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过年，没有收到邓绍基老师寄来的明信片，总觉得心里少点什么。以前几年里，每年春节，打开信箱取信，都能看到熟悉的字迹，来自于邓绍基先生。
　　记得去年那张贺年片与先前的都不同，明信片上有了我妻子的名字，只怨我当时给邓老师寄明信片时，妻子的落款写得模糊了一点，导致邓老师在回寄明信片时，将妻子的名字“张萱”错写成了“张莹”。只是没有想到的是，这竟然是邓老师寄给我的最后一张明信片。
　　我对于古典文学一窍不通，但却有幸与邓老师有了5年的交往，在他生命最后5年里，我感受到了一位师者的崇高风范。这种言传身教，与学科领域无关。
　　第一次与邓老师见面，是在一场通识教育的讲座上。邓老师知道我们同学大多数专业兴趣不同，于是他从校勘、版本学等问题入手，向我们讲述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一些逸闻趣事，大大地吸引了我们的兴趣。

　　在讲座的最后，邓老师忽然提到了鲁迅曾说过的一句话，“明人刻古书而古书亡”。说到这个问题时，邓老师向我们出了一道题：这句话最早的出处是哪里？而且还补充说明：他翻阅了很多资料也没找到。哪位同学有心可以去考证一下。
　　我听完讲座，直接去了图书馆，在古籍电子库里输入了“明人刻古书而古书亡”9个字，果然，结论出来了，这句话最早出现于清代陆心源所著《仪顾堂题跋》的第一卷：《六经雅言图辨跋》。
　　我忍不住在图书馆里就给邓老师写了一封信，并附上了我考证的过程与联系方式，贸然将信寄到了建内大街5号的社科院文学所。
　　坦诚地说，我不太指望邓老师会理会我，毕竟这是用互联网查出来的结果，对于许多治学严谨的老先生来讲，这几乎是无法容忍的“投机取巧”。
　　过了几天，我竟然接到了邓老师打来的电话。电话的具体内容，现在我已记不清了，但邓老师在电话里肯定了我的考证，并表扬了对于新技术的应用。其中有句话我一直记得：“搞古典文学也要及时用新技术，像互联网这样的东西，对于古典文学研究来讲，有很大意义。”
　　挂电话之前，邓老师对受宠若惊的我说，欢迎到他家里坐坐，关于一些问题，可以再进一步聊聊。不久之后，我听说邓老师在网上开了博客。
　　正好那段时间，我忙于写硕士论文。写作过程中遇到了一点点困难，一位姓蒋的青年教师公开表示否定我的观点，这增加了我的写作难度。因为除了写作之外，我还要抽出时间与精力，应付这位蒋先生的纠缠。
　　因此，我几乎每天要用一两个小时的时间来看闲书，有时候在世茂大厦一楼的餐厅，有时候窝在北海公园的某个角落，打发困顿无聊的时间。
　　某天，我在车公庄出地铁，忽然想起来这就是邓老师家附近。于是很唐突地給邓老师府上打了一个电话，没想到邓老师很高兴地在电话里向我发出邀请：上来坐坐吧。
　　社科院宿舍都是老楼房，楼梯很宽阔，没有电梯。邓老师的客厅种满盆栽，他坐在椅子里，很高兴地聊起我写的那封信，我非常惶恐。然后他又关心地问我，硕士论文做什么选题？我说，做话剧与基督教的关系。
　　邓老师微微一笑，“这个选题非常好，我以前在家乡念小学，就念的是教会学校，每到一些节日，老师都会让我们排演一些话剧，演完话剧，同学们互赠礼物，有的同学家庭条件好，就会带一支铅笔来，有些家庭条件差一些，就带一块糖，这个记忆很美好。”
　　说到这里，午后的阳光倾洒在邓老师脸上，和蔼的笑容仿佛正在消融我心里的冰雪。
　　邓老师又问，“听说你很能写东西，最近有什么新作？”
　　“我正打算写一本书。”我如实回答，“关于1978年之后的中国文学史，这段历史写的人不少，我争取写到2008年，当然我觉得自己能力也有限，但是很想尝试一下。”
　　邓老师微微一笑，“这个想法也很好，30年中国文学史，特别是80年代，有很多值得回味，也很匪夷所思的现象，你要忠实写下来，不容易。”
　　与邓老师聊了近两个小时，真切感受到来自于前辈学者的热情关爱，对于当时在困境中的我，这几乎是不敢想象的奢求。告别时，邓老师起身执意要送我到客厅门口，告诉我，他喜欢和年轻人聊天，让我以后有空一定来他家里坐坐。但在那次之后没多久，我就离开北京，到了武汉。
　　我更没想到，在车公庄与邓老师这次分别，竟是永别。
　　邓老师已经逝世一年了，但他的师者风范，却一直激励着我，在为学术的人生中，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