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春节前后，汪曾祺收到一位中年作家的来信。这位友人听说汪曾祺要给沈从文的选集写后记，心里“咯噔一跳”，嘱咐汪曾祺“应当把这事当一件事来做”。汪曾祺确实把写沈从文当作一件有始有终的事来做，他从80年代初写到90年代，完成了《与友人谈沈从文》《沈从文和他的〈边城〉》《我的老师沈从文》《沈从文的寂寞——浅谈他的散文》《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一个爱国的作家》《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和《中学生文学精读〈沈从文〉》等数十篇文章。这些文章或短或长，我们不妨透过它们了解汪曾祺眼中的沈从文。
　　不大会讲课
　　抗战伊始，汪曾祺在家乡附近一小庵内避难，他在备考之余反复阅读《沈从文小说选》。1939年，汪曾祺带着模模糊糊的向往，报考了西南联大中文系，最终被幸运录取。沈从文早汪曾祺一年到达昆明。为引进沈从文，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委员杨振声颇费了一番功夫。他将沈从文的教职安排在联大师范学院，然后聘请沈从文兼任文学院中文系课程。即便如此，不少老师和学生仍对新文学成绩斐然的沈从文持有偏见。穆旦曾抱怨，“沈从文这样的人到联大来教书，就是杨振声这样没有眼光的人引荐的。”（《为传播五四精神而奋斗不息——追思家父杨振声的一生》，李宗刚、谢慧聪编，《杨振声研究资料选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P17）学历低是沈从文不能服众的重要原因，同时也足以看出新文学在大学课堂的地位。
　　沈从文在西南联大开过三门半课，分别是“中国小说史”（选修）、“创作实习”（选修）、“各体文习作”（必修）以及与同事合上的国文课（必修）。他在之前任教的几所大学教过类似课程，按理说应是驾轻就熟，不过汪曾祺做出了如下回忆：
　　说实在话，沈先生真不大会讲课……他不像闻先生那样：长髯垂胸，双目炯炯，富于表情，语言的节奏性很强，有很大的感染力；也不像朱先生那样：讲解很系统，要求很严格，上课带着卡片，语言朴素无华，然而扎扎实实。沈先生的讲课可以说是毫无系统，——因为就学生的文章来谈问题，也很难有系统，大都是随意而谈，声音不大，也不好懂。不好懂，是因为他的湘西口音一直未变，——他能听懂很多地方的方言，也能学说得很像，可是自己讲话仍然是一口凤凰话；也因为他的讲话内容不好琢磨。沈先生是个思想很活跃流动的人，常常是才说到东，忽而又说到西。（《我的老师沈从文》，汪曾祺著，《我的老师沈从文》，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P2）
　　上过沈从文课的另一位学生吐槽道：“每堂课沈先生总抱来一大堆书，讲书前在黑板上抄一大批二十年前的书目，其中很多对于我们自然是宽（疑为“陌”）生的，只是沈先生说这是描写细致的佳作……一堂又一堂，沈先生讲的总是翻来覆去的一套老调，有些改变的只是抄的书目不同而已。”（《沈从文先生堂上》，洪放，载《燕京新闻》1948年8月9日第2版）如此说来，沈从文的确不大会讲课。
　　虽然沈从文不擅长讲课，但他有套独特的教学方法。“各体文习作”和“创作实习”的课程性质本身比较特殊，它们的主要目标是使学生对现代白话文写作产生兴趣。沈从文一般让学生自主命题，他偶尔也布置题目——“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音乐给我们什么”“我们的庭院有什么”与“夜和秋”。他出这些题目的用意在于：“先得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组装。”（《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汪曾祺著，《汪曾祺全集三散文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P464）他认为学生应先练好基本功，再谈写作上的其他追求。面对学生的习作，沈从文不是打个分数就草草了事，他在习作后面写的评语往往比原作还长。这些评语的文笔很讲究，不仅详细指出习作的优缺点，还推荐相近的名作供学生参考。为了给学生示范，沈从文有意试验各种文体写成文章，课堂上他认真讲解学生和自己与其他名家的作品。在横向对比中有针对性地学习写作，学生们自然受益匪浅。许多喜欢写作的学生更是沈从文宿舍的常客，他们在轻松的聊天中获得了文学方面的指导。
　　沈从文习作课的最大特色莫过于鼓励学生发表作品。联大文学院设置习作课的目的在于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并无意于培养作家，而沈从文为他的写作课增加了发表一环。沈从文用了十年时间才在文坛立足，他深知新人发表作品不易，便尽可能利用个人资源为学生开路。一旦发现不错的习作，他会帮助学生润色，并把稿件寄到相熟的报刊。他的薪金不高，加之物价上涨，生活过得很清苦，却仍孜孜不倦地为学生义务寄稿。汪曾祺素有文才，但没有主动发表文章的意识，他早期的大多数习作是沈从文推荐给报刊编辑的。作品的发表激发了学生们的写作欲望，进而在西南联大为文学爱好者营造起一种良好的创作氛围。因此汪曾祺说，“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像现在这样的一个作家”（《西南联大中文系》，《汪曾祺全集四散文卷》，？P359），实乃肺腑之言。
　　要贴着人物来写
　　沈从文讲创作，讲的最多的一句话是“要贴着人物来写”，汪曾祺将此谨记于心。在谈汪曾祺的解释之前，先看看其他名家对这句话的理解。林斤澜曾当面向沈从文求教小说创作的方法，沈从文告诉他：“贴着人物写。”林斤澜认为这句话的字眼在“贴”，它透露出沈从文对语言的追求与探索，“仿佛贴在描写对象身上，要贴得上，贴得住，贴得严”。
　　林斤澜在不同场合将这句话转述给余华和刘庆邦。初次听到这句话，俩人根本不以为然。80年代的余华是位先锋作家，他理解的“人物”只是個符号，叙述者想让“人物”发出什么声音就发出什么声音，也就无所谓“贴”或者“不贴”。随着写作的磨练，余华认识到要让“人物”发出自己的声音，要写符合“人物”身份的对话，而“贴着人物写”才是达到这些目标的不二法门。刘庆邦数年之后重新正视这句话，明白了只有“与人物贴心贴肺，才能把人物写出一二”。莫言在茅盾文学奖的获奖感言中把这句话改为“盯着人写”，他要求自己“盯着小说里要写的人写”，同时不忘以批判自我的姿态“盯着自己写”。 　　上述四位作家结合个人创作经验丰富了这句话的内涵，但汪曾祺的阐释更切近沈从文的本意：首先，小说中最重要的是人，其他东西都是派生的。写景其实是写人，景不能游离于人，一篇作品应是处处浸透了人的；其次，作者的心应紧贴着人物，同人物一起哀乐，千万不要冷嘲人物；最后，无论是人物对话还是叙述或描写的语言，都应向所写的人物去靠，写农民不能用知识分子的语言，写儿童不宜用成人的语言。这几层意思在相互渗透中大致说明了“贴着人物来写”的含义。
　　和余华、刘庆邦一样，汪曾祺最初也没领会到这句话的深意。他有次写了篇刻意凸显对话效果的习作，沈从文看后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汪曾祺明白了人物对话应简单日常，“写一人即肖一人之口吻。”善于运用语言，是成为作家的必备条件，一个作家的笔得先捉得住文字。沈从文建议习作者通过各种尝试提升语言技巧，譬如“扭曲文字试验它的韧性，重摔文字试验它的硬度”（《情绪的体操》，沈从文著，《沈从文全集？第17卷文论》，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P216）。值得注意的是，“贴着人物来写”不等于偏执地追求写作技巧，它背后饱含着作者对人物不可言说的“温爱”。沈从文非常熟悉和体贴笔下的湘西人物，他从不以俯视或旁观的角度审视他们的言行，这和莫言所说的“盯”着人写明显区别开来。汪曾祺对此深以为然，他一边在不同文章中反复强调“贴着人物来写”的重要性，一边以自己的作品具体示范如何“贴着人物来写”，将沈从文的创作精髓推广给了更多的读者。
　　抒情的人道主义者
　　汪曾祺曾问沈从文：“你的思想到底是什么？属于什么体系？”汪曾祺毕竟是了解老师的，没等老师回答就给出了答案：“你是一个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我的老师沈从文》，P21）沈从文大概同意这个说法，微笑着没有否认。
　　沈从文有着一颗仁者之心，他爱自然、爱生活、爱家乡，关心并尊重人。汪曾祺对此深有感触，“有一回我去看他，牙疼，腮帮子肿得老高。沈先生开了门，一看，一句话没说，出去买了几个大橘子抱回来。”（《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汪曾祺全集四散文卷》，P257）汪曾祺1946年刚到上海不顺意，想要自杀，沈从文寄去长信苦口婆心地开导，并让夫人张兆和也写信安慰汪曾祺。60年代初，生病住院的沈从文写信鼓励下放劳动的汪曾祺坚持写作，“你能写点什么记点什么，就抓时间搞搞吧，至少还有两个读者，那就是你说的公公婆婆。事实上还有永玉！三人为众，也应当算是有了群众。”（《复汪曾祺》，沈从文著，《沈从文全集第21卷书信》，P24）
　　文如其人。沈从文将赤诚的热情灌注于作品，他的《边城》《萧萧》《丈夫》《湘行散记》和《从文自传》个个浑然天成，不能增减一分。他希望读者能从他的作品中“发现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永远的倾心，康健诚实的赞颂，以及对智慧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沈从文著，《沈从文文集·第11卷文论》，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P45）。汪曾祺在《沈从文和他的〈边城〉》《读〈萧萧〉》、《又读〈边城〉》《沈从文的寂寞——浅谈他的散文》等文章中以印象式的笔法分析沈从文作品的人物、语言和文体，赞叹这些作品经久不衰的艺术价值，为它们过去遭受的命运鸣不平。评论家曾批判这些作品软化阶级矛盾，脱离现实生活，宣扬空虚的“人性”，将它们埋没了三十年。80年代以来，沈从文作品的读者渐渐多了起来，这当然是好事。汪曾祺更希望国内的评论家“对他（沈从文）的作品作出公正的评价，在中国现代文学史里给他一个正确的位置”（《一个爱国的作家》，《汪曾祺全集四散文卷》，P248）。这话何尝不是汪曾祺的夫子自道？
　　“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是汪曾祺对沈从文的定位，也是汪曾祺的个人自画像：“有人让我用一句话概括出我的思想，我想了想说：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我的人道主义不带任何理论色彩，很朴素，就是对人的关心，对人的尊重和欣赏。”（《我是一个中国人——散步随想》，《汪曾祺全集三散文卷》，P301）汪曾祺对俗世生活有着极大兴趣，他的目光总是对准普通人，无论是写这些人的乐还是哀，他作品的主调都是健康和谐的。
　　汪曾祺最后一篇紀念沈从文的文章是《梦见沈从文先生》（写于1997年4月3日清晨），他在梦中见到了老师 ，“他还是那样，瘦瘦的，穿一件灰色的长衫，走路很快，匆匆忙忙的，夹着一摞书，神情温和而执着”，他们聊的话题依然是小说。一月之后汪曾祺匆匆离开人世，追寻沈从文先生去了……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