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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西方中心主义的语境下，主流和非主流的话语和被呈现的实践，主要来自西方，难得有处于外围的实践经验得到充分呈现、阐释和尊重。《赛罗庞塔一林区农民的自豪》一文呈现了外围社区的实践，给了我们更多的阅读自由和思想自由。
正如资本和压制的全球化在蔓延一样，劳动和抵抗的全球化也在蔓延。在可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领域，也是这样。
“改造传统农业”与绿色革命的双重效应
这要从以“改造传统农业”为特征的绿色革命开始谈起。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与饥饿作斗争，但食物产量似乎永远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和消费升级需要。上世纪40－70年代，将工业技术应用到农业的一股浪潮开始兴起。培育高产种子、推广农业机械、化学合成肥料、杀虫剂等，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小农经济的低成本农业被改造成高成本农业，同时也换来了粮食和其他经济作物单产的爆炸性增长。这一现象在1968年首次被美国国际开发总署(USAID)总裁威廉-高德称为“绿色革命”。他说“这些技术手段在农业领域中应用酿就了一场新革命，这既不是像苏联那样具有暴力色彩的红色革命，也不是起源于伊朗的白色革命，我将其称作为’绿色革命’”。
依照高德判断，绿色革命产生效果的关键首先在于高产种子，其次是化肥和农药等农用化学品，再次是灌溉和道路等基础设施以及农业信贷和农业扶持政策。灌溉、化肥和种子构成三要素，大幅度提高了产量。在“绿色革命”进程中，全球人口增长大约40亿。在1950－1984年，“绿色革命”使得水稻、玉米和小麦产量持续稳步提高，全球粮食总产量增加2.5倍。
据此，农业专家们曾一度乐观地认为，人类自此摆脱了粮食安全悲观论者、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黑色预言。作为一种可再生资源，粮食产量将随着生物技术进步和集约化经营不断地增加，以满足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全球分工与自由贸易的推进，更加可以使得粮食在国家和地区之间进行调剂，粮食生产的资源禀赋能得到充分利用，粮食短缺问题似乎已经得到永久性解决。
然而，人们很快看到了这次绿色革命的负面效应。过量使用化肥、除草剂等化学物质，造成了对化肥、农药和灌溉等的依赖，污染了土壤、水系，带来病虫害的抗性增强、土壤盐碱化、农作物品种单一化等生态环境问题，还伴随着生产成本不断攀升和农村劳动力不断外流等其他问题。
不仅如此，让绿色革命引以自豪的粮食产量也出现了瓶颈，世界人均谷物产量从1980－1985年问的每年335千克下降到2000－2005年的310千克。11个主要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伊朗、埃及、巴基斯坦、孟加拉和斯里兰卡)的谷物产量占世界谷物产量的40％。而在1991－2004年这13年中，这11国的谷物产量仅有15.6％的增长，每年的增长率只有1.1％，远远低于这些国家每年将近2％的人口增长率。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农作物出口量也在迅速增长，比粮食的增长速度快10倍。在农产品自由贸易条件下，这是土地和资源向出口农作物转移的结果。
“改造现代农业”与可持续农业的兴起
作为对绿色革命后农业不可持续的反应，可持续农业开始兴起。这种以“改造现代农业”为主要特征的农作理念，意图通过管理和保护自然资源，调整农作制度和技术，以确保人们获得并持续地满足目前和今后世世代代需要的农业，这是一种能维护和合理利用土地、水和动植物资源，不会造成环境退化，同时在技术上适当可行、经济上有活力、能够被社会广泛接受的农业。
这一农业理念，包含于对发展的不可持续性的整体担忧之中。1987年在日本东京召开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通过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报告上第一次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明确定义：是“在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同时，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可持续农业包含了有机农业，意图利用适用的生物技术、有机肥料、小型机械等，促使农作形态的多样性、生物的多样性，以及保持较高的产量。
可持续农业也强调现代要素的使用，但以不损及可持续性为代价。2008年，联合国的一个发展组织——国际农业知识与科技促进发展评估(IAASTD)发布了报告：《处于十字路口的农业》，提出关于农业的知识、科学和技术的使用方向问题。报告向人们提出以下问题：是结合化学技术，将其用于大规模农场，走公司化道路，还是结合生物技术和发展中国家实际，将其用于小规模家庭农业。走亲劳动的合作化道路。我在《极化的发展》这本书里，将其称为A模式和B模式的战争。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处在这样的扳道工位置上。
从现状看，这种B模式的努力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可持续农业的基础上，替代性的市场和食品体系开始形成，许多农业生产者和食品消费者开始有了更多的生产自由和消费自由，在采用何种方式生产和消费何种食品上有了选择，在食物数量和食物质量不可兼得的食物魔咒下有了新的希望。
当前，以资为本的发展主义模式已经沉疴难起，指望可持续农业这一副药医百样病，是不切实际的。但我们还是充满希望地看到，有桑切斯这样的小伙子在做出努力，有赛罗庞塔这样的村庄正在重现生机和活力；由可持续农业开始做出局部突破，逐步改造现有发展主义模式，可能是各国政府和实践者需要考虑和系统推进的一项重要工作。
正如资本和压制的全球化在蔓延一样，劳动和抵抗的全球化也在蔓延。在可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领域，也是这样。
“改造传统农业”与绿色革命的双重效应
这要从以“改造传统农业”为特征的绿色革命开始谈起。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与饥饿作斗争，但食物产量似乎永远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和消费升级需要。上世纪40－70年代，将工业技术应用到农业的一股浪潮开始兴起。培育高产种子、推广农业机械、化学合成肥料、杀虫剂等，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小农经济的低成本农业被改造成高成本农业，同时也换来了粮食和其他经济作物单产的爆炸性增长。这一现象在1968年首次被美国国际开发总署(USAID)总裁威廉-高德称为“绿色革命”。他说“这些技术手段在农业领域中应用酿就了一场新革命，这既不是像苏联那样具有暴力色彩的红色革命，也不是起源于伊朗的白色革命，我将其称作为’绿色革命’”。
依照高德判断，绿色革命产生效果的关键首先在于高产种子，其次是化肥和农药等农用化学品，再次是灌溉和道路等基础设施以及农业信贷和农业扶持政策。灌溉、化肥和种子构成三要素，大幅度提高了产量。在“绿色革命”进程中，全球人口增长大约40亿。在1950－1984年，“绿色革命”使得水稻、玉米和小麦产量持续稳步提高，全球粮食总产量增加2.5倍。
据此，农业专家们曾一度乐观地认为，人类自此摆脱了粮食安全悲观论者、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黑色预言。作为一种可再生资源，粮食产量将随着生物技术进步和集约化经营不断地增加，以满足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全球分工与自由贸易的推进，更加可以使得粮食在国家和地区之间进行调剂，粮食生产的资源禀赋能得到充分利用，粮食短缺问题似乎已经得到永久性解决。
然而，人们很快看到了这次绿色革命的负面效应。过量使用化肥、除草剂等化学物质，造成了对化肥、农药和灌溉等的依赖，污染了土壤、水系，带来病虫害的抗性增强、土壤盐碱化、农作物品种单一化等生态环境问题，还伴随着生产成本不断攀升和农村劳动力不断外流等其他问题。
不仅如此，让绿色革命引以自豪的粮食产量也出现了瓶颈，世界人均谷物产量从1980－1985年问的每年335千克下降到2000－2005年的310千克。11个主要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伊朗、埃及、巴基斯坦、孟加拉和斯里兰卡)的谷物产量占世界谷物产量的40％。而在1991－2004年这13年中，这11国的谷物产量仅有15.6％的增长，每年的增长率只有1.1％，远远低于这些国家每年将近2％的人口增长率。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农作物出口量也在迅速增长，比粮食的增长速度快10倍。在农产品自由贸易条件下，这是土地和资源向出口农作物转移的结果。
“改造现代农业”与可持续农业的兴起
作为对绿色革命后农业不可持续的反应，可持续农业开始兴起。这种以“改造现代农业”为主要特征的农作理念，意图通过管理和保护自然资源，调整农作制度和技术，以确保人们获得并持续地满足目前和今后世世代代需要的农业，这是一种能维护和合理利用土地、水和动植物资源，不会造成环境退化，同时在技术上适当可行、经济上有活力、能够被社会广泛接受的农业。
这一农业理念，包含于对发展的不可持续性的整体担忧之中。1987年在日本东京召开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通过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报告上第一次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明确定义：是“在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同时，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可持续农业包含了有机农业，意图利用适用的生物技术、有机肥料、小型机械等，促使农作形态的多样性、生物的多样性，以及保持较高的产量。
可持续农业也强调现代要素的使用，但以不损及可持续性为代价。2008年，联合国的一个发展组织——国际农业知识与科技促进发展评估(IAASTD)发布了报告：《处于十字路口的农业》，提出关于农业的知识、科学和技术的使用方向问题。报告向人们提出以下问题：是结合化学技术，将其用于大规模农场，走公司化道路，还是结合生物技术和发展中国家实际，将其用于小规模家庭农业。走亲劳动的合作化道路。我在《极化的发展》这本书里，将其称为A模式和B模式的战争。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处在这样的扳道工位置上。
从现状看，这种B模式的努力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可持续农业的基础上，替代性的市场和食品体系开始形成，许多农业生产者和食品消费者开始有了更多的生产自由和消费自由，在采用何种方式生产和消费何种食品上有了选择，在食物数量和食物质量不可兼得的食物魔咒下有了新的希望。
当前，以资为本的发展主义模式已经沉疴难起，指望可持续农业这一副药医百样病，是不切实际的。但我们还是充满希望地看到，有桑切斯这样的小伙子在做出努力，有赛罗庞塔这样的村庄正在重现生机和活力；由可持续农业开始做出局部突破，逐步改造现有发展主义模式，可能是各国政府和实践者需要考虑和系统推进的一项重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