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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撤离。渐渐有了生机的武汉。” 3月19日,高军发了这样一条朋友圈。
在進入抗疫一线工作的第42天,他结束了22天的殡葬志愿者工作,也结束了20天的原地隔离,接下来是要回公司隔离点继续隔离14天。
2020年2月7日,高军开始了第一天的殡葬志愿者工作。
高军,是专业从事殡仪服务的平台“武汉爱佑汇”的一名员工,有着八年的殡葬行业从业经历,也接受过殡葬服务的培训,但始终在做销售的高军,并没有实际的遗体接触经验。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高军和9名同事自愿报名了殡葬志愿者工作,年龄最大、资历最深的他担任队长。10人小队随即前往武汉某殡仪馆支援。
殡仪馆的殡葬志愿者分成了不同的小组,由馆内专业的殡葬服务人员做组长。接受了馆内培训后,高军在组长的带领下,开始了第一个任务:去医院“请”一具遗体——这是他惯用的说法,以示对逝者的哀悼和尊重。
“毕竟我以前不是做这些工作的,又是第一次面对疫情。大家都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心理压力很大。特别是每个人的第一天,都会很有感受吧。”高军这样说道。
高军的第一天,在穿戴防护服的环节就遇到了困难。
“最开始提供的防护装备比较杂乱,我第一天用的护目镜是泳镜。”与护目镜不同,泳镜里面是没有办法佩戴近视眼镜的,两只眼睛都近视500度的高军,戴上泳镜后视线严重受阻。
而且长时间佩戴,泳镜内部不可避免会有起雾的情况。“那个雾气是没办法去擦的,所以整个工作过程中,我都处在一个看不清东西的状态。我只能提前告诉同伴这个问题,让他们走得慢一点,在有坎的地方提醒我一下。”
高军没有想到,这个带来干扰的泳镜,帮助他顺利度过了最难熬的第一天。
在组长的带领下,他随小组前往医院。为了不给其他患者带来心理压力,他们经常是从后门或者比较狭窄隐蔽的路线进入医院的。到达医院后,高军参与的第一个任务,是接运一位坠楼身亡女性的遗体。
“没想到第一天就碰到这种特殊情况的遗体。”高军说。这位女性的亲属不愿意靠近遗体,高军和组员对遗体深深鞠了一躬,随后将其包裹、消毒,由4个人一起搬运回了殡仪馆。
高军起雾的泳镜和模糊的视线大大减少了遗体的视觉冲击。他坦言:“我顺利度过第一天真的得益于我起雾的泳镜。我应该是队员里第一个遇见这种特殊遗体情况的。这也为我后面安抚其他队员的心理问题打下了基础。”
第一天的工作结束,脱下防护服的高军发现自己整个手掌是充血肿胀的。防护服袖口上绷紧的勾手带把手指勒出深深的血痕。
“我们都是第一次穿这些东西,不知道正确的穿法。一些防护服的袖口那里有一个弹性橡皮筋状的勾手,把它勾在手指上,可以防止袖口滑落,把皮肤暴露在外面。一般是直接勾一下就可以了,我第一次穿比较紧张,缠了好几圈,勒得太紧了。”
在殡仪馆工作的头22天里,高军和同事们主要负责的是遗体的接运工作。每天24小时轮班待机,值班的小组随时要准备出发完成任务。
提及报名志愿者的初衷,高军说:“虽然在平时的工作里,我并没有亲自接触遗体。但我是每天和逝者家属打交道的人,我懂得如何安抚家属情绪。所以我想来这里帮助一些家庭,去送逝者最后一程。”
疫情期间,由于殡仪馆禁止外界人士进入,所有逝者的丧葬仪式都无法举行。在医院去世的患者大多没有家属陪伴,医院以外的地方的逝者也无法由家属送去安葬。家属向逝者遗体告别的时间,被大大的压缩,甚至取消。
高军说,去医院接运遗体会相对简单快速一些,但他们会更加慎重小心:“这些逝者的家属大多被隔离在家里,不能陪伴在身边,那我们就是他们人生最后的送行者。这时候我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会特别的强。”
“有时候去逝者家里接运遗体,家属们对我们都会特别尊重。可能他们也感觉到,我们是替他们送家人最后一程的。”家属常常是不断地对高军和队员们表达感谢和嘱托。这些感谢和尊重,让高军和同事有动力将这份工作坚持下去。
令高军感受最为深刻的,是那些不能送逝者最后一程的家属们,带着强烈不舍与自责的表情和言语。
他对一位在家里突发急病去世的老人印象很深。疫情期间,老人与两个女儿在家中隔离,老人去世后,小女儿去社区开具死亡证明,请殡仪馆的人来接运遗体。但当高军他们到达时,老人的大女儿情绪失控,怎么劝说都不愿意让人带走母亲的遗体。
无奈之下,高军他们联系社区工作人员和民警来劝解,前后花费了两个小时,家属终于在悲痛之中,与母亲做了最后的告别。
高军还遇到过一位20多岁猝死家中的年轻人和他悲恸失语的父母;遇到过不顾危险,追随亲人遗体奔出门外的家属……这个时候他们心里也非常难过,但还得劝阻崩溃的家人。
“在家属情绪相对比较稳定的时候,如果家属做好了防护,我们还是允许他们靠近殡仪车,留给他们释放情绪的空间。一些家属戴着口罩和眼罩,跟着我们把遗体送出来,在殡仪车出发前,进行一些传统的仪式,最后对着殡仪车磕个头。”
高军和他的同事住的临时宿舍,是由殡仪馆一个遗体告别厅改造的。因为是24小时轮班制,并且有严格的消杀隔离规定,他们每天除了工作和吃饭,就在宿舍休息。同事们经常在一起聊天,排解志愿工作中的压力。
参与抗疫一线殡葬志愿工作的危险性和挑战线,大家都心知肚明。和很多其他队员一样,高军对自己的父母隐瞒了这次工作。“这期间,我妈也有问过我在做什么。我都是用各种理由搪塞过去了,说在忙工作。”
“这份工作,对体力和心理的要求都很高,并不容易坚持。”第一天就接触了特殊遗体的高军,当时的心情很沉重。得益于泳镜,和良好的心理素质,他疏解了自身压抑的心情,但是作为队长,他很担心其他队员的适应性。
尤其在志愿工作的前期,和接触一些特殊遗体的时候,都有队员产生呕吐、恶心、压抑、悲伤等不良反应。高军担任着心理疏导的职责,经常要抽出时间和队员分享彼此的经历,引导队员把心理压抑的情绪抒发出来。一些没有来到前线的同事和领导,也会在线上和他们交流、为他们开解。
他希望每个同事都可以健康、平安、顺利地完成工作,一个不落地回家。
在工作的第22天,高军和同事结束了志愿工作,进入了原地隔离的20天。3月19日,在来到一线的第42天,他们和殡仪馆的领导、同事合影告别,踏上了返回公司的路。
回去之后,他们还要在单位的隔离点继续隔离14天。但能够平安地完成工作,高军和同事已经很满足。“我们做到了,大家都坚持了下来,健康地返回。” 这是高军在这次志愿工作中最有成就感的事情之一。
现在的高军已经结束了隔离,他暂时停下了原本的工作,以志愿者的身份,协助家属办理领取骨灰和安葬的事宜。
在被问及对志愿工作的感受时,他并不觉得自己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他说:“我不希望这个世界存在英雄,如果可以,我希望每个家庭都平平安安。”
他最难忘的,是能够帮助很多家庭,渡过难关。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为化名)
在進入抗疫一线工作的第42天,他结束了22天的殡葬志愿者工作,也结束了20天的原地隔离,接下来是要回公司隔离点继续隔离14天。
“泳镜帮助我顺利度过第一天”
2020年2月7日,高军开始了第一天的殡葬志愿者工作。
高军,是专业从事殡仪服务的平台“武汉爱佑汇”的一名员工,有着八年的殡葬行业从业经历,也接受过殡葬服务的培训,但始终在做销售的高军,并没有实际的遗体接触经验。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高军和9名同事自愿报名了殡葬志愿者工作,年龄最大、资历最深的他担任队长。10人小队随即前往武汉某殡仪馆支援。
殡仪馆的殡葬志愿者分成了不同的小组,由馆内专业的殡葬服务人员做组长。接受了馆内培训后,高军在组长的带领下,开始了第一个任务:去医院“请”一具遗体——这是他惯用的说法,以示对逝者的哀悼和尊重。
“毕竟我以前不是做这些工作的,又是第一次面对疫情。大家都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心理压力很大。特别是每个人的第一天,都会很有感受吧。”高军这样说道。
高军的第一天,在穿戴防护服的环节就遇到了困难。
“最开始提供的防护装备比较杂乱,我第一天用的护目镜是泳镜。”与护目镜不同,泳镜里面是没有办法佩戴近视眼镜的,两只眼睛都近视500度的高军,戴上泳镜后视线严重受阻。
而且长时间佩戴,泳镜内部不可避免会有起雾的情况。“那个雾气是没办法去擦的,所以整个工作过程中,我都处在一个看不清东西的状态。我只能提前告诉同伴这个问题,让他们走得慢一点,在有坎的地方提醒我一下。”
高军没有想到,这个带来干扰的泳镜,帮助他顺利度过了最难熬的第一天。
在组长的带领下,他随小组前往医院。为了不给其他患者带来心理压力,他们经常是从后门或者比较狭窄隐蔽的路线进入医院的。到达医院后,高军参与的第一个任务,是接运一位坠楼身亡女性的遗体。
“没想到第一天就碰到这种特殊情况的遗体。”高军说。这位女性的亲属不愿意靠近遗体,高军和组员对遗体深深鞠了一躬,随后将其包裹、消毒,由4个人一起搬运回了殡仪馆。
高军起雾的泳镜和模糊的视线大大减少了遗体的视觉冲击。他坦言:“我顺利度过第一天真的得益于我起雾的泳镜。我应该是队员里第一个遇见这种特殊遗体情况的。这也为我后面安抚其他队员的心理问题打下了基础。”
第一天的工作结束,脱下防护服的高军发现自己整个手掌是充血肿胀的。防护服袖口上绷紧的勾手带把手指勒出深深的血痕。
“我们都是第一次穿这些东西,不知道正确的穿法。一些防护服的袖口那里有一个弹性橡皮筋状的勾手,把它勾在手指上,可以防止袖口滑落,把皮肤暴露在外面。一般是直接勾一下就可以了,我第一次穿比较紧张,缠了好几圈,勒得太紧了。”
“我们是他们人生最后的送行者”
在殡仪馆工作的头22天里,高军和同事们主要负责的是遗体的接运工作。每天24小时轮班待机,值班的小组随时要准备出发完成任务。
提及报名志愿者的初衷,高军说:“虽然在平时的工作里,我并没有亲自接触遗体。但我是每天和逝者家属打交道的人,我懂得如何安抚家属情绪。所以我想来这里帮助一些家庭,去送逝者最后一程。”
疫情期间,由于殡仪馆禁止外界人士进入,所有逝者的丧葬仪式都无法举行。在医院去世的患者大多没有家属陪伴,医院以外的地方的逝者也无法由家属送去安葬。家属向逝者遗体告别的时间,被大大的压缩,甚至取消。
高军说,去医院接运遗体会相对简单快速一些,但他们会更加慎重小心:“这些逝者的家属大多被隔离在家里,不能陪伴在身边,那我们就是他们人生最后的送行者。这时候我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会特别的强。”
“有时候去逝者家里接运遗体,家属们对我们都会特别尊重。可能他们也感觉到,我们是替他们送家人最后一程的。”家属常常是不断地对高军和队员们表达感谢和嘱托。这些感谢和尊重,让高军和同事有动力将这份工作坚持下去。
令高军感受最为深刻的,是那些不能送逝者最后一程的家属们,带着强烈不舍与自责的表情和言语。
他对一位在家里突发急病去世的老人印象很深。疫情期间,老人与两个女儿在家中隔离,老人去世后,小女儿去社区开具死亡证明,请殡仪馆的人来接运遗体。但当高军他们到达时,老人的大女儿情绪失控,怎么劝说都不愿意让人带走母亲的遗体。
无奈之下,高军他们联系社区工作人员和民警来劝解,前后花费了两个小时,家属终于在悲痛之中,与母亲做了最后的告别。
高军还遇到过一位20多岁猝死家中的年轻人和他悲恸失语的父母;遇到过不顾危险,追随亲人遗体奔出门外的家属……这个时候他们心里也非常难过,但还得劝阻崩溃的家人。
“在家属情绪相对比较稳定的时候,如果家属做好了防护,我们还是允许他们靠近殡仪车,留给他们释放情绪的空间。一些家属戴着口罩和眼罩,跟着我们把遗体送出来,在殡仪车出发前,进行一些传统的仪式,最后对着殡仪车磕个头。”
“我们做到了,大家都坚持了下来,健康地返回。” 这是高军在这次志愿工作中最有成就感的事情之一。
不敢告诉父母的志愿工作
高军和他的同事住的临时宿舍,是由殡仪馆一个遗体告别厅改造的。因为是24小时轮班制,并且有严格的消杀隔离规定,他们每天除了工作和吃饭,就在宿舍休息。同事们经常在一起聊天,排解志愿工作中的压力。
参与抗疫一线殡葬志愿工作的危险性和挑战线,大家都心知肚明。和很多其他队员一样,高军对自己的父母隐瞒了这次工作。“这期间,我妈也有问过我在做什么。我都是用各种理由搪塞过去了,说在忙工作。”
“这份工作,对体力和心理的要求都很高,并不容易坚持。”第一天就接触了特殊遗体的高军,当时的心情很沉重。得益于泳镜,和良好的心理素质,他疏解了自身压抑的心情,但是作为队长,他很担心其他队员的适应性。
尤其在志愿工作的前期,和接触一些特殊遗体的时候,都有队员产生呕吐、恶心、压抑、悲伤等不良反应。高军担任着心理疏导的职责,经常要抽出时间和队员分享彼此的经历,引导队员把心理压抑的情绪抒发出来。一些没有来到前线的同事和领导,也会在线上和他们交流、为他们开解。
他希望每个同事都可以健康、平安、顺利地完成工作,一个不落地回家。
在工作的第22天,高军和同事结束了志愿工作,进入了原地隔离的20天。3月19日,在来到一线的第42天,他们和殡仪馆的领导、同事合影告别,踏上了返回公司的路。
回去之后,他们还要在单位的隔离点继续隔离14天。但能够平安地完成工作,高军和同事已经很满足。“我们做到了,大家都坚持了下来,健康地返回。” 这是高军在这次志愿工作中最有成就感的事情之一。
现在的高军已经结束了隔离,他暂时停下了原本的工作,以志愿者的身份,协助家属办理领取骨灰和安葬的事宜。
在被问及对志愿工作的感受时,他并不觉得自己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他说:“我不希望这个世界存在英雄,如果可以,我希望每个家庭都平平安安。”
他最难忘的,是能够帮助很多家庭,渡过难关。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