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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区域旅游竞合关系的演化，行政驱动对优化区域旅游空间关系的作用渐趋弱化，而地区间的文化影响机制相对稳定，文化资源和文化空间的跨行政区分布是一种普遍的空间现象，文化旅游已经成为推动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重要动力。区域文化旅游的协同发展，要在整合行政资源的基础上，积极响应旅游地的公众认知和市场需求，实现区域旅游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文章以南京都市圈为例，围绕区域文化旅游的发展状态、区域协同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基本条件等设计调研项目，采用社会调查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公众对区域文化旅游协同发展的认知和评价情况。研究发现，文化旅游区域协同的空间认知分异规律存在文化资源导向性、交通区位导向性和文化关联导向性的特征。这一特征有助于厘清政府主导的区域文化旅游发展思路，有助于旅游地文化旅游资源的有效整合和深度开发，进而选择符合自身特点和发展阶段的区域文化旅游协同发展模式。
[关键词]文化旅游；协同发展；认知分异；南京都市圈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3）02-0102-09
Doi：10.3969/j.issn.1002-5006.2013.02.011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区域旅游的发展问题一直广受关注，已成为旅游业发展的主要特点之一。但长期以来，国内的区域旅游合作都是基于一定行政区划范围的行为主体间的区域外部性交往活动，通过与其比鄰或相对等的成员之间的契约关系，实现旅游要素的空间整合和优化配置。这种自上而下的协作方式难以保证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成效，一维的行政力量亟须得到拓展和完善。相较于区位、交通等显性条件，区域旅游发展中的文化驱动机制更具内在性和稳定性，文化资源和文化空间的跨行政区分布已是一种普遍的空间现象，文化旅游已然成为推进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动力。与一般意义上的区域旅游合作相区别的是，区域文化旅游的协同发展问题既要立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要求，更应关注区域文化的科学传承和整合利用。其中，关注公众对区域发展文化旅游的认知和评价，把握文化旅游的社会反应和需求基础，变传统的政府主导为政府主导、市场和需求为主体的发展思路，将对文化旅游和区域旅游的发展与繁荣大有裨益。因此，深入剖析区域文化旅游的发展状态，分析文化旅游关联要素在地区间的认知分异，有助于各地对发展文化旅游现实状态和条件的统筹把握，形成更有针对性的开发思路和协同路径。这一发展思路将对提升区域旅游协作成效、优化区域旅游空间关系发挥反哺作用。
1.相关研究述评
国外对地理空间的认知研究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感知与行为地理学的兴起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对地方感（sense of place）的研究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段（Tuan）将其定义为地方本身所具有的特质及人们自身对地方的依附，包含了地方的客观特征（即地方性，place identity）和人们的主观认知（即地方依附，place attachment）。杰克逊和科斯格罗夫（Jackson&Cosgrove）对文化的主体地位进行了研究，提出要注重文化的内部运作、符号生产与价值内涵，进而考查文化的空间构成、空间秩序与空间竞争。而一旦空间成为可以被阅读的文本，社会文化地理研究的关注点就不再仅仅局限于空间本身，而必须包括建构和解读空间的方式。文化的社会影响和空间属性构成了旅游影响空间分异的理论基础，国外研究惯用居民居住地与吸引物之间的距离来解释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及态度分异。贝尔斯勒和霍伊（Belisle&Hoy）对哥伦比亚圣玛尔塔（Santa Marta）的研究发现，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随着其居住地离开旅游核心区的距离变化而变化，福克纳和蒂兹韦尔（Faulkner&Tideswell）则认为，距离对居民旅游影响感知没有显著影响。国内相关研究则是从地理学的本质规律进行推进，揭示地域分异规律和地理空间的等级层次性。社会人文现象存在的等级层次分布的规律，主要体现在城市地域的等级层次和城市体系的等级分布上，而消弭等级分布造成的区域协作障碍，需要构建高效有序的协作机制。旅游活动是文化扩散的重要渠道，旅游地文化整合能够实现旅游地文化系统在功能上的相互协调，这种整合对旅游者和旅游地居民的空间认知产生重要影响。空间认知（spatial cognition）是研究人们空间感知和空间思维信息加工处理的过程，旅游空间认知有别于一般的地理空间认知，是因为旅游空间及行为而主动获取和认知地理空间信息的过程，区域间旅游要素的空间分布格局对空间认知分异产生重要影响。由此，以旅游现象和要素的空间分布为基础，以空间认知为主线，揭示旅游现象和旅游发展中存在的空间分异问题成为我国旅游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
另一方面，自麦金托什和格波特（Mcintosh&Gebert）于1977年提出“文化旅游”的概念以来，文化旅游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热点。文化是旅游的灵魂，也是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和动力源泉。文化旅游具有多重理解维度，空间视角下的文化旅游，较早多关注其产业属性对旅游地的影响，哈维（Harvey）、佐津（Zukin）认为，发展文化旅游是政府、群体为了使本地区与其他地区相区别而采用的一种发展战略。文化对推动旅游地发展的作用机制和认知研究，现有成果侧重于对文化旅游者的动机、偏好和行为分析，基姆（Kim）从文化相对论视角分析了旅游的动机理论，认为动机理论多建立在西方个体主义和理性主义价值观基础上，低估了群体、文化、社会规范等对旅游动机和行为的影响。卢索和伯格（Russo&Borg）通过对欧洲4个城市的实证分析，提出了从文化吸引和旅游动机以满足国际旅游者需求的城市旅游规划思路。理查兹（Richards）从全球化和地区化对比的角度出发，分析了文化旅游者的需求、动机和行为，强调了旅游地文化的真实性问题，探讨了文化对旅游业发展的重要价值。文化及其影响具有跨行政区的特点，文化旅游的发展繁荣亟须区域间的相互认同和广泛协作，侯兵等人基于文化空间的研究体系，从物质维度、时间维度和区域维度的三重视角，构建了文化旅游空间形态的框架体系。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界在居民和游客对区域旅游影响和感知研究方面成果丰富，且多聚焦于距离和空间尺度的比较分析，以文化为主导因素的旅游行为研究和文化旅游研究业已得到了充分的关注与重视，但鲜有涉及具体区域对文化旅游协同发展的社会认知和评价研究。研究区域文化旅游协同的空间认知分异，有助于解释文化旅游资源空间分布格局对于认知对象的心理影响，同时对优化区域旅游协同发展模式，促进区域旅游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的借鉴作用。本文以南京都市圈为研究样区，以居民和旅游者的感知和态度为度量指标，探讨旅游地文化旅游发展状态以及区域间协同发展的空间认知分异情况，以期拓展旅游地理学关于旅游现象地域分异方面的研究领域，丰富文化旅游和区域旅游的研究内容。
2.研究区域概况及研究设计
2.1研究区域概况
南京都市圈的概念肇端于2000年。是年7月，江苏省第三次城市工作会议做出了建设南京、徐州和苏锡常三个都市圈的战略决策。2002年12月，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了由江苏省建设厅、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等单位联合编制的《南京都市圈规划》，这一规划突出了“一小时都市圈”的特点，以南京为龙头，地跨苏皖两省，成员城市包括南京市、马鞍山市、滁州市、镇江市、扬州市、芜湖市6市全部行政区域以及淮安市下辖的盱眙县、金湖县，巢湖市下辖的居巢区、和县、含山县。2006年，由都市圈各地政府部门共同编制的《南京都市圈2006～2010五年建设规划纲要》中，都市圈空间范围拓展至南京和其余7个地级市的全部行政区域。2011年8月，安徽省围绕巢湖进行了行政区划调整，对南京都市圈地域范围产生直接影响，都市圈的安徽四地减少为马鞍山、芜湖和滁州三地。为综合评价行政区划调整前后的影响效果，同时考虑调研时间在此之前进行，这里仍旧选择8个城市的行政区域作为实证对象，揭示文化旅游区域协同发展的空间认知分异问题，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和借鉴。
2.2调查方法与问卷设计
都市圈各地在发展文化旅游的环境和条件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涉及因素复杂，具体的统计数据和文本资料难以收集，且这些信息对度量区域文化旅游协同发展的空间认知情况，能够发挥的参考价值相对有限。因此，研究小组主要依靠调研居民和到访游客的感知和态度来分析区域文化旅游协同的现实条件和发展潜力。调研问卷设计主要采用德尔菲法，综合专家的意见之后拟定各项指标。在此基础上，调查小组在扬州瘦西湖景区进行50份问卷的试调查，将调查情况反馈给专家，对相关指标进行调整和优化。在涵盖共性指标的同时，针对8个城市分别设计了问卷。
调查问卷主要由3个部分构成，一是受访者的基本情况，用于分析受访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二是文化旅游在各地发展状态和地区间协同发展的基本认知；三是所在地与其他城市协同发展文化旅游的载体和渠道。其中，第一、第二部分采取预设选项供受访者选择的方式进行判断。第三部分以地级市为单元，从感知、体验和判断的视角进行访谈调查，具体包括城市发展文化旅游的环境和条件（A：A1～A6）、城市文化旅游资源和旅游文化评价（B：B1～B6）和区域文化旅游协同发展的认知评价（C：C1～C5）3个部分，将17个观测变量转化为具体的语句项目（如图1），请受访者对相关指标做出评价。评价方法采用5级李克特量表，即5表示对某一陈述非常同意（积极），1表示对某一陈述强烈反对（消极）。
在调研对象比例的确定上，为真实反映文化旅游区域协同发展的社会认知和需求基础，8个城市调研对象的比例及主要身份比例基本保持一致，旅游地当地居民和外来游客两类群体的抽样调查保持在4：6的比例关系（问卷数量进行区分）。居民要求在当地居住一年以上，对城市有基本的了解；外来游客则为随机选择。调查小组于2011年4～6月的周末深入各城市的较大规模的住宅小区（针对居民）和主要旅游景区（针对游客）开展实地调研，采取现场访谈和填写问卷相结合的方式，保证了所有问卷100%回收。
2.3样本统计情况
在问卷发放数量上，南京作为中心城市发放300份，其余分别发放200份，问卷有效率分别为南京97%、镇江99%、扬州98%、淮安89%、马鞍山93%、芜湖82%、滁州95%、巢湖99%，平均有效率为94%。对有效问卷进行分类分析，鉴于调研目的及内容的一致性，8个城市的调研对象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并无太大差异，这里为方便分析，对8组样本进行统一分析（表1）。
从统计结果看，62.83%的受访者年龄介于21～40岁之间，学生、服务销售、普通工人位列职业的前三位。高中以上学历比例为90.56%，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为68.56%。从月收入看，60.24%的受访者月收入在1001～4000元之间，4001～8000元和8000元以上的累计比重为16.69%。旅行目的方面，观光游览和休闲度假是主要目的（64.3%）。由于调查工作多在周末进行，且受访者多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因此，这一群体基本上代表了旅游消费市场的主流意见，较好地反映了南京都市圈各城市文化旅游及协同发展状态的认知情况。
3.文化旅游区域协同发展的空间认知分析
在对调查问题及答案进行统一编码、录入的基础上，主要借助于Excel和SPSS18.0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对8个城市调研问卷进行信度检验，信度系数均在0.6以上，超过基本标准，指标的可靠性较为理想。在此前提下，计算各个指标的均值（M）和标准偏差（Std.），因计算后的各指标标准偏差的分散程度较小，统计时只利用均值分析来测度8个城市的受访者对具体问题的认知情况。为方便分析调研结果，这里借鉴托什（Tosun）的观点，5分制李克特量表的均值在1～2.4之间表示反对；2.5～3.4之间表示中立；3.5～5之间表示赞同。
3.1城市发展文化旅游的环境和条件
城市发展文化旅游的6个测量项目中，A1、A2、A3为基础环境评价，A4、A5、A6为发展条件评价。A1城市总体环境感知上，扬州和芜湖两市的均值大于3.5，其余城市的均值处于中立状态，滁州的均值最低。交通条件主要是对市内的交通状况评价，8个城市呈现出与环境评价相似的结论。在市民素质感知方面，受访者对镇江和扬州市民素质作出了较高的评价。在文化旅游的环境条件方面，南京和扬州两地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情况获得了较高的评价，芜湖次之，巢湖和滁州相对偏低。由于8个城市中，南京、镇江、扬州和淮安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滁州凤阳与巢湖和县是省级历史文化名城，除滁州、巢湖之外的6个城市都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因而，A5、A6对部分城市只作为参考标准进行评价。历史文化名城相符性方面，南京位列首位，其后依次为扬州、镇江、芜湖、淮安、巢湖、马鞍山和滁州。与优秀旅游城市相符性的情况是，芜湖均值居首位，其次为扬州和南京，三地均值都超过了3.5，镇江、马鞍山、淮安、巢湖和滁州依次位列其后，均值排序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基本一致。 3.2城市文化旅游资源和旅游文化的评价
对城市文化氛围的感受，扬州、南京、芜湖的文化氛围得到受访者的高度评价，均值都超过了3.5，其后依次为淮安、镇江、巢湖、滁州和马鞍山，反映了城市历史文化对受访者的感知产生重要影响。在文化旅游资源评价上，扬州、南京、镇江、芜湖、巢湖、淮安的均值都超过了3.5，滁州和马鞍山相对偏低。对城市文化旅游资源的创造性，镇江和扬州的受访者大都赞同这些资源是古时创造的，而资源赋存条件相对偏低的滁州、芜湖和马鞍山则不认同这一观点，受访者认为这些城市文化旅游资源主要靠现今创造。在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效果上，扬州和南京得到了积极的评价，其后依次为芜湖、镇江、淮安、巢湖、滁州和马鞍山。受访者对城市旅游文化的特色和知名度评价方面，扬州、南京和芜湖三地的旅游文化价值获得了受访者的高度好评，其后依次为镇江、马鞍山、巢湖、淮安和滁州。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城市旅游文化价值的市场影响程度。
3.3区域文化旅游协同发展的感知和态度
在南京都市圈文化旅游协同发展的评价方面，首先，各地对都市圈的熟悉程度从核心城市南京向周边呈现逐渐递减的态势，南京、镇江、扬州三地作为都市圈核心圈层的地位已被社会所认同。都市圈对于南京的积极作用（M=3.66）已得到较好的认可，其他7个城市对南京都市圈的归属感表现出较大的差异，仅有镇江的均值超过3.5，扬州处于赞同和中立的临界点，其余城市均为中间状态，巢湖和淮安的均值最低。其次，文化对都市圈的凝聚作用得到受访者的高度认可（M=3.99），而在与中心城市南京文化的相融程度上，7个城市由高到低的顺序为芜湖、马鞍山、扬州、镇江、巢湖、淮安和滁州，从中反映出各个城市的文化特质与南京存在显著差异，芜湖、马鞍山随着区位和交通等因素的影响，与南京文化的相融性渐趋增强。第三，在文化对区域旅游的凝聚作用和加强城市间协同发展文化旅游的认知上，均值均在4.0上下，说明文化旅游在各城市以及城市间的协同发展已经形成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3.4文化旅游区域协同发展认知差异的归纳分析
首先，从调查样本综合分析来看，社会评价视角的区域文化旅游发展现状的总体评价可以借助于均值超过3，5的指标数来验证，17个指标中，依照均值超过3，5的由高到低的排序为扬州15个、南京13个、芜湖10个、镇江8个、淮安4个、巢湖3个、马鞍山2个和滁州2个，尽管与城市间的文化旅游资源赋存规模和等级有一定的偏差，但这仅是文化旅游发展现状的一个基础条件，文化旅游产品和市场的发育程度是体现差异的核心要素。
其次，在部分属于共性指标的评价上，如“C4文化对区域旅游凝聚作用”和“C5城市间协同发展文化旅游”方面得到普遍认可，前者均值为4.2806，后者均值为3.9830，说明了文化旅游日益受到居民和游客的关注，其发展的方式和模式在区域范围内形成了共识。“C3与南京文化相融程度”指标，均值普遍偏低，表明多数受访者认为区域内各城市旅游文化相融性较低，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都市圈多元文化并存的特点，但文化的共生与融合需假以时日。
第三，受访者对于城市文化旅游发展现状的个性评价也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城市文化旅游发展的环境和条件评价（A1～A6）以及文化旅游资源和旅游文化评价（B1～B6）两类指标。8个城市的A类和B类指标均值分析显示（表2），扬州市被认为文化旅游发展的环境和条件最好，其次为芜湖市和南京市，最低为滁州市。在文化旅游资源条件及旅游文化的综合评价上，扬州、南京、芜湖和镇江位列前四位，反映出这些城市具有发展文化旅游的比较性优势。
3.5地区间共性文化元素及资源的认知与评价
为综合采集受访者对地区间共性文化元素的认知和评价，调研小组提供了南京都市圈代表性文化旅游资源的总体情况，即选取4A级及以上的景区和国家级及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对其中由政府部门认定的部分跨地区文化资源进行说明。在此前提下，凝练地区间共性文化因子供受访者甄别和判断。统计时选择同时符合两个条件，即涉及两个及以上地区，且选择比率均超过50%的旅游文化因子。从表3可看出，认同比率在50%以上的旅游文化因子分别为运河文化、长江文化、淮扬美食文化、红色（战争）文化、沐浴休闲文化、主题游乐文化和乡村体验文化。从文化因子赋存数量来看，南京、镇江和扬州各为4项，淮安2项，马鞍山、芜湖和滁州各为1项，巢湖为0项，从一个角度说明了各地与相关地区文化旅游协同发展的基础条件。其中，宁镇扬作为都市圈核心圈层，在文化旅游协同发展的潜力空间上得到了充分肯定，而其余地区与相关区域协同发展的空间相对有限，而巢湖的协同潜力最低。
4.文化旅游区域协同发展的空间认知分异规律
认知是旅游者和居民对旅游地综合环境的评价，认知经验本身要受到认知者自身的受教育水平、信息接受水平和兴趣的影响。通过社会调查和定量分析揭示文化旅游的区域协同发展状态，反映了认知者个体文化素养和社会阅历对于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感知或评价水平，针对南京都市圈的实证分析，空间认知分异规律集中体现在3个方面：
其一是文化资源导向性。南京都市圈内的荣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等称号的城市，深厚的文化资源赋存和旅游资源条件构成了城市发展文化旅游的本底条件，对地区间文化旅游的协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南京作为都市圈的中心，其文化资源赋存和影响力极具号召力，文化旅游的协同发展集中表现出文化资源导向性的规律。
其二是交通区位导向性。南京都市圈中，公众对宁镇扬三地文化旅游的发展状态以及协同发展的空间和潜力给予了高度的认可，对马鞍山、芜湖和滁州三地围绕与中心城市南京的协作关系给予了一定的期望，淮安市的盱眙、金湖等县因其有利的区位条件也在紧密围绕中心城市南京，谋求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空间，从某种程度上带动了淮安在都市圈中的影响和作用。而巢湖无论是资源条件、市场条件还是与相关区域的协作条件，都难以形成有效的发展格局，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安徽省围绕巢湖市进行行政区划调整的必要性和适时性。 其三是文化关联导向性。南京都市圈具有相近或相似的地脉、文脉，地区间共性文化元素很多，由此形成的共性旅游文化因子是推动地区间文化旅游协同发展的内在动力。这些旅游文化因子既包括由于历史沿革和文化演变中形成的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基因，同时还包括现代文化消费形态在旅游活动中的共性显现。古代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织形成的综合性文化旅游资源，是构建地区文化旅游共同发展的持续动力。
5.空间认知分异规律对推进文化旅游区域协同发展的启示
5.1推进文化旅游区域协同发展的现实动因
在推进区域旅游协作发展的过程中，“政府主导”是最直接的现实动因。由于市场本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陷，区域旅游一体化的市场环境难以自发形成，不能确保资源配置的“帕雷托最优”，亟须政府行为的合理介入。同时，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环境中，有效的政府行为在监管区域旅游发展的“公地悲剧”、调控外部性对旅游业的影响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而文化旅游资源价值的多重性决定了其协同开发的重要性，文化旅游资源多具有准公共物品的特征，政府在完善法规制度、统一规划、制定规则和构建诚信体系等方面的作为，有效保证了区域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成效。
针对政府在推进文化旅游区域协同发展的表现，这里主要采用文本分析法，选择都市圈8个城市对于发展文化旅游的政策和相关规划以及近年来各地在推进南京都市圈一体化建设进程中涉及文化和旅游以及两者结合的共识、规划、政策等方面的导向意见进行归纳分析（表4）。分析素材来源于都市圈各地近年来（以“十二五”规划为主）的城市规划、旅游发展规划、文化产业规划、推进文化旅游发展的政策举措等资料，同时结合了南京都市圈层面的旅游发展战略规划和其他相关产业规划等材料。
5.2空间认知分异规律对政府主导行为的启示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各地针对本地区文化旅游的发展状态，多少都带有“文化优越感”的自我认知，政府主导行为在本地区文化旅游的发展谋划上多具有明确的发展思路、路径和目标。对于区域旅游协同发展问题，交通区位导向性得到了高度的关注与重视，这与文化旅游协同发展的要求不谋而合。而针对文化旅游区域旅游协作体的构建，较少涉及以地区间某些关联文化元素的协同发展问题，甚至将其等同于区域旅游协作发展的衍生产品，忽视了文化的自融性和跨行政区的本质特征。南京都市圈各地由于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旅游业发展基础等方面的差异，对都市圈旅游协同发展的诉求差异很大。同时，由于不少地区往往面临着多个区域旅游协作体的选择，不同协作体之间的效果博弈也成为地方政府对区域旅游协作对象持不同态度的主要原因。显然，无论是哪种区域旅游协作体，一维的“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模式都需要改进和优化，应更多地关注旅游地居民和游客对文化旅游区域协同发展的认知规律，尽管后者相对微观具体，但从中表现出的文化资源导向性、交通区位导向性和文化关联导向性的特征，有助于厘清政府主导的区域文化旅游发展思路，有助于旅游地文化旅游资源的有效整合和深度开发，进而选择符合自身特点和发展阶段的区域文化旅游协同发展模式。
6.结语
协同发展是事关区域旅游发展公平性、效率性的科学问题，本文从文化旅游和公众认知相结合的视角，定量分析文化旅游区域协同发展的空间认知分异状态，总结其规律进而揭示其对于政府主导模式的积极意义，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区域文化旅游发展状态和协同发展的区域不均衡性，为客观审视区域旅游发展的实际效果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其所呈现的区域文化旅游协同发展的空间分异规律对旅游地文化旅游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由于本文选择的案例地是单核心都市圈，研究结论也是基于这种类型的区域旅游地，调研区域主要是八地的中心城区，对于辖县（市）的分析较少，研究尺度空间相对宽泛，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有待提高。因此，今后应该加强不同类型的区域旅游协同发展认知分异规律的对比研究，采取更具代表性和可操作性的研究方法，对区域文化旅游的发展问题进行综合评价，得出更为客观科学的结论。
[关键词]文化旅游；协同发展；认知分异；南京都市圈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3）02-0102-09
Doi：10.3969/j.issn.1002-5006.2013.02.011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区域旅游的发展问题一直广受关注，已成为旅游业发展的主要特点之一。但长期以来，国内的区域旅游合作都是基于一定行政区划范围的行为主体间的区域外部性交往活动，通过与其比鄰或相对等的成员之间的契约关系，实现旅游要素的空间整合和优化配置。这种自上而下的协作方式难以保证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成效，一维的行政力量亟须得到拓展和完善。相较于区位、交通等显性条件，区域旅游发展中的文化驱动机制更具内在性和稳定性，文化资源和文化空间的跨行政区分布已是一种普遍的空间现象，文化旅游已然成为推进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动力。与一般意义上的区域旅游合作相区别的是，区域文化旅游的协同发展问题既要立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要求，更应关注区域文化的科学传承和整合利用。其中，关注公众对区域发展文化旅游的认知和评价，把握文化旅游的社会反应和需求基础，变传统的政府主导为政府主导、市场和需求为主体的发展思路，将对文化旅游和区域旅游的发展与繁荣大有裨益。因此，深入剖析区域文化旅游的发展状态，分析文化旅游关联要素在地区间的认知分异，有助于各地对发展文化旅游现实状态和条件的统筹把握，形成更有针对性的开发思路和协同路径。这一发展思路将对提升区域旅游协作成效、优化区域旅游空间关系发挥反哺作用。
1.相关研究述评
国外对地理空间的认知研究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感知与行为地理学的兴起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对地方感（sense of place）的研究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段（Tuan）将其定义为地方本身所具有的特质及人们自身对地方的依附，包含了地方的客观特征（即地方性，place identity）和人们的主观认知（即地方依附，place attachment）。杰克逊和科斯格罗夫（Jackson&Cosgrove）对文化的主体地位进行了研究，提出要注重文化的内部运作、符号生产与价值内涵，进而考查文化的空间构成、空间秩序与空间竞争。而一旦空间成为可以被阅读的文本，社会文化地理研究的关注点就不再仅仅局限于空间本身，而必须包括建构和解读空间的方式。文化的社会影响和空间属性构成了旅游影响空间分异的理论基础，国外研究惯用居民居住地与吸引物之间的距离来解释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及态度分异。贝尔斯勒和霍伊（Belisle&Hoy）对哥伦比亚圣玛尔塔（Santa Marta）的研究发现，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随着其居住地离开旅游核心区的距离变化而变化，福克纳和蒂兹韦尔（Faulkner&Tideswell）则认为，距离对居民旅游影响感知没有显著影响。国内相关研究则是从地理学的本质规律进行推进，揭示地域分异规律和地理空间的等级层次性。社会人文现象存在的等级层次分布的规律，主要体现在城市地域的等级层次和城市体系的等级分布上，而消弭等级分布造成的区域协作障碍，需要构建高效有序的协作机制。旅游活动是文化扩散的重要渠道，旅游地文化整合能够实现旅游地文化系统在功能上的相互协调，这种整合对旅游者和旅游地居民的空间认知产生重要影响。空间认知（spatial cognition）是研究人们空间感知和空间思维信息加工处理的过程，旅游空间认知有别于一般的地理空间认知，是因为旅游空间及行为而主动获取和认知地理空间信息的过程，区域间旅游要素的空间分布格局对空间认知分异产生重要影响。由此，以旅游现象和要素的空间分布为基础，以空间认知为主线，揭示旅游现象和旅游发展中存在的空间分异问题成为我国旅游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
另一方面，自麦金托什和格波特（Mcintosh&Gebert）于1977年提出“文化旅游”的概念以来，文化旅游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热点。文化是旅游的灵魂，也是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和动力源泉。文化旅游具有多重理解维度，空间视角下的文化旅游，较早多关注其产业属性对旅游地的影响，哈维（Harvey）、佐津（Zukin）认为，发展文化旅游是政府、群体为了使本地区与其他地区相区别而采用的一种发展战略。文化对推动旅游地发展的作用机制和认知研究，现有成果侧重于对文化旅游者的动机、偏好和行为分析，基姆（Kim）从文化相对论视角分析了旅游的动机理论，认为动机理论多建立在西方个体主义和理性主义价值观基础上，低估了群体、文化、社会规范等对旅游动机和行为的影响。卢索和伯格（Russo&Borg）通过对欧洲4个城市的实证分析，提出了从文化吸引和旅游动机以满足国际旅游者需求的城市旅游规划思路。理查兹（Richards）从全球化和地区化对比的角度出发，分析了文化旅游者的需求、动机和行为，强调了旅游地文化的真实性问题，探讨了文化对旅游业发展的重要价值。文化及其影响具有跨行政区的特点，文化旅游的发展繁荣亟须区域间的相互认同和广泛协作，侯兵等人基于文化空间的研究体系，从物质维度、时间维度和区域维度的三重视角，构建了文化旅游空间形态的框架体系。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界在居民和游客对区域旅游影响和感知研究方面成果丰富，且多聚焦于距离和空间尺度的比较分析，以文化为主导因素的旅游行为研究和文化旅游研究业已得到了充分的关注与重视，但鲜有涉及具体区域对文化旅游协同发展的社会认知和评价研究。研究区域文化旅游协同的空间认知分异，有助于解释文化旅游资源空间分布格局对于认知对象的心理影响，同时对优化区域旅游协同发展模式，促进区域旅游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的借鉴作用。本文以南京都市圈为研究样区，以居民和旅游者的感知和态度为度量指标，探讨旅游地文化旅游发展状态以及区域间协同发展的空间认知分异情况，以期拓展旅游地理学关于旅游现象地域分异方面的研究领域，丰富文化旅游和区域旅游的研究内容。
2.研究区域概况及研究设计
2.1研究区域概况
南京都市圈的概念肇端于2000年。是年7月，江苏省第三次城市工作会议做出了建设南京、徐州和苏锡常三个都市圈的战略决策。2002年12月，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了由江苏省建设厅、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等单位联合编制的《南京都市圈规划》，这一规划突出了“一小时都市圈”的特点，以南京为龙头，地跨苏皖两省，成员城市包括南京市、马鞍山市、滁州市、镇江市、扬州市、芜湖市6市全部行政区域以及淮安市下辖的盱眙县、金湖县，巢湖市下辖的居巢区、和县、含山县。2006年，由都市圈各地政府部门共同编制的《南京都市圈2006～2010五年建设规划纲要》中，都市圈空间范围拓展至南京和其余7个地级市的全部行政区域。2011年8月，安徽省围绕巢湖进行了行政区划调整，对南京都市圈地域范围产生直接影响，都市圈的安徽四地减少为马鞍山、芜湖和滁州三地。为综合评价行政区划调整前后的影响效果，同时考虑调研时间在此之前进行，这里仍旧选择8个城市的行政区域作为实证对象，揭示文化旅游区域协同发展的空间认知分异问题，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和借鉴。
2.2调查方法与问卷设计
都市圈各地在发展文化旅游的环境和条件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涉及因素复杂，具体的统计数据和文本资料难以收集，且这些信息对度量区域文化旅游协同发展的空间认知情况，能够发挥的参考价值相对有限。因此，研究小组主要依靠调研居民和到访游客的感知和态度来分析区域文化旅游协同的现实条件和发展潜力。调研问卷设计主要采用德尔菲法，综合专家的意见之后拟定各项指标。在此基础上，调查小组在扬州瘦西湖景区进行50份问卷的试调查，将调查情况反馈给专家，对相关指标进行调整和优化。在涵盖共性指标的同时，针对8个城市分别设计了问卷。
调查问卷主要由3个部分构成，一是受访者的基本情况，用于分析受访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二是文化旅游在各地发展状态和地区间协同发展的基本认知；三是所在地与其他城市协同发展文化旅游的载体和渠道。其中，第一、第二部分采取预设选项供受访者选择的方式进行判断。第三部分以地级市为单元，从感知、体验和判断的视角进行访谈调查，具体包括城市发展文化旅游的环境和条件（A：A1～A6）、城市文化旅游资源和旅游文化评价（B：B1～B6）和区域文化旅游协同发展的认知评价（C：C1～C5）3个部分，将17个观测变量转化为具体的语句项目（如图1），请受访者对相关指标做出评价。评价方法采用5级李克特量表，即5表示对某一陈述非常同意（积极），1表示对某一陈述强烈反对（消极）。
在调研对象比例的确定上，为真实反映文化旅游区域协同发展的社会认知和需求基础，8个城市调研对象的比例及主要身份比例基本保持一致，旅游地当地居民和外来游客两类群体的抽样调查保持在4：6的比例关系（问卷数量进行区分）。居民要求在当地居住一年以上，对城市有基本的了解；外来游客则为随机选择。调查小组于2011年4～6月的周末深入各城市的较大规模的住宅小区（针对居民）和主要旅游景区（针对游客）开展实地调研，采取现场访谈和填写问卷相结合的方式，保证了所有问卷100%回收。
2.3样本统计情况
在问卷发放数量上，南京作为中心城市发放300份，其余分别发放200份，问卷有效率分别为南京97%、镇江99%、扬州98%、淮安89%、马鞍山93%、芜湖82%、滁州95%、巢湖99%，平均有效率为94%。对有效问卷进行分类分析，鉴于调研目的及内容的一致性，8个城市的调研对象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并无太大差异，这里为方便分析，对8组样本进行统一分析（表1）。
从统计结果看，62.83%的受访者年龄介于21～40岁之间，学生、服务销售、普通工人位列职业的前三位。高中以上学历比例为90.56%，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为68.56%。从月收入看，60.24%的受访者月收入在1001～4000元之间，4001～8000元和8000元以上的累计比重为16.69%。旅行目的方面，观光游览和休闲度假是主要目的（64.3%）。由于调查工作多在周末进行，且受访者多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因此，这一群体基本上代表了旅游消费市场的主流意见，较好地反映了南京都市圈各城市文化旅游及协同发展状态的认知情况。
3.文化旅游区域协同发展的空间认知分析
在对调查问题及答案进行统一编码、录入的基础上，主要借助于Excel和SPSS18.0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对8个城市调研问卷进行信度检验，信度系数均在0.6以上，超过基本标准，指标的可靠性较为理想。在此前提下，计算各个指标的均值（M）和标准偏差（Std.），因计算后的各指标标准偏差的分散程度较小，统计时只利用均值分析来测度8个城市的受访者对具体问题的认知情况。为方便分析调研结果，这里借鉴托什（Tosun）的观点，5分制李克特量表的均值在1～2.4之间表示反对；2.5～3.4之间表示中立；3.5～5之间表示赞同。
3.1城市发展文化旅游的环境和条件
城市发展文化旅游的6个测量项目中，A1、A2、A3为基础环境评价，A4、A5、A6为发展条件评价。A1城市总体环境感知上，扬州和芜湖两市的均值大于3.5，其余城市的均值处于中立状态，滁州的均值最低。交通条件主要是对市内的交通状况评价，8个城市呈现出与环境评价相似的结论。在市民素质感知方面，受访者对镇江和扬州市民素质作出了较高的评价。在文化旅游的环境条件方面，南京和扬州两地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情况获得了较高的评价，芜湖次之，巢湖和滁州相对偏低。由于8个城市中，南京、镇江、扬州和淮安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滁州凤阳与巢湖和县是省级历史文化名城，除滁州、巢湖之外的6个城市都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因而，A5、A6对部分城市只作为参考标准进行评价。历史文化名城相符性方面，南京位列首位，其后依次为扬州、镇江、芜湖、淮安、巢湖、马鞍山和滁州。与优秀旅游城市相符性的情况是，芜湖均值居首位，其次为扬州和南京，三地均值都超过了3.5，镇江、马鞍山、淮安、巢湖和滁州依次位列其后，均值排序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基本一致。 3.2城市文化旅游资源和旅游文化的评价
对城市文化氛围的感受，扬州、南京、芜湖的文化氛围得到受访者的高度评价，均值都超过了3.5，其后依次为淮安、镇江、巢湖、滁州和马鞍山，反映了城市历史文化对受访者的感知产生重要影响。在文化旅游资源评价上，扬州、南京、镇江、芜湖、巢湖、淮安的均值都超过了3.5，滁州和马鞍山相对偏低。对城市文化旅游资源的创造性，镇江和扬州的受访者大都赞同这些资源是古时创造的，而资源赋存条件相对偏低的滁州、芜湖和马鞍山则不认同这一观点，受访者认为这些城市文化旅游资源主要靠现今创造。在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效果上，扬州和南京得到了积极的评价，其后依次为芜湖、镇江、淮安、巢湖、滁州和马鞍山。受访者对城市旅游文化的特色和知名度评价方面，扬州、南京和芜湖三地的旅游文化价值获得了受访者的高度好评，其后依次为镇江、马鞍山、巢湖、淮安和滁州。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城市旅游文化价值的市场影响程度。
3.3区域文化旅游协同发展的感知和态度
在南京都市圈文化旅游协同发展的评价方面，首先，各地对都市圈的熟悉程度从核心城市南京向周边呈现逐渐递减的态势，南京、镇江、扬州三地作为都市圈核心圈层的地位已被社会所认同。都市圈对于南京的积极作用（M=3.66）已得到较好的认可，其他7个城市对南京都市圈的归属感表现出较大的差异，仅有镇江的均值超过3.5，扬州处于赞同和中立的临界点，其余城市均为中间状态，巢湖和淮安的均值最低。其次，文化对都市圈的凝聚作用得到受访者的高度认可（M=3.99），而在与中心城市南京文化的相融程度上，7个城市由高到低的顺序为芜湖、马鞍山、扬州、镇江、巢湖、淮安和滁州，从中反映出各个城市的文化特质与南京存在显著差异，芜湖、马鞍山随着区位和交通等因素的影响，与南京文化的相融性渐趋增强。第三，在文化对区域旅游的凝聚作用和加强城市间协同发展文化旅游的认知上，均值均在4.0上下，说明文化旅游在各城市以及城市间的协同发展已经形成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3.4文化旅游区域协同发展认知差异的归纳分析
首先，从调查样本综合分析来看，社会评价视角的区域文化旅游发展现状的总体评价可以借助于均值超过3，5的指标数来验证，17个指标中，依照均值超过3，5的由高到低的排序为扬州15个、南京13个、芜湖10个、镇江8个、淮安4个、巢湖3个、马鞍山2个和滁州2个，尽管与城市间的文化旅游资源赋存规模和等级有一定的偏差，但这仅是文化旅游发展现状的一个基础条件，文化旅游产品和市场的发育程度是体现差异的核心要素。
其次，在部分属于共性指标的评价上，如“C4文化对区域旅游凝聚作用”和“C5城市间协同发展文化旅游”方面得到普遍认可，前者均值为4.2806，后者均值为3.9830，说明了文化旅游日益受到居民和游客的关注，其发展的方式和模式在区域范围内形成了共识。“C3与南京文化相融程度”指标，均值普遍偏低，表明多数受访者认为区域内各城市旅游文化相融性较低，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都市圈多元文化并存的特点，但文化的共生与融合需假以时日。
第三，受访者对于城市文化旅游发展现状的个性评价也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城市文化旅游发展的环境和条件评价（A1～A6）以及文化旅游资源和旅游文化评价（B1～B6）两类指标。8个城市的A类和B类指标均值分析显示（表2），扬州市被认为文化旅游发展的环境和条件最好，其次为芜湖市和南京市，最低为滁州市。在文化旅游资源条件及旅游文化的综合评价上，扬州、南京、芜湖和镇江位列前四位，反映出这些城市具有发展文化旅游的比较性优势。
3.5地区间共性文化元素及资源的认知与评价
为综合采集受访者对地区间共性文化元素的认知和评价，调研小组提供了南京都市圈代表性文化旅游资源的总体情况，即选取4A级及以上的景区和国家级及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对其中由政府部门认定的部分跨地区文化资源进行说明。在此前提下，凝练地区间共性文化因子供受访者甄别和判断。统计时选择同时符合两个条件，即涉及两个及以上地区，且选择比率均超过50%的旅游文化因子。从表3可看出，认同比率在50%以上的旅游文化因子分别为运河文化、长江文化、淮扬美食文化、红色（战争）文化、沐浴休闲文化、主题游乐文化和乡村体验文化。从文化因子赋存数量来看，南京、镇江和扬州各为4项，淮安2项，马鞍山、芜湖和滁州各为1项，巢湖为0项，从一个角度说明了各地与相关地区文化旅游协同发展的基础条件。其中，宁镇扬作为都市圈核心圈层，在文化旅游协同发展的潜力空间上得到了充分肯定，而其余地区与相关区域协同发展的空间相对有限，而巢湖的协同潜力最低。
4.文化旅游区域协同发展的空间认知分异规律
认知是旅游者和居民对旅游地综合环境的评价，认知经验本身要受到认知者自身的受教育水平、信息接受水平和兴趣的影响。通过社会调查和定量分析揭示文化旅游的区域协同发展状态，反映了认知者个体文化素养和社会阅历对于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感知或评价水平，针对南京都市圈的实证分析，空间认知分异规律集中体现在3个方面：
其一是文化资源导向性。南京都市圈内的荣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等称号的城市，深厚的文化资源赋存和旅游资源条件构成了城市发展文化旅游的本底条件，对地区间文化旅游的协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南京作为都市圈的中心，其文化资源赋存和影响力极具号召力，文化旅游的协同发展集中表现出文化资源导向性的规律。
其二是交通区位导向性。南京都市圈中，公众对宁镇扬三地文化旅游的发展状态以及协同发展的空间和潜力给予了高度的认可，对马鞍山、芜湖和滁州三地围绕与中心城市南京的协作关系给予了一定的期望，淮安市的盱眙、金湖等县因其有利的区位条件也在紧密围绕中心城市南京，谋求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空间，从某种程度上带动了淮安在都市圈中的影响和作用。而巢湖无论是资源条件、市场条件还是与相关区域的协作条件，都难以形成有效的发展格局，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安徽省围绕巢湖市进行行政区划调整的必要性和适时性。 其三是文化关联导向性。南京都市圈具有相近或相似的地脉、文脉，地区间共性文化元素很多，由此形成的共性旅游文化因子是推动地区间文化旅游协同发展的内在动力。这些旅游文化因子既包括由于历史沿革和文化演变中形成的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基因，同时还包括现代文化消费形态在旅游活动中的共性显现。古代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织形成的综合性文化旅游资源，是构建地区文化旅游共同发展的持续动力。
5.空间认知分异规律对推进文化旅游区域协同发展的启示
5.1推进文化旅游区域协同发展的现实动因
在推进区域旅游协作发展的过程中，“政府主导”是最直接的现实动因。由于市场本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陷，区域旅游一体化的市场环境难以自发形成，不能确保资源配置的“帕雷托最优”，亟须政府行为的合理介入。同时，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环境中，有效的政府行为在监管区域旅游发展的“公地悲剧”、调控外部性对旅游业的影响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而文化旅游资源价值的多重性决定了其协同开发的重要性，文化旅游资源多具有准公共物品的特征，政府在完善法规制度、统一规划、制定规则和构建诚信体系等方面的作为，有效保证了区域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成效。
针对政府在推进文化旅游区域协同发展的表现，这里主要采用文本分析法，选择都市圈8个城市对于发展文化旅游的政策和相关规划以及近年来各地在推进南京都市圈一体化建设进程中涉及文化和旅游以及两者结合的共识、规划、政策等方面的导向意见进行归纳分析（表4）。分析素材来源于都市圈各地近年来（以“十二五”规划为主）的城市规划、旅游发展规划、文化产业规划、推进文化旅游发展的政策举措等资料，同时结合了南京都市圈层面的旅游发展战略规划和其他相关产业规划等材料。
5.2空间认知分异规律对政府主导行为的启示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各地针对本地区文化旅游的发展状态，多少都带有“文化优越感”的自我认知，政府主导行为在本地区文化旅游的发展谋划上多具有明确的发展思路、路径和目标。对于区域旅游协同发展问题，交通区位导向性得到了高度的关注与重视，这与文化旅游协同发展的要求不谋而合。而针对文化旅游区域旅游协作体的构建，较少涉及以地区间某些关联文化元素的协同发展问题，甚至将其等同于区域旅游协作发展的衍生产品，忽视了文化的自融性和跨行政区的本质特征。南京都市圈各地由于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旅游业发展基础等方面的差异，对都市圈旅游协同发展的诉求差异很大。同时，由于不少地区往往面临着多个区域旅游协作体的选择，不同协作体之间的效果博弈也成为地方政府对区域旅游协作对象持不同态度的主要原因。显然，无论是哪种区域旅游协作体，一维的“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模式都需要改进和优化，应更多地关注旅游地居民和游客对文化旅游区域协同发展的认知规律，尽管后者相对微观具体，但从中表现出的文化资源导向性、交通区位导向性和文化关联导向性的特征，有助于厘清政府主导的区域文化旅游发展思路，有助于旅游地文化旅游资源的有效整合和深度开发，进而选择符合自身特点和发展阶段的区域文化旅游协同发展模式。
6.结语
协同发展是事关区域旅游发展公平性、效率性的科学问题，本文从文化旅游和公众认知相结合的视角，定量分析文化旅游区域协同发展的空间认知分异状态，总结其规律进而揭示其对于政府主导模式的积极意义，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区域文化旅游发展状态和协同发展的区域不均衡性，为客观审视区域旅游发展的实际效果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其所呈现的区域文化旅游协同发展的空间分异规律对旅游地文化旅游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由于本文选择的案例地是单核心都市圈，研究结论也是基于这种类型的区域旅游地，调研区域主要是八地的中心城区，对于辖县（市）的分析较少，研究尺度空间相对宽泛，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有待提高。因此，今后应该加强不同类型的区域旅游协同发展认知分异规律的对比研究，采取更具代表性和可操作性的研究方法，对区域文化旅游的发展问题进行综合评价，得出更为客观科学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