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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扫清台阁体的积弊，前七子掀起了一场复古运动。但这场复古运动却日益走向僵化。前期主观复古而客观革新，后期则完全囿于古文而丧失个性，使得当时文坛上充斥着无病呻吟、空有技艺的文学作品。针对这种现状，李贽创作了《童心说》。他以“真”作为文学创作、鉴赏的唯一标准，提出“天下至文无不出于童心”的主张。
关键词：前七子；复古；李贽；童心说
一、前七子复古运动
明代文坛先有开国之初宋濂、方孝孺提倡文章应“明道致用”，继而随着帝国的巩固，出现了粉饰太平的台阁体和专作理语的性气诗。为了矫正台阁体冗弱平庸的流弊，台阁体的后期人物李东阳力主习模唐诗格调，开明代复古文学运动先河。明中叶以后，有些知识分子对萎弱的士风、腐烂的文风越来越感到不满，试求改弦更张，便有了李梦阳为代表的“前七子”所提倡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
前七子复古运动的第一步就是“酌古以御今”，就是复古运动对“古”的追认实际上预设了对“今”的批判，这样复古就不是为了推历史的倒车，而是有针砭时弊的作用。而对“古”的追认其实是对“古”的一种价值认同过程，这种价值认同蕴含着复古者理想典范的选择性，这种选择性为当下指出了向上的道路。前七子提倡的复古主要是针对台阁体、性气诗而发的，其标举的“诗必盛唐、文必秦汉”也预示着他们对诗文典范的价值认同。
但是复古运动要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仅此时不够的，它必须能够实现“复古以开今”。这里的复古只是一种策略，一种方式，而不是终点。复古运动的终极旨趣是“开今”，使得“今”能够历久弥新，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康庄大道。而前七子并未完成这一步，李梦阳主模拟，对古人之法要“尺尺寸寸”。他们更多地是模拟盛唐诗的形式风貌，使其诗文创作很多只是对古人声调的重复，缺乏自我之真性情，或者说他们的真性情淹没在了古人的辞藻格调里了。
在前七子的复古运动后期，其文学创作甚至出现了对前人作品的直接抄袭，严重限制了文坛的健康发展。针对这种一味学古而导致的抄袭现象，李贽提出了以“真”和“自然”为主题的“童心说”。
二、“童心说”的文学内涵
“童心说”是集李贽关于“真”的全部思考于一体，其中心观点是“童心”。李贽的“童心”是真心，是本性，是一种自然本能。这种自然本能是孩提未经教化时期的混沌、纯真状态，也是人为了满足生来就有的人欲的自然追求。体现在文学创作上，就是不加掩饰地表达真实的自己，表达真情实感，即“发乎性情，由乎自然”。
李贽认为人所从事的一切活动，都源自于人心，文学创作是人的活动，所以文学的本原也应该是童心。天下之至文，不仅要出自于童心，还应该让童心自然表达，无拘无碍。李贽在《读律肤说》中写道：
淡则无味，直则无情。宛转有态，则容冶而不雅；沉着可思，则神伤而易弱。欲浅不得，欲深不得。拘于律则为律所制，是诗奴也，其失也卑，而五音不克谐；不受律则不成律，是诗魔也，其失也亢，而五音相夺伦。不克谐则无色，相夺伦则无声，盖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是可以牵合矫强而致乎？故自然发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义，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惟矫强乃失之，故以自然之为美耳，又非于情性之外复有所谓自然而然也。
这一段可以说是李贽文学思想的集中阐发。首先，李贽对诗歌的创作之难作了分析；语言上淡、直、婉转、沉着左右为难；格律上拘与不拘也各有缺憾，总之，作诗经常陷入到无声无色的尴尬境地。李贽没有继续讨论诗歌的写作技巧，而是直接點出了诗歌写作的真正源头：发于情性，由乎自然。发于情性的诗自然就有技巧，在情性之外的，无技巧可言，即使运用了所谓的技巧，那也会因“矫强”而失其诗韵诗味，所以，李贽提出了“发乎性情，由乎自然”。
李贽强调作家在作品中要表达自己的真性情，只有这样的文章才能打动读者，让读者与之产生共鸣，同歌同哭，同命运共休戚。“言出至情，自然刺心，自然动人，自然令人痛哭”（《读若无母寄书》），从内心最深处流消出来的情感，因其真，所以感人，因其自然，所以动人。
在李贽看来，文学创作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在《与友人论文》中，李贽道：
凡人作文，皆从外边攻进里去；我为文章，只就从里面攻打出来，就他城池，食他粮草，统率他兵马，直冲横撞，搅得他粉碎，故不费一毫气力而自然有馀也。
李贽所抓住的“从里面攻打出来”的“里”，所指大抵是指文章的创作者，从创作者本心所发的肺腑自然之言，当然“不费一毫气力而自然有馀也”。
三、贵在创新的文学创作论
李贽把前七子学习古人格调、遵循古人法式的摹拟喻为托骥之蝇。他说：
苍蝇之飞不过十步，托骥之旌，乃腾千里之路，虽然，即幸千里，犹然一苍蝇耳，安足数耶！（《知人》）
他还把这样的摹拟比作螟蛉：
《法言》曰：螟蛉之子，蜾赢祝之曰：“类我类我”，久则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然则道学先生、礼法俗士，举皆蜂虫之螟蛉子哉！（《酒德颂》）
托骥的苍蝇不会成为千里马，螟蛉因蜾赢而丧失了自我，如果作家只求师古，在古人的格调、法式里打转的话，那就不会有表现真实情感的文章。文章切忌随人，文学贵在创新，这是李贽文学创作论中最重要的一点。
“仲尼虽圣，效之则为颦。学之则为步丑妇之贱态。”（《何心隐论》）人的精神如此，人格如此，文章也如此。李贽欣赏的文章是见解独特、语言新颖的文章，他评价苏东坡：
苏长公片言只字，与金玉同声，虽千古未见其比，则以其胸中绝无俗气，下笔不作寻常语，不步人脚故耳。（《又与从吾》）
因为东坡有超尘脱俗的品性，所以才有不同寻常的文字，才有强烈的审美效果。李贽推崇《左传》的原因就是《左传》不依附于《春秋》，它有独特的见解，是一部独立的有创新精神的史传，这也是《左传》存在的价值。 李贽欣赏“具只眼”的人和文，但他深知这样的人难得一见，这样的文也难得一读。他在《圣教小引》中回顾了自己的学习生涯：
余自幼读《圣教》不知圣教，尊孔子不知孔夫子有何可尊，所谓矮子观场，随人说研，和声而已。是余五十以前真一犬也。因前犬吠形，亦随而吠之，若问以吠声之故，正好哑然自笑也已。
李贽认识到自己五十岁以前尚没有自己的思想和见解，对别人的思想不作思考全盘接受，是一只随众犬吠影的小犬。后来在研读参悟中，才终于形成了自己的思想：
余今日知吾夫子矣，不吠声矣，向作矮子，至老遂為长矣。
构建自己的思想，形成独特的见解，然后才有新颖的语言，创造性的文字，这样才能卓然独立，成就万古文名。李贽深知创新之难，所以他特别推崇创新之人，他敬佩何心隐，是因为“其文章高妙，略无一字袭前人，亦未见从前有此文字。”（《柞林纪谭》）他唾弃道学先生，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道学先生只会“拾纸墨之一二，窃屠吻之三四”。（《赞刘谐》）
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经常出现摹拟和创新的对立。比如江西诗派提倡“夺胎换骨”“点铁成金”，持“妙悟”说的严羽斥之为“声闻、辟支果”，不是正道，但严羽本人又提出“以盛唐为法”的摹拟说，王若虚则以“自得”论狂扫江西余风。但是，不管是“妙悟说”还是“自得论”，其创新点都只在法度、形式上纠缠，而没有深入到文学的本源。李赞提倡文学创新，反对文学的摹拟复古，是因为天下至文应出自于童心。以古文为心、以他人为心，所言者均非童心之言，都应该摒弃。只有以童心为心，言他人之所未言的文章才担得上是天下之至文。
参考文献：
[1][明]李贽著、张建业编《李贽文集》（包括《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刘再华.袁宏道性灵说论评.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2）.
[3]谭帆.小说评点的萌兴——明万历年间小说评点述略.文艺理论研究，1996（6）.
[4]左东岭.耿、李之争与李贽晚年的人格心态巨变.北方论丛，1994（5）.
[5]左东岭.从本色论到童心说——明代性灵文学思想的流变.社会科学战线，2000（6）.
[6]左东岭.李贽文学思想与心学关系及其影响研究综述.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6）.
作者简介：徐康，女，汉族，山东泰安人，2017级文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诗歌与诗学。
关键词：前七子；复古；李贽；童心说
一、前七子复古运动
明代文坛先有开国之初宋濂、方孝孺提倡文章应“明道致用”，继而随着帝国的巩固，出现了粉饰太平的台阁体和专作理语的性气诗。为了矫正台阁体冗弱平庸的流弊，台阁体的后期人物李东阳力主习模唐诗格调，开明代复古文学运动先河。明中叶以后，有些知识分子对萎弱的士风、腐烂的文风越来越感到不满，试求改弦更张，便有了李梦阳为代表的“前七子”所提倡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
前七子复古运动的第一步就是“酌古以御今”，就是复古运动对“古”的追认实际上预设了对“今”的批判，这样复古就不是为了推历史的倒车，而是有针砭时弊的作用。而对“古”的追认其实是对“古”的一种价值认同过程，这种价值认同蕴含着复古者理想典范的选择性，这种选择性为当下指出了向上的道路。前七子提倡的复古主要是针对台阁体、性气诗而发的，其标举的“诗必盛唐、文必秦汉”也预示着他们对诗文典范的价值认同。
但是复古运动要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仅此时不够的，它必须能够实现“复古以开今”。这里的复古只是一种策略，一种方式，而不是终点。复古运动的终极旨趣是“开今”，使得“今”能够历久弥新，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康庄大道。而前七子并未完成这一步，李梦阳主模拟，对古人之法要“尺尺寸寸”。他们更多地是模拟盛唐诗的形式风貌，使其诗文创作很多只是对古人声调的重复，缺乏自我之真性情，或者说他们的真性情淹没在了古人的辞藻格调里了。
在前七子的复古运动后期，其文学创作甚至出现了对前人作品的直接抄袭，严重限制了文坛的健康发展。针对这种一味学古而导致的抄袭现象，李贽提出了以“真”和“自然”为主题的“童心说”。
二、“童心说”的文学内涵
“童心说”是集李贽关于“真”的全部思考于一体，其中心观点是“童心”。李贽的“童心”是真心，是本性，是一种自然本能。这种自然本能是孩提未经教化时期的混沌、纯真状态，也是人为了满足生来就有的人欲的自然追求。体现在文学创作上，就是不加掩饰地表达真实的自己，表达真情实感，即“发乎性情，由乎自然”。
李贽认为人所从事的一切活动，都源自于人心，文学创作是人的活动，所以文学的本原也应该是童心。天下之至文，不仅要出自于童心，还应该让童心自然表达，无拘无碍。李贽在《读律肤说》中写道：
淡则无味，直则无情。宛转有态，则容冶而不雅；沉着可思，则神伤而易弱。欲浅不得，欲深不得。拘于律则为律所制，是诗奴也，其失也卑，而五音不克谐；不受律则不成律，是诗魔也，其失也亢，而五音相夺伦。不克谐则无色，相夺伦则无声，盖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是可以牵合矫强而致乎？故自然发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义，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惟矫强乃失之，故以自然之为美耳，又非于情性之外复有所谓自然而然也。
这一段可以说是李贽文学思想的集中阐发。首先，李贽对诗歌的创作之难作了分析；语言上淡、直、婉转、沉着左右为难；格律上拘与不拘也各有缺憾，总之，作诗经常陷入到无声无色的尴尬境地。李贽没有继续讨论诗歌的写作技巧，而是直接點出了诗歌写作的真正源头：发于情性，由乎自然。发于情性的诗自然就有技巧，在情性之外的，无技巧可言，即使运用了所谓的技巧，那也会因“矫强”而失其诗韵诗味，所以，李贽提出了“发乎性情，由乎自然”。
李贽强调作家在作品中要表达自己的真性情，只有这样的文章才能打动读者，让读者与之产生共鸣，同歌同哭，同命运共休戚。“言出至情，自然刺心，自然动人，自然令人痛哭”（《读若无母寄书》），从内心最深处流消出来的情感，因其真，所以感人，因其自然，所以动人。
在李贽看来，文学创作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在《与友人论文》中，李贽道：
凡人作文，皆从外边攻进里去；我为文章，只就从里面攻打出来，就他城池，食他粮草，统率他兵马，直冲横撞，搅得他粉碎，故不费一毫气力而自然有馀也。
李贽所抓住的“从里面攻打出来”的“里”，所指大抵是指文章的创作者，从创作者本心所发的肺腑自然之言，当然“不费一毫气力而自然有馀也”。
三、贵在创新的文学创作论
李贽把前七子学习古人格调、遵循古人法式的摹拟喻为托骥之蝇。他说：
苍蝇之飞不过十步，托骥之旌，乃腾千里之路，虽然，即幸千里，犹然一苍蝇耳，安足数耶！（《知人》）
他还把这样的摹拟比作螟蛉：
《法言》曰：螟蛉之子，蜾赢祝之曰：“类我类我”，久则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然则道学先生、礼法俗士，举皆蜂虫之螟蛉子哉！（《酒德颂》）
托骥的苍蝇不会成为千里马，螟蛉因蜾赢而丧失了自我，如果作家只求师古，在古人的格调、法式里打转的话，那就不会有表现真实情感的文章。文章切忌随人，文学贵在创新，这是李贽文学创作论中最重要的一点。
“仲尼虽圣，效之则为颦。学之则为步丑妇之贱态。”（《何心隐论》）人的精神如此，人格如此，文章也如此。李贽欣赏的文章是见解独特、语言新颖的文章，他评价苏东坡：
苏长公片言只字，与金玉同声，虽千古未见其比，则以其胸中绝无俗气，下笔不作寻常语，不步人脚故耳。（《又与从吾》）
因为东坡有超尘脱俗的品性，所以才有不同寻常的文字，才有强烈的审美效果。李贽推崇《左传》的原因就是《左传》不依附于《春秋》，它有独特的见解，是一部独立的有创新精神的史传，这也是《左传》存在的价值。 李贽欣赏“具只眼”的人和文，但他深知这样的人难得一见，这样的文也难得一读。他在《圣教小引》中回顾了自己的学习生涯：
余自幼读《圣教》不知圣教，尊孔子不知孔夫子有何可尊，所谓矮子观场，随人说研，和声而已。是余五十以前真一犬也。因前犬吠形，亦随而吠之，若问以吠声之故，正好哑然自笑也已。
李贽认识到自己五十岁以前尚没有自己的思想和见解，对别人的思想不作思考全盘接受，是一只随众犬吠影的小犬。后来在研读参悟中，才终于形成了自己的思想：
余今日知吾夫子矣，不吠声矣，向作矮子，至老遂為长矣。
构建自己的思想，形成独特的见解，然后才有新颖的语言，创造性的文字，这样才能卓然独立，成就万古文名。李贽深知创新之难，所以他特别推崇创新之人，他敬佩何心隐，是因为“其文章高妙，略无一字袭前人，亦未见从前有此文字。”（《柞林纪谭》）他唾弃道学先生，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道学先生只会“拾纸墨之一二，窃屠吻之三四”。（《赞刘谐》）
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经常出现摹拟和创新的对立。比如江西诗派提倡“夺胎换骨”“点铁成金”，持“妙悟”说的严羽斥之为“声闻、辟支果”，不是正道，但严羽本人又提出“以盛唐为法”的摹拟说，王若虚则以“自得”论狂扫江西余风。但是，不管是“妙悟说”还是“自得论”，其创新点都只在法度、形式上纠缠，而没有深入到文学的本源。李赞提倡文学创新，反对文学的摹拟复古，是因为天下至文应出自于童心。以古文为心、以他人为心，所言者均非童心之言，都应该摒弃。只有以童心为心，言他人之所未言的文章才担得上是天下之至文。
参考文献：
[1][明]李贽著、张建业编《李贽文集》（包括《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刘再华.袁宏道性灵说论评.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2）.
[3]谭帆.小说评点的萌兴——明万历年间小说评点述略.文艺理论研究，1996（6）.
[4]左东岭.耿、李之争与李贽晚年的人格心态巨变.北方论丛，1994（5）.
[5]左东岭.从本色论到童心说——明代性灵文学思想的流变.社会科学战线，2000（6）.
[6]左东岭.李贽文学思想与心学关系及其影响研究综述.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6）.
作者简介：徐康，女，汉族，山东泰安人，2017级文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诗歌与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