲的那样，不能女娲补天，也得杞人忧天。在暂时打包起《带灯》的写作资料、驻手停笔的那段日子里，他开始思考：现今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在写作，在纸质材料上写，在电脑网络上写，作品数量如海潮涌来，但社会的舆论却在越来越多的哀叹文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文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其实是社会出现了困境，是人类出现了困境。”在《带灯》的后记里，贾平凹毫不讳言地给出了自己思考的答案。正是这个答案，促使了贾平凹重新摊开封存的资料，下定决心继续《带灯》的写作，用“300支写秃的圆珠笔芯”，把源于一个作家历史使命感和现实责任感的观察、体验、思考，化为一个矛盾重重、危机四伏、面临崩解的樱镇世界，以引导人们“清醒、正视和解决”，如“中国农村，尤其是乡镇政府”的那些如陈年蜘蛛网般积压的“体制的问题、道德的问题、法制的问题、信仰的问题、政治生态问题和环境生态问题”，使我们的民族性情和社会行为“怎样不再卑怯和暴戾，怎样不再虚妄和阴险，怎样才真正公平和富裕，怎样能活得有尊严和自在”，提供给人类和世界一个真正民富国强的“中国经验”。“只有这样做了，我们的生存和文学也将是远景大光明，对人类和世界文学的贡献也将是特殊的声响和色彩。”在《带灯》的后记里，贾平凹如是说。 据说，就在《带灯》写到一半的时候，贾平凹的一个天津的文友在报上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文章，其中写到他名字里的“凹”字。“以前有人说这个凹字，说是谷是牝是盆是坑是砚是元宝，她却说是火山口”，这个说法让贾平凹一下子很受启发：社会是火山口，创作是火山口，火山口是曾经喷发过熔岩后留下的出口，它平日是静寂的，没有树，没有草，更没有花，飞鸟走兽也不临近，但它只要是活的，内心一直在汹涌，在突奔，随时又会发生新的喷发。为此，贾平凹特意将一个巨大的多年前购置的自然凹石摆在了桌上，它几乎占满了整个桌面：“当年我是以它像个凹字而购置的，现在我将它看作了火山口敬供，但愿我的写作能如此。”
“我的本性是农民，如乌鸡一样，乌在了骨头上”
在贾平凹30余年的创作历程中，几乎所有重要的创作素材都来自他的家乡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棣花村。从《浮躁》《土门》《高老庄》，到《怀念狼》《秦腔》《高兴》，从土地承包改革到市场经济对农村的冲击……农村发生的大转折都在他的作品里：《秦腔》写农民如何离开土地；《高兴》则写农民离开土地后的生活；到了《古炉》，他虽然写的是历史浩劫中的人性解读，目光所对准的，依然是山水美丽、六畜兴旺、闭塞贫穷的山村。而这一本《带灯》仍是关于中国农村的，更是当下农村发生着的人事。“我这一生可能大部分作品都是要给农村写的，想想，或许这是我的命，土命。”贾平凹说。
在贾平凹看来，自己的宿命就是与农村相联的。贾平凹的父亲曾对他说过，自己十多岁在西安考学，考过还没张榜时流浪街头，一老人介绍他去一个地方可以有饭吃，到了那个地方，却是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要送他去延安当兵。“父亲的观念里当兵不好，而且国民党整天宣传延安是共产党的集聚地，共产党是土匪，他就没有去，我还埋怨父亲，你要去了，你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了，我也成高干子弟了。”于是父亲又讲，他考上了学又毕业后，在西安教书，那时五袋洋面可以买一小院房的，他差不多要买了，可是西安开始解放，城里响了枪声，他就跑回了老家丹凤。“我当然又埋怨：唉，你要不跑，我不就是城里人吗，又何苦让我挣扎了十九年后才做了城里人！”然而世上并没有那么多“假如”，于是贾平凹为了自己改变命运脱离农村，曾经想当兵，没有被录取；第二年招地质工人，他报了名又被村支书划掉了名字；再一年招养路工，人家嫌他没有力气不要他；最后寻了门路想去做民办教师，可惜最后还是被邻村人掉了包。十几年后提起这些往事，村里的长者对贾平凹说：这一切都在为你当作家写农村创造条件呀，如赶羊，所有的岔道都堵了，就让羊顺着一条道儿往沟脑去么。贾平凹想想，可不就是这个命么，虽然他也时常会冒出一个念头：如果我当年不是偶然地进了大学，不是因为在大学里不知未来去向如何而开始了写作，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呢？“肯定是一位农民。一个矮小的老农。或许日子还过得去，儿孙一群，我倚老卖老，吃水烟，蹴阳坡，看着鸡飞狗咬。或许，我还得进城去打工。”
认了宿命的贾平凹对家乡的眷念很深，直到现在，只要没有重要的会，家事又走得开，他都会邀二三朋友去农村跑动，因为“在那里不需要穿正装，用不着应酬，愿意到哪儿脚就到哪儿，饭时了随便去个农户恳求给做一顿饭，天黑了见着旅馆就敲门。”然而，这些年来，故乡所呈现的形态对他而言却越来越陌生：“一年一年地去，农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男的女的，聪明的和蠢笨的差不多都要进城去，他们很少有在城里真正讨上好日子，但只要还混得每日能吃两碗面条，他们就在城里漂呀，死也要做那里的鬼。”而农村的四季转换亦不那么冷暖分明了，牲口消失，农具减少，房舍破败，邻里陌生，一切颜色都褪了，山是残山水是剩水，只有狗的叫声如雷。他清醒地发现，自己所熟悉的农村在一步步消失，农村的文化传统在渐渐淡出。他不知是该歌颂还是去批判，他能做的，就是用文字为故乡树起一座座纪念的碑子，如《土门》，如《秦腔》。
《秦腔》后来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事实上，从1978年《满月儿》获第一届全国短篇小说奖起，贾平凹就常常以获奖者的身份出现于各种颁奖典礼。他的头衔也越来越多：著名作家、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作协副主席、西安市人大代表、《美文》杂志主编、西北大学研究生导师……然而，即使在西安呆了那么久，这么多角色身份伴随着，贾平凹却一直保持着乡下人的为人处事：“像乡下人担了鸡蛋进城，人窝里前防后挡，惟恐被撞翻了担子”；他不喜欢去大城市，不爱旅游，不爱参加各种文化活动，即使获奖，也如“过河遇到了桥，口渴遇到了泉，路是远的，还要往前走”。在他心里，自己就是手艺人，文章写得好，就是活儿做得漂亮，他体味写作里边的甘苦，如同农民种田耕作时的欢乐和满足。
在陕西作协的一次会上，贾平凹曾做过这样的发言：如果陕西还算中国文学的一个重镇，那全都是因为这里出了一批写农村题材的作家，这些作家又大多数来自于农村，本身就是农民，后经提拔，户口转到了城里，由业余写作变为专业作家的。但是，现在的情况完全变了，农村也不是昔日的农村，如果再走像老一批作家那样的路子，是没条件了，应该多鼓励年轻作家拓宽思路，写更广泛的题材。然而话锋一转，老贾直言：“我这么说着，但我还得写农村。虽然也曾在离开家的那天高兴地想：我终于把身上农民的皮剥了！可后来，做起城里人了，我才发现，我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鸡一样，那是乌在了骨头里。”也许，这一切正如贾平凹在《带灯》后记里所言，一茬作家有一茬作家的使命，而他是被定型了的品种，已经是苜蓿，开着紫色花，谁也无法让它开出玫瑰。
记者：《带灯》是你首次以女性为主角写中国社会，在这部作品里，可以说众多男性人物都是为了带灯而设置的，这与你以前的小说设定有着极大的反差。为什么会做如此设定呢？
贾平凹：这个社会严格来讲还是男性社会，不说地方，就包括中央开会，男代表从来不写括号男，只有女的后面写括号女。但在我的观念里面，男女都不要括号，直接就是名字。其实我以前的作品里女性也写了好多，只是不是作为一号人物对待，这次把带灯作为一号人物，是因为现实中接触了这样的女性人物，自己特别感兴趣。再一个我觉得，世上的事情特别奇怪，女人评价女人一般都评价不准，男人评价男人也评价不准，往往是男人评价女人，女人评价男人比较准确。男作家写女性的时候，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写，可能更特别一些。打个比方，在京剧舞台上，男扮女装不是有时候比女演员还更要传神嘛。
记者：这部长篇是以基层的维稳工作作为切入点的，事实上写的时候你就没有过担心？
贾平凹：关于《带灯》，我在后记里也说了好多，带灯的写作起源，经过，她怎么思考，她的痛苦，但是有一点没写。就是在写这一本书的时候，我一度害怕这本书出版不了，因为确实有些敏感词在里面，说老实话，当时是做好不能出版这个准备的，没想人家《收获》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看了以后，都说，“没事，好着呢，不会有啥事情的”，最后就发表了。发表以后杨澜采访那天，下午采访，上午正好是中央文件说，以后不准再限制上访人了。有了这个文件，我就说，“诶，这还好”。
记者：除去这个担心，在写这本书时你觉得最难的是？因为这毕竟不同以往你所写的自己所熟悉的农村日常生活，而是涉及到具体乡镇府的工作运作等等。
贾平凹：最难的不是写出乡政府的工作运作，最难的是寻找中国特点——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是怎么会发生这种世情、这种民情的。在中国改革中社会基层出现的这些问题，别的国家的人不能理解，只有中国人才能理解，或者说只有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才会发生这些事情，所以我是要把这些东西表现出来，我觉得，这个过程就是提供了一份中国经验。再一个就是说，不能说简单地做简单的批判，在表达上要有中国的味道，用淡淡的文字，而写得渗透着浓浓的阅历。处在大转型期的中国有着许多社会矛盾亟待解决，因而要求文学关注现实，面对现实。
记者：但也有评论认为你还是不够“直面”现实，对基层的诸多问题和黑暗缺乏批判力度。
贾平凹：写作和艺术创作，有的像火一样，有的像水一样。我不会直接渲染那些黑暗的问题，我也不是采取直接揭露所谓社会黑暗的策略，我要像水一样，表面上看很柔，但一不小心也能淹死人。我这么写也是有力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