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视察时指出，重庆是一块英雄的土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毛泽东在这里进行了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庆谈判，周恩来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在这里同反动势力开展了坚决斗争，邓小平在这里领导中共中央西南局进行了大量开创性工作。重庆涌现了大批大义凛然、高风亮节的共产党人，如信仰坚定、不怕牺牲的赵世炎等人，英勇善战、屡建功绩的王良等人，坚贞不屈、永不叛党的江竹筠、王朴、许晓轩、陈然等人，严守纪律、勇于牺牲的战斗英雄邱少云，等等。解放战争时期，众多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中国共产党人，经受住种种酷刑折磨，百折不挠、宁死不屈，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凝结成红岩精神。
　　红岩精神产生于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它的形成与当时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处的特殊历史地位和所进行的特殊形式的革命斗争紧密相关。
　　红岩，又名红岩嘴，即现在的重庆市红岩村，这里是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我党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所在地。当年，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在歌乐山麓、嘉陵江畔与反动势力做坚决斗争和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革命实践中，用热血与生命锤炼、培育、形成了光耀千秋的红岩精神。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面对山河破碎、亡国灭种的威胁，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正确处理民族战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许多新的特点。一是其成分极其广泛复杂;二是在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国共两党两个政权、两个军队并立的局面;三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一个为国共两党共同承认和正式公布的政治纲领，没有一个统一战线的正式机构。因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直在复杂的形势下存在，又在曲折的斗争中前进。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从国家和民族的大局与大义出发，审时度势，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决定建立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秘密机构“中共中央南方局”。南方局秘密领导着中国南部十多个省和港澳地区的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着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发行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领导着八路军驻重庆、长沙、桂林、韶关、香港、贵阳等地的办事处、交通站和各地《新华日报》分支机构。中共中央南方局是一个组织严密、精干高效的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前线指挥部，周恩来则是这个指挥部的灵魂。红岩精神就是在抗日战争的洗礼和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践中，在抗战大后方及国民党统治的中心面对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和尖锐对立的政治斗争中产生和形成的。
　　红岩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与作风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体现，是共产主义精神、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在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的特殊表现形式。红岩精神是对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继承和发扬。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的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在极其险恶的环境里，奉献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实践成就和光辉的精神成就。在实践方面，南方局创造了为新中国奠定政治基础的伟大业绩——坚持政策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维护国共合作，推进抗战向前发展，为实现和平民主团结而奋斗;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统战工作方针，最大限度地争取中间势力，开拓统一战线新格局;开展国统区抗战进步文化运动，造就革命文化大军;突破国民党外交垄断，开展国际交往，为新中国外交工作奠定基础;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把国统区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在精神方面，南方局培育形成了光耀千秋的红岩精神——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担当争取抗战胜利和为新中国奠定政治基础的时代使命，在工作实践中体现出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出淤泥不染、同流不合污”的政治品格;以诚相待、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善处逆境、宁难不苟的英雄气概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
　　红岩精神植根于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民族精神的沃土，植根于几千年来中国人民身上所凝聚的傳统美德，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和传统美德的表现和升华。在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中，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使命感，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伟大气节，有“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守”的人生态度，有“出淤泥不染”的高尚品格以及吃苦耐劳、艰苦奋斗、注重修身等传统美德，这些都体现在南方局的重大决策之中，表现在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言行之中，并凝聚于红岩精神的内涵之中，从而为中华民族精神增添了新的内涵和光彩。
　　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针对皖南事变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周恩来等人冷静地分析抗战全局和国共合作形势，表示“我要坚持到最后”，并让撤往延安的同志“转告毛主席，我们坚决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到底”。这种在凶险的形势下镇定冷静、敢于斗争、灵活应变、化险为夷的本色，尽显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政治智慧。尤其是面对国民党的封锁，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与国民党新闻检查官虚与委蛇，连夜赶印有“千古奇冤，江南一叶”题词的报纸，于事变次日就在罪魁祸首眼皮下广泛发行，其题词之妙绝、斗争艺术之高超，令远在延安的毛泽东亦“欣慰之至”“为之神往”。正是因为南方局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极为险恶的环境中保存了自己的力量，扭转了被动的局面，唤醒了中间势力，使国民党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逐步下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逐步上升。
　　“出淤泥不染、同流不合污”的政治品格。面对国统区这一潭“淤泥”，周恩来多次告诫南方局的同志和从事秘密工作的党员，要做到“同流不合污”，要经得起灯红酒绿的考验，保持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和优良作风。当年重庆作为国民政府的陪都，纸醉金迷，物欲横流，“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成为国民党的一种普遍现象。由于有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的率先垂范，战斗在这一特殊环境中的共产党人都能坚持操守，经受住考验，并在与国民党打交道时坚持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牢牢把握领导权。 　　以诚相待、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在开展国统区群众工作时，南方局的同志堅持与群众在一起，并制定了“勤学、勤业、勤交友”和“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的政策，指示地下党的同志要设法深入社会，独立工作，埋头苦干，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启发群众、教育群众、团结群众。在开展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中，密切联系国统区实际，用“以诚待人，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做团结争取工作;在对国民党坚持“以斗争求团结”方针的同时，严格区分国民党顽固派与爱国民主党派的界限，争取多数，化敌为友。为了完成对中间势力的团结争取工作，南方局从国统区实际出发，制定了“扶助进步团体，照顾小党派利益，进行民主运动，要求各党派的合法地位，要求政治改革”等一系列策略方针。在争取“三党三派”（中国青年党、中国国家社会党、第三党和中华职业教育促进社、乡村建设派、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过程中，鼓励他们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此后，又积极支持建立九三学社、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民主党派。在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中，南方局领导人与其上层代表人物建立了经常性的联系，经过多年的艰苦工作，使地方实力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逐步走向人民阵营。共产党人的诚信品格和宽广胸怀，感染了广大的国统区群众，使国统区几乎所有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最终都站在了人民一边，形成了爱国统一战线的广泛基础。
　　善处逆境、宁难不苟的英雄气概。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始终处在极其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他们善处逆境，勇于牺牲，在艰难的条件下开拓工作局面，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卓越风采。周恩来是善处逆境的典范。在南方局工作期间，他不顾个人安危，公开阐明共产党的立场，揭露国民党的各种罪恶行径。面对国民党的恐吓，他大义凛然，保护同志，承担责任，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皖南事变后，面对危局他曾庄严宣告：“要作最坏的准备，要准备牺牲。要牺牲，我们一起牺牲！”正是在周恩来的感召下，南方局的同志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有恩来同志在，我们毫无所惧”。正是在南方局的培育下，战斗在国统区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都能善处逆境，始终对革命充满信心，以自己青春的热血与宝贵的生命浇灌了红岩精神，使其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红岩精神等伟大革命精神，勉励广大党员干部“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红岩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地区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最具代表性的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彰显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撰稿：高嘉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