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1929年3月出生，山东陵县人。1944年7月参加八路军，194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文书组长，军区党委秘书，团、师、军政委，济南军区政委、党委书记。曾参加德州、商河、晏城、津南、昌潍、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福州等战役战斗。1947年荣立一等功，先后六次荣立三等功。荣获淮海、渡江战役纪念章。1994年5月晋升为上将军衔。第九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03年7月离职休养。
　　著有《躬行实践集》、《晚晴文思集》、《学吟记》、《岁月纪实》等书，有上百篇重要文章在《人民日报》等中央级报刊发表。
　　在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作为一名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心潮澎湃。感悟70年来的实践，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越来越坚信我们党永远是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领导核心。
　　一、中国共产党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坚定信念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入侵的西方列强和封建皇权势力的双重宰割，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亿万人民屈辱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1937年日本挑起全面侵华战争，更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反抗侵略、救亡图存成为当时中国的头等大事。中国共产党顺应潮流、敢于担当，鲜明地打出了坚决抗战的旗帜，点燃了全民族抗日救亡的火焰，成为支撑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
　　中国共产党抗战意志最坚定。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第三天，中国共产党就在全国各党派中，最早提出武装抗日、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主张。在国民党军队奉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把东北三省拱手让给日本人后，共产党先后组织了十几支抗日游击队，成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主力。在1934年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共产党中央立即派遣红军部队突围，打出了“北上抗日”的旗帜。在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党中央还同张国焘的退却和分裂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坚持北上方针，终于胜利到达陕北，建立了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为领导和推进全国抗日民主运动创造了条件。在1935年10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草拟的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公开发表。1937年“七·七”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就发表了号召抗战的宣言：“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同年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指出了对付日本进攻的两种方针和两套办法：一个是坚决抗战的方针，一个是妥协退让的方针，中国共产党人愿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8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1939年，中共中央针对汪精卫公开投降、国民党出现动摇妥协倾向，发表宣言，明确提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三大方针，坚决声讨汪精卫集团的卖国投敌行为，同蒋介石集团的妥协动摇和反共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45年8月9日，在对日反攻的最后阶段，毛泽东发表题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要求“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从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的14年中，始终以鲜明的抗战态度和坚定的抗战意志，鼓舞了整个民族的抗战信念。
　　中国共产党抗战行动最坚决。在卢沟桥事变前，我们党就于1936年2月把东北各抗日武装力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到1937年秋，东北抗联建立了11个军共3万余人，与日军在白山黑水间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1937年8月下旬，红军在改编为八路军后立即东渡黄河，开赴华北前线参加对日作战；9月下旬，八路军115师在晋东北平型关消灭日军千余，取得首战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10月，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后，立即在大江南北同日军展开了殊死激战。在国民党军作战失利，退守华北以后，八路军主力在华北地区坚持敌后抗战，并于1940年秋，组织105个团20余万人，对日展开三个半月的“百团大战”，共进行大小战斗1800多次，毙伤和俘虏日伪军四万多人，破坏敌铁路、公路约2000公里，桥梁、隧道等设施200余处，有力地振奋了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随后，八路军逐渐分兵到各地，在艰苦环境中与敌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以山东为例，八路军115师和129师一部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于1938年到1939年陆续进入山东后，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同群众团结、战斗在一起，在与敌人进行的3万余次作战中，不仅歼敌60余万人，而且使山东军区兵力发展到27万人。可见，正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始终战斗在抗日最前线，以坚定的决心和果敢的行动，带动了全国军民的积极抗战，直到最后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动员民众抗战最彻底。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注重广泛动员全民族参加抗战，派出大量干部，深入城乡各阶层，发动最广大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1932年发生“一·二八”事变，中共江苏省委随即组织成立了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发动群众支援前线。1935年华北事变后，党组织指挥学生发动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运动，最终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号召、推动和领导下，掀起的抗日浪潮，不仅促使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一些国民党官兵改变了政治态度，要求蒋介石停止反共内战政策，也有力地震慑了那些投降分裂势力和动摇妥协分子。党还派出富有军事经验的干部到各地组织发动群众武装抗日，例如，在抗战初期从延安先后派了大批干部到我的家乡山东，接连发动了冀鲁边、天福山、黑铁山、徂徕山、牛头镇、泰西、鲁西、鲁南、鲁西南、湖西等十大抗日武装起义，建立了十多支抗日武装。山东沦陷后，我二伯在鬼子“扫荡”中被打死，二伯的外甥女被鬼子侮辱后含恨自尽，使我对鬼子充满刻骨仇恨，誓死不当亡国奴。群众中广泛流传口头禅：要吃饭，当八路；要报仇，当八路；要抗日，当八路。1944年7月，我刚满15岁便越过日伪的封锁线，夜穿青纱帐，投奔八路军，参加了革命队伍。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行动，顺应了广大人民的意愿，支撑起整个民族的抗战决心。群众在共产党的号召下，纷纷加入到抗日队伍中，抗日烽火迅速燃遍中华大地。 　　二、中国共产党凝聚起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广泛力量
　　日本对侵略中国早已做了军事上、物质上、情报上的充分准备。而中国由于屡遭列强欺侮，加之连年内战，积贫积弱，致使敌我力量十分悬殊。因此，中国要取得抗战胜利，必须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齐心协力，共御外侮。
　　中国共产党首先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为联合尽可能多的力量进行抗日民族战争，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相应地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并随即派出大批干部到各地与国民党爱国将领和地方实力派建立联系，宣传抗日主张。比如，在西北地区，中央派人做张学良、杨虎城的工作，使他们接受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同红军停止了敌对状态。在山东，中央派张经武等到济南做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工作，促使韩释放了近400名政治犯。党同爱国将领、国民党驻聊城保安司令范筑先建立合作，促成他坚决抵制韩复榘的撤退命令，坚持抗战，开创了鲁西北抗战的新局面。党还同宋哲元、阎锡山、傅作义、李宗仁、白崇禧、龙云等人建立了联系，达成联合抗日意向。这些局部地区联合抗战局面的形成，对局势产生了很大影响，为建立全国性统一战线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日，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键。国民党多数官兵有抗战热情，但蒋介石长期抱着“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不放，抗日不忘剿共。他们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使我们党在推动国民党政策转变和在全国形成抗日合力方面遇到极大阻力。为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毛泽东、朱德等表现出博大的政治胸怀，摒弃前嫌，多次派出代表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宋庆龄女士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积极铺路搭桥。西安事变爆发后，党中央派周恩来为代表赶赴西安，力促和平解决，为结束内战、共同抗日创造了条件。1937 年9月，蒋介石终于发表承认停止内战、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的谈话，使第二次国共合作由此形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正因为中华民族在抗日旗帜下的空前团结，中国才会爆发出抵抗侵略、争取胜利的巨大力量。
　　中国共产党成为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坚强核心。国共合作的局面虽然形成，但国民党内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始终不肯放弃他们的反共立场，在抗日统一战线内部不断制造摩擦。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分裂统一战线、破坏抗战的行为，特别是1941年1月制造的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一方面在党内纠正只讲斗争否认联合和只讲联合否认斗争的两种错误倾向，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争取对统一战线和抗日战争的领导权；另一方面，制定处理国内各阶级关系上发展进步势力、团结中间阶级、孤立顽固势力的基本政策，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实行“表面和缓、实际抵抗、有软有硬、针锋相对”的方针，不仅多次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赢得了党外和国际进步人士的同情。正因为如此，抗战期间，有成千上万的爱国人士和青年，冲破重重封锁从全国各地投奔延安，使延安事实上成为中国团结抗日的中心；还有许许多多像斯诺、史沫特莱、白求恩、柯棣华那样的国际友人先后到延安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帮助中国抗战，有的甚至牺牲在抗日前线。
　　三、中国共产党开辟了中华民族抗战胜利的科学道路
　　抗战初期，中国军队虽顽强抵抗，但节节失利，使日军相继攻占了天津、北平、上海、南京等重要城市，尤其南京沦陷后，在中国相当一部分人中产生了“亡国”的失败情绪和“速胜”的急躁情绪。在这场空前残酷和复杂的战争中，选择什么样的抗战道路，成为抗战能否取得胜利的根本问题。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持久战是取得抗战胜利的正确战略方针。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对持久战的战略方针进行了系统阐述，科学回答了中国抗战的性质、发展阶段和作战形式等重大问题，明确指出：“只有战略的持久战才是争取最后胜利的唯一途径”。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不仅成为我党我军的抗战根本指导，也对全国各界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使持久战成为国共两党的基本共识和中国抗战的科学指针。国共两党及其领导的军队，贯彻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在各自战场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战斗。在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先后进行了22次大型会战，歼敌48万人，伤敌193万人，自身则伤亡300多万人。尤其是台儿庄战役，是中国军队继长城、平型关等大捷后，对日作战取得的又一次巨大胜利，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有力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在敌后战场，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游击队，深入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与正面战场形成对日军腹背夹击的态势，有效牵制了敌人的有生力量，配合了正面战场的防御作战，并逐渐使敌后战场成为抗战的主战场，在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全线溃败的情况下，更使敌后战场担负起对日作战的主要任务，成为夺取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前线。据统计，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抗日战争期间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人。应当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苏美等国际力量的有力援助，也是中国能够坚持持久抗战，并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因素。抗战胜利的事实雄辩地证明，毛泽东关于中国抗战战略阶段的判断是完全科学的，持久战的方针是指引中国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的战略方针。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人民战争路线是取得抗战胜利的正确路线。持久战的基础在于广大民众，中国能够持久作战的有利条件在于地大、人多。毛泽东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战争的路线，极大地调动了全军全民的抗战积极性。在局部抗战时期，东北人民组织了抗日义勇军，与敌人浴血奋战；在华北事变中，全国民众捐款捐物，支援军队抗战；在淞沪会战中，上海各界组织抗日救亡团体和战地服务团，给国民党守军以有力支援。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更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威力。在缺乏武器又没有外援的情况下，要长期坚持抗战并使自己日益壮大，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是不可能的。日本鬼子在城里建立据点，共产党和八路军就在乡村发动群众。八路军住老百姓的房，吃老百姓的粮，与老百姓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户一户地做工作，一个村一个村地扩大根据地。我参加革命时，山东已经形成了渤海、胶东、鲁中、鲁南、滨海五个巩固的根据地。战斗虽然不能说天天都有，但基本上接连不断。每建立一个敌后根据地，就是开辟了一片新战场，根据地越建越多，越建越大，敌人自然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是人民军队坚持抗战的正确形式。有人对游击战有偏见，当年国民党就污蔑八路军是“游而不击”。其实，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实行游击战方针，既有军队数量少、武器弹药差、很难进行正规战、阵地战的现实原因，也是由于人民军队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形成了边发动群众、边打游击战的特长而决定的。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人民军队总结出一整套游击战的防御和进攻的战略战术，创造了诸如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破袭战、围困战等丰富多彩的游击战术。在广大敌后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可以不断削弱敌人，积小胜为大胜，是人民战争最生动的形式。据统计，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通过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共抗击了64%的侵华日军和95%以上的伪军，并使人民抗日力量不断成长壮大。在1945年山东军区组织的讨逆战役中，仅我随主力部队参加的德州、商河、晏城等战役和战斗，就消灭了日伪军2.6万多人。
　　四、中国共产党开启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光明前景
　　近代以来，为了改变国家和民族命运，中华民族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反抗和斗争，但都没有成功。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近代中国反抗外敌入侵所获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通过抗战，中国人民深刻认识到只有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才能真正实现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完成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使命。
　　中国共产党成长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先进力量。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1935年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是党能够领导红军胜利完成长征，并在西安事变、特别是全国抗战爆发后形成一系列正确路线方针的重要原因。到抗战时期，党进一步发展壮大，并经过整风运动和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实现了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空前团结和统一。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具有了丰富的领导革命斗争的经验，形成了进行革命斗争和自身建设的“三大法宝”和“三大作风”，成长为了新型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1940年，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到延安考察后，盛赞共产党，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在抗战胜利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面积已经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接近1亿，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民兵发展到260万。中国共产党已经拥有120多万党员，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有着广大群众基础的大党，能够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任。
　　中国共产党振奋了中国的民族精神。抗日战争是中日两国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的较量，更是民族意志和精神的较量。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继承和发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为人民群众起到了先锋模范作用。八路军身处敌占区，环境恶劣、条件艰苦，凭借小米加步枪与武装到牙齿的敌人进行殊死搏斗；靠着英勇顽强、敢于牺牲的精神，取得了首战平型关、百团大战、奇袭阳明堡等战役战斗胜利，不断振奋着全国军民的必胜信念；涌现出很多像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狼牙山五壮士”、“刘老庄连”、“八女投江”等一大批为国捐躯、视死如归的英雄典型，激励着中华儿女的坚强斗志；培育出延安精神、太行精神、抗联精神等先进精神风貌，鼓舞着全国人民的抗战必胜的信念。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作出了生动诠释，激发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生命力，改变了中国国衰力弱、人民一盘散沙的形象。
　　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建立新中国的政治目标。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不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就不会有解放战争的胜利，更不可能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不仅要驱逐日本侵略者，而且要为建设新中国创造条件。中国的抗战不仅仅是中国人民和日本侵略者之间的战争，更是进步与落后、民主与封建、新中国与旧中国决战的预演。共产党不仅要和日本侵略者争夺战争的胜利，而且要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资产权贵统治集团争夺民心。在抗战中，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使人民群众清楚地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前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的新民主主义政策，使人民群众看到了新社会的雏形，看到了光明中国的前途。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胜利，不仅仅是战胜了日本侵略者，更是把中华民族独立、自由、民主的前景带给了人民。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在抗战胜利后的短短三年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就带领人民取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抗战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引领着夺取战争胜利的正确方向，成为夺取战争胜利的民族先锋。”历史和事实证明，在后来的解放战争、建立新中国、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始终发挥着中华民族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作用，是中国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作为一名老军人、老党员，我坚信，只要我们全党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统领，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一定能够实现。■
　　（2015年5月19日完稿于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