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了很久，觉得刘禹锡的《竹枝词》中的“道是无晴却有晴”，能恰如其分地点明我与《正大综艺》这一栏目以及与我的观众的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
　　1995年夏天，《大京九》剧组来到山东济宁。在与当地领导交谈时，我想起在北京，王姬曾对我说过孔府家酒要与外商联营的事情。她当时还说，这么好的效益为什么要与外商合办，让他们占便宜。我问济宁市的领导：“有这回事吗？”他们说：“有，和正大集团谈过。”我听了后很有点兴趣，就问：“谈得怎么样？”当地领导说：“没谈成，因为正大只想要股份而不肯出钱，他们说，正大的名声就是金钱。”哈哈，说这话也不怕闪了舌头。如果没有《正大综艺》这个栏目，中国有几个人知道“正大”是干什么的！可你又不能不佩服人家，这个广告做这么长时间。
　　这时，“我该不该上这个节目”当年接手时的疑问又涌上心头。
　　我是在一个特定的情况下出任这个栏目的主持的。我过去并不喜欢这个栏目。如果说得更明确一些，就是我不愿为他人作嫁衣裳。但是，我又不能不接手，也不能不为已接手的工作全力以赴。这不但为我的观众，也包括为我的名声。我在这个栏目中，寻找到了一位长期合作的最理想的合作伙伴杨澜。我们在3年的时间中，精诚合作，形成了相得益彰的、互补型的主持风格。我们相约以我们已有的文化功底以及为这个栏目所需而努力填补扩充的学识，赋予这个栏目以应有的文化品位和尽量多的幽默与抒情格调。我们尽力实践创新、提高节目质量，逐渐赢得了日益上升的收视率。在3年将满时，我们又几乎同时觉得是该离开的时候了。于是，在第200期里，我们淡淡地宣布了离别的言辞，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告别了《正大综艺》，告别了合作3年的各位编导播出人员，告別了爱护与关心我们的观众，也告别了曾热热闹闹、欢欢乐乐的那种感觉。最后，我与杨澜告别，她去了美国，我走向《人与自然》。
　　我和杨澜都怀念这个栏目，怀念在主持这个栏目时得到的来自创作集体和来自观众的温暖，也怀念我们为之尽了心力的合作岁月。
　　1994年岁末，杨澜应邀回国，我们共同主持迎接世界妇女大会的一台节目。在排练之后，乘车回来，时近中午，该是吃饭的时间了。杨澜说：“您回家吃饭吧？”我说是的，有什么吩咐。她说：“我想去您家蹭一顿饭。”我说：“我中午只吃剩的，开水泡饭，不能待客。这样吧，我请你吃你爱吃的日本餐。”
　　在闲聊中，杨澜和我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主持人在节目中应如何体现自己的真实的认识、真实的感受、真实的文化功底。3年的合作仿佛还没讨论完主持的方方面面。
　　我们是两代人，也只有这个话题才能沟通彼此的心理。除此之外，我思考问题的方式和对一些事物的看法，无疑她不能完全理解与接受。反之也如此，她对一些问题的理解与思考的角度，我也是有许多保留的。边吃边聊，我们其实早都听到过外界对我们成功合作的评论，但从来都没有互相交谈过。这符合我们相似的个性，不以外界的评论作为我们共同引以为荣的资本，我们都各自认真做好自己那一份工作就够了。
　　杨澜在讲述自己的学习过程中，忽然说道：“我在美国看了一本杂志，说具有AB血型的人适合当主持人，如果两个AB血型的主持人一块合作，就会成为最佳搭档。”我说：“杨澜，这种文章你会信吗？”她说：“姑妄听之，不过，我是AB型，您呢？”我说：“很遗憾，我不相信什么特异功能，也不爱听那些杜撰的科学知识。不过，我也是AB型。”我们都笑了。
　　说老实话，我十分高兴与这么一位聪明的搭档一块儿工作3年。但我们在这次交谈中谈到，离开《正大综艺》真正美中不足和遗憾的是，外界在肯定我们的主持时往往忽略了我们的刻苦以及为这个栏目的付出。我们为创作这个栏目的串场词，挖空心思，绞尽脑汁，却被外界误以为都不过是较为到位的即兴之作。这太委屈了我们自己的努力，太埋没了我们劳动成果的特色。我们这次相约，今后有机会对外界讲一讲我们创作的艰辛。
　　杨澜又回了美国。待到她今年主持1995国际大专辩论会又回国时，我和她几乎一致决定，我们共同合作，把3年来的串场词整理发表，并分别写出创作时的生活依据、文化依据和信息来源的依据，出一本创作集。此事，一经向外界透露，已有3家出版社在约稿了。我们当场决定此事委托杨澜的未婚夫吴征负责联系出版，我在国内做前期工作。
　　这前期工作太多了，我和杨澜的合作始于第66期，结束于第200期，计134集。每集串场词约占15分钟。要从入库的录像带中，把串场词听下来，记下来，再包括打字、复印，这个工作量可不小，我一人承包了。杨澜在美国读书，这些事只有我干。这也算一种补偿，因为在我与杨澜合作的3年中，每次栏目中的景片，都是杨澜独自看的，她看后再把内容要点告诉我。这样过去她付出的大量劳动，这次由我部分偿还，来而不往非礼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