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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耳
曾获第18届、20届台湾联合文学新人奖;小说《一个人张灯结彩》获第4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2006年到2008年,我断断续续在上海生活了几个月,回头想写点诸如印象记一类的小文章,总感觉不得要领。我生活在一个小县城,这么多年了,仍然搞不清它的人情世故肌理轮廓,何况大上海。在上海的作家也难写好上海,这个毫不奇怪,一写就一鳞半爪了,几个人有能耐把上海作为一个整体来打量?所以找个外乡人谈上海印象,要是搞成专栏,这专栏取个名字叫“瞎子摸象”应是最合适不过。在北京上海还有广东珠三角城市群都呆了一段时间,心里难免有个比较。南方人还是喜欢呆在南方。首都大马路齐整,十几车道车流的声音如波似浪,拍得夹道高楼铁骨铮铮;但往小弄子里面钻,满眼的粗糙简陋还是令人震惊。广东倒是我们湖南人去得最多的地方,到东莞小住,这城市千万人里来自湖南的竟占至三四成,呆久了,难免反认他乡作故乡。上海难得碰到几个湖南老乡。在北京的老乡没几年就能京腔京韵,到广东的老乡把港腔粤调说得有模有样的大有人在。在上海,却难有几个外地人说得好上海活,仿佛上海话就是用以鉴别身份的。当然,久居于此的人能分出本地人宁波人苏州人苏北人口音的差别,若问哪种口音是上海的基准腔,估计也是搞不清白。
各地区的差别,一直都是饭桌上热谈的话题。我去上海之前,也留心听亲友闲扯,去北京广东的人多了,说到那两地都一套套说辞,一说起上海,基本上还是处于失语状态。即使如此,也判断得出上海难以融入。因为难以融入,因为陌生,上海易被外地人诟病也是理所当然了。人都有这个心态,弄不懂的东西,如果不能承认自己愚蠢,就要在东西上找足原因聊以自慰。闲时听有的人聊起上海,竟然说那里男人全都是裁缝,那里的女人全想嫁到外国去。其实心知不然,嘴上偏要这么说,过过嘴瘾,或者别种莫名其妙的心态。一句话概括一个地方的人情世故,来得简单,但基本都是放屁。
我能去上海是意外得到一份学习的机会,之前没想过到上海住。所以带着以前得来的种种印象,到得上海,脑壳皮免不了是要发麻的。2007年,热得要死的那个夏天,我住在长乐路新锦江旁边的一个弄堂。上海作协为让我们体验纯正上海生活,专门租来百年老房子。我住三楼,从背门进去。前门被一楼专用了,二楼三楼合用背门,二楼住着一对老夫妻,楼道亭子间里住了一个人,一月难见到一回。天气太热,一般不出门;而且也怪,高楼一密集,人就只想龟缩在自己房间里,懒得动弹。在上海认识了一些朋友,以前的同学扎根上海的纵是少,也不下十几人,但彼此来往很少,你不邀约,别人也不来串门。我想这大概就是地气使然了,在别的地方,特别是在北京,人就乐于扎堆,瞎胡扯地过一天,第二天一早又来敲你的门,要是谁不爱扎堆,还会遭人批评;老同学纵是住得老远,知道旧友来京,也喜欢邀聚,转几趟车都要往一块凑。那里有那么一种气氛,让人觉着热情。作为写作者,上海这种清静反而让人舒坦。古话说大隐隐于市,我估计这个“市”应是在上海这种地方,北京那种人情地气,想隐也隐不了。而上海,人与人之间对距离感的拿捏能力强,所以即使街面上人流如织,依然会让人感到隐蔽,自己安静做自己的事便够了。
我对风景名胜一直不感兴趣。以前呆北京,父亲来看我,问我去过什么地方,听说我连故宫长城都没去,大为光火,说既然到了北京,这些地方都不去,怎么算是来过?回去怎么跟人交代?一定要拽着我去逛一趟。上海就有这点好,没什么非去不可的地方。常被人说道的外滩,离得不远,吃过晚饭也能信步走着去。原来,这上海最出名的地方,就是人扎堆的地方。当时我住长乐路一带,还是觉得亲切,因为南京路和淮海路夹着的这片区域,乍看上去就是小县城的格局,马路窄,楼层也不高。但仔细一感受又全然不同,看似相去不远,却有一种不易觉察的考究。或者,在路口一拐,一幢古董般的欧式建筑突然就挤进眼底了,这要在小县城,几时见得到?
我喜欢去的地方是福州路,书店多,便于淘书。每次去威海路文汇大楼那个站搭车,坐到书城下车,然后往各书店去。大路上的几家大店没什么好去,岔路里有些小店经常能淘得着好书。喜欢淘书的人大都认同上古和译文这两块牌子,这一淘就淘到老窝子了。福州路上,上古书店三楼有译文的特价柜台,种类齐全,淘起来大呼过瘾。往来都坐49路车。这路车我来之前就熟悉,有个上海作家叫赵川,一个中篇就叫《49路》,是我特别喜欢的,看了很多遍,没想,到上海坐得最多的正是这趟。车上卖票的都是四五十岁中年妇女,个个清瘦,齐耳短发,不统一着装,却都爱穿圆口平底布鞋,一身打扮像八十年代的中小学优秀女教师。走到面前卖票,不声不响地收钱找零。这个印象和北京对比起来很鲜明,北京公车上的售票员怕是普遍比49路车上的粗大几圈,个个舍得出力气,嘴巴基本上是不停的,冲上车的人喊:往里面晃来哎。在北京坐公交还是有点紧张,售票员一发令我不往里晃身子也要动一动。因为听说过,地清华大学一个教授的女儿上了车不听指挥,被女售票员活活打死掉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但49路上的售票员阿姨确实让我感到亲切,我以前还奇怪我们小县城的女教师越来越没了老师的样子,原来都跑到这49路车上卖票来了。
在长乐路弄堂里住着本来也清静,要呆一段时间,备了锅碗自己开伙。楼道里有现成的炉子,拧开就可以用。我按小县城的习惯,邀上海的同学,还有熟人来吃自己弄的饭菜。只要乐意邀,他们倒也肯聚,吃湖南菜也统统不怕辣。没想二楼的老阿姨不干了。老阿姨矮瘦,样子十二分地慈祥,像极了著名沪上阿婆演员陈奇,走路也是应有的颤巍巍。她喜欢说话,以前是在嘉定一所中学里教英语。这让我很敬佩的,我听说,就全国范围来说,年轻人说外语总是比老同志强,就上海反着来,年纪老的人说英语尤其地道。看她颤巍巍的样子,我乐得给她帮点小忙,丢丢垃圾什么的,她也客气地说声谢谢。有几次她女儿女婿带外孙来看两老,竟然不进屋,把车开到弄堂口,打电话通知两老下去,打开车窗让两老往里面看几眼,说几句话,就走。
后面我请朋友来吃饭,她就打了几次110报警。片警来了一次,当着她的面盘问我们几句,老人一下楼,片警就说,你们住杨老师楼上,注意着点,她先生有病,不能吵。看样子,片警接老阿姨的警都习以为常了。她还要照顾她先生,那也是一个退休的老师,一脸病态,确实也是惊动不得。楼板很薄,东西掉在地上他就会犯病。以前有个笑话,说楼下一个老头每晚要听楼上小伙扔下两只靴子,才敢睡觉。有一晚小伙扔下一只靴子,忽然自觉了,轻轻搁下另一只,结果楼下老头整晚没睡。听着是个笑话,到上海一住,我怀疑这是每晚都在发生的事实。
那以后再邀朋友,只能去附近馆子吃饭了。有一天我弟弟弟媳去苏北,经过上海来看我,晚上吃了饭聊得久,同室另一个人又不在,我叫弟弟弟媳不必去开房,拉拉布帘,我和弟弟一床,弟媳在那边囫囵睡一晚,对付一下。第二天,老阿姨就打电话给作协的人,说我召妓回家。这下让我很意外,因为碰面时我明明跟她说了,是我亲戚。次日再见了她的面,她依然慈祥,不待我开口,主动把话题扯到一边。经过这事情,我也忽然明白,因为生活环境不同,规矩自然是不一样。上海这样挨挨挤挤的住宿环境,要是不加注意,随时都会撞得一脑壳包。所以,人在上海,懂规矩不乱说乱动,也是生活使然。而在小县城,大都是私房独院,想怎么来怎么来,不会与人碰撞。
我们的房东是个个子挺高,起码一米七五的老阿姨,虽然把房租给我们,隔几天还要来检查卫生。这房间铺的是二十年前流行过的塑布地毯,损坏严重,房间又不大,我和室友三五天用拖布拖一拖。房东提醒几次,见收效甚微,某天就以身垂范,跪下来给我们示范用抹布抹地,一寸一寸抹得锃光瓦亮,像狗舌头舔过似的。屋里东西摆放零乱,她也归置整齐。她弄了一遍,整个房子焕然一新。这让我吃惊不小,才发现打扫自家房间也有专业和业余之分,说实话,我们那里的妇女都不可能把家务活做到这种高标准。上海的产品工艺精到,品质良好,我想是因为产业工人们成长的环境就与别的地方不一样,从小时候起,即使做家务也受到专业精神的熏陶。在我小时候就不一样,父母也教导要搞家务,只要肯动手就挨表扬,哪管你做到哪种程度。
当时印象深刻,但事后我抹了两回地,照样还是用拖布拖。能把家务做得这么好,也是需要童子功的。
即使居住环境普遍逼仄,在上海的人也能适应。因为,这是上海。我想,如果天堂里面人多了,人均十平米,地狱去的人少,人均能摊上一百平米,乡下人多半会选择下地狱。而上海人,当然都是要上天堂的。
上海太大,朋友们不便相聚,我清闲一点,也去看了几个朋友。每次都安排一整天时间,来回都转几趟车,这才觉得大上海一个大字,不是闹着玩的。这城市对于单个人而言,不但是隐蔽,而且是淹没。有一次我去上海大学看望一个新认识的朋友,坐城铁到闻喜路,看看路牌发现彭浦新村就在附近,便记起一件事情。我打小爱集邮,小学四年级,十来岁时就汇款邮购,收到后再转手卖给那些不知邮购为何物的同学。邮购了几个地方,最后认定一家,就是在上海彭浦新村。我从一个姓肖的女士手里购了很多次邮品,上海的邮品相对便宜,品相也最能保证。买得多了,肖女士过年时还寄来明信片,提醒我除了集邮还要认真读书,不能耽误学习。这事都二十来年了,我还记得她家门牌号码。想去拜望,知道是不妥。不打电话就去串门,戆忒了。但是,她电话我上哪找去呢?
小学时被我赚光压岁钱的同学们都料定我会发育成一个奸商,但大专毕业后,和亲戚一起开店,对赚钱又浑没兴趣了。当时在卖空调,要供养好几个安装维修师傅,到淡季销量少,安装的活不多,便接了几十家品牌家电的区域维修业务。淡季还能保证维修到位,一到夏天,安装空调忙不过来,维修别的家电,总是要拖拖时间。这事情,很多厂家也打电话接洽过,催我们把服务搞上去。打个电话,也就了事了,不会因为服务质量下降就按合同终止我们之间的合作关系。我记得,就上海双鹿电器厂的业务员特别认真,天天打电话问情况,催我们把服务搞好。多打几个电话,双鹿厂的业务员就猜到了问题所在,再打电话过来,一针见血地质问,都去安装空调了是吧?维修不打算搞了是吧?到淡季不要吃饭了是吧?虽然没见过面,这业务员的义正辞严还是让我心生惶恐,再打来电话,就叫收银台的妹子说我不在。那业务员较真得没谱,冲妹子说,他就在旁边教你这么说的是吧?我知道他在的,要他接电话!后来,那几十家品牌家电,就双鹿厂从我们这里收回业务,另找一家维修点。
这事情让我对上海人的认真心生敬意,要讲品质和售后,上海两个字是已经在我心里面砸下坑的。有次五交化内部处理积压货,见还有上海九十年代初出产的幸福牌高压锅,就淘了一只。价格便宜,质量又好,当时还想是不是再淘一只,再一想便作罢:也别一次性就把一辈子要用的高压锅买齐了。
我在上海呆得不长,回想起来也尽是些零碎的事情。现在回到家乡,偶尔在酒桌上遇到熟人拿上海说事,给出自以为是的结论,我就忍不住说,不是你说的那样。熟人便会说,你在上海呆了几天,你知道是吧?那你说说。我张开口却说不出来。我明白,上海在我脑子里是留有某些囫囵的印象,不开口则罢,一俟开口,上海也不会是我说的这个样子。
曾获第18届、20届台湾联合文学新人奖;小说《一个人张灯结彩》获第4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2006年到2008年,我断断续续在上海生活了几个月,回头想写点诸如印象记一类的小文章,总感觉不得要领。我生活在一个小县城,这么多年了,仍然搞不清它的人情世故肌理轮廓,何况大上海。在上海的作家也难写好上海,这个毫不奇怪,一写就一鳞半爪了,几个人有能耐把上海作为一个整体来打量?所以找个外乡人谈上海印象,要是搞成专栏,这专栏取个名字叫“瞎子摸象”应是最合适不过。在北京上海还有广东珠三角城市群都呆了一段时间,心里难免有个比较。南方人还是喜欢呆在南方。首都大马路齐整,十几车道车流的声音如波似浪,拍得夹道高楼铁骨铮铮;但往小弄子里面钻,满眼的粗糙简陋还是令人震惊。广东倒是我们湖南人去得最多的地方,到东莞小住,这城市千万人里来自湖南的竟占至三四成,呆久了,难免反认他乡作故乡。上海难得碰到几个湖南老乡。在北京的老乡没几年就能京腔京韵,到广东的老乡把港腔粤调说得有模有样的大有人在。在上海,却难有几个外地人说得好上海活,仿佛上海话就是用以鉴别身份的。当然,久居于此的人能分出本地人宁波人苏州人苏北人口音的差别,若问哪种口音是上海的基准腔,估计也是搞不清白。
各地区的差别,一直都是饭桌上热谈的话题。我去上海之前,也留心听亲友闲扯,去北京广东的人多了,说到那两地都一套套说辞,一说起上海,基本上还是处于失语状态。即使如此,也判断得出上海难以融入。因为难以融入,因为陌生,上海易被外地人诟病也是理所当然了。人都有这个心态,弄不懂的东西,如果不能承认自己愚蠢,就要在东西上找足原因聊以自慰。闲时听有的人聊起上海,竟然说那里男人全都是裁缝,那里的女人全想嫁到外国去。其实心知不然,嘴上偏要这么说,过过嘴瘾,或者别种莫名其妙的心态。一句话概括一个地方的人情世故,来得简单,但基本都是放屁。
我能去上海是意外得到一份学习的机会,之前没想过到上海住。所以带着以前得来的种种印象,到得上海,脑壳皮免不了是要发麻的。2007年,热得要死的那个夏天,我住在长乐路新锦江旁边的一个弄堂。上海作协为让我们体验纯正上海生活,专门租来百年老房子。我住三楼,从背门进去。前门被一楼专用了,二楼三楼合用背门,二楼住着一对老夫妻,楼道亭子间里住了一个人,一月难见到一回。天气太热,一般不出门;而且也怪,高楼一密集,人就只想龟缩在自己房间里,懒得动弹。在上海认识了一些朋友,以前的同学扎根上海的纵是少,也不下十几人,但彼此来往很少,你不邀约,别人也不来串门。我想这大概就是地气使然了,在别的地方,特别是在北京,人就乐于扎堆,瞎胡扯地过一天,第二天一早又来敲你的门,要是谁不爱扎堆,还会遭人批评;老同学纵是住得老远,知道旧友来京,也喜欢邀聚,转几趟车都要往一块凑。那里有那么一种气氛,让人觉着热情。作为写作者,上海这种清静反而让人舒坦。古话说大隐隐于市,我估计这个“市”应是在上海这种地方,北京那种人情地气,想隐也隐不了。而上海,人与人之间对距离感的拿捏能力强,所以即使街面上人流如织,依然会让人感到隐蔽,自己安静做自己的事便够了。
我对风景名胜一直不感兴趣。以前呆北京,父亲来看我,问我去过什么地方,听说我连故宫长城都没去,大为光火,说既然到了北京,这些地方都不去,怎么算是来过?回去怎么跟人交代?一定要拽着我去逛一趟。上海就有这点好,没什么非去不可的地方。常被人说道的外滩,离得不远,吃过晚饭也能信步走着去。原来,这上海最出名的地方,就是人扎堆的地方。当时我住长乐路一带,还是觉得亲切,因为南京路和淮海路夹着的这片区域,乍看上去就是小县城的格局,马路窄,楼层也不高。但仔细一感受又全然不同,看似相去不远,却有一种不易觉察的考究。或者,在路口一拐,一幢古董般的欧式建筑突然就挤进眼底了,这要在小县城,几时见得到?
我喜欢去的地方是福州路,书店多,便于淘书。每次去威海路文汇大楼那个站搭车,坐到书城下车,然后往各书店去。大路上的几家大店没什么好去,岔路里有些小店经常能淘得着好书。喜欢淘书的人大都认同上古和译文这两块牌子,这一淘就淘到老窝子了。福州路上,上古书店三楼有译文的特价柜台,种类齐全,淘起来大呼过瘾。往来都坐49路车。这路车我来之前就熟悉,有个上海作家叫赵川,一个中篇就叫《49路》,是我特别喜欢的,看了很多遍,没想,到上海坐得最多的正是这趟。车上卖票的都是四五十岁中年妇女,个个清瘦,齐耳短发,不统一着装,却都爱穿圆口平底布鞋,一身打扮像八十年代的中小学优秀女教师。走到面前卖票,不声不响地收钱找零。这个印象和北京对比起来很鲜明,北京公车上的售票员怕是普遍比49路车上的粗大几圈,个个舍得出力气,嘴巴基本上是不停的,冲上车的人喊:往里面晃来哎。在北京坐公交还是有点紧张,售票员一发令我不往里晃身子也要动一动。因为听说过,地清华大学一个教授的女儿上了车不听指挥,被女售票员活活打死掉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但49路上的售票员阿姨确实让我感到亲切,我以前还奇怪我们小县城的女教师越来越没了老师的样子,原来都跑到这49路车上卖票来了。
在长乐路弄堂里住着本来也清静,要呆一段时间,备了锅碗自己开伙。楼道里有现成的炉子,拧开就可以用。我按小县城的习惯,邀上海的同学,还有熟人来吃自己弄的饭菜。只要乐意邀,他们倒也肯聚,吃湖南菜也统统不怕辣。没想二楼的老阿姨不干了。老阿姨矮瘦,样子十二分地慈祥,像极了著名沪上阿婆演员陈奇,走路也是应有的颤巍巍。她喜欢说话,以前是在嘉定一所中学里教英语。这让我很敬佩的,我听说,就全国范围来说,年轻人说外语总是比老同志强,就上海反着来,年纪老的人说英语尤其地道。看她颤巍巍的样子,我乐得给她帮点小忙,丢丢垃圾什么的,她也客气地说声谢谢。有几次她女儿女婿带外孙来看两老,竟然不进屋,把车开到弄堂口,打电话通知两老下去,打开车窗让两老往里面看几眼,说几句话,就走。
后面我请朋友来吃饭,她就打了几次110报警。片警来了一次,当着她的面盘问我们几句,老人一下楼,片警就说,你们住杨老师楼上,注意着点,她先生有病,不能吵。看样子,片警接老阿姨的警都习以为常了。她还要照顾她先生,那也是一个退休的老师,一脸病态,确实也是惊动不得。楼板很薄,东西掉在地上他就会犯病。以前有个笑话,说楼下一个老头每晚要听楼上小伙扔下两只靴子,才敢睡觉。有一晚小伙扔下一只靴子,忽然自觉了,轻轻搁下另一只,结果楼下老头整晚没睡。听着是个笑话,到上海一住,我怀疑这是每晚都在发生的事实。
那以后再邀朋友,只能去附近馆子吃饭了。有一天我弟弟弟媳去苏北,经过上海来看我,晚上吃了饭聊得久,同室另一个人又不在,我叫弟弟弟媳不必去开房,拉拉布帘,我和弟弟一床,弟媳在那边囫囵睡一晚,对付一下。第二天,老阿姨就打电话给作协的人,说我召妓回家。这下让我很意外,因为碰面时我明明跟她说了,是我亲戚。次日再见了她的面,她依然慈祥,不待我开口,主动把话题扯到一边。经过这事情,我也忽然明白,因为生活环境不同,规矩自然是不一样。上海这样挨挨挤挤的住宿环境,要是不加注意,随时都会撞得一脑壳包。所以,人在上海,懂规矩不乱说乱动,也是生活使然。而在小县城,大都是私房独院,想怎么来怎么来,不会与人碰撞。
我们的房东是个个子挺高,起码一米七五的老阿姨,虽然把房租给我们,隔几天还要来检查卫生。这房间铺的是二十年前流行过的塑布地毯,损坏严重,房间又不大,我和室友三五天用拖布拖一拖。房东提醒几次,见收效甚微,某天就以身垂范,跪下来给我们示范用抹布抹地,一寸一寸抹得锃光瓦亮,像狗舌头舔过似的。屋里东西摆放零乱,她也归置整齐。她弄了一遍,整个房子焕然一新。这让我吃惊不小,才发现打扫自家房间也有专业和业余之分,说实话,我们那里的妇女都不可能把家务活做到这种高标准。上海的产品工艺精到,品质良好,我想是因为产业工人们成长的环境就与别的地方不一样,从小时候起,即使做家务也受到专业精神的熏陶。在我小时候就不一样,父母也教导要搞家务,只要肯动手就挨表扬,哪管你做到哪种程度。
当时印象深刻,但事后我抹了两回地,照样还是用拖布拖。能把家务做得这么好,也是需要童子功的。
即使居住环境普遍逼仄,在上海的人也能适应。因为,这是上海。我想,如果天堂里面人多了,人均十平米,地狱去的人少,人均能摊上一百平米,乡下人多半会选择下地狱。而上海人,当然都是要上天堂的。
上海太大,朋友们不便相聚,我清闲一点,也去看了几个朋友。每次都安排一整天时间,来回都转几趟车,这才觉得大上海一个大字,不是闹着玩的。这城市对于单个人而言,不但是隐蔽,而且是淹没。有一次我去上海大学看望一个新认识的朋友,坐城铁到闻喜路,看看路牌发现彭浦新村就在附近,便记起一件事情。我打小爱集邮,小学四年级,十来岁时就汇款邮购,收到后再转手卖给那些不知邮购为何物的同学。邮购了几个地方,最后认定一家,就是在上海彭浦新村。我从一个姓肖的女士手里购了很多次邮品,上海的邮品相对便宜,品相也最能保证。买得多了,肖女士过年时还寄来明信片,提醒我除了集邮还要认真读书,不能耽误学习。这事都二十来年了,我还记得她家门牌号码。想去拜望,知道是不妥。不打电话就去串门,戆忒了。但是,她电话我上哪找去呢?
小学时被我赚光压岁钱的同学们都料定我会发育成一个奸商,但大专毕业后,和亲戚一起开店,对赚钱又浑没兴趣了。当时在卖空调,要供养好几个安装维修师傅,到淡季销量少,安装的活不多,便接了几十家品牌家电的区域维修业务。淡季还能保证维修到位,一到夏天,安装空调忙不过来,维修别的家电,总是要拖拖时间。这事情,很多厂家也打电话接洽过,催我们把服务搞上去。打个电话,也就了事了,不会因为服务质量下降就按合同终止我们之间的合作关系。我记得,就上海双鹿电器厂的业务员特别认真,天天打电话问情况,催我们把服务搞好。多打几个电话,双鹿厂的业务员就猜到了问题所在,再打电话过来,一针见血地质问,都去安装空调了是吧?维修不打算搞了是吧?到淡季不要吃饭了是吧?虽然没见过面,这业务员的义正辞严还是让我心生惶恐,再打来电话,就叫收银台的妹子说我不在。那业务员较真得没谱,冲妹子说,他就在旁边教你这么说的是吧?我知道他在的,要他接电话!后来,那几十家品牌家电,就双鹿厂从我们这里收回业务,另找一家维修点。
这事情让我对上海人的认真心生敬意,要讲品质和售后,上海两个字是已经在我心里面砸下坑的。有次五交化内部处理积压货,见还有上海九十年代初出产的幸福牌高压锅,就淘了一只。价格便宜,质量又好,当时还想是不是再淘一只,再一想便作罢:也别一次性就把一辈子要用的高压锅买齐了。
我在上海呆得不长,回想起来也尽是些零碎的事情。现在回到家乡,偶尔在酒桌上遇到熟人拿上海说事,给出自以为是的结论,我就忍不住说,不是你说的那样。熟人便会说,你在上海呆了几天,你知道是吧?那你说说。我张开口却说不出来。我明白,上海在我脑子里是留有某些囫囵的印象,不开口则罢,一俟开口,上海也不会是我说的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