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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段黑暗的“乱世”。在此期间，连绵不绝的军阀混战和地方割据，持续不断的族群侵并、政权倾覆，频繁的人口迁徙和灾难。只有西晋短短36年，勉强算是名义上的“统一”，但其内部冲突和争斗亦极为惨烈。长达400余年的时间里，多重矛盾交错并织，形成了一个巨大而持久的“历史漩涡”，素为治史者所慨叹。
黄巾起义 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魏晋南北朝历史，是秦汉秩序瓦解的产物。其起點，可追溯到公元184年的汉末黄巾大起义。这场起义既是东汉末年乱局的开端，也是长期累积的社会矛盾的总爆发：
一方面，东汉末期的皇权不振和宦官、外戚等“寄生势力”野蛮生长，导致国家治理中枢衰朽不堪；另一方面，士族豪门持续扩张，形成了累世公卿和累世经学的权势垄断。特别是东汉豪族大量占田、匿户等，导致严重的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也使得国家直接控制的“编户民”不断流失。加上地方治理失效、频繁的水旱灾害，继而形成大规模的流民问题。
这一系列问题的不断累积，造成国家治理结构性失调和系统紊乱，最终激起民变。由此，引发了长期的军阀混战和地方割据，经济凋敝，人口锐减，百姓流离失所，整个社会陷入严重的无序状态。魏晋南北朝历史变局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就这样倒下了。
八王之乱 宗室外戚相互杀戮
西晋的建立，是司马氏及其亲附的世家大族互为依托、相互利用的结果。这次短暂的统一，可看成东汉的“回光返照”。但东汉末期国家治理的深层结构矛盾，一个也没有减少，且有不断加深的趋势：一方面，为回报世族大姓和亲附势力，西晋王朝对曹魏以来推行的“九品中正制”加以改造，垄断选举制度，将官职品级与世族门爵的高低挂钩。同时，恢复世袭的五等爵制，并通过占田制等制度安排，承认世族大姓在土地、奴婢占有方面的经济特权和既得利益。由此，进一步强化皇族及名门望族中的权力垄断，使世族政治进一步固化，极大地助长了贪暴恣肆和奢侈风气，为门阀政治恶性演变开启了方便之门。
另一方面，吸收曹魏失权的教训，推行州郡解兵措施，裁撤郡国军队，同时大封同姓子弟为藩王，并鼓励藩王出镇领兵，以拱卫皇族，导致郡国守备薄弱，地方控制力下降。而诸侯藩王有领兵权，无形中为内争埋下了伏笔。
西晋统治者的政治短视，在王朝中枢权力安排方面也有体现。晋武帝司马炎指定的接班人晋惠帝，天生憨痴，无力治理朝政。当时“天下荒饥，百姓多饿死”，晋惠帝闻之，竟问臣下：“何不食肉糜？”晋惠帝的皇后贾南风素有干政野心，最后竟然勾结藩王作乱，引发宗室、外戚之间的内斗，酿成“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持续16年之久，宗室诸王相互杀伐，人民流离失所，经济社会遭到严重破坏。最终，诸王相继败亡，西晋国力也被严重透支，处于瓦解边缘。时人所谓：“历观前代，国家之祸，至亲之乱，未有今日之甚者也。”
衣冠南渡 皇权与世族的“弱平衡”
西晋灭亡后，黄河中下游的北方地区为多个胡、汉割据政权控制。南方地区，经永嘉之乱后，琅琊王司马睿在南迁的中土世家大族的扶持下，定都建康，是为东晋元帝。
东晋时期，是世族政治的“繁荣期”。世族门阀地位优渥，在政治、经济上都拥有很大的特权。它们借用晋室的名义，占地封山，以致资财巨万、园宅广阔、奴僮数千。同时，垄断选举，以致形成“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的局面。为了维持门第的优越性，世族高门之间往往互为婚姻，且不与寒门子弟通婚，导致阶层封闭和固化。他们还看不起出身寒门者，“视寒素之子，轻若仆隶，易如草芥，曾不以之为伍”。
东晋末年，起于寒门的士人子弟逐渐在军队及实务部门掌握实权。最终，握有兵权的刘裕即皇帝位，国号宋，东晋灭亡，由此开启了南朝政局。
对南朝世族最终造成沉重打击的，是 “侯景之乱”和西魏宇文泰攻占江陵事件。“侯景之乱”期间，建康及附近地区的士族子弟被杀、饿死者无数，“中原冠带……至是，在都者覆灭略尽”。宇文泰占领江陵，对南朝世族子弟再次予以重击。等到隋灭陈、统一全国时，昔日繁华竞逐的江左世族已全然寂落无闻。
“五胡十六国” 从部族走向成熟国家
西晋解体后，北方黄河流域陷入长期的混乱割据局面。涌入内地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胡族以及边地的汉人，建立了若干地方政权。北魏史学家崔鸿《十六国春秋》记载了其中16个国家的情况，故这一时期又被称为“五胡十六国”。“五胡十六国”兴替的历史，相当复杂、繁乱。大致而言，多数政权为胡人所建，少数为边地汉人所建。这些地方性割据政权初建时，权力合法性不足，或者奉前代王朝为正朔，或者遥遵东晋天子，在名义上向晋室称臣。
北魏政权统一黄河流域后，与南朝争夺天下正统，由孝文帝推行改革：一方面，大力推行均田令、三长制，强化北魏国家的经济汲取和社会控制能力，极大地改变了北方社会基层结构；另一方面，迁都洛阳，在鲜卑贵族中推行改汉服、用汉姓、习汉语、与汉族通婚等措施，促进了鲜卑族与汉族的融合。此外，任用南朝逃亡过来的世族王肃，主持改定郊祀宗庙之礼，改定官制和律令，在国家治理结构、意识形态及宗庙礼仪等方面进一步向南朝看齐。这些改革措施，极大地提升了北魏国家的基础能力，优化了治理结构，极大地推进了北魏的国家化进程。
孝文帝去世后，北魏国家的汉化进程一度出现波折，后来，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进而转为北齐、北周。但拓跋鲜卑与汉族的融合趋势，仍进一步向深层发展。北周宇文氏政权，依托关中地区的汉族士人，以《周礼》为蓝本，构建国家治理新体制；同时，大力推行府兵制，吸收汉人并赐鲜卑姓氏，让其加入府兵，促进了北方胡汉民族的交融，使社会形态得到新的熔铸，实现了从“部族国家”向“成熟国家”的历史跃迁，为隋唐帝国的最终统一，准备了制度上、组织上、文化上的条件。
（摘自《大家文摘报》）
黄巾起义 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魏晋南北朝历史，是秦汉秩序瓦解的产物。其起點，可追溯到公元184年的汉末黄巾大起义。这场起义既是东汉末年乱局的开端，也是长期累积的社会矛盾的总爆发：
一方面，东汉末期的皇权不振和宦官、外戚等“寄生势力”野蛮生长，导致国家治理中枢衰朽不堪；另一方面，士族豪门持续扩张，形成了累世公卿和累世经学的权势垄断。特别是东汉豪族大量占田、匿户等，导致严重的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也使得国家直接控制的“编户民”不断流失。加上地方治理失效、频繁的水旱灾害，继而形成大规模的流民问题。
这一系列问题的不断累积，造成国家治理结构性失调和系统紊乱，最终激起民变。由此，引发了长期的军阀混战和地方割据，经济凋敝，人口锐减，百姓流离失所，整个社会陷入严重的无序状态。魏晋南北朝历史变局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就这样倒下了。
八王之乱 宗室外戚相互杀戮
西晋的建立，是司马氏及其亲附的世家大族互为依托、相互利用的结果。这次短暂的统一，可看成东汉的“回光返照”。但东汉末期国家治理的深层结构矛盾，一个也没有减少，且有不断加深的趋势：一方面，为回报世族大姓和亲附势力，西晋王朝对曹魏以来推行的“九品中正制”加以改造，垄断选举制度，将官职品级与世族门爵的高低挂钩。同时，恢复世袭的五等爵制，并通过占田制等制度安排，承认世族大姓在土地、奴婢占有方面的经济特权和既得利益。由此，进一步强化皇族及名门望族中的权力垄断，使世族政治进一步固化，极大地助长了贪暴恣肆和奢侈风气，为门阀政治恶性演变开启了方便之门。
另一方面，吸收曹魏失权的教训，推行州郡解兵措施，裁撤郡国军队，同时大封同姓子弟为藩王，并鼓励藩王出镇领兵，以拱卫皇族，导致郡国守备薄弱，地方控制力下降。而诸侯藩王有领兵权，无形中为内争埋下了伏笔。
西晋统治者的政治短视，在王朝中枢权力安排方面也有体现。晋武帝司马炎指定的接班人晋惠帝，天生憨痴，无力治理朝政。当时“天下荒饥，百姓多饿死”，晋惠帝闻之，竟问臣下：“何不食肉糜？”晋惠帝的皇后贾南风素有干政野心，最后竟然勾结藩王作乱，引发宗室、外戚之间的内斗，酿成“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持续16年之久，宗室诸王相互杀伐，人民流离失所，经济社会遭到严重破坏。最终，诸王相继败亡，西晋国力也被严重透支，处于瓦解边缘。时人所谓：“历观前代，国家之祸，至亲之乱，未有今日之甚者也。”
衣冠南渡 皇权与世族的“弱平衡”
西晋灭亡后，黄河中下游的北方地区为多个胡、汉割据政权控制。南方地区，经永嘉之乱后，琅琊王司马睿在南迁的中土世家大族的扶持下，定都建康，是为东晋元帝。
东晋时期，是世族政治的“繁荣期”。世族门阀地位优渥，在政治、经济上都拥有很大的特权。它们借用晋室的名义，占地封山，以致资财巨万、园宅广阔、奴僮数千。同时，垄断选举，以致形成“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的局面。为了维持门第的优越性，世族高门之间往往互为婚姻，且不与寒门子弟通婚，导致阶层封闭和固化。他们还看不起出身寒门者，“视寒素之子，轻若仆隶，易如草芥，曾不以之为伍”。
东晋末年，起于寒门的士人子弟逐渐在军队及实务部门掌握实权。最终，握有兵权的刘裕即皇帝位，国号宋，东晋灭亡，由此开启了南朝政局。
对南朝世族最终造成沉重打击的，是 “侯景之乱”和西魏宇文泰攻占江陵事件。“侯景之乱”期间，建康及附近地区的士族子弟被杀、饿死者无数，“中原冠带……至是，在都者覆灭略尽”。宇文泰占领江陵，对南朝世族子弟再次予以重击。等到隋灭陈、统一全国时，昔日繁华竞逐的江左世族已全然寂落无闻。
“五胡十六国” 从部族走向成熟国家
西晋解体后，北方黄河流域陷入长期的混乱割据局面。涌入内地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胡族以及边地的汉人，建立了若干地方政权。北魏史学家崔鸿《十六国春秋》记载了其中16个国家的情况，故这一时期又被称为“五胡十六国”。“五胡十六国”兴替的历史，相当复杂、繁乱。大致而言，多数政权为胡人所建，少数为边地汉人所建。这些地方性割据政权初建时，权力合法性不足，或者奉前代王朝为正朔，或者遥遵东晋天子，在名义上向晋室称臣。
北魏政权统一黄河流域后，与南朝争夺天下正统，由孝文帝推行改革：一方面，大力推行均田令、三长制，强化北魏国家的经济汲取和社会控制能力，极大地改变了北方社会基层结构；另一方面，迁都洛阳，在鲜卑贵族中推行改汉服、用汉姓、习汉语、与汉族通婚等措施，促进了鲜卑族与汉族的融合。此外，任用南朝逃亡过来的世族王肃，主持改定郊祀宗庙之礼，改定官制和律令，在国家治理结构、意识形态及宗庙礼仪等方面进一步向南朝看齐。这些改革措施，极大地提升了北魏国家的基础能力，优化了治理结构，极大地推进了北魏的国家化进程。
孝文帝去世后，北魏国家的汉化进程一度出现波折，后来，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进而转为北齐、北周。但拓跋鲜卑与汉族的融合趋势，仍进一步向深层发展。北周宇文氏政权，依托关中地区的汉族士人，以《周礼》为蓝本，构建国家治理新体制；同时，大力推行府兵制，吸收汉人并赐鲜卑姓氏，让其加入府兵，促进了北方胡汉民族的交融，使社会形态得到新的熔铸，实现了从“部族国家”向“成熟国家”的历史跃迁，为隋唐帝国的最终统一，准备了制度上、组织上、文化上的条件。
（摘自《大家文摘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