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晓叶维廉已经很多年了，他是余光中在台湾大学外文系和美国爱荷华大学的学弟，是台湾《现代文学》杂志和创世纪诗社的要角，是白先勇、陈若曦的同学和同事。他长期任教美国，曾被评为台湾十大诗人之一。他的诗文论译多在台北出版，但他本人是地地道道的香港崽，11岁来此，读书结婚生子于此。定居美国后，他也常回港，或任教，或演讲。我和他几乎没有私交，但是30年前曾以他的散文和诗歌为主题写了评论和论文，收入我的专著中。

沐浴母性光辉

　　“北风/我还能忍受这一年吗/冷街上、墙上，烦忧摇窗而至/带来边城的故事;呵气无常的大地/草木的耐性，山岩的沉没，投下了/胡马的长嘶……”这是叶维廉21岁写的诗，焦虑而孤独。叶维廉说，事实上，他就是在那种“庞大匆匆游魂似的群众的焦虑与孤独里”，被逐向求索“生存意义”，进而成为诗人的。1937年，日寇大举入侵，叶维廉在广东中山县一个小渔村里呱呱坠地，他曾回忆“有知觉开始，我看到的就是死亡和饥饿”，“战争的碎片和饥饿中无法打发的漫长的白日和望不尽的南方的天蓝”。儿时，他父亲瘫痪，妈妈总是夜半翻山越岭为农妇接生，或者穿过荒野到澳门买杂货、做小生意。小维廉总是缠着妈妈，想去小贩那儿买一块五毛钱的土饼，而妈妈只能压制着泪水以笑容来安慰他。不久，叶维廉流亡香港，寄居舅舅家。他用“流放”形容少年时对香港的感觉，虽然这是母亲出生成长之地，但总见“没有表情的脸，猜疑的眼睛”，“社交的孤立断裂，彻底的冷淡无情”，如同箭镞一支支向少年的他射来。为他挡住箭镞的是母亲，后来是妻子。
　　叶维廉自撰的年表中有这样一句：“1961年，和慈美结婚，结婚是一种定力。”他对“定力”的解释是，“从她柔弱的身体里发散出一股静而坚强的无限展张的力量，构成一把防御伞”。爱情始于1958年，他是台湾大学外文系大三学生，与一个修艺术史的女生走到一起了。一个是身无分文的外来文科生，一个是当地土著的千金，他们的结合都受到双方家长乃至整个家族的反对，但经过了4年的坚持，终于在香港叶家完成了婚礼。慈美无惧迁离，推迟了学业，在香港为叶维廉营造和维持着一个温馨的家。她还催生了叶维廉的创作灵感。叶维廉说：“我后来写的几本散文，包括《欧罗巴的芦笛》《红叶的追寻》《幽悠细味普罗旺斯》《细听湖山的话语》，都有慈美感悟抒情的印记，我们那时共游快45年了，大体有共同的感受，看看她在瑞士少女峰拍的云山雪景，就可以看出相似的心音心印。”
　　好的妻子其实就是好妈妈的倒影，男人其实是按照理想母亲的模式去找寻终身伴侣的，叶维廉很迟才认识这一点。1973年初春，美国南加州阳光灿烂，叶维廉带着一对幼小的儿女在清澈的泳池里游泳，突然，他被爱与死的诗句“占领了”，“只花了10分钟就从脑中原原本本地把诗抄下来”，这从未有的体验令他不安。更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天凌晨，哥哥在越洋电话里告诉他，母亲去世了。5年后的一天，细雨沥沥，在存放母亲骨灰的庙堂前，叶维廉看着香烟袅袅升起，忽然进入了母亲生命深处，进入“那不堪记忆的层层穿织密结不通的烦忧的网中”，遂倾诉汹涌，写成《母亲，你是中国最根深的力量——寄给母亲在天之灵》这篇近万字的书信体长文。
　　文章回顾母亲充满艰苦和灾难、饥饿与忧愁的一生，写出母亲从不用悲伤愤怒的语调责怪家人、社会，面对这含着爱的沉默和忍耐的姿态。叶维廉悔恨这么迟才悟出：“生命最伟大的榜样就在眼前，就在我的血脉里，那便是你啊，妈妈！”

“不能活在别人座右铭里”

　　歌吟母爱在港台文學中蔚为大观，但如叶维廉这般把母亲形象与自己生命和艺术结合起来去思索的文字，却并不多见。叶维廉笔下的母亲有几个特点：一是平凡，并无高深学历或者杰出事功，且出身小康，嫁入贫家;二是苦难，婚后不久丈夫便瘫痪在床，膝下4个小儿女嗷嗷待哺;三是坚韧和包容，服侍因病痛而暴躁无理的丈夫40年，却从“没有一次用悲伤或愤怒的语调责怪他”;当儿子选择文学专业，也只淡淡一句，“也可以考虑学医”，之后就没再追问下去。
　　母亲这种让孩子追寻自己生命体验的教育，让叶维廉早早知晓，“我们不能活在别人的座右铭里。生命的意义必须在艺术和生活的融汇中生长出来”。叶维廉从母亲的形象里感悟到民族的力量，他写道：“我20年来追索的生存文化的意义，便是具体的你啊！你更是中国根深的力量的实质！”
　　他对母亲说：“中国的土地，好比我们父亲，受尽外来侵害变得伤残，你的信任和爱使爸爸忍受了40年的无助而存在，你的信任和爱，也就是我后来对中国的爱和信任的固执。而你忍受一切逆境的耐力，也便是一千年来、两千年来，中国人民的耐力。”

　　对中国的固执的爱，升华为一种无比的力量，把我推向新的领域，使我更清澈地认识到中国深层文化的美学形态和这形态所能在现代中国复活的民族风范。

　　母亲的一生，是中国动荡时代小人物的真实侧影，显现出强韧的生命力，昭示着中华民族的苦难和尊严。30多年前，读完这篇文章，我写下：“黄河在它那淤满泥沙的河道里淌得那样缓慢、沉重。历史在古老的磨道中碾得也是那么沉重、缓慢。饱经了五千年沧桑的古老民族步履维艰地走向现代化……它的存在，使我们民族能挺直脊梁奋然前行，像那千沟万壑又莽莽苍苍的黄土地，横亘伸展千年万年;像那燃烧着的黄河，总是缓缓地扬起那赤铜色的浪头，不息不歇。”叶维廉对中国精神的表述是深沉迂回的，它奋发而不激越，忧伤而不绝望，把情感波涛化为简淡的墨痕。

带着中国走天涯

　　叶维廉的诗常常是深邃沉郁的，充满痛苦的思索。还有一些却异常清新澄明，像《深夜的访客》——“夜沉得更深了/依着桂花的香息/把小巷走完/到了土地庙/在大榕树的侧面/当井岩那些女子洗衣的笑声/早已潮退尽去/我提起脚/偷偷地走到井边/用最迅速的手势/从井中/打出一桶沥沥闪闪的星星……”此诗重塑了人闲桂花落与竹喧归浣女的情境，但并不静待明月，而急往井中捞星，童趣中有进取，现代里有古典。

　　叶维廉艺术生命的成长从香港起步。他16岁在《星岛日报》发表新诗，此后10年间是香港岛上活跃的诗人，除了写诗译诗论诗，他还和诗人崑南、画家王无邪两位好友一起创办了《诗朵》《好望角》等文艺刊物。在台湾读书时，他或者和文友通信，向杂志投稿，或者寒暑假回家与文友相聚，总是与香港文坛保持密切沟通。在台大获硕士学位后，他想回香港，可那时香港只认洋博士，他只能再次负笈他乡。
　　香港也使他郁结。早熟的他在香港有着无尽的身份焦虑。在焦虑中，他找到了诗歌。香港时期，他在日记里写诗，在给友人的信札里写诗，他企图把被传统和现实切断的生活理出头绪。写诗是他的方法，小而言之，为自己解除郁结，大而言之，是为现代中国脱臼的精神找到方向。大学时代，他感觉到海外出版的中国古诗翻译得不对，因过于强调印欧语法，阉割了中文美感。虽读的是外文系，但课余时，他最下苦功研究的是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和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他是那么喜欢《中国文学批评史》，以致1981年初访北京，第一个愿望便是见郭先生，其次才是见艾青等前辈诗人。
　　1959年，叶维廉从余光中的来信中得知爱荷华大学可以以写作获取硕士学位，他便去了那里，但很不适应那里的食物，有时为吃上一块豆腐驱车几小时去芝加哥。为摆脫乡愁，更为肯定中国特有的文化形式和美感，他在海外结合“五四”的批判精神、西方现代的表达形式和中国传统哲学的透视，写出许多诗学专著，发表之后影响了许多中国当代诗人。追寻过程中，叶维廉时而兴奋若狂，时而忧郁欲绝，时而伤痛如焚，时而惘然若失，但总能不离不弃持之不坠。他这样表达其中的原因：“对中国的固执的爱，升华为一种无比的力量，把我推向新的领域，使我更清澈地认识到中国深层文化的美学形态和这形态所能在现代中国复活的民族风范。”
　　叶维廉 1937年生于广东，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研究所，获爱荷华大学美学硕士学位及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出版诗集《三十年诗》等，在比较文学方面有突出贡献，曾出版《比较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