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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港澳台地区以及日、美等国中学语文课本中对鲁迅形象的塑造与中国大陆有所不同，他们共同认定鲁迅作为文学家或作家的身份，有的甚至认为鲁迅是政论家和翻译家，却有意淡化或忽略鲁迅作为思想家和革命家的角色。境外中学生对鲁迅的接受状况可谓喜忧参半，当下境外学生对鲁迅的接受面临挑战，国家应加大力度推进境外青少年鲁迅教育。
关键词 境外;鲁迅作品;鲁迅形象;学生接受
鲁迅是现代以来百年中国为数极少的世界级作家之一。他在中国发生影响的同时迈开了走向世界的脚步。早在20世纪20年代，鲁迅作品就在日本、朝鲜、法国、美国、德国、苏联等世界主要国家传播。青少年是文学接受的主要群体，鲁迅作品经境外知识精英接受之后纷纷走进各自语文课堂。1953年，日本鲁迅研究专家竹内好译《故乡》进入日本中学语文教材，鲁迅从此扎根日本中学课堂，享受“国民作家”待遇;1955年，作为“中学生读物丛书”之一种的《鲁迅短篇小说集》在莫斯科儿童出版社刊行，自此，鲁迅在俄罗斯青少年中逐渐产生影响;韩国和朝鲜的语文教材中也一直选有多篇鲁迅作品;在我国台港地区和新加坡等语文教材中，鲁迅同样占有重要位置。总之，“在日本、朝鲜、苏联、意大利、瑞典等国中小学文学课本或参考读物中，都选入了若干鲁迅的小说、杂文、诗歌”[1]。因此，研究境外课本中的鲁迅形象和学生接受，是一个富有意义的课题。
一、境外中学语文课本中的鲁迅形象
1.我国台港地区和新加坡语文课本中的鲁迅形象
台港澳中学鲁迅形象最初摹本当然源自鲁迅的故乡——中国大陆，但毕竟他们有不一样的政治制度与教育理念，因此，其鲁迅形象与祖国大陆有所不同。
“我国有这样一位大文豪;他时常穿一件朴素的中式长衫，短短的头发刷子似的直竖着，浓密的胡须成一个隶书‘一’字……他，就是鲁迅。”[2]这是人教版课程标准小学语文教材“初识鲁迅”单元提示中的一段话，这个单元选编《少年闰土》（鲁迅）、《我的伯父鲁迅先生》（周晔）、《一面》（阿累）、《有的人》（臧克家）四篇课文，这是小学生在课堂上与鲁迅的“初遇”。“初识鲁迅”给儿童留下的是什么印象？这直接关乎他们以后对鲁迅的接受。在《少年闰土》课后“资料袋”栏目中，编者对鲁迅作了进一步介绍：“鲁迅以笔为武器，战斗了一生，被誉为‘民族魂’，毛泽东评价他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一般说来，中国大陆的初中和高中语文课本中对鲁迅的介绍离不开“三家”之说，如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七年级上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课有这样的页下注：“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
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语文课本中，鲁迅介绍与中国大陆课本中有所不同。
我国台湾和香港中学语文课本的编写体例中，课文前一般都有作者介绍，前一册对某作者已有介绍，后面各册若再出现该作者则重复介绍。同一套课本中对同一作者的介绍措辞相同，不同版本的课本对同一位作者介绍则有同有异。
下面是台湾翰林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普通高级中学国文》的鲁迅介绍：
……鲁迅为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民国七年首次以“鲁迅”为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鲁迅认为唯有文艺才能改造人心，因此他的小说着力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往往针对传统文化陋习与当时社会弊病着笔，剖析人性深刻，其中以《阿Q正传》最为著名。除小说外，鲁迅亦擅写杂文随笔，风格泼辣犀利、严峻凛然，批判意识强烈。……[3]
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普通高级中学国文》的鲁迅介绍则是：
……其一生笔耕不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文学家、政治评论家、翻译家。……鲁迅作品甚多，小说多取材于社会不幸的人们，针对传统积习与当时社会弊病而发，批判意识强烈，剖析人性深刻，笔触辛辣而时带幽默，沉痛的控诉中流露出深深的哀悯与同情。[4]
香港中学语文课本中的鲁迅介绍与台湾课本中的信息大同小异，如香港启思出版社2009年版《启思生活中国语文（第3版）》的《风筝》一课“作者知多少”：
鲁迅（1881—1936）……现代文学家。……鲁迅对旧社会保守落后的思想和制度极为不满，于是以冷峻辛辣的笔触抨击时弊。
香港培生教育出版亚洲有限公司2010年版《新高中综合中国语文（必修部分）》中所選《孔乙己》一课的“作者介绍”是这样的：
……鲁迅的作品极具文学价值，但他自己却并不重视。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一文记述：“鲁迅先生出书的校样，都有来揩桌，或做什么的。”有一次，鲁迅在家里请客，客人因吃鸡而令双手油腻，鲁迅便把自己的稿件给客人擦手。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台湾和香港中学课本中的鲁迅介绍基本信息相同：新文学作家，揭露批判是其主要特点，文笔辛辣是其主要风格。但两地课本中的鲁迅头衔或身份并不完全一致：香港所有版本中学语文课本中只提鲁迅“文学家”的身份，台湾方面则在“文学家”基础上，有的加上“思想家”，有的甚至给予“政治评论家”“翻译家”的称号。鲁迅在台湾教科书中“政治评论家”身份的获得，可能与其创作大量与现实政治息息相关的杂文有关。但两地均不取大陆“革命家”一说，由此说明大陆与港台地区对鲁迅评价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微妙差别。什么是“革命”？大陆眼中的“革命”与台湾和香港认定的“革命”，内涵不完全同。
1970年中华书局新加坡分局编印出版的新加坡中学华语读本《中华文选》收录鲁迅作品多篇，其中包括《秋夜》《好的故事》《雪》《风筝》《一件小事》《鸭的喜剧》《故乡》《孔乙己》等，另有周晔《我的伯父鲁迅先生》。该书的鲁迅生平介绍每篇相同，强调鲁迅留学日本，回国后任教授，最后“专力从事创作与翻译，并积极参加文学运动的领导工作”[5]，并这样诠释鲁迅价值：“鲁迅作为当代文坛巨人，他不但是中国最著名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对中国社会影响很大。”[6]但从“提示”看出，编者希望通过阅读这些作品，学生心中的鲁迅形象不再是个斗士，而是智慧、大爱、欣赏自然与宽容情怀的鲁迅。如《秋夜》定位为“描写秋夜景象之作”而非一个隐喻社会黑暗战士抗争的暗示性文本，《好的故事》为“追记山阴道上所见美景的作品”，《雪》为“叙写江南和朔方的下雪的景象之作”等，并未像大陆课本那样“拔高”。周晔《我的伯父鲁迅先生》则想传达给学生一个幽默、勇毅、关爱、深沉等多元素组成的丰富生动的鲁迅形象。 2.美国和日本语文课本中的鲁迅形象
美国中学语文教科书中呈现的鲁迅形象与港台和大陆又有所不同。美国培生教育集团2004年出版的《文学》课本（高三年级用）中选编的鲁迅《故乡》中，作者介绍与中国大陆当下课本中的介绍差不多，但看最后一部分“支持革命”：
鲁迅晚期的创作突然变得充满政治性。目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与失败，鲁迅坚信革命的必然性。他的作品描述了社会积贫积弱的困境，大声疾呼要进行革命。正因为鲁迅对革命充满同情，他的作品在共产党新政权那里，即使在文学遭到禁止的时代，也是非常流行的。今天，许多学者把鲁迅当作他们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小说家[7]。
这段文字所传达的信息相当丰富。读者从中得知，鲁迅除了“小说家”的身份，还隐含着“革命者”的角色，而鲁迅作品的政治色彩是与中国共产党政权和社会变革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与台湾和香港课本中的鲁迅身份介绍不同：港台决不提及鲁迅的“革命”，美国则间接承认大陆新政权对鲁迅的角色定位：革命家。
日本教科书中的鲁迅介绍普遍显得简洁，如光村图书《国语3》中的《故乡》：
鲁迅（1881～1936），本名周树人。中国小说家。中国近代文学之父。著有小说《阿Q正传》《狂人日记》、杂感集《而已集》《三闲集》、散文诗集《野草》、文学史《中国小说史略》等[8]。
给予鲁迅很高的评价：中国现代文学之父。这当然是文学事实。在东京书籍株式会社2016年出版的《精选现代文B》所选《藤野先生》作者介绍中，鲁迅的头衔是“小说家”“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这一身份的定位也是没有问题的。
通过以上考察可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境外语文课本中，鲁迅一般被定位为“文学家”或“小说家”而鲜有提及“思想家”，更无“革命家”一说。这一身份加上学生通过阅读作品引发的对鲁迅的想象，共同构成海外中学生接受的鲁迅形象。
二、境外青少年对鲁迅的接受
由于青少年普遍处于受教育年龄，他们在学校里接受官方设计的系统课程教育，他们对知识的接受一般表现出明显的被动色彩，因此，上述境外语文课本中呈现的鲁迅形象，大体就是青少年所接受的鲁迅形象，但实际情况可能更为复杂。
1.台湾和澳门地区学生的鲁迅接受
社会普通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越是禁止的东西，民众越感到好奇，因而越想去了解。禁书就是这种情况。越是不让读的书，人们便越想读，“地下阅读”就是这种现象。因此，禁书与畅销书往往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鲁迅作品就有过如此的遭遇。民国时期的中国大陆，日本殖民占领时代的朝鲜半岛，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后长达40年里，鲁迅作品都遭到被查禁的命运。但思想之火从来无法扑灭，它恰如运行、奔突的地火，时机一旦成熟便蹿至地面，成燎原之势。台湾作家陈映真在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鲁迅作品仍属被禁之列，语文课堂上当然不可能读到鲁迅作品，但他在课外曾经读到一本收有《阿Q正传》的中国现代小说集，从此深深被鲁迅的作品所吸引，并影响后来的命运。1968年，陈映真应邀赴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从事写作前夕， 突然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罪名之一就是偷读鲁迅著作[9]。极权统治之下陈映真的遭遇并非个例，台湾散文作家阿盛回忆当年印象最深的一个传闻是：台湾大学中文系某教授在课堂上授现代文学忍不住谈到鲁迅，并在黑板上写出来，结果被人告密，受到行政警告处分[10]。
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台湾鲁迅传播出现了一个短暂的高潮，台湾一些学校使用大陆国文教科书，里面当然就有鲁迅作品，那一代中学生便幸运地与鲁迅“相遇”。然而，随着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后实行文化专制，对大陆30年代左翼作家进行全面排斥，“原先所使用的大陆正中书局的国文课本被取代，鲁迅等人的新文学作品从新编的所谓‘标准国文本’中消失”[11]。陈映真证实了这一点，他说自己曾从短暂使用的大陆国文课本中读到过鲁迅的《鸭的喜剧》，“至今印象深刻”，但“不久，这些初中语文课里读过的，又已被列为危险思想的禁篇了”[12]。
然而，夜色不可能永远遮住星光。鲁迅作品恰如文学夜空中一颗璀璨的星星，当年日本殖民者在朝韩禁止，国民党专制政权在台湾长达将近半个世纪的禁止，最终都不能挡住鲁迅的光辉，鲁迅思想及其作品最终昂首走进千百万民众的心中。
20世纪90年代末，臺湾教育改革风起云涌，“一纲多本”原则出台，教科书多元化，特别是允许民间编辑和出版语文教科书的政策实施之后，鲁迅作品得以进入台湾中学国文教科书。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台湾人，正是从中学国文教科书中读到鲁迅的《孔乙己》《风筝》《阿Q正传》等作品，他们还通过语文教师的介绍知道或阅读《狂人日记》等。但众所周知，台湾地区的中学语文教育，古文阅读始终占据绝对主导，白话文不但选文少，教师也不认真教，因此，有的学生“对鲁迅为人为文并没有任何印象。课本作者简介栏也仅有几行笼统浮滥的字句”，至多知道鲁迅是一位用白话文写作的、重要或伟大的作家而已，而鲁迅文字给他们的实际印象也是怪怪的[13]。由此看来，台湾的中学生鲁迅接受不容乐观。
但毕竟有了开始，相信台湾的未来，会有更多青少年阅读鲁迅，接受鲁迅。
鲁迅在澳门地区的接受则好得多。20世纪50年代以来，鲁迅作为文化符号和精神象征在澳门一直占据重要位置。弹丸之地的澳门，鲁迅名字随处可见。澳门人喜欢集鲁迅的书法字书写校名、报头、社团名，如《澳门日报》、濠江中学、著名文化社团中华教育会，甚至一些公司和中餐馆的牌匾也都喜欢用鲁迅的笔迹。
鲁迅研究专家、澳门大学中文系朱寿桐教授曾在澳门两所中学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虽然澳门学生对鲁迅的接受程度和内地学生差不多，但也表现出一些方面的不同。如问卷中有一个题目是“请说出你印象深的鲁迅作品里的字句”，大多数学生写的是“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相当一部分写“和尚动得，我动不得”，还有极少数写“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再看他们的教育背景，大都来自大陆。但朱寿桐教授同时发现，尽管澳门政治文化归属感强，鲁迅作品出现的篇目和频率和内地差不多，但因现行政治文化背景不同，澳门老师的讲授纯粹从文学本身来解读[14]。因此，澳门中学语文课堂上学生对鲁迅的接受，便与大陆课堂上学生的接受产生了差异。 2.日本中学生对鲁迅的接受状况
在日本，鲁迅比其他任何一位外国作家都更受欢迎。2001年下半年，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回忆自己少年时（二战期间）在母亲引导下开始阅读鲁迅作品，说他当时阅读了母亲收藏的一套日文版《鲁迅全集》，其中《狂人日记》《药》《故乡》等作品印象极深，这三篇小说占据了他脑子的许多空间，尤其是《狂人日记》最后一句话“救救孩子”让他一生难忘。日本鲁迅研究专家藤井省三在小学五年级就读过鲁迅的《故乡》，那年暑假的读书作业还写了关于这篇作品的读后感，结果得到老师表扬;“进入中学后，在教科书里，我又一次与《故乡》重逢”[15]，藤井省三从此走上研究鲁迅的学术道路。
大江健三郎和藤井省三阅读鲁迅的少年记忆应该不是个别特例，而是许多日本人的集体记忆。早在1953年，鲁迅《故乡》就已入选日本中学语文课本，日本五个出版社出版的初中语文课本（东京书籍株式会社《新国语》、学校图书株式会社《中学校国语》、三省堂株式会社《现代国语》、教育出版株式会社《语言交流 中学国语》、光村图书株式会社《国语》）全都收录鲁迅《故乡》。特别是东京书籍和光村图书出版的教材，鲁迅是唯一的外国作家。这就是说，自1953年以来，凡接受义务教育的日本人都读过《故乡》。对此，日本鲁迅研究专家佐藤明久仅以2006年为例，调查与分析了日本初中学生对于鲁迅令人惊叹的接受人数：
日本的初三学生约121万人。按初三学生人数多少为序，介绍5个都道府县的情况。东京都约10万人，大阪府8万人，神奈川县约7.2万人，爱知县约6.8万人，琦玉县约为6.4万人。另外，我所住的广岛县约2.8万人，福山市约4千人。这些学生在‘出生率低’成为社会问题的时代，约占该地区人口的1%。就是说，每年会增加121万鲁迅先生《故乡》的新读者。把该统计数字转向日本的出版业，一个作家的作品累计发行部数超过30万～50万的話，将成为畅销作家而受到媒体的关注引起世间轰动。对突破100万部的作者，将称之为大作家、一流作家。从数字上来看，在日本中等教育方面，作品被选入教材其影响是无法估量的[16]。
这显示了日本学生鲁迅接受盛况。然而，几乎与此同时，也传出另一种声音，那就是日本学者尾崎文昭在其论文中所述：“中学课本里的鲁迅作品慢慢消失，学生们连鲁迅的名字都感到陌生。过去随时都能买到的鲁迅作品的译本，现在市上几乎不卖了。”“这反映出近十年来日本文化界对待鲁迅比过去非常冷淡，鲁迅的名字几乎被忘掉。”对此，这位学者认为：“鲁迅基本上是存在于‘现代性’当中的。在这个层次上说，在21世纪的日本，甚至中国和韩国，以社会的规模来说恐怕再也没有接受鲁迅的条件了。就是说，想让一般青年人感兴趣已经做不到。”[17]其实这也是新世纪以来中国鲁迅教育所面临的困境。不要看各版本的语文教科书中的鲁迅作品，在数量上与其他作家相比一直高居榜首，但表象之下，危机已经显露，青少年甚至包括语文教师在内的接受群体，对鲁迅教育感到越来越茫然。
当前，中华文化走向全面复兴，鲁迅作品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波涛汹涌的世界文化大潮，我们应该加大力度，推进境外青少年鲁迅教育。
参考文献
[1]陈漱渝主编.走进鲁迅——鲁迅作品高中生读本[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1。
[2]崔峦主编.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六年级上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75。
[3]张焮岚编.普通高级中学国文一上用书（送审书稿）[M].台北：翰林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117.
[4]王基伦等编.普通高级中学国文第一册（教师用）[M].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14：95.
[5]中华书局新加坡分局《中华文选（第1册）》，新加坡：中华书局新加坡分局，1970：8.
[6]中华书局新加坡分局.《中华文选（第2册）》，新加坡：中华书局新加坡分局，1970：38-39.
[7]Kate Kinsella/Kevin Feldman/Colleen Shea Stump/Joyce Armstrong Carroll/Edward E.Wilson. Literature[M].Boston，Massachusetts：Pearson Prentice Hall. 2004：1126.
[8]日本文部省审定《中学校国语科用 国语3》，东京：光村图书出版株式会社，2016：120.
[9]陈漱渝.坍塌的堤防——鲁迅著作在台湾[J].鲁迅月刊，1990，（08）：49.
[10]国又大地编辑部.解严前后的鲁迅[J].鲁迅研究月刊，1991，（10）：62.
[11]尉天骢《追念何欣先生》，1998年9月21日《联合报》。
[12]陈映真《不曾专意做过散文》，2004年9月17日《联合报》。
[13]钱理群.部分台湾青年对鲁迅的接受[J].鲁迅研究月刊，2010，（03）：5。
[14]田波澜、沈杰群《鲁迅形象在台港澳地区的“变迁”》，2013年5月19日《东方早报》.
[15]冯海鹰、藤井省三《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权威藤井省三教授访谈录：文学是支撑民族国家的一种精神制度》，CCTSS（中国文化译研网）.
[16]佐藤明久，瞿斌.在日本中等教育方面鲁迅研究的回顾与发展[J].上海鲁迅研究，2006，（2）：254.
[17]尾崎文昭《21世纪里鲁迅是否还值得继续读》，载孙郁《倒向鲁迅的天平》，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302.
[作者通联：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 境外;鲁迅作品;鲁迅形象;学生接受
鲁迅是现代以来百年中国为数极少的世界级作家之一。他在中国发生影响的同时迈开了走向世界的脚步。早在20世纪20年代，鲁迅作品就在日本、朝鲜、法国、美国、德国、苏联等世界主要国家传播。青少年是文学接受的主要群体，鲁迅作品经境外知识精英接受之后纷纷走进各自语文课堂。1953年，日本鲁迅研究专家竹内好译《故乡》进入日本中学语文教材，鲁迅从此扎根日本中学课堂，享受“国民作家”待遇;1955年，作为“中学生读物丛书”之一种的《鲁迅短篇小说集》在莫斯科儿童出版社刊行，自此，鲁迅在俄罗斯青少年中逐渐产生影响;韩国和朝鲜的语文教材中也一直选有多篇鲁迅作品;在我国台港地区和新加坡等语文教材中，鲁迅同样占有重要位置。总之，“在日本、朝鲜、苏联、意大利、瑞典等国中小学文学课本或参考读物中，都选入了若干鲁迅的小说、杂文、诗歌”[1]。因此，研究境外课本中的鲁迅形象和学生接受，是一个富有意义的课题。
一、境外中学语文课本中的鲁迅形象
1.我国台港地区和新加坡语文课本中的鲁迅形象
台港澳中学鲁迅形象最初摹本当然源自鲁迅的故乡——中国大陆，但毕竟他们有不一样的政治制度与教育理念，因此，其鲁迅形象与祖国大陆有所不同。
“我国有这样一位大文豪;他时常穿一件朴素的中式长衫，短短的头发刷子似的直竖着，浓密的胡须成一个隶书‘一’字……他，就是鲁迅。”[2]这是人教版课程标准小学语文教材“初识鲁迅”单元提示中的一段话，这个单元选编《少年闰土》（鲁迅）、《我的伯父鲁迅先生》（周晔）、《一面》（阿累）、《有的人》（臧克家）四篇课文，这是小学生在课堂上与鲁迅的“初遇”。“初识鲁迅”给儿童留下的是什么印象？这直接关乎他们以后对鲁迅的接受。在《少年闰土》课后“资料袋”栏目中，编者对鲁迅作了进一步介绍：“鲁迅以笔为武器，战斗了一生，被誉为‘民族魂’，毛泽东评价他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一般说来，中国大陆的初中和高中语文课本中对鲁迅的介绍离不开“三家”之说，如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七年级上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课有这样的页下注：“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
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语文课本中，鲁迅介绍与中国大陆课本中有所不同。
我国台湾和香港中学语文课本的编写体例中，课文前一般都有作者介绍，前一册对某作者已有介绍，后面各册若再出现该作者则重复介绍。同一套课本中对同一作者的介绍措辞相同，不同版本的课本对同一位作者介绍则有同有异。
下面是台湾翰林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普通高级中学国文》的鲁迅介绍：
……鲁迅为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民国七年首次以“鲁迅”为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鲁迅认为唯有文艺才能改造人心，因此他的小说着力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往往针对传统文化陋习与当时社会弊病着笔，剖析人性深刻，其中以《阿Q正传》最为著名。除小说外，鲁迅亦擅写杂文随笔，风格泼辣犀利、严峻凛然，批判意识强烈。……[3]
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普通高级中学国文》的鲁迅介绍则是：
……其一生笔耕不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文学家、政治评论家、翻译家。……鲁迅作品甚多，小说多取材于社会不幸的人们，针对传统积习与当时社会弊病而发，批判意识强烈，剖析人性深刻，笔触辛辣而时带幽默，沉痛的控诉中流露出深深的哀悯与同情。[4]
香港中学语文课本中的鲁迅介绍与台湾课本中的信息大同小异，如香港启思出版社2009年版《启思生活中国语文（第3版）》的《风筝》一课“作者知多少”：
鲁迅（1881—1936）……现代文学家。……鲁迅对旧社会保守落后的思想和制度极为不满，于是以冷峻辛辣的笔触抨击时弊。
香港培生教育出版亚洲有限公司2010年版《新高中综合中国语文（必修部分）》中所選《孔乙己》一课的“作者介绍”是这样的：
……鲁迅的作品极具文学价值，但他自己却并不重视。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一文记述：“鲁迅先生出书的校样，都有来揩桌，或做什么的。”有一次，鲁迅在家里请客，客人因吃鸡而令双手油腻，鲁迅便把自己的稿件给客人擦手。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台湾和香港中学课本中的鲁迅介绍基本信息相同：新文学作家，揭露批判是其主要特点，文笔辛辣是其主要风格。但两地课本中的鲁迅头衔或身份并不完全一致：香港所有版本中学语文课本中只提鲁迅“文学家”的身份，台湾方面则在“文学家”基础上，有的加上“思想家”，有的甚至给予“政治评论家”“翻译家”的称号。鲁迅在台湾教科书中“政治评论家”身份的获得，可能与其创作大量与现实政治息息相关的杂文有关。但两地均不取大陆“革命家”一说，由此说明大陆与港台地区对鲁迅评价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微妙差别。什么是“革命”？大陆眼中的“革命”与台湾和香港认定的“革命”，内涵不完全同。
1970年中华书局新加坡分局编印出版的新加坡中学华语读本《中华文选》收录鲁迅作品多篇，其中包括《秋夜》《好的故事》《雪》《风筝》《一件小事》《鸭的喜剧》《故乡》《孔乙己》等，另有周晔《我的伯父鲁迅先生》。该书的鲁迅生平介绍每篇相同，强调鲁迅留学日本，回国后任教授，最后“专力从事创作与翻译，并积极参加文学运动的领导工作”[5]，并这样诠释鲁迅价值：“鲁迅作为当代文坛巨人，他不但是中国最著名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对中国社会影响很大。”[6]但从“提示”看出，编者希望通过阅读这些作品，学生心中的鲁迅形象不再是个斗士，而是智慧、大爱、欣赏自然与宽容情怀的鲁迅。如《秋夜》定位为“描写秋夜景象之作”而非一个隐喻社会黑暗战士抗争的暗示性文本，《好的故事》为“追记山阴道上所见美景的作品”，《雪》为“叙写江南和朔方的下雪的景象之作”等，并未像大陆课本那样“拔高”。周晔《我的伯父鲁迅先生》则想传达给学生一个幽默、勇毅、关爱、深沉等多元素组成的丰富生动的鲁迅形象。 2.美国和日本语文课本中的鲁迅形象
美国中学语文教科书中呈现的鲁迅形象与港台和大陆又有所不同。美国培生教育集团2004年出版的《文学》课本（高三年级用）中选编的鲁迅《故乡》中，作者介绍与中国大陆当下课本中的介绍差不多，但看最后一部分“支持革命”：
鲁迅晚期的创作突然变得充满政治性。目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与失败，鲁迅坚信革命的必然性。他的作品描述了社会积贫积弱的困境，大声疾呼要进行革命。正因为鲁迅对革命充满同情，他的作品在共产党新政权那里，即使在文学遭到禁止的时代，也是非常流行的。今天，许多学者把鲁迅当作他们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小说家[7]。
这段文字所传达的信息相当丰富。读者从中得知，鲁迅除了“小说家”的身份，还隐含着“革命者”的角色，而鲁迅作品的政治色彩是与中国共产党政权和社会变革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与台湾和香港课本中的鲁迅身份介绍不同：港台决不提及鲁迅的“革命”，美国则间接承认大陆新政权对鲁迅的角色定位：革命家。
日本教科书中的鲁迅介绍普遍显得简洁，如光村图书《国语3》中的《故乡》：
鲁迅（1881～1936），本名周树人。中国小说家。中国近代文学之父。著有小说《阿Q正传》《狂人日记》、杂感集《而已集》《三闲集》、散文诗集《野草》、文学史《中国小说史略》等[8]。
给予鲁迅很高的评价：中国现代文学之父。这当然是文学事实。在东京书籍株式会社2016年出版的《精选现代文B》所选《藤野先生》作者介绍中，鲁迅的头衔是“小说家”“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这一身份的定位也是没有问题的。
通过以上考察可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境外语文课本中，鲁迅一般被定位为“文学家”或“小说家”而鲜有提及“思想家”，更无“革命家”一说。这一身份加上学生通过阅读作品引发的对鲁迅的想象，共同构成海外中学生接受的鲁迅形象。
二、境外青少年对鲁迅的接受
由于青少年普遍处于受教育年龄，他们在学校里接受官方设计的系统课程教育，他们对知识的接受一般表现出明显的被动色彩，因此，上述境外语文课本中呈现的鲁迅形象，大体就是青少年所接受的鲁迅形象，但实际情况可能更为复杂。
1.台湾和澳门地区学生的鲁迅接受
社会普通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越是禁止的东西，民众越感到好奇，因而越想去了解。禁书就是这种情况。越是不让读的书，人们便越想读，“地下阅读”就是这种现象。因此，禁书与畅销书往往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鲁迅作品就有过如此的遭遇。民国时期的中国大陆，日本殖民占领时代的朝鲜半岛，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后长达40年里，鲁迅作品都遭到被查禁的命运。但思想之火从来无法扑灭，它恰如运行、奔突的地火，时机一旦成熟便蹿至地面，成燎原之势。台湾作家陈映真在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鲁迅作品仍属被禁之列，语文课堂上当然不可能读到鲁迅作品，但他在课外曾经读到一本收有《阿Q正传》的中国现代小说集，从此深深被鲁迅的作品所吸引，并影响后来的命运。1968年，陈映真应邀赴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从事写作前夕， 突然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罪名之一就是偷读鲁迅著作[9]。极权统治之下陈映真的遭遇并非个例，台湾散文作家阿盛回忆当年印象最深的一个传闻是：台湾大学中文系某教授在课堂上授现代文学忍不住谈到鲁迅，并在黑板上写出来，结果被人告密，受到行政警告处分[10]。
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台湾鲁迅传播出现了一个短暂的高潮，台湾一些学校使用大陆国文教科书，里面当然就有鲁迅作品，那一代中学生便幸运地与鲁迅“相遇”。然而，随着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后实行文化专制，对大陆30年代左翼作家进行全面排斥，“原先所使用的大陆正中书局的国文课本被取代，鲁迅等人的新文学作品从新编的所谓‘标准国文本’中消失”[11]。陈映真证实了这一点，他说自己曾从短暂使用的大陆国文课本中读到过鲁迅的《鸭的喜剧》，“至今印象深刻”，但“不久，这些初中语文课里读过的，又已被列为危险思想的禁篇了”[12]。
然而，夜色不可能永远遮住星光。鲁迅作品恰如文学夜空中一颗璀璨的星星，当年日本殖民者在朝韩禁止，国民党专制政权在台湾长达将近半个世纪的禁止，最终都不能挡住鲁迅的光辉，鲁迅思想及其作品最终昂首走进千百万民众的心中。
20世纪90年代末，臺湾教育改革风起云涌，“一纲多本”原则出台，教科书多元化，特别是允许民间编辑和出版语文教科书的政策实施之后，鲁迅作品得以进入台湾中学国文教科书。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台湾人，正是从中学国文教科书中读到鲁迅的《孔乙己》《风筝》《阿Q正传》等作品，他们还通过语文教师的介绍知道或阅读《狂人日记》等。但众所周知，台湾地区的中学语文教育，古文阅读始终占据绝对主导，白话文不但选文少，教师也不认真教，因此，有的学生“对鲁迅为人为文并没有任何印象。课本作者简介栏也仅有几行笼统浮滥的字句”，至多知道鲁迅是一位用白话文写作的、重要或伟大的作家而已，而鲁迅文字给他们的实际印象也是怪怪的[13]。由此看来，台湾的中学生鲁迅接受不容乐观。
但毕竟有了开始，相信台湾的未来，会有更多青少年阅读鲁迅，接受鲁迅。
鲁迅在澳门地区的接受则好得多。20世纪50年代以来，鲁迅作为文化符号和精神象征在澳门一直占据重要位置。弹丸之地的澳门，鲁迅名字随处可见。澳门人喜欢集鲁迅的书法字书写校名、报头、社团名，如《澳门日报》、濠江中学、著名文化社团中华教育会，甚至一些公司和中餐馆的牌匾也都喜欢用鲁迅的笔迹。
鲁迅研究专家、澳门大学中文系朱寿桐教授曾在澳门两所中学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虽然澳门学生对鲁迅的接受程度和内地学生差不多，但也表现出一些方面的不同。如问卷中有一个题目是“请说出你印象深的鲁迅作品里的字句”，大多数学生写的是“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相当一部分写“和尚动得，我动不得”，还有极少数写“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再看他们的教育背景，大都来自大陆。但朱寿桐教授同时发现，尽管澳门政治文化归属感强，鲁迅作品出现的篇目和频率和内地差不多，但因现行政治文化背景不同，澳门老师的讲授纯粹从文学本身来解读[14]。因此，澳门中学语文课堂上学生对鲁迅的接受，便与大陆课堂上学生的接受产生了差异。 2.日本中学生对鲁迅的接受状况
在日本，鲁迅比其他任何一位外国作家都更受欢迎。2001年下半年，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回忆自己少年时（二战期间）在母亲引导下开始阅读鲁迅作品，说他当时阅读了母亲收藏的一套日文版《鲁迅全集》，其中《狂人日记》《药》《故乡》等作品印象极深，这三篇小说占据了他脑子的许多空间，尤其是《狂人日记》最后一句话“救救孩子”让他一生难忘。日本鲁迅研究专家藤井省三在小学五年级就读过鲁迅的《故乡》，那年暑假的读书作业还写了关于这篇作品的读后感，结果得到老师表扬;“进入中学后，在教科书里，我又一次与《故乡》重逢”[15]，藤井省三从此走上研究鲁迅的学术道路。
大江健三郎和藤井省三阅读鲁迅的少年记忆应该不是个别特例，而是许多日本人的集体记忆。早在1953年，鲁迅《故乡》就已入选日本中学语文课本，日本五个出版社出版的初中语文课本（东京书籍株式会社《新国语》、学校图书株式会社《中学校国语》、三省堂株式会社《现代国语》、教育出版株式会社《语言交流 中学国语》、光村图书株式会社《国语》）全都收录鲁迅《故乡》。特别是东京书籍和光村图书出版的教材，鲁迅是唯一的外国作家。这就是说，自1953年以来，凡接受义务教育的日本人都读过《故乡》。对此，日本鲁迅研究专家佐藤明久仅以2006年为例，调查与分析了日本初中学生对于鲁迅令人惊叹的接受人数：
日本的初三学生约121万人。按初三学生人数多少为序，介绍5个都道府县的情况。东京都约10万人，大阪府8万人，神奈川县约7.2万人，爱知县约6.8万人，琦玉县约为6.4万人。另外，我所住的广岛县约2.8万人，福山市约4千人。这些学生在‘出生率低’成为社会问题的时代，约占该地区人口的1%。就是说，每年会增加121万鲁迅先生《故乡》的新读者。把该统计数字转向日本的出版业，一个作家的作品累计发行部数超过30万～50万的話，将成为畅销作家而受到媒体的关注引起世间轰动。对突破100万部的作者，将称之为大作家、一流作家。从数字上来看，在日本中等教育方面，作品被选入教材其影响是无法估量的[16]。
这显示了日本学生鲁迅接受盛况。然而，几乎与此同时，也传出另一种声音，那就是日本学者尾崎文昭在其论文中所述：“中学课本里的鲁迅作品慢慢消失，学生们连鲁迅的名字都感到陌生。过去随时都能买到的鲁迅作品的译本，现在市上几乎不卖了。”“这反映出近十年来日本文化界对待鲁迅比过去非常冷淡，鲁迅的名字几乎被忘掉。”对此，这位学者认为：“鲁迅基本上是存在于‘现代性’当中的。在这个层次上说，在21世纪的日本，甚至中国和韩国，以社会的规模来说恐怕再也没有接受鲁迅的条件了。就是说，想让一般青年人感兴趣已经做不到。”[17]其实这也是新世纪以来中国鲁迅教育所面临的困境。不要看各版本的语文教科书中的鲁迅作品，在数量上与其他作家相比一直高居榜首，但表象之下，危机已经显露，青少年甚至包括语文教师在内的接受群体，对鲁迅教育感到越来越茫然。
当前，中华文化走向全面复兴，鲁迅作品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波涛汹涌的世界文化大潮，我们应该加大力度，推进境外青少年鲁迅教育。
参考文献
[1]陈漱渝主编.走进鲁迅——鲁迅作品高中生读本[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1。
[2]崔峦主编.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六年级上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75。
[3]张焮岚编.普通高级中学国文一上用书（送审书稿）[M].台北：翰林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117.
[4]王基伦等编.普通高级中学国文第一册（教师用）[M].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14：95.
[5]中华书局新加坡分局《中华文选（第1册）》，新加坡：中华书局新加坡分局，1970：8.
[6]中华书局新加坡分局.《中华文选（第2册）》，新加坡：中华书局新加坡分局，1970：38-39.
[7]Kate Kinsella/Kevin Feldman/Colleen Shea Stump/Joyce Armstrong Carroll/Edward E.Wilson. Literature[M].Boston，Massachusetts：Pearson Prentice Hall. 2004：1126.
[8]日本文部省审定《中学校国语科用 国语3》，东京：光村图书出版株式会社，2016：120.
[9]陈漱渝.坍塌的堤防——鲁迅著作在台湾[J].鲁迅月刊，1990，（08）：49.
[10]国又大地编辑部.解严前后的鲁迅[J].鲁迅研究月刊，1991，（10）：62.
[11]尉天骢《追念何欣先生》，1998年9月21日《联合报》。
[12]陈映真《不曾专意做过散文》，2004年9月17日《联合报》。
[13]钱理群.部分台湾青年对鲁迅的接受[J].鲁迅研究月刊，2010，（03）：5。
[14]田波澜、沈杰群《鲁迅形象在台港澳地区的“变迁”》，2013年5月19日《东方早报》.
[15]冯海鹰、藤井省三《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权威藤井省三教授访谈录：文学是支撑民族国家的一种精神制度》，CCTSS（中国文化译研网）.
[16]佐藤明久，瞿斌.在日本中等教育方面鲁迅研究的回顾与发展[J].上海鲁迅研究，2006，（2）：254.
[17]尾崎文昭《21世纪里鲁迅是否还值得继续读》，载孙郁《倒向鲁迅的天平》，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302.
[作者通联：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