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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目的，在于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事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一
1924年的中国，群芳凋零，黑云压境，夜色下的北京城，一片沉寂。开罢国民党“一大”后，李大钊终于回到了北京。
这时，距他离家已经一年有余。下了火车，李大钊悄悄地雇了一辆人力车，抄小道来到了他的新居。几天前，他从赵纫兰的家信中得知，自从他走后，经常有流氓和暗探上门殴打孩子、偷盗东西。赵纫兰来不及征得丈夫同意，就匆忙搬到了宣武门内的铜幌子胡同甲三号。可是刚刚搬过来没几天，流氓和暗探就尾随而来，时不时还有素不相识的人登门滋事。种种迹象表明，李大钊已经被当局盯上了，稍不小心就会在劫难逃，但他仍像没事似的，照常到学校上课，反而比去南方之前更加忙碌。
他的女儿李星华清楚地记得：就在这个时候，有很多青年男女常到我们家里来找父亲。父亲和那些青年们，经常聚在南屋书房里开会。我们不知道他们在讨论什么，只看到他们都要到深夜一两点钟的时候才散去。那时候，剪短发的女子还很少，常到我们家里来开会的几个大姐姐们，她们个个都是剪短发，一般都是穿一件蓝布长袍……（摘自《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出版）
国共合作后，李大钊的名声越来越大。军阀们笼统地把孙中山称作“南赤”，把李大钊称为“北赤”。当曹锟和吴佩孚听说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即将共同北伐时，对李大钊等共产党人恨之入骨，决定大肆逮捕革命党。100多人的黑名单上，排名第二的就是李大钊。
1924年初夏的一天，李大钊得到消息，中共在汉口的两个秘密组织被发现，5名同志被捕。他立刻通知张国焘等人赶快收拾文件躲避起来，但由于张国焘的疏忽，在外出讲学时遭到逮捕，被羁押在京畿卫戍司令部。张国焘招供说，国共两党在北方的领袖就是李大钊，还有一份80多名共产党员的名单。
有了张国焘的口供，京师警察厅总监王怀庆在6月11日发出通缉令，头一个要捉拿的就是“鼓动罢工”“宣传赤化”“意图紊乱国宪”的李大钊。幸好党组织提前知道消息，及时通知了李大钊。李大钊剃掉两撇惹人注目的胡子，打扮成商人的模样，在扮成学徒的长子李葆华陪同下，匆匆离开北京，躲进五峰山中。
这是李大钊第二次在五峰山避难，每天除了埋头读书，就是伏案疾书。
当时正值鲜花盛开的季节，桃花、杏花、梨花、海棠竞相开放，五峰山俨然一片花的海洋。但李大钊的心仍然惦记着北京的疾风暴雨。革命的潮流越是滚滚向前，即将淹没在革命潮流中的反动阶级越是挣扎。而自己不能驾着革命的风帆航行在惊涛骇浪之中，却避居于这风光宜人的五峰山上……想到这里，李大钊心里涌起一阵伤感。
一天黄昏时分，李大钊透过窗前的花墙，忽然发现远处丛林间的小路上，有两个人影时隐时现。待走近了，他认出是他的外甥和一位交通员。
交通员向李大钊傳达了中央的指示：“请您率领代表团到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到苏联学习是李大钊许久以来的夙愿。听到这一消息，压在他心头的阴霾一扫而光，当即表态次日就动身。
交通员同时带来的还有赵纫兰从乐亭写来的家信。她对李大钊的处境非常担忧，打算写信给白坚武，请他设法把通缉令撤销。但这样做是否妥当，她请李大钊拿个主意。李大钊给赵纫兰回信说，托白坚武大可不必，过去同窗时，我们虽是好友，但“二七”惨案后，就断绝了交往。他在直系军阀下摇羽毛扇，而我却站在革命一边……他安慰妻子：那张不起任何作用的通缉令，没有什么可怕，这些无耻的迫害是吓不倒我的。我这次出国说不定什么时候回来。今后可能再没有空闲的时间照顾家庭了，你千万不要因为我的颠沛流离而焦急，应当振作起精神来抚养和教育子女。信的最后，李大钊满怀信心地说：目前统治者的猖狂，只不过是一时的恐怖罢了。不用多久，红旗将会飘满北京城，看那时的中国，竟是谁家的天下！
第二天清晨，李大钊深情地回望了一眼满山春光明媚的景色，还是来时的那身打扮，背着一个小包下了山。这次与五峰山告别之后，李大钊再没有来过这里。
60年之后，李大钊在五峰山生活工作过的地方，被昌黎县、秦皇岛市和河北省相继确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与位于乐亭县城的李大钊纪念馆和大黑坨村的李大钊故居纪念馆，一同成为李大钊重要的纪念地。
2000年7月，新建成的五峰山李大钊革命活动旧址陈展馆正式落成。《“性乐山”的有志男儿》《盟誓碣石》《新春旅行》《登高一呼群山应》《五峰寒冬踏雪人》《红旗将会飘满北京城》《圣洁情思凝五峰》7个部分，利用大量的历史照片、革命文物和美术作品，再现了李大钊在五峰山走过的足迹……
1924年4月24日，李大钊冒着危险回到了白色恐怖笼罩的北京。为了安全起见，他没有回自己的家，而是悄悄来到一位朋友家里，与罗章龙、彭述之等4名一起去苏联参会的代表见了面。他们商定先分头前往哈尔滨，然后再一起越过国境。
出发前，李大钊头戴八角工人帽、身穿旧西装、脚登旧皮鞋，乔装改扮成工人的模样。他与罗章龙等人在哈尔滨会合后，乘火车赶到边城满洲里，雇了三辆马车，在边防哨卡的枪林弹雨中，疾驰跑出国境。
进入苏联境内后，他们改乘长途旅客列车前往莫斯科。明媚的阳光照耀着辽阔的原野，一排排整齐的村落、一群群好客的人们，正在热情地向异国的朋友们招呼欢迎……
二
李大钊纪念馆第二展厅的电子屏幕上，循环播放着一段珍贵的影像资料。一位身穿中山装的中国人正在挥动手臂，慷慨陈词。这是李大钊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间，在苏联国家大剧院以《不许干涉中国协会》为题发表演讲时的情景。这段视频虽然只有几十秒钟，但却是李大钊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在2009年远赴俄罗斯，历尽千辛万苦才从莫斯科电影档案馆中拿到的，是迄今为止唯一关于李大钊的影像资料。 1924年9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五大”可谓盛况空前，来自全世界50多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几百名代表云集于此。大会的主要议题是研究各国共产党在资本主义社会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后的任务。
会议开幕时，列宁刚刚病逝不久，继任者托洛茨基却颠覆了他的思想，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遭到了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和第二国际的蔡特金以及各国代表的强烈反对。因此，共产国际“五大”实际上开成了一次国际无产阶级反对托洛茨基主义、捍卫列宁主义的大会。
李大钊在会议期间，提交报告，发表演说，撰写文章，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阐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情况。
大会开了20多天，7月8日闭幕时，莫斯科国际大剧院响起悲壮的《国际歌》，李大钊感到周身激动、热血沸腾。
会议结束后，李大钊被任命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又在苏联生活了四个多月。他居住的马拉霍英卡是原来俄罗斯贵族避暑的地方，如今是普通工人和儿童的乐园;列宁格勒海员俱乐部里，娱乐设施应有尽有;每座城市都办有福利院和孤儿院。最让李大钊感兴趣的是工厂附设的婴儿室。他很早就曾设想过在中国开设托儿所、保育院、幼儿园，把亿万妇女从家庭的劳顿中解放出来。多年的梦想在苏联成为活生生的现实，李大钊看到的是新制度下，人们蓬勃向上的精神状态和作为国家主人翁的自豪感，这正是他向往的社会制度和幸福生活。
在苏联的日子，正值国内北伐战争爆发前夕，李大钊感到很多人都在支持中国革命。在列宁格勒参加庆祝少年国际纪念日的游行时，群众们把李大钊高高地抬了起来，在“中国革命万岁”的欢呼声中被拥到台中央。在参观皇家花园的路上，3名苏联军人诚恳地对李大钊说：“一旦中国有需要，我们会立即前往支援中国人民。”
苏联人民的友好和热情，让李大钊深受感动，他用优美的笔调在《苏俄民众对于中国革命的同情》一文中记述道：
曩昔披读地理，一说到西伯利亚，辄联想及于遐荒万里绝无人烟的景象，以为其地必终岁封于冰雪，荒凉枯寂，无复生气。乃今一履其境，卻大有不然者。自满洲里以迄莫斯科，森林矗立，高接云霄，火车行于长林丰树间，入眼均有郁苍伟大之感。景致之最佳处，为贝加尔湖畔山巅的白雪，平野的青松，与湖里的碧波相与掩映，间有红黄的野花点缀于青青无垠的草原，把春、夏、秋、冬四季的景物都平列于一时一处，真令悬想西伯利亚为黄沙白草终岁恒寒之域者，不能不讶为绝景也。
李大钊在文中还情不自禁地说：
当全世界革命的青年为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狂呼奋斗的时候，中国的青年应该怎样的激昂，在悲愤中跃起奔赴于我们中国的革命老祖孙中山先生旗帜之下，去和那帝国主义及军阀战斗，我们远在莫京引领以盼此消息。
旅俄期间，李大钊和罗章龙同住一家旅店，每天整理文书，参观访问，撰写电文，常常是从清晨忙到深夜。
入冬后的一天，罗章龙要去欧洲参加国际赤色职工代表大会。在为罗章龙送行时，李大钊看到他衣着单薄，就关切地说：“你此去西行，将风雪载途，如何过得夜？”于是，他将自己仅有的一条毛毯送给了罗章龙。罗章龙知道李大钊生活简朴，带的行李也不多，说什么都不肯收。但无论怎么说都推辞不掉，只好带着它一起远行。到欧洲后，罗章龙才发现毯子上刺绣的蔷薇和文字都出自赵纫兰之手，内心很是不安，几次欲还，竟未能如愿。
李大钊牺牲后，罗章龙更加珍爱这条毛毯，并作为传家宝留给了后人。1945年，罗章龙的儿子罗平海要去兰州上学，为了鼓励孩子努力学习，罗章龙将这条毛毯用布补好转赠给了他。几十年来，罗平海历经求学、工作、参军，一直把毛毯带在身边。1976年，罗平海的女儿罗雨笙上山下乡，这块毛毯又作为传家宝伴随她整整25年。2001年，罗雨笙将它捐献给了李大钊纪念馆，才得以同世人见面。
就在李大钊访苏期间，国内的形势并不平静。
这年9月，张作霖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向吴佩孚发起了进攻，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了。战争进行了一个月，打得十分激烈。正当双方僵持不下时，吴佩孚的营垒内部出了问题。左翼作战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奉命出京进驻古北口时，与第二路司令胡景翼、京畿警备副司令孙岳秘密结成同盟，乘后方空虚之际，突然挥师秘密回京。10月23日凌晨，冯玉祥的部将鹿钟麟就将北京城控制在手中，并囚禁了曹锟。
冯玉祥将自己的军队改成国民军，宣布同情革命。天亮后，市民们惊讶地发现满城都是佩戴着“不扰民、真爱国、誓死救国”袖章的国民军士兵，才知道前夜发生的事情。
同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联名通电，要求曹锟下令停战，免去吴佩孚的全部职务。冯玉祥派鹿钟麟接管了紫禁城，释放了监狱里的政治犯，张国焘因而出狱。
兵变成功后，腹背受敌的吴佩孚被迫逃往长江一带。冯玉祥不知该如何收场，便给孙中山发去电报，邀请他北上主持召开由各军阀参加的“和平会议”，以产生正式的政权。可孙中山远在南方，而且没有军队，张作霖又正在逼近京津。
为了避免战争再次爆发，冯玉祥许诺与张作霖讲和，把段祺瑞请来暂维时局，成立了以段祺瑞为临时执政的段、张、冯三方联合政府。谁想，这样一来，北京城里的局面变得更加糟糕。当上临时执政的段祺瑞并不满足，他想让孙中山和军阀们一起召开“善后会议”，产生正式政府，让他的统治合法化。这个阴谋如果实现，就等于革命派和他坐在了同一条板凳上，他独裁的美梦也就实现了。
中共领导人看清段祺瑞的心思后，立即建议召开一次国民会议，让人民自己来选择政府，这一主张得到社会各界认可，各大中城市都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并在北京设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总会”。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四面受敌，东有张作霖，西有阎锡山，南有吴佩孚，国民军被迫撤离北京，以张家口为根据地，控制了热河、察哈尔、绥远及甘肃地区。段祺瑞任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屯垦督办，但他并不想接受，而是避居在天台山的慈善寺中。 在青灯古佛的相伴下，冯玉祥悟出了一个道理，在中国想成大事者必须要有洋人做靠山。直系战败皖系、打垮奉系，靠的是英美，而英美并不赞同孙中山北上，日本更是希望国民军早日灭亡。在此形势下，国民军如何才能生存壮大呢？冯玉祥想来想去，终于意识到，只有苏联做后盾，国民军才有可能与奉系和皖系抗衡。一个名字在冯玉祥的脑海里渐渐地清晰起来——李大钊。
这时的李大钊身在莫斯科，心在北京城，他密切关注冯玉祥的这次倒戈，预感到北方人民即将投入到新的军阀混战的苦海中，心情也变得焦虑起来。当中共中央决定李大钊回国专任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书记时，他立刻化装成一位富商，横穿西伯利亚返回祖国。他激动地对同行的同志们说：我们又要回到战场上去了！
三
初冬的北京城里，大雪纷纷扬扬地下个不停，邱祖胡同里一座小四合院中像铺上了一层厚厚的棉絮……
李大钊出国不久，赵纫兰就把家搬到了这里，和一位朋友合住一所房子。李大钊一回来，小院里就热闹了起来。他每天都要接待很多人，了解各地工运、学运、农运的情况，自然也少不了讲述他在苏联的所见所闻。他带回来很多新鲜玩意儿，有色彩斑斓的鹅卵石，有石头雕刻的梳妆盒，最让大家感兴趣的是一张特殊的照片。这是李大钊在参观莫斯科孤儿院时与少先队员的合影，一大群孩子们把他紧紧地围在中间，有的坐在他的腿上，有的站在身后的凳子上，有的抚摸着他胸前的红领巾……
这张照片是李大钊冒着很大的风险才保存下来的，回国后一直珍藏在书桌的抽屉里，空闲了就拿出来看看看，每看一次都会露出欣慰的笑容。后来，李大钊被捕时，这张照片作为“犯罪”的物证之一，同他一起进了监狱，从此再没人见过。
1924年11月的一天傍晚，李大钊正在家中伏案写作，赵世炎气喘吁吁地跑进来告诉他，孙中山即将乘船抵达天津港。李大钊听后极为高兴，立刻请赵世炎带几个人，到天津迎接孙中山。
孙中山和宋庆龄是11月13日动身北上的。“对于一致颠覆曹吴之友军实践前约，冀与之输诚相见”，孙中山认为此时谋求和平统一，“是十三年以来最难得的机会”。临行前，他发表《时局宣言》说：“国民之命运，在于国民之自决。本党若能得国民之援助，则中国之独立、自由、统一诸目的，必能依于奋斗而完全达到”。
1924年11月30日，天津民众5万多人在码头热烈欢迎孙中山的到来。抵津当天，孙中山便前往海河北的曹家花园拜会张作霖。可张作霖不仅没有出门迎接，还把孙中山晾在客厅里很久，才慢条斯理地出来，并径直坐了上座。12月5日，张作霖回访孙中山时，不仅不谈合作，反而让孙中山放弃“联俄联共”的政策，会谈不欢而散。
当时天津已经入冬，气候极为寒冷，加上旅途劳顿，孙中山体力不支，身染重疾，不得不留在天津养病。12月18日，当听说段祺瑞行文各国使署“尊重历来条约”的消息后，孙中山大为震怒，当即约见段祺瑞的代表叶恭绰和许世英，愤怒地说：“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它们，这是什么道理？既然你们怕洋人，那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叶恭绰和许世英无言以对，只是说将意见转告段祺瑞。段祺瑞知悉后，在给孙中山的电文中轻描淡写地说：“时局未定，庶政待商，务祈速驾，以慰众望”。
12月31日，北京正阳门东车站，汽笛长鸣，一挂专列即将停靠站台，李大钊和十万余人矗立在寒风中等待着孙中山的到来。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们将一面大旗竖在出站口。
孙中山一出站，便在这面旗子的引导下，被簇拥着向下榻的北京饭店走去。抵达饭店门口时，一名同学高喊了一声，“孙先生，请您发表演讲好吗？”人群中顿时欢呼起来。孙中山虽然很想表达观点，但无奈病体难支，只好散发了印好的《进京宣言》，上面说，“文此次来京，曾有宣言，非争地位权力，乃为救国。”
段祺瑞既没有迎接也没有拜会孙中山，只是派他的儿子和政府秘书长向孙中山礼节性地祝贺新年。
孙中山抵京当日，听说了一个令他极为愤怒的消息。几日前，段祺瑞通电全国，即将召开“善后会议”。他邀请的123名代表中，除孙中山之外，全都是各地的军阀头目、地主买办和遗老耆绅。这样的安排，让孙中山感到召开国民会议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更出乎他意料的是，北京十万群众对他的欢迎竟让国民党右派心生恐惧，认为共产党要窃取民国大权，在用这样的方式示威。他们甚至和段祺瑞沆瀣一气，赞成善后会议。孙中山当场撕碎了请柬，拒绝参加会议，并要求国民党的同志都不准参会。
1925年2月1日，以段祺瑞执政名义召集的善后会议，在全国各界的一片反对声中召开了。
孙中山经此一劫，病情日益加重，经诊断为肝癌晚期并已扩散。李大钊探望他时，孙中山把汪精卫叫到病床前，郑重请他笔录口谕：由在京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组成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特委派李大釗、于右任、李石曾、吴稚晖、陈友仁为政治委员，在我治病期间，代行处理一切政务。李大钊含泪接受了孙中山的嘱托，此后政治会议每周开会两次，他都按时到会并坚决支持孙中山的主张。
孙中山的病情在一天天地恶化，正在广州的廖仲恺委托妻子何香凝北上协助护理。何香凝到京后，李大钊悄悄地对她说：“为确保孙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不毁于他人之手。您能否和孙夫人请示后事呢？”尽管何香凝内心有着万般的不情愿，但她懂得李大钊的良苦用意，便极力抑制心中的悲痛，做通了宋庆龄的工作。1925年2月24日，宋庆龄委婉地请示孙中山，孙中山听后平静地点点头，留下了他的遗嘱：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根据孙中山的嘱托，在李大钊的领导和组织下，1925年3月1日，代表著人民意愿的国民会议促进会在北京大学召开了。200多名代表中，有工人、农民、教职员、学生、记者、律师和民族资本家，光是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就有多人，成为会议的领导核心。
3月12日，孙中山带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要努力”的殷切期望，驾鹤西去。他在临终前，断断续续地发出“和平……奋斗……救中国”这样撕心裂肺的话语。
李大钊的心情十分沉重，因着孙中山的辞世，新改组的国民党面临分崩离析，一旦右派元老上台，“三大政策”就会变成一纸空文，国共合作将前功尽弃，而列强盘踞、军阀纷争、各自为王的现实将会愈演愈烈。想到这些，他不禁潸然泪下。
为了悼念孙中山，正在进行中的国民会议临时休会。追悼孙中山的活动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变成了一次“唤起民众”的大示威。
4月2日，孙中山的灵柩移奉西山碧云寺，30多万群众高呼着“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中山主义万岁”的口号，为这位革命的先行者送行。李大钊和林伯渠亲自抬起孙中山的棺木，缓步行走在人群垒成的巷道之中……
送葬队伍途径西华门时，愤怒的群众把挂在这里的善后会议的牌子砸得粉碎。
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轰轰烈烈地开了一个多月，4月16日闭幕时，接受了国共两党的主张，提出了各阶层人民反对独裁统治、实现民主政治的共同要求;通过了国际、国内、财政、宪法等问题的决议案;组建了国际问题、内政问题、财政问题和国民会议运动4个委员会，李大钊担任了国民运动委员会的委员长。
可是，段祺瑞不但拒绝采纳大会议案，反而下令查封国民会议促成会设在北京的总会。而他一手导演的善后会议在全国人民的反对浪潮中，于4月21日草草收场。
“两会”之间的斗争结束了，善后会议议定的《国民会议条例》未能实施，群众对段祺瑞政府产生了极深的厌恶。而以国民会议为基础的群众运动却广泛、深入地开展了起来。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南迁广州，李大钊以中央执委的身份，继续主持北方领导机关的工作。东到东三省，西到陕西北部，南到直隶、山西，北到内蒙古，整个北方地区的工作都需要李大钊统筹安排，他不得不辞去几个大学教授的职务。
四
李大钊高尚的的精神品格和道德情操，在北大、在教育界、在社会、在北京、在党内外、在进步的工农和青年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即使一些看起来似乎很难实现的任务，都因为他的个人魅力变得容易了。
从苏联回国后不久，李大钊综合分析当时的形势，得出了一个结论：段祺瑞虽然是临时执政，但只有一支几百人的卫队，手中并无重兵;张作霖依附于日本，军事上很强大，是最危险的敌人。
相比之下，冯玉祥平时生活朴素、爱国爱民，思想也比较进步，他的国民军“不扰民、真爱民”，受到了民众的尊重和好评，是可以争取的对象。于是，李大钊通过驻冯玉祥部的徐谦来做他的工作，劝冯玉祥振作起来，接受西北边防督办一职。
为了给冯玉祥足够的信心，李大钊找到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请他给予帮助。苏联答应通过外蒙到张家口的路线，给冯玉祥无偿援助军火。冯玉祥闻讯十分高兴，当即决定接受这个职务。
1925年1月，西北边防督办署在张家口成立。不久，苏联如约派来以普里马科夫为首的军事顾问团，并带来必要的武器、弹药和医药品，国民军渐渐地恢复了元气。
5月14日，上海日本棉纱厂的工人为抗议日方无理开除工人举行罢工，日本资本家开枪打死了工人代表、共产党员顾正红，并打伤10余人，激起工人、学生和市民的愤怒，中共中央决定发动大规模的示威活动。
5月30日，正当2000多名学生和工人在租界示威时，英国巡捕突然向人群开枪。9人当场倒在血泊中、15人受了重伤，轻伤者不计其数。这一事件，时称“五卅惨案”。
“五卅惨案”发生后，张作霖趁乱命令奉军进驻上海，以镇压运动谋求英国的青睐。吴佩孚则屠杀了在汉口游行示威的工人。只有冯玉祥不为所动，严令国民军为死难者服丧两周。
5月上旬，李大钊秘密来到张家口。迷茫中的冯玉祥迫不及待地向他请教该何去何从。李大钊稍加思索后，建议冯玉祥学习苏联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在军中设立以政治工作为基础的俱乐部，建立各种政治与文化教育的组织，开设研究政治经济学和孙文主义的小组。向将士宣讲救国救民的真理，把国民军变成一支有着明确主义和奋斗目标的军队。
冯玉祥听后虽然赞同，但却面露难色，毕竟身边没有人可以充任这样的教官。李大钊当即表示，可以从国民党中选拔一批孙文主义的信徒到冯玉祥的军中担负此任。
李大钊的坦诚让冯玉祥深为感动，他的思想明显地开始转向革命。后来，李大钊派中共党员宣侠父、陶新畲等人到国民军中工作时，引起很多人的不解，冯玉祥说，不管是什么人，只要到我军来了，我们就要像兄弟一样爱护他们。
1925年的初秋，张作霖在日本的支持下死灰复燃，急欲陈兵关内，再度夺取北京政权。吴佩孚也准备挥戈北上，找冯玉祥报倒戈之仇。共同的目的，让张作霖会同直鲁联军和吴佩孚联合起来对国民军展开疯狂夹击。
10月，张作霖给驻守滦州的奉系第三军副军长兼第六师师长郭松龄下了一道密令，命他前往天津攻打国民军。战场上，郭松龄假意与冯玉祥针锋相对、势不两立，但私底下却秘密结成了反奉同盟。11月23日，郭松龄公开宣布倒戈，将所部改称东北国民军，顿时，奉系势力大为削弱，国民军控制了北京地区。
10月20日，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发表《对反奉战争宣言》，号召爱国民众行动起来，积极参加反奉倒段运动。李大钊和北方区委决定利用这一时机，在北京发动一次以推翻段祺瑞政权为目的的群众斗争，并组织了由赵世炎和陈独秀之子陈乔年等5人组成的行动委员会，指挥这次革命行动。计划在11月28日行动开始后，先夺取重要机构，使政府陷入瘫痪。待群众行动起来之后，冯玉祥的国民军迅速进城，内外配合占领北京。一旦段祺瑞下台，立即召开群众大会，成立临时国民政府。 11月28日这天，北京城里的气氛完全变了样。革命标语贴满大街小巷，几十万张传单在人群中飞舞，一面面鲜艳的红旗迎风招展。下午2点左右，故宫神武门前人山人海，旌旗如林，一支支学生敢死队、工人保卫队，浩浩荡荡地向段祺瑞执政府挺进。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李大钊，他领着大家高呼：“打倒段祺瑞卖国政府！”“打倒一切卖国主义！”“建设国民政府！”……
群众队伍包围了段祺瑞的执政府，占领了警察局和邮电局。因为执政府停止办公，队伍又转向段祺瑞的住处，准备现场举行公审，驱赶他下台。但由于国民党右派分子的告密，段祺瑞和内阁成员已提前逃离北京，躲进了天津租界。
次日，李大钊带领着更多的群众，在天安门前举行国民大会，宣布“即日解除段祺瑞一切政权，由国民裁判”“组织国民政府临时委员会，召开国民会议”和“责成国民军服从国民大会一切决定”等一系列决议案，准备等冯玉祥的部队一到，就展开更大规模的行动。
就是这时，国民军传来一个消息。正当郭松龄的东北军出关进攻奉天时，日军突然出动两个师的兵力和80架飞机进行阻拦，致使东北军四面受敌，全军覆没。郭松龄夫妇在化装南逃途中被俘。张学良本想私自放他们出国。而与郭松龄结怨甚深的杨宇霆，却密令将他就地枪决。
冯玉祥预感到日军和张作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他。为了保全自己的地盘和势力，冯玉祥没有积极策应北京的行动。再加上国民党右派分子到国民军造谣，挑拨生事，致使国民军背弃了响应革命群众行动的诺言，致使这场革命半途夭折。
这次运动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直接夺取政权的第一次尝试，浩大的声势使北京陷入无政府状态长达两天之久，被共产党人亲切地称为“首都革命”。
1925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在联合发布的《告全国民众书》中说，最近北京连日的民众示威活动，已是人民夺取政权之起点。以此为样板，由北京到开封、到汉口、到上海，再到广东，各大城市都先后举行了要求推翻段祺瑞政府、建立国民政府的群众示威活动，此起彼伏的革命风暴，最终酿成1926年最重大的事件——国民革命军北伐，为彻底消灭军阀吹响了号角。
五
1926年初，英日两国策动奉、直、晋、鲁四系军阀，组成数十万的“反赤联军”，剑锋直指国民军。
郭松龄死后，为了保全自己的地盘和势力，冯玉祥不敢贸然进攻奉军。但李大钊的判断却没有那么悲观，他认为当时广州革命政府正要挥师北伐，只要冯玉祥与之呼应，不利的形势就会逆转。
虽然冯玉祥在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身上，呼吸到了一阵新鲜的空气，感觉收获非常大。然而，当李大钊请他改变军事战略、挥师南下时，他却犹豫了。
冯玉祥没有听李大钊的话，他希望自己能跳出国内战争的旋涡，想去苏联考察。李大钊理解冯玉祥的苦衷，可他知道，一旦冯玉祥出了国，国民军必然会四分五裂，各自为政，前途堪忧。李大钊预感到北方人民又将投入战争的深渊，一种回天无力的苍凉、痛楚和悲怆，在他的胸中浸满着。无奈之中，他悟出一个道理，在这样的乱世当中，单是用笔作为武器，已经远远不够，共产党要想实现自己的主张，必须手里握有重兵。
此后不久，冯玉祥出访苏联的愿望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得以实现，他发出主和息战的下野通电，取道外蒙，远赴苏联。随后，吴佩孚攻占开封、郑州，直逼石家庄;直鲁联军突破马厂，逼近天津;国民军惨败于华北战场，处于直奉军队的包围之中。
中共中央看到了形势的严峻，发布《告全国民众书》说，“因为冯玉祥所领导的国民军是张、吴两派统治中国之障碍，冯玉祥之失败是张吴之胜利”，所以，我们要“不惜重大牺牲援助国民军”。为此，李大钊和苏联军事顾问及徐谦，建议国民军退出北京，撤到南口。这一计划得到冯玉祥的认可后，国民军开始了撤退。
1926年，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率师北伐，5月，叶挺独立团开始向湘南挺进，拉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7月4日，国民革命军挥戈北上。李大钊适时地为国民军制定了“使直、奉、鲁、张南伐不成，使北伐阻力减少”的策应战略。这样，国民军便能够以较少的兵力，在南口、晋北、陕甘战场抗拒奉、直、鲁、晋军的联合进攻，使北洋军阀各派系的主力深陷南口战场不能自拔，极大地减轻了国民革命军的压力。
吴佩孚处于南北两线作战，顾此失彼，在南方节节失利，无奈之下，他建议改由奉军主攻南口，并答应战后由奉系掌管京津和直隶地区。
战争进入8月，国民军与直奉联军在南口激战时，前沿阵地几次得而复失，渐渐不能支持，形势十分危急，在向西北方向撤退时，不想被阎锡山的晋军切断了后路。国民军率8万大军进攻晋西北，结果被晋军击败，晋军趁机扩大到自己的势力范围到绥远一带。
危难之时，李大钊先后三次电请冯玉祥回国，整理旧部，配合南方的国民军北伐，并请于右任前往苏联做冯玉祥的工作。冯玉祥请苏联接济弹药和选派军事顾问，共产国际派乌斯马诺夫为顾问、中共党员刘伯坚为政治部部长，随同他一道回国。
奉系进入北京后，张作霖发表通电任命阎锡山为安国军副总司令。阎锡山心里清楚，自己的苦心经营的十万晋军和山西地区，可能会成为内战双方争夺的关键。阎锡山在观望局势，试图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来为长远打算。
果不其然，1926年10月，北伐军直驱湘鄂，攻占武汉之后，阎锡山看到战争的天平正朝着北伐军倾斜，因此开始与国民党秘密联络。李大钊亲自给阎锡山写了一封信，希望他和陕甘晋绥联合抗奉。
阎锡山收到信后，和张作霖的关系便开始若即若离。当张作霖令其將包头一带的冯玉祥部驱除净尽并向甘陕进击时，遭到了阎锡山的拒绝。
但阎锡山毕竟和冯玉祥之间曾有过不愉快，不免心生疑虑。李大钊替冯玉祥解释说：冯玉祥在包头知公为难，刻旌麾西指，赴平凉督战矣。他本人亦希望阎、冯双方不念旧恶，共同抗奉。
李大钊还写信给阎锡山宣讲当前的大好形势，请他权衡利弊，做出正确选择，信中说：晋阎自第一次革命即督山西，于今十五年矣。革命以来，历督一省而始终未遭更动以迄今日者，百川而外宁复几人？然百川之苦心孤诣，历尽事齐事楚之艰难，而不惜卑身屈节以保此位置者，岂仅为身家一己之尊荣乎？抑将守此以有待，而为吾国家民族完成革命之大事业乎？如使为一己，则吾于百川复有何言！如为民族革命之大事业者，则百川今日所处之境，真所谓千载一时之良机，不容或失者矣。现在革命军之势力已足控制长江，国民军亦且雄视西北，倘来岁春深反奉战起，百川果能率其十数万健儿加入我革命军方面作战，则榆关以内胡骑全清，易如反掌耳…… 李大钊的信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既摆明形势，又说清利害，使阎锡山深为感动，他给李大钊复信表示愿意接受李大钊的建议。
由于阎锡山态度的变化，奉军不敢进击包头和穷追国民军，从而消灭了国民军绥甘后方之忧。
归国途中，冯玉祥在徐谦的介绍下，加入了国民党，他给李大钊写信说：“谓此次归来，系要革命，辞词极其恳切”。
冯玉祥在9月15日回到国民军总司令部驻地绥远省五原县，次日便宣布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并举行誓师授旗典礼。国民革命军全体官兵遵照冯玉祥的命令，都以国民党员身份来参加大会。于右任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执行委员的身份授旗，冯玉祥当众将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更换为青天白日旗。他宣誓说：“本国民军之目的，以国民党之主义，唤起民众，铲除卖国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求中国之自由独立，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特宣誓生死与共，不达目的不止。”全场万众，呼声雷动，台下山呼海应，“为革命服务”的呐喊声豪气冲天。
整个五原誓师的军事行动战略是由李大钊亲手制定的，并通过电报进行指挥。
为了促进这支队伍的转化，李大钊向国民军派出了很多中共党员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进步思想，其中，著名的有邓小平、刘志丹、陈延年、安子文……
五原誓师之后，冯玉祥正式脱离了北洋军阀体系，打响了国民革命的大旗。但国民军下一步何去何从，冯玉祥并没有想好。
冯玉祥手下将领为了报张作霖把他们赶到荒漠之仇，强烈要求立刻挥师北京。冯玉祥对此举棋不定，便派了一位李大钊熟悉的共产党员带着自己的亲笔信来到北京，向李大钊请教。
看過冯玉祥的信后，李大钊对来人说，现在国民军和奉系军队相比处于弱势，直接攻击北京会适得其反。而且，这次战争是为了国民革命，而不是报奉军之仇。应当猛攻陕西、东出潼关、进军河南，和北伐军南北夹击、消灭吴佩孚，然后再合兵一处，消灭张作霖。
李大钊仔细考虑后，为冯玉祥制定了一份详尽计划，“进军西北，解围西安，出兵潼关，策应北伐”，同时，“固甘援陕，联晋图豫”，实现“出长安会师郑州”。
冯玉祥采用了李大钊的计划，发布了“讨奉檄文”，宣称国民军将为民众利益而战、为中国自由独立而奋斗，举起了武装讨逆的火炬。
1927年4月18日，武汉国民政府决定举行第二期北伐。国民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任总司令，率部东出潼关，鏖战中原，于5月30日占领郑州、开封，与由武汉北上的唐生智部会师。至此，李大钊关于国民军与北伐军会师中原的战略计划胜利结束。
就在两军会师期间，冯玉祥突然听到李大钊牺牲的噩耗，他万分悲痛，下令全军戴孝、树碑纪念。冯玉祥亲自撰写并手书了《吊李大钊等二十位同志》的碑文，其中说：“革命者的肉体虽可死兮，其精神永留于被压迫者之心中！后死者之责任兮，起来！起来！向贼猛攻。继续死者志愿而奋斗兮，达到革命成功……”
一
1924年的中国，群芳凋零，黑云压境，夜色下的北京城，一片沉寂。开罢国民党“一大”后，李大钊终于回到了北京。
这时，距他离家已经一年有余。下了火车，李大钊悄悄地雇了一辆人力车，抄小道来到了他的新居。几天前，他从赵纫兰的家信中得知，自从他走后，经常有流氓和暗探上门殴打孩子、偷盗东西。赵纫兰来不及征得丈夫同意，就匆忙搬到了宣武门内的铜幌子胡同甲三号。可是刚刚搬过来没几天，流氓和暗探就尾随而来，时不时还有素不相识的人登门滋事。种种迹象表明，李大钊已经被当局盯上了，稍不小心就会在劫难逃，但他仍像没事似的，照常到学校上课，反而比去南方之前更加忙碌。
他的女儿李星华清楚地记得：就在这个时候，有很多青年男女常到我们家里来找父亲。父亲和那些青年们，经常聚在南屋书房里开会。我们不知道他们在讨论什么，只看到他们都要到深夜一两点钟的时候才散去。那时候，剪短发的女子还很少，常到我们家里来开会的几个大姐姐们，她们个个都是剪短发，一般都是穿一件蓝布长袍……（摘自《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出版）
国共合作后，李大钊的名声越来越大。军阀们笼统地把孙中山称作“南赤”，把李大钊称为“北赤”。当曹锟和吴佩孚听说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即将共同北伐时，对李大钊等共产党人恨之入骨，决定大肆逮捕革命党。100多人的黑名单上，排名第二的就是李大钊。
1924年初夏的一天，李大钊得到消息，中共在汉口的两个秘密组织被发现，5名同志被捕。他立刻通知张国焘等人赶快收拾文件躲避起来，但由于张国焘的疏忽，在外出讲学时遭到逮捕，被羁押在京畿卫戍司令部。张国焘招供说，国共两党在北方的领袖就是李大钊，还有一份80多名共产党员的名单。
有了张国焘的口供，京师警察厅总监王怀庆在6月11日发出通缉令，头一个要捉拿的就是“鼓动罢工”“宣传赤化”“意图紊乱国宪”的李大钊。幸好党组织提前知道消息，及时通知了李大钊。李大钊剃掉两撇惹人注目的胡子，打扮成商人的模样，在扮成学徒的长子李葆华陪同下，匆匆离开北京，躲进五峰山中。
这是李大钊第二次在五峰山避难，每天除了埋头读书，就是伏案疾书。
当时正值鲜花盛开的季节，桃花、杏花、梨花、海棠竞相开放，五峰山俨然一片花的海洋。但李大钊的心仍然惦记着北京的疾风暴雨。革命的潮流越是滚滚向前，即将淹没在革命潮流中的反动阶级越是挣扎。而自己不能驾着革命的风帆航行在惊涛骇浪之中，却避居于这风光宜人的五峰山上……想到这里，李大钊心里涌起一阵伤感。
一天黄昏时分，李大钊透过窗前的花墙，忽然发现远处丛林间的小路上，有两个人影时隐时现。待走近了，他认出是他的外甥和一位交通员。
交通员向李大钊傳达了中央的指示：“请您率领代表团到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到苏联学习是李大钊许久以来的夙愿。听到这一消息，压在他心头的阴霾一扫而光，当即表态次日就动身。
交通员同时带来的还有赵纫兰从乐亭写来的家信。她对李大钊的处境非常担忧，打算写信给白坚武，请他设法把通缉令撤销。但这样做是否妥当，她请李大钊拿个主意。李大钊给赵纫兰回信说，托白坚武大可不必，过去同窗时，我们虽是好友，但“二七”惨案后，就断绝了交往。他在直系军阀下摇羽毛扇，而我却站在革命一边……他安慰妻子：那张不起任何作用的通缉令，没有什么可怕，这些无耻的迫害是吓不倒我的。我这次出国说不定什么时候回来。今后可能再没有空闲的时间照顾家庭了，你千万不要因为我的颠沛流离而焦急，应当振作起精神来抚养和教育子女。信的最后，李大钊满怀信心地说：目前统治者的猖狂，只不过是一时的恐怖罢了。不用多久，红旗将会飘满北京城，看那时的中国，竟是谁家的天下！
第二天清晨，李大钊深情地回望了一眼满山春光明媚的景色，还是来时的那身打扮，背着一个小包下了山。这次与五峰山告别之后，李大钊再没有来过这里。
60年之后，李大钊在五峰山生活工作过的地方，被昌黎县、秦皇岛市和河北省相继确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与位于乐亭县城的李大钊纪念馆和大黑坨村的李大钊故居纪念馆，一同成为李大钊重要的纪念地。
2000年7月，新建成的五峰山李大钊革命活动旧址陈展馆正式落成。《“性乐山”的有志男儿》《盟誓碣石》《新春旅行》《登高一呼群山应》《五峰寒冬踏雪人》《红旗将会飘满北京城》《圣洁情思凝五峰》7个部分，利用大量的历史照片、革命文物和美术作品，再现了李大钊在五峰山走过的足迹……
1924年4月24日，李大钊冒着危险回到了白色恐怖笼罩的北京。为了安全起见，他没有回自己的家，而是悄悄来到一位朋友家里，与罗章龙、彭述之等4名一起去苏联参会的代表见了面。他们商定先分头前往哈尔滨，然后再一起越过国境。
出发前，李大钊头戴八角工人帽、身穿旧西装、脚登旧皮鞋，乔装改扮成工人的模样。他与罗章龙等人在哈尔滨会合后，乘火车赶到边城满洲里，雇了三辆马车，在边防哨卡的枪林弹雨中，疾驰跑出国境。
进入苏联境内后，他们改乘长途旅客列车前往莫斯科。明媚的阳光照耀着辽阔的原野，一排排整齐的村落、一群群好客的人们，正在热情地向异国的朋友们招呼欢迎……
二
李大钊纪念馆第二展厅的电子屏幕上，循环播放着一段珍贵的影像资料。一位身穿中山装的中国人正在挥动手臂，慷慨陈词。这是李大钊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间，在苏联国家大剧院以《不许干涉中国协会》为题发表演讲时的情景。这段视频虽然只有几十秒钟，但却是李大钊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在2009年远赴俄罗斯，历尽千辛万苦才从莫斯科电影档案馆中拿到的，是迄今为止唯一关于李大钊的影像资料。 1924年9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五大”可谓盛况空前，来自全世界50多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几百名代表云集于此。大会的主要议题是研究各国共产党在资本主义社会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后的任务。
会议开幕时，列宁刚刚病逝不久，继任者托洛茨基却颠覆了他的思想，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遭到了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和第二国际的蔡特金以及各国代表的强烈反对。因此，共产国际“五大”实际上开成了一次国际无产阶级反对托洛茨基主义、捍卫列宁主义的大会。
李大钊在会议期间，提交报告，发表演说，撰写文章，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阐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情况。
大会开了20多天，7月8日闭幕时，莫斯科国际大剧院响起悲壮的《国际歌》，李大钊感到周身激动、热血沸腾。
会议结束后，李大钊被任命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又在苏联生活了四个多月。他居住的马拉霍英卡是原来俄罗斯贵族避暑的地方，如今是普通工人和儿童的乐园;列宁格勒海员俱乐部里，娱乐设施应有尽有;每座城市都办有福利院和孤儿院。最让李大钊感兴趣的是工厂附设的婴儿室。他很早就曾设想过在中国开设托儿所、保育院、幼儿园，把亿万妇女从家庭的劳顿中解放出来。多年的梦想在苏联成为活生生的现实，李大钊看到的是新制度下，人们蓬勃向上的精神状态和作为国家主人翁的自豪感，这正是他向往的社会制度和幸福生活。
在苏联的日子，正值国内北伐战争爆发前夕，李大钊感到很多人都在支持中国革命。在列宁格勒参加庆祝少年国际纪念日的游行时，群众们把李大钊高高地抬了起来，在“中国革命万岁”的欢呼声中被拥到台中央。在参观皇家花园的路上，3名苏联军人诚恳地对李大钊说：“一旦中国有需要，我们会立即前往支援中国人民。”
苏联人民的友好和热情，让李大钊深受感动，他用优美的笔调在《苏俄民众对于中国革命的同情》一文中记述道：
曩昔披读地理，一说到西伯利亚，辄联想及于遐荒万里绝无人烟的景象，以为其地必终岁封于冰雪，荒凉枯寂，无复生气。乃今一履其境，卻大有不然者。自满洲里以迄莫斯科，森林矗立，高接云霄，火车行于长林丰树间，入眼均有郁苍伟大之感。景致之最佳处，为贝加尔湖畔山巅的白雪，平野的青松，与湖里的碧波相与掩映，间有红黄的野花点缀于青青无垠的草原，把春、夏、秋、冬四季的景物都平列于一时一处，真令悬想西伯利亚为黄沙白草终岁恒寒之域者，不能不讶为绝景也。
李大钊在文中还情不自禁地说：
当全世界革命的青年为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狂呼奋斗的时候，中国的青年应该怎样的激昂，在悲愤中跃起奔赴于我们中国的革命老祖孙中山先生旗帜之下，去和那帝国主义及军阀战斗，我们远在莫京引领以盼此消息。
旅俄期间，李大钊和罗章龙同住一家旅店，每天整理文书，参观访问，撰写电文，常常是从清晨忙到深夜。
入冬后的一天，罗章龙要去欧洲参加国际赤色职工代表大会。在为罗章龙送行时，李大钊看到他衣着单薄，就关切地说：“你此去西行，将风雪载途，如何过得夜？”于是，他将自己仅有的一条毛毯送给了罗章龙。罗章龙知道李大钊生活简朴，带的行李也不多，说什么都不肯收。但无论怎么说都推辞不掉，只好带着它一起远行。到欧洲后，罗章龙才发现毯子上刺绣的蔷薇和文字都出自赵纫兰之手，内心很是不安，几次欲还，竟未能如愿。
李大钊牺牲后，罗章龙更加珍爱这条毛毯，并作为传家宝留给了后人。1945年，罗章龙的儿子罗平海要去兰州上学，为了鼓励孩子努力学习，罗章龙将这条毛毯用布补好转赠给了他。几十年来，罗平海历经求学、工作、参军，一直把毛毯带在身边。1976年，罗平海的女儿罗雨笙上山下乡，这块毛毯又作为传家宝伴随她整整25年。2001年，罗雨笙将它捐献给了李大钊纪念馆，才得以同世人见面。
就在李大钊访苏期间，国内的形势并不平静。
这年9月，张作霖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向吴佩孚发起了进攻，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了。战争进行了一个月，打得十分激烈。正当双方僵持不下时，吴佩孚的营垒内部出了问题。左翼作战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奉命出京进驻古北口时，与第二路司令胡景翼、京畿警备副司令孙岳秘密结成同盟，乘后方空虚之际，突然挥师秘密回京。10月23日凌晨，冯玉祥的部将鹿钟麟就将北京城控制在手中，并囚禁了曹锟。
冯玉祥将自己的军队改成国民军，宣布同情革命。天亮后，市民们惊讶地发现满城都是佩戴着“不扰民、真爱国、誓死救国”袖章的国民军士兵，才知道前夜发生的事情。
同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联名通电，要求曹锟下令停战，免去吴佩孚的全部职务。冯玉祥派鹿钟麟接管了紫禁城，释放了监狱里的政治犯，张国焘因而出狱。
兵变成功后，腹背受敌的吴佩孚被迫逃往长江一带。冯玉祥不知该如何收场，便给孙中山发去电报，邀请他北上主持召开由各军阀参加的“和平会议”，以产生正式的政权。可孙中山远在南方，而且没有军队，张作霖又正在逼近京津。
为了避免战争再次爆发，冯玉祥许诺与张作霖讲和，把段祺瑞请来暂维时局，成立了以段祺瑞为临时执政的段、张、冯三方联合政府。谁想，这样一来，北京城里的局面变得更加糟糕。当上临时执政的段祺瑞并不满足，他想让孙中山和军阀们一起召开“善后会议”，产生正式政府，让他的统治合法化。这个阴谋如果实现，就等于革命派和他坐在了同一条板凳上，他独裁的美梦也就实现了。
中共领导人看清段祺瑞的心思后，立即建议召开一次国民会议，让人民自己来选择政府，这一主张得到社会各界认可，各大中城市都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并在北京设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总会”。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四面受敌，东有张作霖，西有阎锡山，南有吴佩孚，国民军被迫撤离北京，以张家口为根据地，控制了热河、察哈尔、绥远及甘肃地区。段祺瑞任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屯垦督办，但他并不想接受，而是避居在天台山的慈善寺中。 在青灯古佛的相伴下，冯玉祥悟出了一个道理，在中国想成大事者必须要有洋人做靠山。直系战败皖系、打垮奉系，靠的是英美，而英美并不赞同孙中山北上，日本更是希望国民军早日灭亡。在此形势下，国民军如何才能生存壮大呢？冯玉祥想来想去，终于意识到，只有苏联做后盾，国民军才有可能与奉系和皖系抗衡。一个名字在冯玉祥的脑海里渐渐地清晰起来——李大钊。
这时的李大钊身在莫斯科，心在北京城，他密切关注冯玉祥的这次倒戈，预感到北方人民即将投入到新的军阀混战的苦海中，心情也变得焦虑起来。当中共中央决定李大钊回国专任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书记时，他立刻化装成一位富商，横穿西伯利亚返回祖国。他激动地对同行的同志们说：我们又要回到战场上去了！
三
初冬的北京城里，大雪纷纷扬扬地下个不停，邱祖胡同里一座小四合院中像铺上了一层厚厚的棉絮……
李大钊出国不久，赵纫兰就把家搬到了这里，和一位朋友合住一所房子。李大钊一回来，小院里就热闹了起来。他每天都要接待很多人，了解各地工运、学运、农运的情况，自然也少不了讲述他在苏联的所见所闻。他带回来很多新鲜玩意儿，有色彩斑斓的鹅卵石，有石头雕刻的梳妆盒，最让大家感兴趣的是一张特殊的照片。这是李大钊在参观莫斯科孤儿院时与少先队员的合影，一大群孩子们把他紧紧地围在中间，有的坐在他的腿上，有的站在身后的凳子上，有的抚摸着他胸前的红领巾……
这张照片是李大钊冒着很大的风险才保存下来的，回国后一直珍藏在书桌的抽屉里，空闲了就拿出来看看看，每看一次都会露出欣慰的笑容。后来，李大钊被捕时，这张照片作为“犯罪”的物证之一，同他一起进了监狱，从此再没人见过。
1924年11月的一天傍晚，李大钊正在家中伏案写作，赵世炎气喘吁吁地跑进来告诉他，孙中山即将乘船抵达天津港。李大钊听后极为高兴，立刻请赵世炎带几个人，到天津迎接孙中山。
孙中山和宋庆龄是11月13日动身北上的。“对于一致颠覆曹吴之友军实践前约，冀与之输诚相见”，孙中山认为此时谋求和平统一，“是十三年以来最难得的机会”。临行前，他发表《时局宣言》说：“国民之命运，在于国民之自决。本党若能得国民之援助，则中国之独立、自由、统一诸目的，必能依于奋斗而完全达到”。
1924年11月30日，天津民众5万多人在码头热烈欢迎孙中山的到来。抵津当天，孙中山便前往海河北的曹家花园拜会张作霖。可张作霖不仅没有出门迎接，还把孙中山晾在客厅里很久，才慢条斯理地出来，并径直坐了上座。12月5日，张作霖回访孙中山时，不仅不谈合作，反而让孙中山放弃“联俄联共”的政策，会谈不欢而散。
当时天津已经入冬，气候极为寒冷，加上旅途劳顿，孙中山体力不支，身染重疾，不得不留在天津养病。12月18日，当听说段祺瑞行文各国使署“尊重历来条约”的消息后，孙中山大为震怒，当即约见段祺瑞的代表叶恭绰和许世英，愤怒地说：“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它们，这是什么道理？既然你们怕洋人，那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叶恭绰和许世英无言以对，只是说将意见转告段祺瑞。段祺瑞知悉后，在给孙中山的电文中轻描淡写地说：“时局未定，庶政待商，务祈速驾，以慰众望”。
12月31日，北京正阳门东车站，汽笛长鸣，一挂专列即将停靠站台，李大钊和十万余人矗立在寒风中等待着孙中山的到来。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们将一面大旗竖在出站口。
孙中山一出站，便在这面旗子的引导下，被簇拥着向下榻的北京饭店走去。抵达饭店门口时，一名同学高喊了一声，“孙先生，请您发表演讲好吗？”人群中顿时欢呼起来。孙中山虽然很想表达观点，但无奈病体难支，只好散发了印好的《进京宣言》，上面说，“文此次来京，曾有宣言，非争地位权力，乃为救国。”
段祺瑞既没有迎接也没有拜会孙中山，只是派他的儿子和政府秘书长向孙中山礼节性地祝贺新年。
孙中山抵京当日，听说了一个令他极为愤怒的消息。几日前，段祺瑞通电全国，即将召开“善后会议”。他邀请的123名代表中，除孙中山之外，全都是各地的军阀头目、地主买办和遗老耆绅。这样的安排，让孙中山感到召开国民会议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更出乎他意料的是，北京十万群众对他的欢迎竟让国民党右派心生恐惧，认为共产党要窃取民国大权，在用这样的方式示威。他们甚至和段祺瑞沆瀣一气，赞成善后会议。孙中山当场撕碎了请柬，拒绝参加会议，并要求国民党的同志都不准参会。
1925年2月1日，以段祺瑞执政名义召集的善后会议，在全国各界的一片反对声中召开了。
孙中山经此一劫，病情日益加重，经诊断为肝癌晚期并已扩散。李大钊探望他时，孙中山把汪精卫叫到病床前，郑重请他笔录口谕：由在京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组成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特委派李大釗、于右任、李石曾、吴稚晖、陈友仁为政治委员，在我治病期间，代行处理一切政务。李大钊含泪接受了孙中山的嘱托，此后政治会议每周开会两次，他都按时到会并坚决支持孙中山的主张。
孙中山的病情在一天天地恶化，正在广州的廖仲恺委托妻子何香凝北上协助护理。何香凝到京后，李大钊悄悄地对她说：“为确保孙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不毁于他人之手。您能否和孙夫人请示后事呢？”尽管何香凝内心有着万般的不情愿，但她懂得李大钊的良苦用意，便极力抑制心中的悲痛，做通了宋庆龄的工作。1925年2月24日，宋庆龄委婉地请示孙中山，孙中山听后平静地点点头，留下了他的遗嘱：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根据孙中山的嘱托，在李大钊的领导和组织下，1925年3月1日，代表著人民意愿的国民会议促进会在北京大学召开了。200多名代表中，有工人、农民、教职员、学生、记者、律师和民族资本家，光是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就有多人，成为会议的领导核心。
3月12日，孙中山带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要努力”的殷切期望，驾鹤西去。他在临终前，断断续续地发出“和平……奋斗……救中国”这样撕心裂肺的话语。
李大钊的心情十分沉重，因着孙中山的辞世，新改组的国民党面临分崩离析，一旦右派元老上台，“三大政策”就会变成一纸空文，国共合作将前功尽弃，而列强盘踞、军阀纷争、各自为王的现实将会愈演愈烈。想到这些，他不禁潸然泪下。
为了悼念孙中山，正在进行中的国民会议临时休会。追悼孙中山的活动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变成了一次“唤起民众”的大示威。
4月2日，孙中山的灵柩移奉西山碧云寺，30多万群众高呼着“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中山主义万岁”的口号，为这位革命的先行者送行。李大钊和林伯渠亲自抬起孙中山的棺木，缓步行走在人群垒成的巷道之中……
送葬队伍途径西华门时，愤怒的群众把挂在这里的善后会议的牌子砸得粉碎。
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轰轰烈烈地开了一个多月，4月16日闭幕时，接受了国共两党的主张，提出了各阶层人民反对独裁统治、实现民主政治的共同要求;通过了国际、国内、财政、宪法等问题的决议案;组建了国际问题、内政问题、财政问题和国民会议运动4个委员会，李大钊担任了国民运动委员会的委员长。
可是，段祺瑞不但拒绝采纳大会议案，反而下令查封国民会议促成会设在北京的总会。而他一手导演的善后会议在全国人民的反对浪潮中，于4月21日草草收场。
“两会”之间的斗争结束了，善后会议议定的《国民会议条例》未能实施，群众对段祺瑞政府产生了极深的厌恶。而以国民会议为基础的群众运动却广泛、深入地开展了起来。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南迁广州，李大钊以中央执委的身份，继续主持北方领导机关的工作。东到东三省，西到陕西北部，南到直隶、山西，北到内蒙古，整个北方地区的工作都需要李大钊统筹安排，他不得不辞去几个大学教授的职务。
四
李大钊高尚的的精神品格和道德情操，在北大、在教育界、在社会、在北京、在党内外、在进步的工农和青年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即使一些看起来似乎很难实现的任务，都因为他的个人魅力变得容易了。
从苏联回国后不久，李大钊综合分析当时的形势，得出了一个结论：段祺瑞虽然是临时执政，但只有一支几百人的卫队，手中并无重兵;张作霖依附于日本，军事上很强大，是最危险的敌人。
相比之下，冯玉祥平时生活朴素、爱国爱民，思想也比较进步，他的国民军“不扰民、真爱民”，受到了民众的尊重和好评，是可以争取的对象。于是，李大钊通过驻冯玉祥部的徐谦来做他的工作，劝冯玉祥振作起来，接受西北边防督办一职。
为了给冯玉祥足够的信心，李大钊找到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请他给予帮助。苏联答应通过外蒙到张家口的路线，给冯玉祥无偿援助军火。冯玉祥闻讯十分高兴，当即决定接受这个职务。
1925年1月，西北边防督办署在张家口成立。不久，苏联如约派来以普里马科夫为首的军事顾问团，并带来必要的武器、弹药和医药品，国民军渐渐地恢复了元气。
5月14日，上海日本棉纱厂的工人为抗议日方无理开除工人举行罢工，日本资本家开枪打死了工人代表、共产党员顾正红，并打伤10余人，激起工人、学生和市民的愤怒，中共中央决定发动大规模的示威活动。
5月30日，正当2000多名学生和工人在租界示威时，英国巡捕突然向人群开枪。9人当场倒在血泊中、15人受了重伤，轻伤者不计其数。这一事件，时称“五卅惨案”。
“五卅惨案”发生后，张作霖趁乱命令奉军进驻上海，以镇压运动谋求英国的青睐。吴佩孚则屠杀了在汉口游行示威的工人。只有冯玉祥不为所动，严令国民军为死难者服丧两周。
5月上旬，李大钊秘密来到张家口。迷茫中的冯玉祥迫不及待地向他请教该何去何从。李大钊稍加思索后，建议冯玉祥学习苏联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在军中设立以政治工作为基础的俱乐部，建立各种政治与文化教育的组织，开设研究政治经济学和孙文主义的小组。向将士宣讲救国救民的真理，把国民军变成一支有着明确主义和奋斗目标的军队。
冯玉祥听后虽然赞同，但却面露难色，毕竟身边没有人可以充任这样的教官。李大钊当即表示，可以从国民党中选拔一批孙文主义的信徒到冯玉祥的军中担负此任。
李大钊的坦诚让冯玉祥深为感动，他的思想明显地开始转向革命。后来，李大钊派中共党员宣侠父、陶新畲等人到国民军中工作时，引起很多人的不解，冯玉祥说，不管是什么人，只要到我军来了，我们就要像兄弟一样爱护他们。
1925年的初秋，张作霖在日本的支持下死灰复燃，急欲陈兵关内，再度夺取北京政权。吴佩孚也准备挥戈北上，找冯玉祥报倒戈之仇。共同的目的，让张作霖会同直鲁联军和吴佩孚联合起来对国民军展开疯狂夹击。
10月，张作霖给驻守滦州的奉系第三军副军长兼第六师师长郭松龄下了一道密令，命他前往天津攻打国民军。战场上，郭松龄假意与冯玉祥针锋相对、势不两立，但私底下却秘密结成了反奉同盟。11月23日，郭松龄公开宣布倒戈，将所部改称东北国民军，顿时，奉系势力大为削弱，国民军控制了北京地区。
10月20日，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发表《对反奉战争宣言》，号召爱国民众行动起来，积极参加反奉倒段运动。李大钊和北方区委决定利用这一时机，在北京发动一次以推翻段祺瑞政权为目的的群众斗争，并组织了由赵世炎和陈独秀之子陈乔年等5人组成的行动委员会，指挥这次革命行动。计划在11月28日行动开始后，先夺取重要机构，使政府陷入瘫痪。待群众行动起来之后，冯玉祥的国民军迅速进城，内外配合占领北京。一旦段祺瑞下台，立即召开群众大会，成立临时国民政府。 11月28日这天，北京城里的气氛完全变了样。革命标语贴满大街小巷，几十万张传单在人群中飞舞，一面面鲜艳的红旗迎风招展。下午2点左右，故宫神武门前人山人海，旌旗如林，一支支学生敢死队、工人保卫队，浩浩荡荡地向段祺瑞执政府挺进。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李大钊，他领着大家高呼：“打倒段祺瑞卖国政府！”“打倒一切卖国主义！”“建设国民政府！”……
群众队伍包围了段祺瑞的执政府，占领了警察局和邮电局。因为执政府停止办公，队伍又转向段祺瑞的住处，准备现场举行公审，驱赶他下台。但由于国民党右派分子的告密，段祺瑞和内阁成员已提前逃离北京，躲进了天津租界。
次日，李大钊带领着更多的群众，在天安门前举行国民大会，宣布“即日解除段祺瑞一切政权，由国民裁判”“组织国民政府临时委员会，召开国民会议”和“责成国民军服从国民大会一切决定”等一系列决议案，准备等冯玉祥的部队一到，就展开更大规模的行动。
就是这时，国民军传来一个消息。正当郭松龄的东北军出关进攻奉天时，日军突然出动两个师的兵力和80架飞机进行阻拦，致使东北军四面受敌，全军覆没。郭松龄夫妇在化装南逃途中被俘。张学良本想私自放他们出国。而与郭松龄结怨甚深的杨宇霆，却密令将他就地枪决。
冯玉祥预感到日军和张作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他。为了保全自己的地盘和势力，冯玉祥没有积极策应北京的行动。再加上国民党右派分子到国民军造谣，挑拨生事，致使国民军背弃了响应革命群众行动的诺言，致使这场革命半途夭折。
这次运动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直接夺取政权的第一次尝试，浩大的声势使北京陷入无政府状态长达两天之久，被共产党人亲切地称为“首都革命”。
1925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在联合发布的《告全国民众书》中说，最近北京连日的民众示威活动，已是人民夺取政权之起点。以此为样板，由北京到开封、到汉口、到上海，再到广东，各大城市都先后举行了要求推翻段祺瑞政府、建立国民政府的群众示威活动，此起彼伏的革命风暴，最终酿成1926年最重大的事件——国民革命军北伐，为彻底消灭军阀吹响了号角。
五
1926年初，英日两国策动奉、直、晋、鲁四系军阀，组成数十万的“反赤联军”，剑锋直指国民军。
郭松龄死后，为了保全自己的地盘和势力，冯玉祥不敢贸然进攻奉军。但李大钊的判断却没有那么悲观，他认为当时广州革命政府正要挥师北伐，只要冯玉祥与之呼应，不利的形势就会逆转。
虽然冯玉祥在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身上，呼吸到了一阵新鲜的空气，感觉收获非常大。然而，当李大钊请他改变军事战略、挥师南下时，他却犹豫了。
冯玉祥没有听李大钊的话，他希望自己能跳出国内战争的旋涡，想去苏联考察。李大钊理解冯玉祥的苦衷，可他知道，一旦冯玉祥出了国，国民军必然会四分五裂，各自为政，前途堪忧。李大钊预感到北方人民又将投入战争的深渊，一种回天无力的苍凉、痛楚和悲怆，在他的胸中浸满着。无奈之中，他悟出一个道理，在这样的乱世当中，单是用笔作为武器，已经远远不够，共产党要想实现自己的主张，必须手里握有重兵。
此后不久，冯玉祥出访苏联的愿望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得以实现，他发出主和息战的下野通电，取道外蒙，远赴苏联。随后，吴佩孚攻占开封、郑州，直逼石家庄;直鲁联军突破马厂，逼近天津;国民军惨败于华北战场，处于直奉军队的包围之中。
中共中央看到了形势的严峻，发布《告全国民众书》说，“因为冯玉祥所领导的国民军是张、吴两派统治中国之障碍，冯玉祥之失败是张吴之胜利”，所以，我们要“不惜重大牺牲援助国民军”。为此，李大钊和苏联军事顾问及徐谦，建议国民军退出北京，撤到南口。这一计划得到冯玉祥的认可后，国民军开始了撤退。
1926年，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率师北伐，5月，叶挺独立团开始向湘南挺进，拉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7月4日，国民革命军挥戈北上。李大钊适时地为国民军制定了“使直、奉、鲁、张南伐不成，使北伐阻力减少”的策应战略。这样，国民军便能够以较少的兵力，在南口、晋北、陕甘战场抗拒奉、直、鲁、晋军的联合进攻，使北洋军阀各派系的主力深陷南口战场不能自拔，极大地减轻了国民革命军的压力。
吴佩孚处于南北两线作战，顾此失彼，在南方节节失利，无奈之下，他建议改由奉军主攻南口，并答应战后由奉系掌管京津和直隶地区。
战争进入8月，国民军与直奉联军在南口激战时，前沿阵地几次得而复失，渐渐不能支持，形势十分危急，在向西北方向撤退时，不想被阎锡山的晋军切断了后路。国民军率8万大军进攻晋西北，结果被晋军击败，晋军趁机扩大到自己的势力范围到绥远一带。
危难之时，李大钊先后三次电请冯玉祥回国，整理旧部，配合南方的国民军北伐，并请于右任前往苏联做冯玉祥的工作。冯玉祥请苏联接济弹药和选派军事顾问，共产国际派乌斯马诺夫为顾问、中共党员刘伯坚为政治部部长，随同他一道回国。
奉系进入北京后，张作霖发表通电任命阎锡山为安国军副总司令。阎锡山心里清楚，自己的苦心经营的十万晋军和山西地区，可能会成为内战双方争夺的关键。阎锡山在观望局势，试图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来为长远打算。
果不其然，1926年10月，北伐军直驱湘鄂，攻占武汉之后，阎锡山看到战争的天平正朝着北伐军倾斜，因此开始与国民党秘密联络。李大钊亲自给阎锡山写了一封信，希望他和陕甘晋绥联合抗奉。
阎锡山收到信后，和张作霖的关系便开始若即若离。当张作霖令其將包头一带的冯玉祥部驱除净尽并向甘陕进击时，遭到了阎锡山的拒绝。
但阎锡山毕竟和冯玉祥之间曾有过不愉快，不免心生疑虑。李大钊替冯玉祥解释说：冯玉祥在包头知公为难，刻旌麾西指，赴平凉督战矣。他本人亦希望阎、冯双方不念旧恶，共同抗奉。
李大钊还写信给阎锡山宣讲当前的大好形势，请他权衡利弊，做出正确选择，信中说：晋阎自第一次革命即督山西，于今十五年矣。革命以来，历督一省而始终未遭更动以迄今日者，百川而外宁复几人？然百川之苦心孤诣，历尽事齐事楚之艰难，而不惜卑身屈节以保此位置者，岂仅为身家一己之尊荣乎？抑将守此以有待，而为吾国家民族完成革命之大事业乎？如使为一己，则吾于百川复有何言！如为民族革命之大事业者，则百川今日所处之境，真所谓千载一时之良机，不容或失者矣。现在革命军之势力已足控制长江，国民军亦且雄视西北，倘来岁春深反奉战起，百川果能率其十数万健儿加入我革命军方面作战，则榆关以内胡骑全清，易如反掌耳…… 李大钊的信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既摆明形势，又说清利害，使阎锡山深为感动，他给李大钊复信表示愿意接受李大钊的建议。
由于阎锡山态度的变化，奉军不敢进击包头和穷追国民军，从而消灭了国民军绥甘后方之忧。
归国途中，冯玉祥在徐谦的介绍下，加入了国民党，他给李大钊写信说：“谓此次归来，系要革命，辞词极其恳切”。
冯玉祥在9月15日回到国民军总司令部驻地绥远省五原县，次日便宣布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并举行誓师授旗典礼。国民革命军全体官兵遵照冯玉祥的命令，都以国民党员身份来参加大会。于右任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执行委员的身份授旗，冯玉祥当众将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更换为青天白日旗。他宣誓说：“本国民军之目的，以国民党之主义，唤起民众，铲除卖国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求中国之自由独立，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特宣誓生死与共，不达目的不止。”全场万众，呼声雷动，台下山呼海应，“为革命服务”的呐喊声豪气冲天。
整个五原誓师的军事行动战略是由李大钊亲手制定的，并通过电报进行指挥。
为了促进这支队伍的转化，李大钊向国民军派出了很多中共党员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进步思想，其中，著名的有邓小平、刘志丹、陈延年、安子文……
五原誓师之后，冯玉祥正式脱离了北洋军阀体系，打响了国民革命的大旗。但国民军下一步何去何从，冯玉祥并没有想好。
冯玉祥手下将领为了报张作霖把他们赶到荒漠之仇，强烈要求立刻挥师北京。冯玉祥对此举棋不定，便派了一位李大钊熟悉的共产党员带着自己的亲笔信来到北京，向李大钊请教。
看過冯玉祥的信后，李大钊对来人说，现在国民军和奉系军队相比处于弱势，直接攻击北京会适得其反。而且，这次战争是为了国民革命，而不是报奉军之仇。应当猛攻陕西、东出潼关、进军河南，和北伐军南北夹击、消灭吴佩孚，然后再合兵一处，消灭张作霖。
李大钊仔细考虑后，为冯玉祥制定了一份详尽计划，“进军西北，解围西安，出兵潼关，策应北伐”，同时，“固甘援陕，联晋图豫”，实现“出长安会师郑州”。
冯玉祥采用了李大钊的计划，发布了“讨奉檄文”，宣称国民军将为民众利益而战、为中国自由独立而奋斗，举起了武装讨逆的火炬。
1927年4月18日，武汉国民政府决定举行第二期北伐。国民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任总司令，率部东出潼关，鏖战中原，于5月30日占领郑州、开封，与由武汉北上的唐生智部会师。至此，李大钊关于国民军与北伐军会师中原的战略计划胜利结束。
就在两军会师期间，冯玉祥突然听到李大钊牺牲的噩耗，他万分悲痛，下令全军戴孝、树碑纪念。冯玉祥亲自撰写并手书了《吊李大钊等二十位同志》的碑文，其中说：“革命者的肉体虽可死兮，其精神永留于被压迫者之心中！后死者之责任兮，起来！起来！向贼猛攻。继续死者志愿而奋斗兮，达到革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