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撤离。渐渐有了生机的武汉。” 3月19日，高军发了这样一条朋友圈。
　　在進入抗疫一线工作的第42天，他结束了22天的殡葬志愿者工作，也结束了20天的原地隔离，接下来是要回公司隔离点继续隔离14天。

“泳镜帮助我顺利度过第一天”

　　2020年2月7日，高军开始了第一天的殡葬志愿者工作。
　　高军，是专业从事殡仪服务的平台“武汉爱佑汇”的一名员工，有着八年的殡葬行业从业经历，也接受过殡葬服务的培训，但始终在做销售的高军，并没有实际的遗体接触经验。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高军和9名同事自愿报名了殡葬志愿者工作，年龄最大、资历最深的他担任队长。10人小队随即前往武汉某殡仪馆支援。
　　殡仪馆的殡葬志愿者分成了不同的小组，由馆内专业的殡葬服务人员做组长。接受了馆内培训后，高军在组长的带领下，开始了第一个任务：去医院“请”一具遗体——这是他惯用的说法，以示对逝者的哀悼和尊重。
　　“毕竟我以前不是做这些工作的，又是第一次面对疫情。大家都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心理压力很大。特别是每个人的第一天，都会很有感受吧。”高军这样说道。
　　高军的第一天，在穿戴防护服的环节就遇到了困难。
　　“最开始提供的防护装备比较杂乱，我第一天用的护目镜是泳镜。”与护目镜不同，泳镜里面是没有办法佩戴近视眼镜的，两只眼睛都近视500度的高军，戴上泳镜后视线严重受阻。
　　而且长时间佩戴，泳镜内部不可避免会有起雾的情况。“那个雾气是没办法去擦的，所以整个工作过程中，我都处在一个看不清东西的状态。我只能提前告诉同伴这个问题，让他们走得慢一点，在有坎的地方提醒我一下。”
　　高军没有想到，这个带来干扰的泳镜，帮助他顺利度过了最难熬的第一天。
　　在组长的带领下，他随小组前往医院。为了不给其他患者带来心理压力，他们经常是从后门或者比较狭窄隐蔽的路线进入医院的。到达医院后，高军参与的第一个任务，是接运一位坠楼身亡女性的遗体。
　　“没想到第一天就碰到这种特殊情况的遗体。”高军说。这位女性的亲属不愿意靠近遗体，高军和组员对遗体深深鞠了一躬，随后将其包裹、消毒，由4个人一起搬运回了殡仪馆。
　　高军起雾的泳镜和模糊的视线大大减少了遗体的视觉冲击。他坦言：“我顺利度过第一天真的得益于我起雾的泳镜。我应该是队员里第一个遇见这种特殊遗体情况的。这也为我后面安抚其他队员的心理问题打下了基础。”
　　第一天的工作结束，脱下防护服的高军发现自己整个手掌是充血肿胀的。防护服袖口上绷紧的勾手带把手指勒出深深的血痕。
　　“我们都是第一次穿这些东西，不知道正确的穿法。一些防护服的袖口那里有一个弹性橡皮筋状的勾手，把它勾在手指上，可以防止袖口滑落，把皮肤暴露在外面。一般是直接勾一下就可以了，我第一次穿比较紧张，缠了好几圈，勒得太紧了。”

“我们是他们人生最后的送行者”

　　在殡仪馆工作的头22天里，高军和同事们主要负责的是遗体的接运工作。每天24小时轮班待机，值班的小组随时要准备出发完成任务。
　　提及报名志愿者的初衷，高军说：“虽然在平时的工作里，我并没有亲自接触遗体。但我是每天和逝者家属打交道的人，我懂得如何安抚家属情绪。所以我想来这里帮助一些家庭，去送逝者最后一程。”
　　疫情期间，由于殡仪馆禁止外界人士进入，所有逝者的丧葬仪式都无法举行。在医院去世的患者大多没有家属陪伴，医院以外的地方的逝者也无法由家属送去安葬。家属向逝者遗体告别的时间，被大大的压缩，甚至取消。
　　高军说，去医院接运遗体会相对简单快速一些，但他们会更加慎重小心：“这些逝者的家属大多被隔离在家里，不能陪伴在身边，那我们就是他们人生最后的送行者。这时候我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会特别的强。”
　　“有时候去逝者家里接运遗体，家属们对我们都会特别尊重。可能他们也感觉到，我们是替他们送家人最后一程的。”家属常常是不断地对高军和队员们表达感谢和嘱托。这些感谢和尊重，让高军和同事有动力将这份工作坚持下去。

　　令高军感受最为深刻的，是那些不能送逝者最后一程的家属们，带着强烈不舍与自责的表情和言语。
　　他对一位在家里突发急病去世的老人印象很深。疫情期间，老人与两个女儿在家中隔离，老人去世后，小女儿去社区开具死亡证明，请殡仪馆的人来接运遗体。但当高军他们到达时，老人的大女儿情绪失控，怎么劝说都不愿意让人带走母亲的遗体。
　　无奈之下，高军他们联系社区工作人员和民警来劝解，前后花费了两个小时，家属终于在悲痛之中，与母亲做了最后的告别。
　　高军还遇到过一位20多岁猝死家中的年轻人和他悲恸失语的父母;遇到过不顾危险，追随亲人遗体奔出门外的家属……这个时候他们心里也非常难过，但还得劝阻崩溃的家人。
　　“在家属情绪相对比较稳定的时候，如果家属做好了防护，我们还是允许他们靠近殡仪车，留给他们释放情绪的空间。一些家属戴着口罩和眼罩，跟着我们把遗体送出来，在殡仪车出发前，进行一些传统的仪式，最后对着殡仪车磕个头。”

　　“我们做到了，大家都坚持了下来，健康地返回。” 这是高军在这次志愿工作中最有成就感的事情之一。

不敢告诉父母的志愿工作

　　高军和他的同事住的临时宿舍，是由殡仪馆一个遗体告别厅改造的。因为是24小时轮班制，并且有严格的消杀隔离规定，他们每天除了工作和吃饭，就在宿舍休息。同事们经常在一起聊天，排解志愿工作中的压力。
　　参与抗疫一线殡葬志愿工作的危险性和挑战线，大家都心知肚明。和很多其他队员一样，高军对自己的父母隐瞒了这次工作。“这期间，我妈也有问过我在做什么。我都是用各种理由搪塞过去了，说在忙工作。”
　　“这份工作，对体力和心理的要求都很高，并不容易坚持。”第一天就接触了特殊遗体的高军，当时的心情很沉重。得益于泳镜，和良好的心理素质，他疏解了自身压抑的心情，但是作为队长，他很担心其他队员的适应性。
　　尤其在志愿工作的前期，和接触一些特殊遗体的时候，都有队员产生呕吐、恶心、压抑、悲伤等不良反应。高军担任着心理疏导的职责，经常要抽出时间和队员分享彼此的经历，引导队员把心理压抑的情绪抒发出来。一些没有来到前线的同事和领导，也会在线上和他们交流、为他们开解。
　　他希望每个同事都可以健康、平安、顺利地完成工作，一个不落地回家。
　　在工作的第22天，高军和同事结束了志愿工作，进入了原地隔离的20天。3月19日，在来到一线的第42天，他们和殡仪馆的领导、同事合影告别，踏上了返回公司的路。
　　回去之后，他们还要在单位的隔离点继续隔离14天。但能够平安地完成工作，高军和同事已经很满足。“我们做到了，大家都坚持了下来，健康地返回。” 这是高军在这次志愿工作中最有成就感的事情之一。
　　现在的高军已经结束了隔离，他暂时停下了原本的工作，以志愿者的身份，协助家属办理领取骨灰和安葬的事宜。
　　在被问及对志愿工作的感受时，他并不觉得自己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他说：“我不希望这个世界存在英雄，如果可以，我希望每个家庭都平平安安。”
　　他最难忘的，是能够帮助很多家庭，渡过难关。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