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法兰克福，在当代思想文化界，在学术界，人们首先会想到“法兰克福学派”。它的名气，盖过了它挂靠的团体——法兰克福大学；毕竟法兰克福大学只不过是世界一流大学中的一所，而“法兰克福学派”则是独一无二。它为人类所增添的精神财富也是独特的，是没有其他学派可替代的。
　　它创建于一战结束后，当时的德国，社会动荡，经济萧条，思想混乱。有一个做谷物进出口生意的百万富翁海尔曼·韦尔，拗不过自己宠爱的独子弗里克斯·韦尔的要求，出了一大笔钱，在法兰克福大学建立了一个“社会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初期的工作是研究工人运动史，请来奥地利的一个律师格律恩堡担任第一任所长，格律恩堡曾被称为“奥地利社会主义之父”。这个研究所，后来被称为“法兰克福研究所，”其成员被称为“法兰克福学派”。有点讽刺意味的是，这个资本家所支撑的研究所，所做出的最重要的思想与学术上的成就，却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毫无妥协的，总体性的，深刻的批判。弗里克斯·韦尔在父亲去世后，继续支持法兰克福研究所。后来，法兰克福学派的事业如日中天，成为当代思想文化领域的大旗，其主要成员均是20世纪卓越的思想家、学者。不过，在这个行列中，却没有韦尔的名字。他是自愿如此，甚至当德国教育部按照惯例，认为研究所可以以他的或他父亲的名字命名，他也坚决地拒绝了。他与他的父亲作为较为成功的企业家，对人类的经济，不一定有多大贡献，但是对人类的文化事业却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就如约翰·哈佛等人；只不过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
　　这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法兰克福学派能始终坚守自己的思想立场，即使上世纪30年代受法西斯迫害，“大逃亡”到法国、英国、美国，而仍然能屹立不倒，有足够的经济支撑是它稳固的基础。要知道，当时法兰克福学派大多数成员才30岁出头，无什么大名气，大多数没有稳固收入。例如，本雅明申请大学教师岗位，因为教授们看不懂他的求职论文而不得。他虽然是富家子弟，就如其他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因为“叛逆“，又得不到父母的经济支持，只能拼命写稿，也不过聊以糊口。正因为有了稳定的资助，他们才能独立地进行艰苦的学术研究与思想拓荒，保持“流亡者”的立场。而且，这种“流亡”还意味着独立于任何现存体制，他们虽然“挂靠”了一些大学：法兰克福大学，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等等；其实这都是一些松散的联系，因为在思想与财政上是完全独立的。并且弗里克斯·韦尔只是给money，从不干涉研究所的运作和研究，甚至连董事也不担任。
　　法兰克福学派的这群流亡者，不仅只是在地理空间上的“流亡”，更重要的是在各个学科之间，在各种思潮之间，在各个政党之间，自由地穿越，在“流亡”中保持自己独立的思考。当然，他们的学术谱系还是大致清楚的。他们都宣称自己为“马克思主义者”，其实推崇的是以《188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为核心思想的所谓“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直接前辈则是被当时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所排斥的卢卡奇，柯尔施以及葛兰西的思想。不过，有意思的是，他们既被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由列宁、斯大林等继承的马克思主义，指斥为“资产阶级思想”，也被卢卡奇等人所批评。他们在“流亡”思考中，实质上仍然坚持了两点：一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绝不妥协的批判精神，所以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也被简言之为“批判理论”。其次，他们认同卢、柯、葛的核心观点，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或者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已经不存在，更重要的是文化与意识形态的革命。马克思曾经说过，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而他们则仅仅努力于批判的武器，而放弃了武器的批判。
　　他们在各个学科之间“流亡”——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美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等，因而，他们取得的学术成就很难归入哪一个学科。而且，革命的激情，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对社会的不公正、不公平的义愤，在这批富家子弟的胸中从未熄灭。他们都是些“叛逆者”，甚至在金钱上，也没有得到父辈的帮助，所以韦尔才显得“另类”。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思想视野开阔，绝不受已经僵化了的学科“版图”的约束；他们的理论话语既深刻严谨、又具有内在的激情，就如古希腊的智者们，睿智而又富有感染力。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了不同于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的思想的另一种“马克思主义”，即“西方马克思主义”。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仅仅是指他们，但是，无疑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在某种意义上，没有法兰克福学派，就没有作为当代西方最重要的思潮之一的“西马”。甚至在学术圈外，一提及“西马”，就仅仅想及法兰克福学派。正因为有他们，在当代世界，并不是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研究马克思主义。西方的一流大学，大多数设有“马克思主义讲座”，而且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领域处处都可以看见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作为一个“派”，他们有共同的思想倾向和共同认同的理论核心，尤其是1930年由霍克海默任所长以后。从严格意义上讲，从那时起，法兰克福学派才得以成立。霍克海默吸收了一批极富才华的年轻人加盟，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弗洛姆、洛文塔尔等等。作为一个学术流派，一个思想流派，法兰克福学派似乎也有一点“另类”。据说，在初期，成员们发表论文，还须经过霍克海默、阿多诺审查。似乎还有“纪律”，似乎有点“党派”意味。当然，这些卓越思想家，在思想观点上仍有差异，而且在不同的领域作出了不同的重要贡献。
　　阿多诺关于“文化工业”的理论，至今仍是风行一时的“文化研究”的思想基础。他认为，进入现代，文化工业的产品：好莱坞的电影，流行歌曲，通俗小说、电视剧，以及广告等等，具有完全不同于“艺术”的性质，根本就不能视为艺术。他还进一步认为，统治阶级控制大众，以前是使用暴力：军队、警察、监狱、法院等，而现在则是使用“文化工业”，用文化来控制操纵大众。他对“文化工业”的生产特征，生产者的性质以及接受者的心态的分析，鞭辟入里，至今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他死后出版的，未完成的著作《美学理论》，被公认为是20世纪伟大的美学著作之一。他思想深刻，为法兰克福派其他成员提供了足够的哲学资源。他的名言是：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让奥斯维辛永远成为过去，这是一个命令式的范畴，不必论证，也无须论证。
　　马尔库塞则在政治哲学上大显身手，他认为在发达国家，工人阶级已经不具有革命性，无法成为革命的力量。具有革命性，能够改变社会的力量主要来自于青年知识分子、大学生、边缘群体、少数民族等等。他还明确提出“审美艺术拯救人类论”，这似乎是他曾经的导师海德格尔的声音的回响。不过他强调的是审美与艺术能够改变人类的心理结构，甚至改变人的本能结构，即所谓建立“新感性”，从而再建立起公正的社会。不过，使他名声大振，甚至被称“独行侠”，“最后的浪漫主义者”，却是他对发达社会的普遍人格分析与抨击，从而提出的“单面人”观念。他认为，虽然富裕，经济上的不平等已经不构成重大压迫感，已不可能成为“冗余压抑”，但是由于“异化”、“物化”，人们都成为“单向度的人”，已经失去了人性的丰富性，而成为一种“物”。
　　法兰克福学派成员还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试图用弗洛伊德的思想来丰富、补充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最为明显的是马尔库塞和弗洛姆。马尔库塞常使用的概念，如“压抑”、“爱欲”，都来自于精神分析理论。而弗洛姆，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开业的临床精神分析师，更是自觉地举着弗洛伊德的旗帜前行。但是，毕竟他是法兰克福学派成员，故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纠正弗洛伊德思想的偏差，提出了“社会无意识”、“社会人格”等概念。他流亡到美国后，与美国的卡伦·霍妮一道，开创了“新弗洛伊德主义”，又称“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他的“逃避自由”的论述，以及“自为的人”的论述，已经成为20世纪的伦理学和心理学的经典。而且，更可贵的是，他不仅仅是批判、分析，而且在分析批判的基础上进行建设，他的关于“生产性人格”的观念，哪怕在21世纪也可作为道德的核心标准。
　　至于本雅明，在逃亡途中自杀于法国与西班牙的边境处，年仅48岁，原因至今不明，其思想还未完全成熟，名声也不大，但是，当“后现代主义”兴盛后，他却被称为“先知”，被称为“欧洲的最后一个自由知识分子”，对他的思想研究目前还方兴未艾。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成员，也对人类精神的成长，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如霍克海默对理性、启蒙、辨证法的探讨，洛文塔尔对“文学社会学”的思考，以及法兰克福等第二代最杰出者，哈贝马斯对“交往理论”的建构等等，都是人类宝贵的思想财富。
　　这批“流亡智者”，他们的智慧，并不仅仅是在象牙塔内发光。他们继承了马克思的传统，积极关注现实生活。而且，作为犹太人的一个群体，他们似乎都有“弥赛情结”，强烈地渴望拯救世界。二战中，他们积极投入反法西斯战争，马尔库塞与纽曼进了美国的战略服务局，波洛克在美国司法部反托拉斯部门工作，洛文塔尔为战争情报局做顾问……战后，各种重要的社会抗议活动，都能发现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身影。尤其在上世纪60年代，他们的思想观点成为了学生造反运动，反越战运动，反种族歧视运动的思想武器。马尔库塞、哈贝马斯更是直接站进了学生队伍之中。
　　二战后，德国政府邀请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返回德国，重建法兰克福研究所。不久，霍克海默还担任了法兰克福大学的校长。虽然，大部分成员仍然留在美国，但是，他们毕竟已为体制所容纳，似乎“流亡者”已经到了港口。可是，历史常常是以悖论的形式前进。上世纪60年代的造反运动，是以他们的思想为武器，其结局则是革命革到自己的头上，就如中国的文化革命一样。在1969年，阿多诺甚至不得不求助于警察，才将占领研究所办公大楼的学生们驱赶出去。并且在一次集会演讲中，他遭到一些学生们的侮辱——一些女学生裸着上身对他进行挑衅。于是他辞去了所长职务，不久在瑞士郁郁而终。其他重要成员比他寿命长，霍克海默1973年去世，马尔库塞1979年，弗洛姆1980年，只有洛文塔尔活到上世纪90年代（1993年），以93岁的高龄，使他有足够的时间来反思法兰克福学派思想。
　　法兰克福研究所仍在法兰克福大学，上面叙述的被称为“第一代”，而现在已有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但是，第二代中只有哈贝马斯，具有世界性的影响；他曾经担任过阿多诺的助手，不过，却拒绝担任所长一职。其他的如韦尔默、奥菲、霍耐特等人，仍在做或已经做出了一些重要学术研究工作，但是，那种批判的力量，那种思想的光芒，却很难再见。他们更加专业化，更加“象牙塔化”，不再“流亡”。
　　哲人已逝，风范随风，岂不令后辈们高山仰止，临风遥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