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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变化。新形势下，我国工业发展需找准新定位、采取新举措、培育新优势，进一步推进现代化进程、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为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先看挑战，当前“逆全球化”暗流涌动，对我国工业参与国际分工有较为长期的不利影响。过去几十年，我国工业的高速增长、转型升级得益于在相对宽松的全球贸易格局下对全球范围内资本、技术、资源、中间产品和市场的充分利用。但是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为了保持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采取了更多的贸易和投资保护措施，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本地化、区域化、分散化趋势凸显，我国工业产品的出口增长受到抑制、提升空间较为受限，引进国外先进产品、技术和人才的难度也不断加大。
与此同时，我国工业面临着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两端挤压。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大力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利用要素低成本优势积极吸引全球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附加值环节，一些跨国公司加大了向中低收入水平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力度。另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认识到产业空心化的危害和制造业对支持创新、促进就业的重要作用，纷纷提出“再工业化”，促进制造业“回流”。这些都对我国工业发展形成挑战。
再看机遇，“十四五”时期，国内外市场环境和技术条件的变化，将使供给侧和需求侧呈现出一系列有利于我国工业发展的新特征。
第一，经济持续向好与推动高质量发展，将有力带动国内新需求。“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将持续向好，质量效益明显提升，经济结构更加优化，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国内市场需求的规模持续扩大与需求层次的提升将会形成显著的本土市场优势，成为我国工业发展的重要依托。具体来看，在消费需求上，居民消费需求总额将稳步增长，在社会总需求的占比将不断提高；在消费结构上，居民消费结构还有较大调整空间，对能够提高生活品质的新型耐用品的需求，将是下一阶段推动居民消费增长的重要力量；在投资需求上，技术投资需求将显著增强，数字化、智能化装备和系统将成为驱动投资結构升级的主要力量。
第二，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增长，将形成新的国际市场机遇。近年来，一批发展中国家展现出强劲增长的势头。在进入经济起飞阶段后，这些国家对于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钢铁、建材等基础原材料与铁路、发电设备、生产装备，以及居民生活所需的改善性消费品的需求将会快速增长，我国在这些领域都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当前，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不断深化、水平不断提高，随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持续提升，这些国家对高技术制成品的需求也将强劲拉动我国相关产业的发展。
第三，新工业革命带来了“换道超车”新契机。近年来，以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科学为代表的新工业革命在全球范围蓬勃兴起。其中，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虚拟现实/增强现实、量子计算等数字技术是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化最活跃的领域。新科技的加快成熟和产业转化正在对世界各国经济结构和全球价值链分布产生深刻影响，工业领域颠覆性的科技创新不断涌现，这些颠覆性创新的成熟和商业化应用又会催生新产品、新模式和新业态。在传统产业领域，发达国家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积累，在人才、技术上具有明显的优势，后发国家需要花费巨大代价、耗费较长时间才有可能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而在新技术突破催生的新兴产业，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均未具有特定的产业能力、处在大致相同的起跑线上，我国也因此面临“换道超车”的历史机遇。
尽管我国曾经赖以参与国际分工的低成本优势逐步弱化，但是支撑我国工业竞争形成新优势的条件和基础也在不断强化。
产业链配套完善。我国拥有全球最齐全的产业门类，细化的产业分工形成完善的产业配套和快速的供应链响应能力，而且随着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产业链补短板的持续推进，我国的产业配套能力还将进一步增强。
综合成本依然较低。成本和价格优势不是仅取决于劳动力工资水平，而是劳动力素质、装备水平、基础设施条件、产业配套条件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劳动力素质的改善会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本密集度与装备水平的提高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劳动力工资上涨的因素，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对于成本优势的发挥也起到重要作用。整体上看，我国工业仍然具有综合成本优势。
工程师红利凸显。相对于传统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对自然资源、区位条件、劳动力成本等初级要素的依赖性较低，其发展主要受制于高素质的研究开发与工程技术人才。21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特别是理工科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培养了规模庞大的、有一定专业知识储备的工程技术人员队伍，这将为我国工业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创新能力持续增强。从创新投入上看，2019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
我国工业发展的新机遇与新挑战
先看挑战，当前“逆全球化”暗流涌动，对我国工业参与国际分工有较为长期的不利影响。过去几十年，我国工业的高速增长、转型升级得益于在相对宽松的全球贸易格局下对全球范围内资本、技术、资源、中间产品和市场的充分利用。但是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为了保持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采取了更多的贸易和投资保护措施，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本地化、区域化、分散化趋势凸显，我国工业产品的出口增长受到抑制、提升空间较为受限，引进国外先进产品、技术和人才的难度也不断加大。
与此同时，我国工业面临着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两端挤压。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大力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利用要素低成本优势积极吸引全球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附加值环节，一些跨国公司加大了向中低收入水平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力度。另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认识到产业空心化的危害和制造业对支持创新、促进就业的重要作用，纷纷提出“再工业化”，促进制造业“回流”。这些都对我国工业发展形成挑战。
再看机遇，“十四五”时期，国内外市场环境和技术条件的变化，将使供给侧和需求侧呈现出一系列有利于我国工业发展的新特征。
第一，经济持续向好与推动高质量发展，将有力带动国内新需求。“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将持续向好，质量效益明显提升，经济结构更加优化，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国内市场需求的规模持续扩大与需求层次的提升将会形成显著的本土市场优势，成为我国工业发展的重要依托。具体来看，在消费需求上，居民消费需求总额将稳步增长，在社会总需求的占比将不断提高；在消费结构上，居民消费结构还有较大调整空间，对能够提高生活品质的新型耐用品的需求，将是下一阶段推动居民消费增长的重要力量；在投资需求上，技术投资需求将显著增强，数字化、智能化装备和系统将成为驱动投资結构升级的主要力量。
第二，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增长，将形成新的国际市场机遇。近年来，一批发展中国家展现出强劲增长的势头。在进入经济起飞阶段后，这些国家对于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钢铁、建材等基础原材料与铁路、发电设备、生产装备，以及居民生活所需的改善性消费品的需求将会快速增长，我国在这些领域都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当前，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不断深化、水平不断提高，随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持续提升，这些国家对高技术制成品的需求也将强劲拉动我国相关产业的发展。
第三，新工业革命带来了“换道超车”新契机。近年来，以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科学为代表的新工业革命在全球范围蓬勃兴起。其中，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虚拟现实/增强现实、量子计算等数字技术是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化最活跃的领域。新科技的加快成熟和产业转化正在对世界各国经济结构和全球价值链分布产生深刻影响，工业领域颠覆性的科技创新不断涌现，这些颠覆性创新的成熟和商业化应用又会催生新产品、新模式和新业态。在传统产业领域，发达国家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积累，在人才、技术上具有明显的优势，后发国家需要花费巨大代价、耗费较长时间才有可能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而在新技术突破催生的新兴产业，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均未具有特定的产业能力、处在大致相同的起跑线上，我国也因此面临“换道超车”的历史机遇。
培育竞争新优势的坚实基础与演进方向
尽管我国曾经赖以参与国际分工的低成本优势逐步弱化，但是支撑我国工业竞争形成新优势的条件和基础也在不断强化。
产业链配套完善。我国拥有全球最齐全的产业门类，细化的产业分工形成完善的产业配套和快速的供应链响应能力，而且随着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产业链补短板的持续推进，我国的产业配套能力还将进一步增强。
综合成本依然较低。成本和价格优势不是仅取决于劳动力工资水平，而是劳动力素质、装备水平、基础设施条件、产业配套条件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劳动力素质的改善会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本密集度与装备水平的提高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劳动力工资上涨的因素，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对于成本优势的发挥也起到重要作用。整体上看，我国工业仍然具有综合成本优势。
工程师红利凸显。相对于传统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对自然资源、区位条件、劳动力成本等初级要素的依赖性较低，其发展主要受制于高素质的研究开发与工程技术人才。21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特别是理工科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培养了规模庞大的、有一定专业知识储备的工程技术人员队伍，这将为我国工业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创新能力持续增强。从创新投入上看，2019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