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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勃沙特
1984年,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为写《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专门来中国采访和搜集史料。在采访原红六军团军团长肖克将军时,肖克向索尔兹伯里介绍了传教士勃沙特帮助红军的往事,并拜托索尔兹伯里先生:“如找到这位友人(假如他还活着)或其家属,请代致问候!”
索尔兹伯里从长征路上考察完后,给肖克将军复信,表示一定尽力寻找到勃沙特,并转达其问候。索尔兹伯里还表示,即使找不到勃沙特本人,也将尽力找到《神灵之手》这本书,并把书寄给肖克将军:索尔兹伯里先生说话算话,后来真的把这本《神灵之手》寄给了肖克将军。
同年10月,《人民日报》报道了这则逸闻,不少热心研究红军长征史的专家学者,纷纷帮助查找有关史料。正当人们为之四处奔波时,山东省博物馆的严强从该馆朽坏的地板下面,意外发现英文版《神灵之手》一书。接着,严强与席伟等费了很大劲,将《神灵之手》翻译出来,并把译稿送请原红军六军团领导人王震(时任国家副主席)、肖克(时任中国军事科学院院长)、左齐(时任济南军区副政委)审阅、核实。书中有关宗教词汇和有关地名,则请中国基督教三自委员会大主教王神荫和贵州省博物馆专家校订。
《神灵之手》之所以引起国内外研究中国问题专家的兴趣,是因为在目前,除了从部分老红军那里,以及保存的部分历史档案资料中搜集到红军长征的史料外,还没有从外国人,而且是直接见证红军长征的外国人那里搜集到红军长征时的珍贵史料。专家为此认为,《神灵之手》的史料价值已超过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以及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这两本书,它是目前专家学者研究党史,尤其是研究红军长征史独一无二的原始史料。
在《人民日报》刊登逸闻的1984年,肖克将军出防途中还专门去法国巴黎,向小国驻法国使馆的同志打听勃沙特先生的下落——可能是勃沙特先生翻译过法文地图的缘故吧,肖克将军一直认为勃沙特是地道的法国人。
功夫不负有心人,两年多的时间,经过各方努力,终于把勃沙特先生找到了:
最先找到勃沙特的是索尔兹伯里先生,他是通过一位记者找到勃沙特先生的住处——英国曼彻斯特郊区的卓尔敦。1985年11月,索尔兹伯里先生携夫人前往英联邦曼彻斯特,专程到勃沙特的住所进行了拜访。
据了解,勃沙特自从离开红军后,大部分时间仍在中国,听说也去过台湾省,继续从事他的传教活动。1966年,勃沙特从教会退休,后来一直闲居在英国的曼彻斯特市郊外。
我国的外交人员通过外交途径也寻找到了勃沙特先生,他们是通过多方打听,得知勃沙特的内弟媳比亚吉特夫人居住在瑞士,然后又才打听到勃沙特的近况。比亚吉特夫人很理解中国方面四处寻找勃沙特的友好行为,很快就把我国外交人员的信件转到勃沙特本人手中。收到信件的勃沙特先生十分激动,当即欣然提笔,介绍自己的近况,并嘱咐说:“你若与肖克将军通信,请转达热忱的问候。”
当肖克将军得知找到勃沙特先生时,也非常欣慰。1986年5月27日,肖克将军委托中国派驻英国的冀朝铸大使前去拜访、问候,并给勃沙特先生写了一封真诚感人的信,全文如下:
“久违了!从索尔兹伯里先生处知道了你的近况。虽然我们已分别了半个世纪,但50年前你帮助我翻译地图之事久难忘怀。所以,当索尔兹伯里先生问及此事时,我欣然命笔告之。1984年我在出国访问途中,我打听你的下落,以期相晤。如今我们都早过古稀,彼此恐难再见。谨祝健康长寿。”
1987年年末,《人民日报》驻英记者对勃沙特先生进行了采访,该篇通讯刊登在《人民日报》1988年1月29日第六版上。从报道中得知,勃沙特居住在英国曼彻斯特市国王路234号。尽管90高龄的勃沙特先生已满头银发,但他的精力还很旺盛。他家里客厅虽然不大,但有许多来自中国的东西,如:台布、宫灯、挂历、画片等等。勃沙特先生的记忆也还好得惊人,他在记者的要求下,又讲述了与红军在一起长征的那段传奇经历。
为红军翻译地图
R·A·勃沙特,中文名字薄复礼,1897年生于瑞士,后随父母从瑞士德语区移居英国。1922年,当勃沙特还是一个年轻人时,英国教会派他前往中国,在贵州境内镇远、黄平、遵义一带传教。1934年10月的一天,时任贵州镇远教堂牧师的勃沙特与其妻子罗达自安顺返回镇远,在经旧州城外一个小山坡时,与肖克、王震率领的红二、六军团相遇,无意间闯进红军长征行列。
由于基督教教义被认为与共产主义信念相悖,并麻痹人民的精神和意识,早期红军对在中国传教的外国人印象不好,视其为帝国主义侦探。因此,红二、六军团长征途中,对外国教会一律采取坚决取缔的措施。
勃沙特夫妇与红军相遇后,被带进一间房里休息,红军送回他们随身携带的所有东西,包括银元也如数奉还。当晚,勃沙特妻子睡在木板拼起的床上,勃沙特睡的是一张南方式躺椅,与他们同在一个房间里的红军士兵,则睡在潮湿的地上。
在红军部队里,勃沙特先生接触了贺龙、肖克、王震等红军首长。而最先接触且印象特别难忘的却是肖克军团长。
那一天,勃沙特被红军请去,肖克军团长早在一座民房里等候。勃沙特被带进屋里一张小方桌前,桌上放有一张一平方米大的法文贵州地图,肖克将军请勃沙特用中文译出地图上的名称。按照指点,勃沙特把重要的山川、村镇、河流等用中文名称说出来,并一一标记在地图上:凡知道和熟悉的地方,勃沙特就直接标明。时间已近三更,两人才把地图译完,肖克对勃沙特的合作十分满意。据后来肖克将军回忆说,红六军团在转战贵州东部和进军湘西时,勃沙特翻译的这张法文地图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在长征过程中,红军部队严明的组织纪律,以及不赌博、不抽鸦片等作风,给勃沙特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在攻克旧州后,红军扣押了在当地教会的澳大利亚籍牧师、英中华内地会教士A·海漫夫妇,以及新西兰籍修女勃劳恩小姐等五名外国人。1936年3月,红军又在云南石阡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时扣押了德国基督教会石阡教堂牧师汉斯凯勒,先后共扣押包括勃沙特夫妇在内的八名外国传教士。
红军对这些外国人采取分别对待的办法。除勃沙特、A·海漫和汉斯凯勒三人外,其余五名外国人当场释放。
1936年4月12日,在红二、六军团即将由云南北上川康时,红军释放了勃沙特。军团长肖克亲自向勃沙特宣布释放命令:“我们已决定今后对不同的外国人要区别对待”;“你是一个瑞士公民。我们知道,瑞士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没有同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也没有在中国设租界地,所以,我们决定放你走。”
勃沙特就要离开红军部队了,军团长肖克、红军保卫部部长吴德峰,分别为勃沙特饯 行。在肖克那里,请来作陪的有地方名流周素园先生,还有被俘的国民党中将纵队司令张振汉(当时已成为红军学校教员)……大家不分等级就座,厨师们随意地上菜,大家无拘无束,气氛非常轻松。肖克将军还专门为勃沙特做了一道拿手菜——粉蒸肉。
红军保卫部部长吴德峰准备的午宴更为丰盛,大家从中午差不多吃到黄昏。席间,大家对勃沙特今后的去向提出建议,肖克将军甚至说,不反对勃沙特在离开红军后仍留在中国,甚至还可以办一所学校。宴会结束后,大家一一与勃沙特握手道别,吴德峰部长还专门告诉管钱的同志,给勃沙特发足路费,并特别关照他如何前往昆明……
在扣押的几名传教士中,勃沙特随红军长征的时间最长;他先后随红军转战贵州、四川、湖北、湖南、云南等5个省,与红军战士共同生活了500多天,按他本人计算行程达6000英里,成为红军长征途中一名奇特的参加者。
对共产党的印象
勃沙特离开红军之后不久去了昆明,他没有把时间和精力花费在昆明的游玩上,而是着手整理自己在红军中的那段经历。
在他人三个月的协助下,勃沙特整理出一本长达12章、共计288页的英文回忆录。1936年11月,当红二、六军团与红一、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不久,勃沙特的回忆录《神灵之手》由伦敦哈德尔——斯托顿公司出版,开始在英国发行,成为西方最早介绍红军长征的专著。
《神灵之手》出版后,颇受关注和欢迎。当午12月,该书即脱销,接着又发行第二版和第三版。1937年初,该书译成法文,由瑞士艾莫尔出版社(EDITIOSEMMAUS)出版。1938年,当埃德加·斯诺介绍红军长征的《红星照亮中国》通译《西行漫记》一书发行时,勃沙特通过《神灵之手》早已向世界披露了“中国工农红军”。
此后,由于战乱,《神灵之手》的英文打字稿被毁,书也未再版,直到1978年,勃沙特在出版商的一再邀约下,才重写了这段经历,并定名为《指导的手》(THEGUIDINGHAND)。英文本面世以后,该书又译成法文,书名为《导手》(CONDUITSAMAIN),由瑞士教会出版社出版。
1939年,已返回欧洲的勃沙特作为国际教会组织派往中国的传教士,再次来到贵州省盘县一带传教。
据贵州省盘县县政府社会科1947年档案第34卷记载,勃沙特在盘县传教期间,居住在凤鸣镇大同路162号。具妻当时名叫薄羡万美(至今盘县当地群众仍尊称为勃师母),在盘县内地会医疗室行医。
勃沙特来盘县之前,该县的丛督教务由1934年首先来盘县传教的美籍传教士贾习真负责办理。抗战时期,贾习真作为一名盟军成员,应征参加中国抗日战争,担任美军翻译官及随军牧师。白勃沙特来到盘县后,便成为盘县基督教教务的主要负责人。
据盘县教友唐荣涛介绍,勃沙特珍视中国传统文化,他的中文名字为“薄复礼”,取自孔子格言“克己复礼”。每当勃沙特与教友谈到在红军中的那段经历时,态度极为友好。
勃沙特除了在当地传教外,还为当地群众看病和办学。勃沙特使用的药品,由贵阳内地会购置,他有时一天要诊治二三十个病人。1945年夏天,驻盘县美军兵站送给他许多药品、器械。盘县解放初期,勃沙特还曾帮助救治过许多解放军伤病员。
勃沙特妻子在当地推广新方法接生,有时一天要帮助接生三四个孩子。她还耐心向信徒张福光、方桂仙等人传授接生技术,张福光因此成为盘县颇有名气的助产士,后来还担任当地接生站站长。
1948年至1949年间,勃沙特在盘县创办“明恩小学”,学制为一至四年,共招收学生50余名,以信徒子女为主,但也有不少贫穷人家的孩子:尽管勃沙特夫妇没有孩子,但双方感情很好。
1951年,勃沙特与妻子被召回国。当夫妇俩就要离开前后生活了约30年的地方时,其依依不舍的神情溢于言表。临行时他说:“我是最后一个离开贵州回国的外国人。别的外国传教士都害怕共产党,可我不怕,因为我了解他们。只要共产党是我所见到的红军,就用不着害怕。他们是讲友谊的,是信得过的朋友。”
(责编 韵心)
1984年,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为写《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专门来中国采访和搜集史料。在采访原红六军团军团长肖克将军时,肖克向索尔兹伯里介绍了传教士勃沙特帮助红军的往事,并拜托索尔兹伯里先生:“如找到这位友人(假如他还活着)或其家属,请代致问候!”
索尔兹伯里从长征路上考察完后,给肖克将军复信,表示一定尽力寻找到勃沙特,并转达其问候。索尔兹伯里还表示,即使找不到勃沙特本人,也将尽力找到《神灵之手》这本书,并把书寄给肖克将军:索尔兹伯里先生说话算话,后来真的把这本《神灵之手》寄给了肖克将军。
同年10月,《人民日报》报道了这则逸闻,不少热心研究红军长征史的专家学者,纷纷帮助查找有关史料。正当人们为之四处奔波时,山东省博物馆的严强从该馆朽坏的地板下面,意外发现英文版《神灵之手》一书。接着,严强与席伟等费了很大劲,将《神灵之手》翻译出来,并把译稿送请原红军六军团领导人王震(时任国家副主席)、肖克(时任中国军事科学院院长)、左齐(时任济南军区副政委)审阅、核实。书中有关宗教词汇和有关地名,则请中国基督教三自委员会大主教王神荫和贵州省博物馆专家校订。
《神灵之手》之所以引起国内外研究中国问题专家的兴趣,是因为在目前,除了从部分老红军那里,以及保存的部分历史档案资料中搜集到红军长征的史料外,还没有从外国人,而且是直接见证红军长征的外国人那里搜集到红军长征时的珍贵史料。专家为此认为,《神灵之手》的史料价值已超过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以及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这两本书,它是目前专家学者研究党史,尤其是研究红军长征史独一无二的原始史料。
在《人民日报》刊登逸闻的1984年,肖克将军出防途中还专门去法国巴黎,向小国驻法国使馆的同志打听勃沙特先生的下落——可能是勃沙特先生翻译过法文地图的缘故吧,肖克将军一直认为勃沙特是地道的法国人。
功夫不负有心人,两年多的时间,经过各方努力,终于把勃沙特先生找到了:
最先找到勃沙特的是索尔兹伯里先生,他是通过一位记者找到勃沙特先生的住处——英国曼彻斯特郊区的卓尔敦。1985年11月,索尔兹伯里先生携夫人前往英联邦曼彻斯特,专程到勃沙特的住所进行了拜访。
据了解,勃沙特自从离开红军后,大部分时间仍在中国,听说也去过台湾省,继续从事他的传教活动。1966年,勃沙特从教会退休,后来一直闲居在英国的曼彻斯特市郊外。
我国的外交人员通过外交途径也寻找到了勃沙特先生,他们是通过多方打听,得知勃沙特的内弟媳比亚吉特夫人居住在瑞士,然后又才打听到勃沙特的近况。比亚吉特夫人很理解中国方面四处寻找勃沙特的友好行为,很快就把我国外交人员的信件转到勃沙特本人手中。收到信件的勃沙特先生十分激动,当即欣然提笔,介绍自己的近况,并嘱咐说:“你若与肖克将军通信,请转达热忱的问候。”
当肖克将军得知找到勃沙特先生时,也非常欣慰。1986年5月27日,肖克将军委托中国派驻英国的冀朝铸大使前去拜访、问候,并给勃沙特先生写了一封真诚感人的信,全文如下:
“久违了!从索尔兹伯里先生处知道了你的近况。虽然我们已分别了半个世纪,但50年前你帮助我翻译地图之事久难忘怀。所以,当索尔兹伯里先生问及此事时,我欣然命笔告之。1984年我在出国访问途中,我打听你的下落,以期相晤。如今我们都早过古稀,彼此恐难再见。谨祝健康长寿。”
1987年年末,《人民日报》驻英记者对勃沙特先生进行了采访,该篇通讯刊登在《人民日报》1988年1月29日第六版上。从报道中得知,勃沙特居住在英国曼彻斯特市国王路234号。尽管90高龄的勃沙特先生已满头银发,但他的精力还很旺盛。他家里客厅虽然不大,但有许多来自中国的东西,如:台布、宫灯、挂历、画片等等。勃沙特先生的记忆也还好得惊人,他在记者的要求下,又讲述了与红军在一起长征的那段传奇经历。
为红军翻译地图
R·A·勃沙特,中文名字薄复礼,1897年生于瑞士,后随父母从瑞士德语区移居英国。1922年,当勃沙特还是一个年轻人时,英国教会派他前往中国,在贵州境内镇远、黄平、遵义一带传教。1934年10月的一天,时任贵州镇远教堂牧师的勃沙特与其妻子罗达自安顺返回镇远,在经旧州城外一个小山坡时,与肖克、王震率领的红二、六军团相遇,无意间闯进红军长征行列。
由于基督教教义被认为与共产主义信念相悖,并麻痹人民的精神和意识,早期红军对在中国传教的外国人印象不好,视其为帝国主义侦探。因此,红二、六军团长征途中,对外国教会一律采取坚决取缔的措施。
勃沙特夫妇与红军相遇后,被带进一间房里休息,红军送回他们随身携带的所有东西,包括银元也如数奉还。当晚,勃沙特妻子睡在木板拼起的床上,勃沙特睡的是一张南方式躺椅,与他们同在一个房间里的红军士兵,则睡在潮湿的地上。
在红军部队里,勃沙特先生接触了贺龙、肖克、王震等红军首长。而最先接触且印象特别难忘的却是肖克军团长。
那一天,勃沙特被红军请去,肖克军团长早在一座民房里等候。勃沙特被带进屋里一张小方桌前,桌上放有一张一平方米大的法文贵州地图,肖克将军请勃沙特用中文译出地图上的名称。按照指点,勃沙特把重要的山川、村镇、河流等用中文名称说出来,并一一标记在地图上:凡知道和熟悉的地方,勃沙特就直接标明。时间已近三更,两人才把地图译完,肖克对勃沙特的合作十分满意。据后来肖克将军回忆说,红六军团在转战贵州东部和进军湘西时,勃沙特翻译的这张法文地图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在长征过程中,红军部队严明的组织纪律,以及不赌博、不抽鸦片等作风,给勃沙特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在攻克旧州后,红军扣押了在当地教会的澳大利亚籍牧师、英中华内地会教士A·海漫夫妇,以及新西兰籍修女勃劳恩小姐等五名外国人。1936年3月,红军又在云南石阡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时扣押了德国基督教会石阡教堂牧师汉斯凯勒,先后共扣押包括勃沙特夫妇在内的八名外国传教士。
红军对这些外国人采取分别对待的办法。除勃沙特、A·海漫和汉斯凯勒三人外,其余五名外国人当场释放。
1936年4月12日,在红二、六军团即将由云南北上川康时,红军释放了勃沙特。军团长肖克亲自向勃沙特宣布释放命令:“我们已决定今后对不同的外国人要区别对待”;“你是一个瑞士公民。我们知道,瑞士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没有同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也没有在中国设租界地,所以,我们决定放你走。”
勃沙特就要离开红军部队了,军团长肖克、红军保卫部部长吴德峰,分别为勃沙特饯 行。在肖克那里,请来作陪的有地方名流周素园先生,还有被俘的国民党中将纵队司令张振汉(当时已成为红军学校教员)……大家不分等级就座,厨师们随意地上菜,大家无拘无束,气氛非常轻松。肖克将军还专门为勃沙特做了一道拿手菜——粉蒸肉。
红军保卫部部长吴德峰准备的午宴更为丰盛,大家从中午差不多吃到黄昏。席间,大家对勃沙特今后的去向提出建议,肖克将军甚至说,不反对勃沙特在离开红军后仍留在中国,甚至还可以办一所学校。宴会结束后,大家一一与勃沙特握手道别,吴德峰部长还专门告诉管钱的同志,给勃沙特发足路费,并特别关照他如何前往昆明……
在扣押的几名传教士中,勃沙特随红军长征的时间最长;他先后随红军转战贵州、四川、湖北、湖南、云南等5个省,与红军战士共同生活了500多天,按他本人计算行程达6000英里,成为红军长征途中一名奇特的参加者。
对共产党的印象
勃沙特离开红军之后不久去了昆明,他没有把时间和精力花费在昆明的游玩上,而是着手整理自己在红军中的那段经历。
在他人三个月的协助下,勃沙特整理出一本长达12章、共计288页的英文回忆录。1936年11月,当红二、六军团与红一、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不久,勃沙特的回忆录《神灵之手》由伦敦哈德尔——斯托顿公司出版,开始在英国发行,成为西方最早介绍红军长征的专著。
《神灵之手》出版后,颇受关注和欢迎。当午12月,该书即脱销,接着又发行第二版和第三版。1937年初,该书译成法文,由瑞士艾莫尔出版社(EDITIOSEMMAUS)出版。1938年,当埃德加·斯诺介绍红军长征的《红星照亮中国》通译《西行漫记》一书发行时,勃沙特通过《神灵之手》早已向世界披露了“中国工农红军”。
此后,由于战乱,《神灵之手》的英文打字稿被毁,书也未再版,直到1978年,勃沙特在出版商的一再邀约下,才重写了这段经历,并定名为《指导的手》(THEGUIDINGHAND)。英文本面世以后,该书又译成法文,书名为《导手》(CONDUITSAMAIN),由瑞士教会出版社出版。
1939年,已返回欧洲的勃沙特作为国际教会组织派往中国的传教士,再次来到贵州省盘县一带传教。
据贵州省盘县县政府社会科1947年档案第34卷记载,勃沙特在盘县传教期间,居住在凤鸣镇大同路162号。具妻当时名叫薄羡万美(至今盘县当地群众仍尊称为勃师母),在盘县内地会医疗室行医。
勃沙特来盘县之前,该县的丛督教务由1934年首先来盘县传教的美籍传教士贾习真负责办理。抗战时期,贾习真作为一名盟军成员,应征参加中国抗日战争,担任美军翻译官及随军牧师。白勃沙特来到盘县后,便成为盘县基督教教务的主要负责人。
据盘县教友唐荣涛介绍,勃沙特珍视中国传统文化,他的中文名字为“薄复礼”,取自孔子格言“克己复礼”。每当勃沙特与教友谈到在红军中的那段经历时,态度极为友好。
勃沙特除了在当地传教外,还为当地群众看病和办学。勃沙特使用的药品,由贵阳内地会购置,他有时一天要诊治二三十个病人。1945年夏天,驻盘县美军兵站送给他许多药品、器械。盘县解放初期,勃沙特还曾帮助救治过许多解放军伤病员。
勃沙特妻子在当地推广新方法接生,有时一天要帮助接生三四个孩子。她还耐心向信徒张福光、方桂仙等人传授接生技术,张福光因此成为盘县颇有名气的助产士,后来还担任当地接生站站长。
1948年至1949年间,勃沙特在盘县创办“明恩小学”,学制为一至四年,共招收学生50余名,以信徒子女为主,但也有不少贫穷人家的孩子:尽管勃沙特夫妇没有孩子,但双方感情很好。
1951年,勃沙特与妻子被召回国。当夫妇俩就要离开前后生活了约30年的地方时,其依依不舍的神情溢于言表。临行时他说:“我是最后一个离开贵州回国的外国人。别的外国传教士都害怕共产党,可我不怕,因为我了解他们。只要共产党是我所见到的红军,就用不着害怕。他们是讲友谊的,是信得过的朋友。”
(责编 韵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