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小词新作《棘》书写了一个叫“雾云”的村庄里的故事，这一充满诗意的村庄名本身却也暗含云深雾远、虚无缥缈之意，被塑造的八位女性也都有着“不足为外人道”的人生经历。即使有着刻板印象和二元对立的天然窠臼，也依然难以不从女性叙事的角度对该作做一番初步考察，但在考察之中，《棘》蕴含的更丰富的内涵也跳将出来。
　　《棘》之于女性叙事新空间的贡献或许在于被说得泛滥甚至被污名化的女性主义最基本的诉求已经开始浸染偏远的乡村，女性的独立与奋进，甚至是消极与放弃不再是一个城市的、精英主义的话语，乡村中的普通女性开始有了对于自身生活方式的自由选择和主观意志。宋结衣甘愿被群嘲，身陷罗生门式多角情感漩涡，却也坚持主动择爱并于迷雾中生下婴孩;姜玉玉拒绝男性的占有和定义，主动追求活在电影的不切实际之中，坚信要为艺术献身……这类角色出现的同时当然也伴随着画四娘的悲观和逃避，伴随着张黍的邪恶与堕落，还有让人伤感的于秋茧的无望等待、柳叶黄的疲惫日常。两相对照之间，雾云村的女性群像得以建立。难能可贵的是，这一群体的一个端点是神秘衰老的于喜楼携带的最后的革命遗产与历史踪迹，另一个端点是青春年少却难以认知自身的映山叵测的未来。左小词严密的结构之中将女性艰难一生中可能面临的不同困境悄然展示，并不追求给出答案，也鲜少悲悯或憎恶，有的可能只是对存在主义的白描。
　　书中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是徐徐。这是一个非典型的80后或者90后，从乡村到大城市又回到乡村，她其实是在无意间回应了青年学者杨庆祥“怎么办”的质疑。可喜的是近来很多作家都开始重视这一问题，都在尽力推进“怎么办”的真正道路，比如去年鲁敏的长篇新作《奔月》正是对“逃离成功”以及“娜拉走后怎样”的直接应答，而左小词在此也给出了自己“设计”的答案：回到乡村。左小词的第一步是让徐徐回到镇上，过上看似富足的小日子，这本来也构成一种结局，但左小词不满于此，她进一步将徐徐的退守之路推向极端，彻底回到“村庄”，而这个“归来”的雾云女性却以自己的认知和行动摧毁了一个乡村投资项目，看似简单的情节里正是接受了现代文明教育的“外来者”以一己之力阻挡现代性入侵乡村的故事内核。当现代文明开始入侵的时候，率先屈服的是姜岫等男性，在男性力量缺失的现实乡村中，保卫乡村的是外出归来的女性徐徐。这当然也是一种方式，但是否是一种有效且必要的方式？或者说，是否应该成为一种有效且必要的方式？土生土长的雾云人是否有意愿对现代文明进行抵抗？换句话说，他们是否需要徐徐这个已经缺乏在地性的现代人为他们代言？土生土长的如于秋茧便对徐徐提出了质疑，“你读了大学，学到的就是这种方式？”
　　左小词关涉的其实是在任何时代、任何作家的文学书写中最难以解决的写作的伦理问题，作家何以保证自己可以为自己的人物和对象代言？所有的存在意义、所有的抵抗和拯救无疑都是作者与读者的文学想象与阅读接受，正如我们都习惯于为他人“安排”一条道路，画四娘之于映山，张黍之于冯全车，王进金之于葵哑巴……乡村以及乡村中的女性乃至每一个平凡的个体是否具有自身的、真正的主体性？当然，这是一个天问，写作的意义或许也正在于多副笔墨、多元视野的不断探索。无数的作家为我们描绘“无穷的远方与无数的人们”，不一定“都与我有关”，但也都让我们认知和塑造了自己的以及他者的世界。
　　左小词或许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所以她也没有停于此处的纠结，她更进一步的创新和特别在于在徐徐的“失败”之后给出了更为平和普适的文学探索，在小说的结尾，徐徐离开了雾云，画四娘老去，宋结衣和姜玉玉各得其所，柳叶黄与张黍停留于现状，于秋茧教了映山绣花，徐徐回城后帮助了葵哑巴，葵哑巴依然坚持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借河流而生的这些平凡而特别的女性的有效出路似乎就要跃然纸上：守望相助。当然，左小詞关涉的可能不只是女性的出路，也是所有人的出路，不能完全代言，只好登高一呼：好人们，守望相助。这或许才是终极的存在意义。
　　最后，值得进一步强调和警惕的是，我们的作家们都越来越擅长书写各自的“自留地”，但在现代性进程的巨大浪潮中，城市同质化的同时乡村也在同质化，确切地说，作家笔下的乡村正在书写中被“同质化”，那就尤应警惕以免陷于拘谨之窠臼。虽然形形色色的城市和乡村都各有特色，但所有个体本身就都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地大物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写法也自够作家们再写上百年，但背后的意义究竟何在？多副笔墨与多元视角之下要维护的写作伦理本身也构成了文学意义与文学艺术本身的永恒追问，守望相助的人们与他们的生存意义需要作家们进一步的删选或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