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通贝里）知道这个世界是破碎的，但她也保有孩童的热忱。
　　——《大西洋月刊》
　　格雷塔·通贝里，如果这个名字让你感到陌生，那么“瑞典女孩”的称呼也许能够让你联想到一些东西：有关一位16岁女孩意欲撼动这个世界。
　　2019年9月23日，通贝里受邀在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上发表了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全球气候变暖的主題演讲。在演讲中，她义正辞严地说：“我们正处于大规模灭绝的开始，你们能谈论的只有金钱和经济永恒增长的神话？你们好大胆！你们已经用空洞的言语，偷走了我的梦想和童年。”伴随着上述富于感情的演讲词，通贝里情绪激动并几近流泪，其中那句质问“How dare you（你们好大胆）”更是一时成为了网络上广为流传的名句。当然，流传的原因莫衷一是。从此，这位“瑞典女孩”开始被越来越多人熟知，支持反对旁观嘲笑，种种声音……

毁誉参半

　　格雷塔·通贝里出生于瑞典一个演艺世家，她的父亲名为斯万特，名字与瑞典化学家斯万特·阿列纽斯相同。也许是命运的暗示，阿列纽斯正是历史上首批将人类活动和全球变暖联系在一起的科学家之一。通贝里的母亲是一位歌剧次女高音，名为马来娜·艾恩曼。
　　8岁的时候，通贝里第一次听到“气候变化”这个词。从此，她便开始格外关注环保议题。几年后，通贝里被确诊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这种病症时常会伴有社会交往障碍，重复或刻板的行动方式。许多人指出阿斯伯格综合征让她钻牛角尖。她却认为，这是一种礼物，能让她开阔眼界来应对气候危机。她同时表示，对她来说，很多事情都是非黑即白的。
　　“我总是想得太多。很多人可以放手，我不能，特别是那些让我担忧或者难过的事情。”在学校，老师给学生播放关于海洋塑料污染的影片，通贝里常常在观看时痛哭。“我的同学们在观影时会感到担忧，影片播完了，他们会转而去想别的事情。但那些画面一直刻在我的脑子里。”
　　2018年11月，通贝里得以在著名的TED平台发表演讲，她发表了颠覆性的观点：“我们不能透过规则来改变世界，因为规则本身必须改变。” 2019年8月，通贝里受邀到纽约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上演讲。为了减少碳排放，她选择从英国出发，乘船驶向纽约。这艘船配备太阳能电池板和水下发电系统。航行一共耗时15天，通贝里在社交媒体上直播了全过程。自此之后，通贝里就频繁出现于有关气候、环保等问题的国际会议与倡议活动中，人们也开始视她为当今世界活跃的气候活动家和环境活动家。
　　在积极投身于环保的同时，通贝里理所应当地获得了属于自己的收获，包括一些名头。仅2019年内，通贝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登上《时代》周刊封面，获选2019年时代年度风云人物，成为代言环保问题的最红面孔。
　　与此同时，通贝里的种种有些过激的言论与行为，也让她成为了颇具争议的话题人物。最先引起人们兴趣的是通贝里对特朗普的怒视，正是在通贝里发表“How dare you”演讲的现场，特朗普的突然到场丝毫没有让通贝里感到荣幸，反而是在现场对特朗普怒目而视。从此，通贝里似乎爱上了与各国政治首脑较劲，普京、特鲁多、马克龙均“未能幸免”，更与特朗普在推特上针锋相对，说出了著名的那句话：“一到美国就闻到污染的臭味。”
　　通贝里凭借自己种种充满攻击性的言论，终于为自己引来了批评的声音。BBC一则报道写道：“通贝里遭到了一些攻击，这些攻击包括指责其发起的运动是精神病引发的狂热、指责气候运动人士利用儿童做政治宣传等。”
　　支持者视她为英雄，批评者则说她是异想天开的精神病人、“是不是作业太少”，甚至将她和纳粹的画报女孩相提并论，批评她提倡的是“环保恐怖主义”。

争议行为

　　社会对通贝里个人及行为的讨论不断升级，通贝里本人似乎并不排斥如此的争议环境，反倒有些乐在其中。
　　2019年12月13日，通贝里在意大利都灵的一次集会上引发了愤怒和混乱。她对活动人士说，“世界各国领导人仍试图逃避他们的责任，但是我们必须确保他们不能这样做。我们要确保把他们逼到墙角，他们将不得不履行自己的职责，保护我们的未来。”这次讲话中的“逼到墙角”的说辞有些出乎意料地引发了轩然大波，有媒体指出，“逼到墙角”明显是带有煽动活动人士情绪的言辞，更有批评者直白地表示，“她是在煽动暴力”。
　　面对此番质疑，通贝里解释称，这只是翻译问题，她直译了一种瑞典语说法，导致了“瑞式英语”。“昨天，我说必须让我们的领导人负责，但遗憾的是，我说要‘把他们逼到墙角’。这是句‘瑞式英语’，意思是让某人负责。”与好几次回怼几名外国领导人的批评不同，她这次选择了道歉：“当你用第二语言即兴演讲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但如果有人误解了我的意思，我当然道歉。”
　　闹剧没有停下。2019年12月14日，通贝里在推特上发了一张照片。照片上可以看到她坐在德国高铁ICE的通道地上，身边堆放着大量行李。她一只手托着下巴，向窗外眺望。照片配的文字是：“乘坐满员的火车穿过德国。我终于踏上回家的路了！”但是周日，德国铁路对通贝里在推特上贴出的照片做出反转性回应。德国铁路方面表示，通贝里周六当天乘坐车次号为ICE74的高铁从法兰克福前往汉堡。这趟火车始发于苏黎世（瑞士），终点站为基尔（德国）。德国铁路方面表示，从卡塞尔到汉堡一段，通贝里坐在一等车厢，“同其他旅客一样，享受了列车服务员‘亲切且专业’的服务”。德国铁路在声明中感谢通贝里选择乘坐德铁。但最后写道：“如果你（通贝里）额外再提到，你在一等车厢受到了我们的服务团队怎样亲切专业的服务，那就更好了。” 　　显然，越来越多的人与机构开始不买通贝里的账，人们有理由怀疑，她已沉浸在自己的社会活动表演状态之中。德国联邦家庭、老年人、妇女和青年事务部部长吉费在德国《图片报》的一个访谈节目中称：“是的，在一定程度上，这就是演戏。”

左与右

　　随着通贝里的话题性越来越强，一种有关她的政治描述开始风行。
　　人们普遍认为，通贝里代表着一种较为极端的思想，下面的例子可作力证：通贝里的母亲作为歌手，时常要坐飞机到欧洲各地表演，为了支持环保，也选择不再搭乘飞机，改在瑞典国内做音乐剧表演。在《特雷弗·諾亚脱口秀》上，主持人诺亚问通贝里对此有什么感觉，通贝里说：“其实我真的不关心她如何表演，她的工作内容的确变了，但这真的不是什么大事。”全场一片笑声。“所以对你来说，只有地球是最重要的事情？”诺亚问。“对，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这样。”
　　显然，通贝里与许多历史上的过于激进的思想有着相同的特点，为了达成自己想要的目的（即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目的相当高贵），可谓不择手段，甚至于可以做到忽视亲情，以及许多人类本能的感情。是以，母亲的工作对通贝里来说无关痛痒，地球的未来迫在眉睫。如此的叙述成立吗？在一种“爱众生易，爱身边人难”的语境之下，如此的叙述找到了成立的立足点。
　　为了分析清楚此种激进思维的真正本质，我们必须先尝试去理解左派，更具体地讲，尝试去理解左派的浪漫梦想。
　　抛开某些言行不一，另有所图的激进人士不言，我们必须承认，在社会的意见场中，左派似乎生而带着某种天赋异禀的浪漫情怀。这种浪漫情怀往往使他们能够看得更远，就像通贝里看到了地球环境的可怕未来;亦如左派学者高呼的科技宰制人类。但是，并不是人人都如左派人士一般，得到浪漫的天生眷顾。因此，当通贝里在忽视贫困地区亟需发展而疾呼要在未来把碳排放降低到目前的百分之二十时，当左派学者无视科技带来的生产力提高而讽刺当今人类成为科技的容器人（意指被科技统治灌输）时，无数人不能理解，甚至颇为反感。
　　那么面对左派的理想，右派理应“提高自己”并跟上步伐吗？如此问题似乎永远没有答案，也正是没有答案，民主才得以产生。民主的基石之一：保护少数人的权益，即是没有答案的答案。我们永远无法界定谁的想法更为高尚，正如没有人能为了降低碳排放而要求落后地区降低发展速度一般。长远发展，未来利益，往往需要建立在当下已经满足的前提之下。
　　激进人士可能愿意为人类的未来而抛弃儿女情长，那么右派同样有理由也有权利沉湎于亲情与爱，因为这恰恰是他们的个人理想。基金人士高呼平均财富，右派难道就没有理由为自己所爱的人或事物投入更多努力，换取更好的回报吗？
　　左派观点的关键是：为了某种成功，我们必须放弃某些自由并树立某些权威。即便该成功确实为人们所需要，但需要放弃多少自由，放弃自由后，会否助长权力被滥用，这是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
　　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其著作《自由与文明》中对该问题有如下讨论：权力归根结底是个人化的，是人对人的压制行为，可以借助武力、财富甚至信仰来实施。权力最基本的形式是对身体的暴力或者对身体的控制技术，因此权力最终会下渗到每一个个体。无论是政治、法律、经济还是技术的权力，一旦某个个体或者某个组织将其集中，并且通过权力的行使来获得行动的好处，权力的滥用就会发生。在个人层面上，如果个体自由的获得是以牺牲他人的自由为前提或者是通过对他人的压迫而获得，也会出现对权力的滥用。
　　也许这就是激进人士极其容易招人厌烦的根本原因。没有人能保证，人们在让渡出额外权利的同时，能够充分利用到实现左派的崇高理想，而不是被用来谋求私欲。也正是因此，卡尔·波普尔在其巨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一再强调，保持“渐进的社会工程”要比天马行空地反复构筑理想国要实际且有效得多，因为每一次理想国的构筑，无论成功与否（至今还未见成功经验），其前提都是对先前制度与社会的无情摧残。
　　激进思潮已经越来越难以在当下社会轻易博取自己的拥趸，即便我们仍然能够轻易读到左派学者塔里克·阿里所作的孤高且动人言辞：任何要在大多数人的集体利益的基础上培育一种平民文化的人，都被看作是患上了一种无法治愈的、荒谬可笑的病。我们被告知，我们住在一个“追求差异的文化”之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要保住我们自己独立的身份。因此，享乐主义的自我体现是今天的年轻人被劝说接受的信条。
　　上述叙述，在很大意义上确实值得尊敬。只是在践行过程中，相对于“瑞典女孩”近乎病态的疾呼，我们是否能够找到一个更为有效，且接受度更高的方法，来实现这“要在大多数人的集体利益的基础上培育一种平民文化”的崇高理想。
　　窃以为，大众关于更广大范围利益观念的培养，要比附带情绪性且近乎敌视的言辞输出，要比有些随性的对当下的否定，来得有用且实际得多。毕竟，惺惺相惜可比努力说服快乐且轻松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