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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辽代官员的结衔问题学界较少涉及，以结衔为结入点去研究其他问题更是绝无仅有，从这个角度说，本期刊发的《辽朝出使高丽使者职官考》可视为填补学术空白之作。其实，结衔一种身份的象征，不仅要标识出官员的品级，诸种结衔元素相结合，是给拥有此结衔的官员在整体官员群体中或者说国家机构中一个较为清晰的定位，定位追求由分类式向描述式过渡，成为结衔日趋复杂的内在动力之一。因此，由结衔看官员的身份和在政权中的定位，并分析其所从事的工作，回答为什么是这个身份的官员来从事此项工作的问题，也许是推进制度史研究的新学术增长点。本文不失为这个领域的有益尝试。虽然“辽以释灭”的说法久已成为历史，但辽代佛教之盛无疑是学者公认的事实，结合碑刻资料研究辽代佛教也一直是辽史研究中的焦点，但对辽代佛教的渊源研究却不多。本期刊发的《辽朝佛教渊源考》是这个领域的新作，基本确定辽代佛教主要源自唐代的结论。辽宋佛教皆自唐代流变而来，相比较而言，辽朝佛教更多的是继承，而宋朝佛教更多的是创新，做一下这个新南北朝时期南北佛教的比较研究，或许给带给我们一个惊喜。
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杨军
摘 要：辽朝派遣出使高丽的使者，存在以散官、文资官、武资官、宪衔、勋、职出使的现象，其中以“检校官”出使者38人次，以“文资官”出使者56人次，以“武资官”出使者109人次，以“宪衔”出使者12人次，以“职”出使者11人次，以“勋”出使者1人次。辽朝出使高丽使者所带结衔，多为象征使者身份、级别的虚衔“官”，带实职出使者极少。辽朝出使高丽使者的职官并非毫无规律，最迟至辽道宗朝，当正使为节度使时，副使为大将军、观察使或诸寺大卿;正使为观察使时，副使为诸寺大卿或诸寺少卿。
关键词：辽朝;高丽;使者;职
中图分类号：K246.1;K31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1）07-0001-07
辽朝南面官的结衔中一般包括十类内容，依次为功臣号、职、阶、官、散官（检校官）、宪、勋、爵、邑（封）、赐。个别官员的结衔中还包括谥号和死后的赠官，但不是通例。功臣号为一种荣誉称号，阶、官、散官、宪、勋皆为虚衔，爵、邑（封）是封爵与封邑，赐是身份等级的象征，只有职才是官员的职务[1]。辽朝派遣出使高丽的使者，存在以官、散官、宪衔、勋、职出使的现象，然至今为止，学界尚无专文对辽朝出使高丽使者的职官进行系统梳理。本文尝试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对辽朝出使高丽使者的散官、文资官、武资官、宪衔、勋、职进行研究，思考辽朝出使高丽使者的职官规律。不足之處，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散官
辽散官即唐朝和宋朝的检校官，“检校官者，自唐以来有之。凡内职崇班（今修武郎）、武臣副率以上，初除及遇恩皆带。若文臣则枢密、宣徽、节度使始带焉。自三公（谓太尉、司徒、司空）、三师、仆射、尚书、常侍至宾客、祭酒，凡十余等。”[2]据王曾瑜先生研究，辽散官（检校官）分十八阶，自高至低依次为：检校太师、检校太尉、检校太傅、检校太保、检校司徒、检校司空、检校左仆射、检校右仆射、检校吏部尚书、检校兵部尚书、检校户部尚书、检校刑部尚书、检校礼部尚书、检校工部尚书、检校左散骑常侍、检校右散骑常侍、检校太子宾客、检校国子祭酒。与宋检校官相比，辽朝散官依唐检校官制，不设检校水部员外郎，以检校国子祭酒为最低一阶，其上为检校太子宾客，自检校尚书右仆射之上，与宋检校官序全同[3]。
由《高丽史》记载可知，辽朝出使高丽使者中带检校官（或以检校官出使）者共计38人次，辽朝出使高丽使者所带检校官，除检校太师、检校吏部尚书、检校兵部尚书、检校户部尚书、检校刑部尚书、检校太子宾客、检校国子祭酒不见于史料记载外，辽散官（检校官）十八阶中的余下十一阶，皆见于辽朝出使高丽使者所带结衔。
辽朝出使高丽的使者分为常使与泛使两种类型。常使指辽朝定期向高丽派遣，有固定出使频率的使者，包括贺高丽国王生辰使与聘使（横宣使、横赐使、宣赐使）。泛使指辽朝不定期或遇有特殊事宜临时向高丽派遣的使者，包括册封使、起复使（落起复使）、示谕使、告哀使、遗留使、祭奠吊慰使，以及辽朝东京派出的东京使[4]。辽朝带“检校官”出使高丽使者38人中，除去3人使命不详外，余下35人中，贺高丽国王生辰使10人，其中检校太尉1人、检校太傅4人、检校太保2人、检校司徒2人、检校右仆射1人;聘使（横宣使、横赐使、宣赐使）5人，其中检校太傅2人、检校司徒1人、检校司空2人;册封使4人，其中检校太傅1人（册封肃宗、正使）、检校左散骑常侍2人（册封高丽王太子正使1人、册封靖宗传宣使1人）、检校右散骑常侍1人（册封穆宗、正使）;示谕使2人，其中检校礼部尚书1人、检校右散骑常侍1人;告哀使2人，其中检校右仆射1人、检校右散骑常侍1人;东京使12人，其中检校左仆射1人、检校右仆射2人、检校工部尚书4人、检校左散骑常侍3人、检校右散骑常侍2人。
结合辽朝出使高丽使者所带检校官与使者出使使命，可将史料中出现的十一阶检校官分为两个层级。检校太尉、检校太傅、检校太保、检校司徒、检校司空为一个层级，辽朝出使高丽的“常使”（贺生辰使与横宣使），多带此五种检校官。检校左仆射、检校右仆射、检校礼部尚书、检校工部尚书、检校左散骑常侍、检校右散骑常侍为另一个层级，辽朝出使高丽的“泛使”，以及东京派往高丽的使者，多带此六种检校官。
二、文资官
唐代的职事官体系至辽宋时期，发展为辽代的官和宋代的寄祿官，成为官员薪俸级别的标志。据《宋会要辑稿》兵一七《归明》记载，辽朝灭亡时，宋朝将降宋辽官“比换”宋朝寄禄官时，其中涉及辽朝六部尚书以下文资官的规定为：
文资伪官：六尚书、尚书左右丞、侍郎、给事中、直学士、谏议大夫、少大监、大卿、少卿、殿少、将作少监、少府少监、左司郎中、郎中、员外郎、检校常侍、殿丞一等官、洗马一等官、司直、秘书郎试评事、校书郎试崇文馆校书郎（太子校书郎、正字、文学同），比换朝散大夫、朝奉大夫、朝请郎、朝散郎、朝奉郎、奉议郎、通直郎、宣教郎、承事郎、承奉郎、承务郎、修职郎、迪功郎、将仕郎、文学、助教[5]。 据《高丽史》记载，结合王曾瑜、杨军等先生研究，辽朝带文资官出使高丽的56位使者中，贺高丽国王生辰使27人，其中左右谏议大夫4人、中书舍人1人、诸监2人（少府监1人、守殿中监1人）、诸寺大卿13人（崇禄卿6人、卫尉卿4人、大理卿1人、司农卿1人、太仆卿1人）、诸寺少卿4人（崇禄少卿2人、卫尉少卿1人、太常少卿1人）、殿中少监1人、吏部郎中1人、起居郎1人，除崇禄少卿李可封为副使外，其余皆为正使;册封使12人，其中尚书礼部侍郎1人（册封靖宗、副使）、昭文馆直学士1人（册封肃宗、副使）、殿中监1人（册封靖宗押册使）、诸寺大卿8人（崇禄卿2人，皆为册封高丽国王副使;守卫尉卿2人，皆为册封高丽王太子副使;大理卿1人，册封靖宗正使;鸿胪卿1人，册封高丽太子副使;守司农卿1人，册封高丽太子副使;太仆卿1人，册封肃宗副使）、将作少监1人（册封靖宗读册使）;起复使（落起复使）3人，皆带崇禄卿衔;示谕使5人，其中给事中2人、崇禄卿1人、大理少卿1人、秘书少监1人，除大理少卿孙良谋为副使外，其余皆为正使;告哀使2人，鸿胪少卿1人、工部郎中1人;遗留使2人，皆带崇禄卿衔;祭奠吊慰使4人，其中卫尉少卿1人、太常少卿1人、守殿中少监1人（皆为副使）、起居舍人1人（正使）;东京使1人，带工部郎中衔出使。需要强调的是，其中肃宗二年（1097年）十二月，辽道宗派遣耶律思齐、李湘来册封高丽肃宗时，李湘的结项为“太仆卿、昭文馆直学士”[6]，“太仆卿”与“昭文馆直学士”皆为官，知辽朝两个文资官虚衔同样可以叠授。
需要指出的是，《高丽史》卷6《靖宗世家》记载，靖宗十一年（1045年）六月，“契丹横宣使、检校太傅、判三班院事耶律宣来。”[7]杨军先生认为“判三班院”为辽朝正三品文资官[8]。本文认为，“判三班院”似应为“职”，而非“官”。据《辽史》卷45《百官志一》记载，三班院“掌左、右、寄班之事”[9]。然王曾瑜先生指出，《辽史》的记载似不可信，辽朝三班院应为类似于宋朝三班院的武官铨选机构[10]。杨军先生认为“判三班院”为文资官所依据的史料为，乾统元年（1101年）《梁援墓志》记载：“（咸雍）十年，加右谏议大夫。大康元年，提点大理寺……是冬，权诸行宫副部署，兼判三班院。”[11]由《梁援墓志》记载可知，右谏议大夫的“官”品应等于担任诸行宫副部署需要的品秩，而高于担任三班院使需要的品秩，故梁援“权诸行宫副部署，兼判三班院”。“判三班院”应为梁援的实职，而非“官”。由此可知，耶律宣的结衔中，“检校太傅”是散官，“判三班院事”是职。由于耶律宣借“检校太傅”衔，“官”品高于担任三班院使需要的品秩，故耶律宣同样“判三班院事”。
三、武资官
《宋会要辑稿》兵一七《归明》有关辽朝灭亡时，宋朝将降宋辽官“比换”为宋朝寄禄官的规定，其中武资官：
武资伪官：金吾卫上将军、节度使大将军、节度使留后、观察使、观察留后、遥防、遥团、洛□商三州刺史、礼宾、洛苑、六宅使、奉宸（诸卫将军、小将军同）、礼宾、洛苑、六宅副使、率府率、[率]府副率、左右翊卫校尉、东西头供奉官、左右承制、左右（直殿）[殿直]（閤门祗候同）、东西班小底、三六班奉职、在班祗候，比换武功大夫、遥刺武德大夫、遥刺武德郎、武显郎、武节郎、武略郎、武经郎、武义郎、武翼郎、敦武郎、从义郎、忠训郎、保义郎、承节郎、承信郎、进武校尉、进义校尉[12]。
据《高丽史》记载，结合王曾瑜、杨军等先生研究，辽朝带武资官出使高丽的109位使者中，除去引进使李延弘使命不详外，余下108人中，贺高丽国王生辰使34人，其中大将军3人、观察使18人、刺史12人、将军1人，除亳州刺史傅用元为副使外，其余皆为正使;聘使（横宣使、横赐使、宣赐使）20人，其中节度使1人、大将军1人、观察使8人、防御使3人、刺史6人、将军1人，除房州防御使杨延美、海北州刺史张令仪为副使外，其余皆为正使;册封使22人，其中诸卫上将军3人（皆为册封高麗国王、正使）、节度使8人（皆为册封高丽国王，正使7人、副使1人）、诸卫大将军1人（册封文宗、副使）、观察使8人（册封高丽国王，正使1人、副使3人，册封高丽王太子、正使4人）、观察留后1人（册封靖宗使团都部署）、刺史1人（册封高丽王太子、正使）;起复使（落起复使）2人，皆为观察使;示谕使14人，其中诸卫大将军4人、观察使1人、刺史1人、东上閤门使1人、引进使1人、礼宾使1人、将军5人，除大将军耶律允、引进使韩杞为副使外，其余皆为正使;告哀使1人，为观察使;遗留使1人，为左领军卫上将军;祭奠吊慰使7人，其中节度使1人、观察使5人、防御使1人;东京使7人，其中刺史1人、礼宾副使6人。
辽朝出使高丽不同类型使者所带“武资官”规律较为清晰。辽朝册封高丽国王的正使多带诸卫上将军或节度使衔，副使多带诸卫大将军或观察使衔。册封高丽王太子的正使多以观察使充任。辽朝出使高丽的常使（贺高丽国王生辰使、聘使）多以观察使、防御使、刺史充任。“观察使”是辽朝出使高丽使者最常带“武资官”。东京使多带礼宾副使衔出使。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辽朝使者出使时所带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刺史等，皆为作为虚衔的“武资官”，而非实“职”。以节度使为例，辽使带虚衔节度使出使高丽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为所带节度使对应的州（军）不在辽朝境内，这种情况最容易判断。如据《高丽史》记载，成宗十五年（996年）三月，“契丹遣翰林学士张干、忠正军节度使萧熟葛来册王”[13]。忠正军时为宋地，《宋史》卷88《地理志四》记载：“寿春府，寿春郡，紧，忠正军节度。”[14]忠正军为宋朝寿春府军号，治下蔡，今安徽凤台[15]。辽无忠正军，故《辽史》卷96《耶律挞不也传》载：“（挞不也）以平重元之乱，遥授忠正军节度使。”[16]知《高丽史》记载萧熟葛带“忠正军节度使”为遥授虚衔无疑。
第二种情况为所带节度使对应的州（军）非节镇（节度州）。如《高丽史》记载，睿宗三年（1108年）二月，天祚帝遣“清安军节度使萧良、益州管内观察使李仁洽”册封高丽睿宗[17]。清安军不见唐、五代、宋朝史籍记载，在辽朝为南京析津府辖下景州军号，然景州只是一个刺史州。据《辽史》卷40《地理志四》记载：“景州，清安军，下，刺史。”[18]由此可知，《高丽史》记载萧良所带“清安军节度使”同样为虚衔，节度使只是用来表示其级别，对应的州号、军号并不重要。 第三种情况，节度使对应的州（军）在辽朝境内，且为节镇，此时的节度使同样为虚衔，不能视做实职。如据《高丽史》记载，文宗元年（1047年）二月，“契丹遣忠顺军节度使萧慎微、守殿中少监康化成等来祭靖宗于虞宫。”[19]《辽史》卷41《地理志五》记载：“蔚州，忠顺军，上，节度。”[20]然仔细梳理史料可知，1047年（辽兴宗重熙十六年）时，担任实职蔚州忠顺军节度使者为夏行美。
据《辽史》卷17《圣宗纪八》记载：太平十年（1030年）四月，“以耶律行平为广平军节度使，夏行美为忠顺军节度使”[21]。卷20《兴宗纪三》记载：重熙十七年（1048年）八月，“以殿前都点检耶律义先为行军都部署，忠顺军节度使夏行美副部署，东北面详稳耶律术者为监军，伐蒲奴里酋陶得里”[22]。卷87《夏行美传》：“太平九年，大延琳叛，时行美总渤海军于保州……明年，擢忠顺军节度使。重熙十七年，迁副部署，从点检耶律义先讨蒲奴里，获其酋陶得里以归。”[23]
如果仅据《辽史》记载，似乎夏行美于太平十年（1030年）至重煕十七年（1048年）间一直担任忠顺军节度使。结合其他材料可知，夏行美于太平十年（1030年）至重煕二年（1033年）间担任忠顺军节度使，夏行美之后的继任者依次为聂宗顺[24]、耶律遂忠[25]、杨佶[26]、耶律宗教。由重熙二十二年（1053年）《耶律宗教墓志》记载，耶律宗教于重熙十五年（1046年）卸任忠顺军节度使[27]，耶律宗教之后，夏行美于重煕十五年（1046年）至十七年（1048年）间再次担任忠顺军节度使。
由此可知，1047年（辽兴宗重熙十六年）时，实职忠顺军节度使为夏行美，萧慎微所带忠顺军节度使同样为虚衔，仅用来表示级别。
除节度使外，辽朝出使高丽使者所带观察使、防御使、刺史，同样皆为虚衔。最直接的证据为，观察使、防御使、刺史对应的州号多为相同者。如利州管内观察使、利州管内观察留后、利州刺史，永州管内观察使、永州刺史，泰州管内观察使、泰州刺史，益州管内观察使、益州刺史，宁州管内观察使、宁州刺史，广州管内观察使、广州防御使，归州管内观察使、归州刺史。
利州，据《辽史》卷39《地理志三》记载，“利州，中，观察。本中京阜俗县。统和二十六年置刺史州，开泰元年升”[28]。开泰元年（1012年）以后，利州为观察州。然重熙二十二年（1053年）萧素[29]、清宁元年（1055年）萧禄[30]以“利州刺史”出使。永州，据《辽史》卷37《地理志一》记载，“永州，永昌军，观察。”[31]然耶律士清[32]、萧惟新[33]、耶律直[34]以“永州刺史”出使。泰州，据《辽史》卷37《地理志一》记载，“泰州，德昌军。节度。”[35]泰州降为观察州、刺史州为辽末天祚帝时期的情况[36]，然道宗清宁三年（1057年），耶律宏以“泰州刺史”出使[37];清宁八年（1062年），高守正以“泰州管内观察使”出使[38]。广州，据《辽史》卷38《地理志二》记载，“广州。防御。”[39]广州为防御州，然道宗大康十年（1084年），耶律彦以“广州管内观察使”出使高丽[40]。此外，据《辽史》卷38《地理志二》记载，益州[41]、宁州[42]、归州[43]皆为观察州，然而辽使却带益州刺史、宁州刺史、归州刺史出使高丽。
由此可知，与前文所述辽朝将刺史州景州的军号清安军与节度使相结合，萧良带清安军节度使出使高丽一样，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刺史只是用来表示使者级别的“武资官”，皆为虚衔，无论对应的州号、军号是否位于辽朝境内，是否真实存在，对应的州号、军号没有任何意义。因此，据《高丽史》记载，文宗八年（1054年）十月甲辰，“契丹横宣使、益州刺史耶律芳来”;十一月甲子，“契丹宣谕使、益州刺史耶律干来”[44]。使者相隔二十日，前后抵达高丽，却担任同一州刺史，所带刺史为虚衔可见一斑。
明白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刺史皆为“官”而非“职”后，我们再来反观辽朝出使高丽使者的结衔。如靖宗四年（1038年）十月，辽兴宗遣马保业安抚高丽，马保业的结衔为“东上閤门使、左千牛卫大将军”[45]，“东上閤门使”与“左千牛卫大将军”皆为官，辽朝两个武资官虚衔可以叠授[46]。文宗九年（1055年）五月，道宗遣耶律革、陈觊册封高丽文宗，耶律革的结衔为“匡义军节度使、饶州刺史、兼御史大夫”[47]，“匡义军节度使、饶州刺史”是官，匡义军节度使的完整结衔为“匡义军节度使、饶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饶州刺史”，“御史大夫”是宪。文宗十五年（1061年）十二月，“契丹遣检校太傅、宁州刺史萧述来贺生辰”[48]。萧述的结衔中，“检校太傅”是散官（检校官），“宁州刺史”是官。肃宗二年（1097年）十二月，道宗派遣耶律思齐、李湘册封高丽肃宗，耶律思齐的结衔为“临海军节度使、检校太傅、兼御史中丞”[49]，“临海军节度使”是官，“检校太傅”是散官，“御史中丞”是宪。
四、其他结衔
辽朝出使高丽使者除文资官与武资官外，有时亦带宪衔、职、勋出使。
（一）宪衔
辽宪衔继承唐、五代制度，一般作为地方官或武将的虚衔。辽朝宪衔分为五阶，自高至低依次为：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50]。辽朝出使高丽使者中亦有以宪衔（或带宪衔）出使者。辽朝出使高丽使者所带宪衔，除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不见于史料记载外，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皆见于辽朝出使高丽使者所带结衔。
宪衔多与其他结衔一起使用，除前文已述耶律革、萧述、耶律思齐等人的结衔外，又如显宗十二年（1021年）二月，“契丹遣检校司空、御史大夫姚居信来聘”[51]。姚居信的结衔中，“检校司空”是散官，“御史大夫”是宪。显宗十三年（1022年）四月，“契丹遣御史大夫、上将军萧怀礼等来册王”[52]。萧怀礼的结衔中，“御史大夫”是宪，“上将军”是官。靖宗八年（1042年）十一月，“契丹遣检校礼部尚书兼御史王永言来”[53]。王永言的结衔中，“检校礼部尚书”是散官，“御史”是宪。也有辽朝使者只记载其宪衔，而不载其他结衔。如靖宗九年（1043年）七月，“契丹遣侍御史姚居善来贺生辰”[54];文宗二十三年（1069年）十二月，“辽遣御史中丞高耸来贺生辰”[55];宣宗五年（1088年）正月，“遼遣横宣使御史大夫耶律延寿来”[56]。宪衔与文资官、武资官一样，皆为虚衔，象征使者级别、身份。 （二）职
辽朝出使高丽的使者，以实职出使者较少，仅见11人。以实职出使高丽的11位辽朝使者中，常使1人，泛使10人。常使即前文已述，靖宗十一年（1045年）六月，“契丹横宣使、检校太傅、判三班院事耶律宣来”[57]。耶律宣的结衔中，“检校太傅”是散官，“判三班院事”是职。泛使10人中，除去东京使4人外，余下6人皆为辽朝与高丽交聘尚未制度化以及辽末交聘制度崩溃时期派遣的使者。①据《辽史》卷15《圣宗纪六》记载，统和二十八年（1010年）九月，“遣枢密直学士高正、引进使韩杞宣问高丽王询”[58]。辽朝派遣高正、韩杞出使高丽，《高丽史》记作显宗元年（1010年）十月，“契丹遣给事中高正、閤门引进使韩杞来告兴师”[59]。“枢密直学士”为高正的职，“给事中”为高正的官（文资官）。由于使者的“职”不能清晰体现使者的身份、级别，随着辽朝与高丽使者往来制度化，辽朝出使高丽的使者逐渐以“官”代替“职”，以表示使者身份。
（三）勋
辽朝勋官与唐宋相同，“勋自武骑，至上柱国”[60]，共计十二阶。自高至低依次为：上柱国、柱国、上护军、护军、上轻车都尉、轻车都尉、上骑都尉、骑都尉、骁骑尉、飞骑尉、云骑尉、武骑尉[61]。
辽朝出使高丽使者带勋者见于史料记载仅有一例，据《高丽史》卷7《文宗世家一》记载，文宗九年（1055年）五月，辽道宗遣耶律革、陈觊册封文宗，副使陈觊的结衔为“崇禄卿、护军”[62]。“崇禄卿”为陈觊的官，“护军”为陈觊的勋。
五、余论
综上所述，辽朝出使高丽使者所带结衔，多为象征使者身份、级别的虚衔“官”，带实职出使者极少。由上文归纳可知，辽朝出使高丽使者的职官并非毫无规律，以辽朝出使高丽使团中，正使为节度使或观察使时，对应副使的职官为例。
辽朝与高丽使者往来尚未制度化时，正使与副使职官的规律性不明显。如成宗十三年（994年），“契丹遣崇禄卿萧述管、御史大夫李涴等赍诏来抚谕”[63]。“崇禄卿”是官，“御史大夫”是职。成宗十五年（996年）三月，“契丹遣翰林学士张干、忠正军节度使萧熟葛来册王”[64]。“御史大夫”是职，“忠正军节度使”是官。正使、副使带不同性质结衔出使，加之史料记载残缺，无法进行品级比较。
又如显宗十九年（1028年）三月，“契丹遣将军耶律素、房州防御使杨延美等来聘”;七月，“契丹遣沈州刺史萧琼、亳州刺史傅用元来贺生辰”[65]。显宗二十年（1029年）四月，“契丹遣大将军耶律延宁、海北州刺史张令仪来聘”;七月，“契丹遣将军耶律管宁、崇禄少卿李可封来贺生辰”[66]。虽然正使、副使皆以文资官或武资官出使，但同为聘使，显宗十九年正使为将军、副使为防御使，显宗二十年正使为大将军、副使为刺史。贺生辰使亦然，显宗十九年正使为刺史、副使同为刺史，显宗二十年正使为将军、副使为崇禄少卿。仍体现不出规律性。
靖宗四年（1038年，辽兴宗重熙七年）辽朝与高丽使者往来制度化后[67]，正使与副使的职官亦实现制度化。据《高丽史》记载，最迟至辽道宗朝，当正使为节度使或观察使时，形成节度使与大将军或观察使或诸寺大卿，观察使与诸寺大卿或诸寺少卿的出使制度。
当正使为节度使时，副使一般为大将军、观察使或诸寺大卿。如文宗九年（1055年）五月，辽道宗遣“匡义军节度使、饶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耶律革、“崇禄卿、护军”陈觊来册封文宗[68]。宣宗二年（1085年）十一月，道宗遣“保静军节度使”萧璋、“崇禄卿”温峤册封宣宗[69]。肃宗二年（1097年）十二月，道宗遣“临海军节度使、检校太傅、兼御史中丞”耶律思齐、“太仆卿、昭文馆直学士”李湘册封肃宗[70]。又如文宗十一年（1057年）三月，道宗遣“天德军节度使”萧继从、“左千牛卫大将军”王守拙册封文宗[71]。再如文宗十九年（1065年）四月，道宗遣“宁远军节度使”耶律宁、“益州管内观察使”丁文通册封文宗[72]。肃宗九年（1104年）四月，天祚帝遣“安远军节度使”耶律嘉谟、“利州管内观察使”夏资睦册封肃宗[73]。睿宗三年（1108年）二月，天祚帝遣“清安军节度使”萧良、“益州管内观察使”李仁洽册封睿宗[74]。
前文已述，节度使作为正使，主要用于册封高丽国王。观察使作为出使时使用次数最多的武资官，正使为观察使时，副使一般为诸寺大卿或诸寺少卿。如文宗十一年（1057年）三月，道宗遣“利州管内观察使”萧素、“守司农卿”柴德滋册封高丽王太子[75]。文宗十九年（1065年）四月，道宗遣“利州管内观察使”耶律迪、“守卫尉卿”麻晏如册封高丽王太子[76]。肃宗五年（1100年）十月，道宗遣“高州管内观察使”萧好古、“守卫尉卿”高士宁册封高丽王太子[77]。肃宗九年（1104年）四月，天祚帝遣“泰州管内观察使”耶律师傅、“鸿胪卿”张织册封高丽王太子[78]。柴德滋“守司农卿”，麻晏如、高士宁“守卫尉卿”，职事官高于散官者为“守”。②柴德滋、麻晏如、高士宁等人的“职”高于“诸寺大卿”，却没有借衔出使，而是以“守司农（卫尉）卿”出使，知辽朝最迟至道宗朝，册封高丽王太子的正使为观察使时，副使为诸寺大卿，已成为定制无疑。
册封高丽王太子的正使为观察使时，副使为诸寺大卿，其他情况下，副使为诸寺少卿。如宣宗十一年（1094年），宣宗去世后，十二月，道宗派遣敕祭使“永州管内观察使”萧遵烈、“卫尉少卿”梁祖述祭奠宣宗[79]。睿宗八年（1113年）正月，天祚帝遣敕祭使“永州管内观察使”耶律固、“太常少卿”王侁吊祭睿宗母[80]。睿宗十年（1115年）十一月，天祚帝遣“利州管内观察使”耶律义、“大理少卿”孙良谋赴高丽督发兵[81]。知观察使作为除册封高丽王太子以外其他类型使团的正使时，对应的副使为诸寺少卿。
由此可知，辽朝出使高丽使者的职官规律并非无迹可寻，只是限于《辽史·百官志》记载残缺，并多有讹误之处，对还原职官规律造成不便，加之《高丽史》的记载同样存在缺陷。如辽朝出使高丽的东京使，存在带正二品的检校尚书左右仆射、检校六部尚书，带正三品的检校左右散骑常侍，以及带正七品上的礼宾副使出使的差异。③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在于，辽朝东京使的“官”品普遍不高，应为礼宾副使上下，出使时借銜出使，借正二品或正三品的检校官出使，《高丽史》仅记载代表其最高身份、级别的结衔，极少记载其完整结衔。 據《高丽史》卷8《文宗世家二》记载，文宗十八年（1064年）十月，“契丹遣检校右散骑常侍耶律亘来”，耶律亘的“散官”为“检校右散骑常侍”，然而辽朝诏书中称“今差礼宾使耶律亘赍诏往彼示谕”，耶律亘的“官”为“礼宾使”，耶律亘的结衔至少应为“礼宾使、检校右散骑常侍”[82]。参照杨军先生绘制的《辽朝南面官“官”品表》，右散骑常侍为正三品，礼宾使为从六品上[83]，右散骑常侍“官”品高，故《高丽史》加以记载，幸而辽朝诏书同样被《高丽史》记载下来，为探讨辽朝使者职官提供了一个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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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根据辽丽双方遣使的特点，以高丽是否为辽朝属国、辽朝与高丽间的使者往来是否制度化等为依据，可将辽丽使者往来划分为四个时期，即平等往来期（922年至994年2月）、非制度化遣使期（994年2月至1038年8月）、制度化遣使期（1038年8月至1116年4月）、衰落消亡期（1116年4月至1123年8月）。详见陈俊达.辽朝与高丽使者往来分期探赜——兼论东亚封贡体系确立的时间[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04）：99—107.
②据《旧唐书》卷42《职官志一》记载：“凡九品已上职事，皆带散位，谓之本品。职事则随才录用，或从闲入剧，或去高就卑，迁徙出入，参差不定。散位则一切以门荫结品，然后劳考进叙。《武德令》，职事高者解散官，欠一阶不至为兼，职事卑者，不解散官。《贞观令》，以职事高者为守，职事卑者为行，仍各带散位。其欠一阶，依旧为兼，与当阶者，皆解散官。永徽已来，欠一阶者，或为兼，或带散官，或为守，参而用之。其两职事者亦为兼，颇相错乱。咸亨二年，始一切为守。”参见（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785-1786.
③“官”品详见杨军.辽朝南面官研究——以碑刻资料为中心[J].史学集刊，2013（03）：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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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孙国军）
A Study on Official Posts of the Emissaries Sent by Liao Dynasty to Korea
CHEN Jun-da， WANG Zhe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There existed the phenomenon that the emissaries sent by Liao Dynasty to Korea， include "Sanguan"， "Wenziguan"， "Wuziguan"， "Xianxian"， "Xun" and "Zhi". Among these messengers， 38 emissaries were sent out by "Jianjiaoguan"， 56 emissaries were sent by "Wenziguan"， 109 emissaries were sent by "Wuziguan"， 12 emissaries were sent by "Xianxian"， 11 emissaries were sent by "Zhi"， 1 emissary was sent by "Xun". Most of the posts carried by the emissaries sent by Liao Dynasty to Korea were "Guan"， which symbolized the status and rank of the emissaries， and few of the emissaries went out with real posts. The posts of the emissaries sent by Liao Dynasty to Korea were not irregular. At the latest to the Liao Dao Zong， when the main-emissary was "Jiedushi"， the vice-emissary was "Dajiangjun" or "Guanchashi" or "Zhusidaqing"; when the main-emissary was "Guanchashi"， the the vice-emissary was "Zhushidaqing"or"Zhusishaoqing".
Keywords： Liao Dynasty; Korea; Emissary; Guan
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杨军
摘 要：辽朝派遣出使高丽的使者，存在以散官、文资官、武资官、宪衔、勋、职出使的现象，其中以“检校官”出使者38人次，以“文资官”出使者56人次，以“武资官”出使者109人次，以“宪衔”出使者12人次，以“职”出使者11人次，以“勋”出使者1人次。辽朝出使高丽使者所带结衔，多为象征使者身份、级别的虚衔“官”，带实职出使者极少。辽朝出使高丽使者的职官并非毫无规律，最迟至辽道宗朝，当正使为节度使时，副使为大将军、观察使或诸寺大卿;正使为观察使时，副使为诸寺大卿或诸寺少卿。
关键词：辽朝;高丽;使者;职
中图分类号：K246.1;K31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1）07-0001-07
辽朝南面官的结衔中一般包括十类内容，依次为功臣号、职、阶、官、散官（检校官）、宪、勋、爵、邑（封）、赐。个别官员的结衔中还包括谥号和死后的赠官，但不是通例。功臣号为一种荣誉称号，阶、官、散官、宪、勋皆为虚衔，爵、邑（封）是封爵与封邑，赐是身份等级的象征，只有职才是官员的职务[1]。辽朝派遣出使高丽的使者，存在以官、散官、宪衔、勋、职出使的现象，然至今为止，学界尚无专文对辽朝出使高丽使者的职官进行系统梳理。本文尝试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对辽朝出使高丽使者的散官、文资官、武资官、宪衔、勋、职进行研究，思考辽朝出使高丽使者的职官规律。不足之處，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散官
辽散官即唐朝和宋朝的检校官，“检校官者，自唐以来有之。凡内职崇班（今修武郎）、武臣副率以上，初除及遇恩皆带。若文臣则枢密、宣徽、节度使始带焉。自三公（谓太尉、司徒、司空）、三师、仆射、尚书、常侍至宾客、祭酒，凡十余等。”[2]据王曾瑜先生研究，辽散官（检校官）分十八阶，自高至低依次为：检校太师、检校太尉、检校太傅、检校太保、检校司徒、检校司空、检校左仆射、检校右仆射、检校吏部尚书、检校兵部尚书、检校户部尚书、检校刑部尚书、检校礼部尚书、检校工部尚书、检校左散骑常侍、检校右散骑常侍、检校太子宾客、检校国子祭酒。与宋检校官相比，辽朝散官依唐检校官制，不设检校水部员外郎，以检校国子祭酒为最低一阶，其上为检校太子宾客，自检校尚书右仆射之上，与宋检校官序全同[3]。
由《高丽史》记载可知，辽朝出使高丽使者中带检校官（或以检校官出使）者共计38人次，辽朝出使高丽使者所带检校官，除检校太师、检校吏部尚书、检校兵部尚书、检校户部尚书、检校刑部尚书、检校太子宾客、检校国子祭酒不见于史料记载外，辽散官（检校官）十八阶中的余下十一阶，皆见于辽朝出使高丽使者所带结衔。
辽朝出使高丽的使者分为常使与泛使两种类型。常使指辽朝定期向高丽派遣，有固定出使频率的使者，包括贺高丽国王生辰使与聘使（横宣使、横赐使、宣赐使）。泛使指辽朝不定期或遇有特殊事宜临时向高丽派遣的使者，包括册封使、起复使（落起复使）、示谕使、告哀使、遗留使、祭奠吊慰使，以及辽朝东京派出的东京使[4]。辽朝带“检校官”出使高丽使者38人中，除去3人使命不详外，余下35人中，贺高丽国王生辰使10人，其中检校太尉1人、检校太傅4人、检校太保2人、检校司徒2人、检校右仆射1人;聘使（横宣使、横赐使、宣赐使）5人，其中检校太傅2人、检校司徒1人、检校司空2人;册封使4人，其中检校太傅1人（册封肃宗、正使）、检校左散骑常侍2人（册封高丽王太子正使1人、册封靖宗传宣使1人）、检校右散骑常侍1人（册封穆宗、正使）;示谕使2人，其中检校礼部尚书1人、检校右散骑常侍1人;告哀使2人，其中检校右仆射1人、检校右散骑常侍1人;东京使12人，其中检校左仆射1人、检校右仆射2人、检校工部尚书4人、检校左散骑常侍3人、检校右散骑常侍2人。
结合辽朝出使高丽使者所带检校官与使者出使使命，可将史料中出现的十一阶检校官分为两个层级。检校太尉、检校太傅、检校太保、检校司徒、检校司空为一个层级，辽朝出使高丽的“常使”（贺生辰使与横宣使），多带此五种检校官。检校左仆射、检校右仆射、检校礼部尚书、检校工部尚书、检校左散骑常侍、检校右散骑常侍为另一个层级，辽朝出使高丽的“泛使”，以及东京派往高丽的使者，多带此六种检校官。
二、文资官
唐代的职事官体系至辽宋时期，发展为辽代的官和宋代的寄祿官，成为官员薪俸级别的标志。据《宋会要辑稿》兵一七《归明》记载，辽朝灭亡时，宋朝将降宋辽官“比换”宋朝寄禄官时，其中涉及辽朝六部尚书以下文资官的规定为：
文资伪官：六尚书、尚书左右丞、侍郎、给事中、直学士、谏议大夫、少大监、大卿、少卿、殿少、将作少监、少府少监、左司郎中、郎中、员外郎、检校常侍、殿丞一等官、洗马一等官、司直、秘书郎试评事、校书郎试崇文馆校书郎（太子校书郎、正字、文学同），比换朝散大夫、朝奉大夫、朝请郎、朝散郎、朝奉郎、奉议郎、通直郎、宣教郎、承事郎、承奉郎、承务郎、修职郎、迪功郎、将仕郎、文学、助教[5]。 据《高丽史》记载，结合王曾瑜、杨军等先生研究，辽朝带文资官出使高丽的56位使者中，贺高丽国王生辰使27人，其中左右谏议大夫4人、中书舍人1人、诸监2人（少府监1人、守殿中监1人）、诸寺大卿13人（崇禄卿6人、卫尉卿4人、大理卿1人、司农卿1人、太仆卿1人）、诸寺少卿4人（崇禄少卿2人、卫尉少卿1人、太常少卿1人）、殿中少监1人、吏部郎中1人、起居郎1人，除崇禄少卿李可封为副使外，其余皆为正使;册封使12人，其中尚书礼部侍郎1人（册封靖宗、副使）、昭文馆直学士1人（册封肃宗、副使）、殿中监1人（册封靖宗押册使）、诸寺大卿8人（崇禄卿2人，皆为册封高丽国王副使;守卫尉卿2人，皆为册封高丽王太子副使;大理卿1人，册封靖宗正使;鸿胪卿1人，册封高丽太子副使;守司农卿1人，册封高丽太子副使;太仆卿1人，册封肃宗副使）、将作少监1人（册封靖宗读册使）;起复使（落起复使）3人，皆带崇禄卿衔;示谕使5人，其中给事中2人、崇禄卿1人、大理少卿1人、秘书少监1人，除大理少卿孙良谋为副使外，其余皆为正使;告哀使2人，鸿胪少卿1人、工部郎中1人;遗留使2人，皆带崇禄卿衔;祭奠吊慰使4人，其中卫尉少卿1人、太常少卿1人、守殿中少监1人（皆为副使）、起居舍人1人（正使）;东京使1人，带工部郎中衔出使。需要强调的是，其中肃宗二年（1097年）十二月，辽道宗派遣耶律思齐、李湘来册封高丽肃宗时，李湘的结项为“太仆卿、昭文馆直学士”[6]，“太仆卿”与“昭文馆直学士”皆为官，知辽朝两个文资官虚衔同样可以叠授。
需要指出的是，《高丽史》卷6《靖宗世家》记载，靖宗十一年（1045年）六月，“契丹横宣使、检校太傅、判三班院事耶律宣来。”[7]杨军先生认为“判三班院”为辽朝正三品文资官[8]。本文认为，“判三班院”似应为“职”，而非“官”。据《辽史》卷45《百官志一》记载，三班院“掌左、右、寄班之事”[9]。然王曾瑜先生指出，《辽史》的记载似不可信，辽朝三班院应为类似于宋朝三班院的武官铨选机构[10]。杨军先生认为“判三班院”为文资官所依据的史料为，乾统元年（1101年）《梁援墓志》记载：“（咸雍）十年，加右谏议大夫。大康元年，提点大理寺……是冬，权诸行宫副部署，兼判三班院。”[11]由《梁援墓志》记载可知，右谏议大夫的“官”品应等于担任诸行宫副部署需要的品秩，而高于担任三班院使需要的品秩，故梁援“权诸行宫副部署，兼判三班院”。“判三班院”应为梁援的实职，而非“官”。由此可知，耶律宣的结衔中，“检校太傅”是散官，“判三班院事”是职。由于耶律宣借“检校太傅”衔，“官”品高于担任三班院使需要的品秩，故耶律宣同样“判三班院事”。
三、武资官
《宋会要辑稿》兵一七《归明》有关辽朝灭亡时，宋朝将降宋辽官“比换”为宋朝寄禄官的规定，其中武资官：
武资伪官：金吾卫上将军、节度使大将军、节度使留后、观察使、观察留后、遥防、遥团、洛□商三州刺史、礼宾、洛苑、六宅使、奉宸（诸卫将军、小将军同）、礼宾、洛苑、六宅副使、率府率、[率]府副率、左右翊卫校尉、东西头供奉官、左右承制、左右（直殿）[殿直]（閤门祗候同）、东西班小底、三六班奉职、在班祗候，比换武功大夫、遥刺武德大夫、遥刺武德郎、武显郎、武节郎、武略郎、武经郎、武义郎、武翼郎、敦武郎、从义郎、忠训郎、保义郎、承节郎、承信郎、进武校尉、进义校尉[12]。
据《高丽史》记载，结合王曾瑜、杨军等先生研究，辽朝带武资官出使高丽的109位使者中，除去引进使李延弘使命不详外，余下108人中，贺高丽国王生辰使34人，其中大将军3人、观察使18人、刺史12人、将军1人，除亳州刺史傅用元为副使外，其余皆为正使;聘使（横宣使、横赐使、宣赐使）20人，其中节度使1人、大将军1人、观察使8人、防御使3人、刺史6人、将军1人，除房州防御使杨延美、海北州刺史张令仪为副使外，其余皆为正使;册封使22人，其中诸卫上将军3人（皆为册封高麗国王、正使）、节度使8人（皆为册封高丽国王，正使7人、副使1人）、诸卫大将军1人（册封文宗、副使）、观察使8人（册封高丽国王，正使1人、副使3人，册封高丽王太子、正使4人）、观察留后1人（册封靖宗使团都部署）、刺史1人（册封高丽王太子、正使）;起复使（落起复使）2人，皆为观察使;示谕使14人，其中诸卫大将军4人、观察使1人、刺史1人、东上閤门使1人、引进使1人、礼宾使1人、将军5人，除大将军耶律允、引进使韩杞为副使外，其余皆为正使;告哀使1人，为观察使;遗留使1人，为左领军卫上将军;祭奠吊慰使7人，其中节度使1人、观察使5人、防御使1人;东京使7人，其中刺史1人、礼宾副使6人。
辽朝出使高丽不同类型使者所带“武资官”规律较为清晰。辽朝册封高丽国王的正使多带诸卫上将军或节度使衔，副使多带诸卫大将军或观察使衔。册封高丽王太子的正使多以观察使充任。辽朝出使高丽的常使（贺高丽国王生辰使、聘使）多以观察使、防御使、刺史充任。“观察使”是辽朝出使高丽使者最常带“武资官”。东京使多带礼宾副使衔出使。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辽朝使者出使时所带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刺史等，皆为作为虚衔的“武资官”，而非实“职”。以节度使为例，辽使带虚衔节度使出使高丽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为所带节度使对应的州（军）不在辽朝境内，这种情况最容易判断。如据《高丽史》记载，成宗十五年（996年）三月，“契丹遣翰林学士张干、忠正军节度使萧熟葛来册王”[13]。忠正军时为宋地，《宋史》卷88《地理志四》记载：“寿春府，寿春郡，紧，忠正军节度。”[14]忠正军为宋朝寿春府军号，治下蔡，今安徽凤台[15]。辽无忠正军，故《辽史》卷96《耶律挞不也传》载：“（挞不也）以平重元之乱，遥授忠正军节度使。”[16]知《高丽史》记载萧熟葛带“忠正军节度使”为遥授虚衔无疑。
第二种情况为所带节度使对应的州（军）非节镇（节度州）。如《高丽史》记载，睿宗三年（1108年）二月，天祚帝遣“清安军节度使萧良、益州管内观察使李仁洽”册封高丽睿宗[17]。清安军不见唐、五代、宋朝史籍记载，在辽朝为南京析津府辖下景州军号，然景州只是一个刺史州。据《辽史》卷40《地理志四》记载：“景州，清安军，下，刺史。”[18]由此可知，《高丽史》记载萧良所带“清安军节度使”同样为虚衔，节度使只是用来表示其级别，对应的州号、军号并不重要。 第三种情况，节度使对应的州（军）在辽朝境内，且为节镇，此时的节度使同样为虚衔，不能视做实职。如据《高丽史》记载，文宗元年（1047年）二月，“契丹遣忠顺军节度使萧慎微、守殿中少监康化成等来祭靖宗于虞宫。”[19]《辽史》卷41《地理志五》记载：“蔚州，忠顺军，上，节度。”[20]然仔细梳理史料可知，1047年（辽兴宗重熙十六年）时，担任实职蔚州忠顺军节度使者为夏行美。
据《辽史》卷17《圣宗纪八》记载：太平十年（1030年）四月，“以耶律行平为广平军节度使，夏行美为忠顺军节度使”[21]。卷20《兴宗纪三》记载：重熙十七年（1048年）八月，“以殿前都点检耶律义先为行军都部署，忠顺军节度使夏行美副部署，东北面详稳耶律术者为监军，伐蒲奴里酋陶得里”[22]。卷87《夏行美传》：“太平九年，大延琳叛，时行美总渤海军于保州……明年，擢忠顺军节度使。重熙十七年，迁副部署，从点检耶律义先讨蒲奴里，获其酋陶得里以归。”[23]
如果仅据《辽史》记载，似乎夏行美于太平十年（1030年）至重煕十七年（1048年）间一直担任忠顺军节度使。结合其他材料可知，夏行美于太平十年（1030年）至重煕二年（1033年）间担任忠顺军节度使，夏行美之后的继任者依次为聂宗顺[24]、耶律遂忠[25]、杨佶[26]、耶律宗教。由重熙二十二年（1053年）《耶律宗教墓志》记载，耶律宗教于重熙十五年（1046年）卸任忠顺军节度使[27]，耶律宗教之后，夏行美于重煕十五年（1046年）至十七年（1048年）间再次担任忠顺军节度使。
由此可知，1047年（辽兴宗重熙十六年）时，实职忠顺军节度使为夏行美，萧慎微所带忠顺军节度使同样为虚衔，仅用来表示级别。
除节度使外，辽朝出使高丽使者所带观察使、防御使、刺史，同样皆为虚衔。最直接的证据为，观察使、防御使、刺史对应的州号多为相同者。如利州管内观察使、利州管内观察留后、利州刺史，永州管内观察使、永州刺史，泰州管内观察使、泰州刺史，益州管内观察使、益州刺史，宁州管内观察使、宁州刺史，广州管内观察使、广州防御使，归州管内观察使、归州刺史。
利州，据《辽史》卷39《地理志三》记载，“利州，中，观察。本中京阜俗县。统和二十六年置刺史州，开泰元年升”[28]。开泰元年（1012年）以后，利州为观察州。然重熙二十二年（1053年）萧素[29]、清宁元年（1055年）萧禄[30]以“利州刺史”出使。永州，据《辽史》卷37《地理志一》记载，“永州，永昌军，观察。”[31]然耶律士清[32]、萧惟新[33]、耶律直[34]以“永州刺史”出使。泰州，据《辽史》卷37《地理志一》记载，“泰州，德昌军。节度。”[35]泰州降为观察州、刺史州为辽末天祚帝时期的情况[36]，然道宗清宁三年（1057年），耶律宏以“泰州刺史”出使[37];清宁八年（1062年），高守正以“泰州管内观察使”出使[38]。广州，据《辽史》卷38《地理志二》记载，“广州。防御。”[39]广州为防御州，然道宗大康十年（1084年），耶律彦以“广州管内观察使”出使高丽[40]。此外，据《辽史》卷38《地理志二》记载，益州[41]、宁州[42]、归州[43]皆为观察州，然而辽使却带益州刺史、宁州刺史、归州刺史出使高丽。
由此可知，与前文所述辽朝将刺史州景州的军号清安军与节度使相结合，萧良带清安军节度使出使高丽一样，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刺史只是用来表示使者级别的“武资官”，皆为虚衔，无论对应的州号、军号是否位于辽朝境内，是否真实存在，对应的州号、军号没有任何意义。因此，据《高丽史》记载，文宗八年（1054年）十月甲辰，“契丹横宣使、益州刺史耶律芳来”;十一月甲子，“契丹宣谕使、益州刺史耶律干来”[44]。使者相隔二十日，前后抵达高丽，却担任同一州刺史，所带刺史为虚衔可见一斑。
明白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刺史皆为“官”而非“职”后，我们再来反观辽朝出使高丽使者的结衔。如靖宗四年（1038年）十月，辽兴宗遣马保业安抚高丽，马保业的结衔为“东上閤门使、左千牛卫大将军”[45]，“东上閤门使”与“左千牛卫大将军”皆为官，辽朝两个武资官虚衔可以叠授[46]。文宗九年（1055年）五月，道宗遣耶律革、陈觊册封高丽文宗，耶律革的结衔为“匡义军节度使、饶州刺史、兼御史大夫”[47]，“匡义军节度使、饶州刺史”是官，匡义军节度使的完整结衔为“匡义军节度使、饶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饶州刺史”，“御史大夫”是宪。文宗十五年（1061年）十二月，“契丹遣检校太傅、宁州刺史萧述来贺生辰”[48]。萧述的结衔中，“检校太傅”是散官（检校官），“宁州刺史”是官。肃宗二年（1097年）十二月，道宗派遣耶律思齐、李湘册封高丽肃宗，耶律思齐的结衔为“临海军节度使、检校太傅、兼御史中丞”[49]，“临海军节度使”是官，“检校太傅”是散官，“御史中丞”是宪。
四、其他结衔
辽朝出使高丽使者除文资官与武资官外，有时亦带宪衔、职、勋出使。
（一）宪衔
辽宪衔继承唐、五代制度，一般作为地方官或武将的虚衔。辽朝宪衔分为五阶，自高至低依次为：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50]。辽朝出使高丽使者中亦有以宪衔（或带宪衔）出使者。辽朝出使高丽使者所带宪衔，除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不见于史料记载外，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皆见于辽朝出使高丽使者所带结衔。
宪衔多与其他结衔一起使用，除前文已述耶律革、萧述、耶律思齐等人的结衔外，又如显宗十二年（1021年）二月，“契丹遣检校司空、御史大夫姚居信来聘”[51]。姚居信的结衔中，“检校司空”是散官，“御史大夫”是宪。显宗十三年（1022年）四月，“契丹遣御史大夫、上将军萧怀礼等来册王”[52]。萧怀礼的结衔中，“御史大夫”是宪，“上将军”是官。靖宗八年（1042年）十一月，“契丹遣检校礼部尚书兼御史王永言来”[53]。王永言的结衔中，“检校礼部尚书”是散官，“御史”是宪。也有辽朝使者只记载其宪衔，而不载其他结衔。如靖宗九年（1043年）七月，“契丹遣侍御史姚居善来贺生辰”[54];文宗二十三年（1069年）十二月，“辽遣御史中丞高耸来贺生辰”[55];宣宗五年（1088年）正月，“遼遣横宣使御史大夫耶律延寿来”[56]。宪衔与文资官、武资官一样，皆为虚衔，象征使者级别、身份。 （二）职
辽朝出使高丽的使者，以实职出使者较少，仅见11人。以实职出使高丽的11位辽朝使者中，常使1人，泛使10人。常使即前文已述，靖宗十一年（1045年）六月，“契丹横宣使、检校太傅、判三班院事耶律宣来”[57]。耶律宣的结衔中，“检校太傅”是散官，“判三班院事”是职。泛使10人中，除去东京使4人外，余下6人皆为辽朝与高丽交聘尚未制度化以及辽末交聘制度崩溃时期派遣的使者。①据《辽史》卷15《圣宗纪六》记载，统和二十八年（1010年）九月，“遣枢密直学士高正、引进使韩杞宣问高丽王询”[58]。辽朝派遣高正、韩杞出使高丽，《高丽史》记作显宗元年（1010年）十月，“契丹遣给事中高正、閤门引进使韩杞来告兴师”[59]。“枢密直学士”为高正的职，“给事中”为高正的官（文资官）。由于使者的“职”不能清晰体现使者的身份、级别，随着辽朝与高丽使者往来制度化，辽朝出使高丽的使者逐渐以“官”代替“职”，以表示使者身份。
（三）勋
辽朝勋官与唐宋相同，“勋自武骑，至上柱国”[60]，共计十二阶。自高至低依次为：上柱国、柱国、上护军、护军、上轻车都尉、轻车都尉、上骑都尉、骑都尉、骁骑尉、飞骑尉、云骑尉、武骑尉[61]。
辽朝出使高丽使者带勋者见于史料记载仅有一例，据《高丽史》卷7《文宗世家一》记载，文宗九年（1055年）五月，辽道宗遣耶律革、陈觊册封文宗，副使陈觊的结衔为“崇禄卿、护军”[62]。“崇禄卿”为陈觊的官，“护军”为陈觊的勋。
五、余论
综上所述，辽朝出使高丽使者所带结衔，多为象征使者身份、级别的虚衔“官”，带实职出使者极少。由上文归纳可知，辽朝出使高丽使者的职官并非毫无规律，以辽朝出使高丽使团中，正使为节度使或观察使时，对应副使的职官为例。
辽朝与高丽使者往来尚未制度化时，正使与副使职官的规律性不明显。如成宗十三年（994年），“契丹遣崇禄卿萧述管、御史大夫李涴等赍诏来抚谕”[63]。“崇禄卿”是官，“御史大夫”是职。成宗十五年（996年）三月，“契丹遣翰林学士张干、忠正军节度使萧熟葛来册王”[64]。“御史大夫”是职，“忠正军节度使”是官。正使、副使带不同性质结衔出使，加之史料记载残缺，无法进行品级比较。
又如显宗十九年（1028年）三月，“契丹遣将军耶律素、房州防御使杨延美等来聘”;七月，“契丹遣沈州刺史萧琼、亳州刺史傅用元来贺生辰”[65]。显宗二十年（1029年）四月，“契丹遣大将军耶律延宁、海北州刺史张令仪来聘”;七月，“契丹遣将军耶律管宁、崇禄少卿李可封来贺生辰”[66]。虽然正使、副使皆以文资官或武资官出使，但同为聘使，显宗十九年正使为将军、副使为防御使，显宗二十年正使为大将军、副使为刺史。贺生辰使亦然，显宗十九年正使为刺史、副使同为刺史，显宗二十年正使为将军、副使为崇禄少卿。仍体现不出规律性。
靖宗四年（1038年，辽兴宗重熙七年）辽朝与高丽使者往来制度化后[67]，正使与副使的职官亦实现制度化。据《高丽史》记载，最迟至辽道宗朝，当正使为节度使或观察使时，形成节度使与大将军或观察使或诸寺大卿，观察使与诸寺大卿或诸寺少卿的出使制度。
当正使为节度使时，副使一般为大将军、观察使或诸寺大卿。如文宗九年（1055年）五月，辽道宗遣“匡义军节度使、饶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耶律革、“崇禄卿、护军”陈觊来册封文宗[68]。宣宗二年（1085年）十一月，道宗遣“保静军节度使”萧璋、“崇禄卿”温峤册封宣宗[69]。肃宗二年（1097年）十二月，道宗遣“临海军节度使、检校太傅、兼御史中丞”耶律思齐、“太仆卿、昭文馆直学士”李湘册封肃宗[70]。又如文宗十一年（1057年）三月，道宗遣“天德军节度使”萧继从、“左千牛卫大将军”王守拙册封文宗[71]。再如文宗十九年（1065年）四月，道宗遣“宁远军节度使”耶律宁、“益州管内观察使”丁文通册封文宗[72]。肃宗九年（1104年）四月，天祚帝遣“安远军节度使”耶律嘉谟、“利州管内观察使”夏资睦册封肃宗[73]。睿宗三年（1108年）二月，天祚帝遣“清安军节度使”萧良、“益州管内观察使”李仁洽册封睿宗[74]。
前文已述，节度使作为正使，主要用于册封高丽国王。观察使作为出使时使用次数最多的武资官，正使为观察使时，副使一般为诸寺大卿或诸寺少卿。如文宗十一年（1057年）三月，道宗遣“利州管内观察使”萧素、“守司农卿”柴德滋册封高丽王太子[75]。文宗十九年（1065年）四月，道宗遣“利州管内观察使”耶律迪、“守卫尉卿”麻晏如册封高丽王太子[76]。肃宗五年（1100年）十月，道宗遣“高州管内观察使”萧好古、“守卫尉卿”高士宁册封高丽王太子[77]。肃宗九年（1104年）四月，天祚帝遣“泰州管内观察使”耶律师傅、“鸿胪卿”张织册封高丽王太子[78]。柴德滋“守司农卿”，麻晏如、高士宁“守卫尉卿”，职事官高于散官者为“守”。②柴德滋、麻晏如、高士宁等人的“职”高于“诸寺大卿”，却没有借衔出使，而是以“守司农（卫尉）卿”出使，知辽朝最迟至道宗朝，册封高丽王太子的正使为观察使时，副使为诸寺大卿，已成为定制无疑。
册封高丽王太子的正使为观察使时，副使为诸寺大卿，其他情况下，副使为诸寺少卿。如宣宗十一年（1094年），宣宗去世后，十二月，道宗派遣敕祭使“永州管内观察使”萧遵烈、“卫尉少卿”梁祖述祭奠宣宗[79]。睿宗八年（1113年）正月，天祚帝遣敕祭使“永州管内观察使”耶律固、“太常少卿”王侁吊祭睿宗母[80]。睿宗十年（1115年）十一月，天祚帝遣“利州管内观察使”耶律义、“大理少卿”孙良谋赴高丽督发兵[81]。知观察使作为除册封高丽王太子以外其他类型使团的正使时，对应的副使为诸寺少卿。
由此可知，辽朝出使高丽使者的职官规律并非无迹可寻，只是限于《辽史·百官志》记载残缺，并多有讹误之处，对还原职官规律造成不便，加之《高丽史》的记载同样存在缺陷。如辽朝出使高丽的东京使，存在带正二品的检校尚书左右仆射、检校六部尚书，带正三品的检校左右散骑常侍，以及带正七品上的礼宾副使出使的差异。③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在于，辽朝东京使的“官”品普遍不高，应为礼宾副使上下，出使时借銜出使，借正二品或正三品的检校官出使，《高丽史》仅记载代表其最高身份、级别的结衔，极少记载其完整结衔。 據《高丽史》卷8《文宗世家二》记载，文宗十八年（1064年）十月，“契丹遣检校右散骑常侍耶律亘来”，耶律亘的“散官”为“检校右散骑常侍”，然而辽朝诏书中称“今差礼宾使耶律亘赍诏往彼示谕”，耶律亘的“官”为“礼宾使”，耶律亘的结衔至少应为“礼宾使、检校右散骑常侍”[82]。参照杨军先生绘制的《辽朝南面官“官”品表》，右散骑常侍为正三品，礼宾使为从六品上[83]，右散骑常侍“官”品高，故《高丽史》加以记载，幸而辽朝诏书同样被《高丽史》记载下来，为探讨辽朝使者职官提供了一个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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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根据辽丽双方遣使的特点，以高丽是否为辽朝属国、辽朝与高丽间的使者往来是否制度化等为依据，可将辽丽使者往来划分为四个时期，即平等往来期（922年至994年2月）、非制度化遣使期（994年2月至1038年8月）、制度化遣使期（1038年8月至1116年4月）、衰落消亡期（1116年4月至1123年8月）。详见陈俊达.辽朝与高丽使者往来分期探赜——兼论东亚封贡体系确立的时间[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04）：99—107.
②据《旧唐书》卷42《职官志一》记载：“凡九品已上职事，皆带散位，谓之本品。职事则随才录用，或从闲入剧，或去高就卑，迁徙出入，参差不定。散位则一切以门荫结品，然后劳考进叙。《武德令》，职事高者解散官，欠一阶不至为兼，职事卑者，不解散官。《贞观令》，以职事高者为守，职事卑者为行，仍各带散位。其欠一阶，依旧为兼，与当阶者，皆解散官。永徽已来，欠一阶者，或为兼，或带散官，或为守，参而用之。其两职事者亦为兼，颇相错乱。咸亨二年，始一切为守。”参见（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785-1786.
③“官”品详见杨军.辽朝南面官研究——以碑刻资料为中心[J].史学集刊，2013（03）：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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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陈俊达.辽朝与高丽使者往来分期探赜——兼论东亚封贡体系确立的时间[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04）：103.
（责任编辑 孙国军）
A Study on Official Posts of the Emissaries Sent by Liao Dynasty to Korea
CHEN Jun-da， WANG Zhe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There existed the phenomenon that the emissaries sent by Liao Dynasty to Korea， include "Sanguan"， "Wenziguan"， "Wuziguan"， "Xianxian"， "Xun" and "Zhi". Among these messengers， 38 emissaries were sent out by "Jianjiaoguan"， 56 emissaries were sent by "Wenziguan"， 109 emissaries were sent by "Wuziguan"， 12 emissaries were sent by "Xianxian"， 11 emissaries were sent by "Zhi"， 1 emissary was sent by "Xun". Most of the posts carried by the emissaries sent by Liao Dynasty to Korea were "Guan"， which symbolized the status and rank of the emissaries， and few of the emissaries went out with real posts. The posts of the emissaries sent by Liao Dynasty to Korea were not irregular. At the latest to the Liao Dao Zong， when the main-emissary was "Jiedushi"， the vice-emissary was "Dajiangjun" or "Guanchashi" or "Zhusidaqing"; when the main-emissary was "Guanchashi"， the the vice-emissary was "Zhushidaqing"or"Zhusishaoqing".
Keywords： Liao Dynasty; Korea; Emissary; Gu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