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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边有三本书，一本是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的《追寻现代中国》，一本是法国著名史学家阿兰·佩雷菲特的《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碰撞》，另一本则是我国著名学者楚渔的《中国人的思维批判》。表面看，这三部来自不同国度学者的著作，其关注题材、立意侧重与文笔风格均迥然相异，并没有多少共通之处。但就好比在板结的大地之下，在我们看不见的泥土深处，相距遥远的树与树的根须，也常常紧紧地纠结在一起一样，这看似没有多少共通之处的三本书，其间却有着一种草蛇灰线的神奇关联。正是这种神奇关联，如同智者的棒喝，带给我难以言说的触动和启迪。
我们先从两百多年前的一桩旧事说起。两个多世纪前的18和19世纪之交，东西方世界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分别为乔治三世治下的大英帝国和乾隆治下的大清帝国。当其时也，虽然康乾盛世的虚幻光环还笼罩在帝国头上，乾隆也沾沾自喜地宣称自己有十全武功。但究其实质，这个老大帝国已经处于江河日下的回光返照期。只不过，百足之虫，死而未僵，它那庞大的领土和多达三亿的人口，使得包括英国在内的所有西方国家，都把它看做是最好的产品倾销地和必不可少的贸易伙伴。基于此，受乔治三世之命，马戛尔尼爵士率领一支小型船队，来到东方中国，希望能够和大清帝国达成两条最重要的协议：第一，英国和清朝双方，在各自的首都设立使馆，派驻使臣，全权处理双边事务；第二，中国准许英国在沿海租用一座小岛，作为远洋贸易基地。
然而，东西方两大强国之间的第一次正式接触毫无成效。无论史景迁还是佩雷菲特，无不把这场聋子之间的对话，归纳为中国人的蒙昧、自负和近现代体制的付诸阙如。楚渔的《中国人的思维批判》虽没有直接评判马戛尔尼来华事件的历史影响，但运用他建构的思维批判模式，却可以得出一个和我们大多数人视为正解所不同的结论。他在史景迁和佩雷菲特之外，为我们提供了打量历史人与事的另一重视角。楚渔认为，真正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体制，也不是儒家传统，而是中国人固有的思维方式。在乾隆和大清官员们的思维观念里，天朝原本就是至高无上的中央之国，天朝的君主就是君临四方的天下共主。天朝抚有四海，无所不备，用不着和外夷互通有无。之所以准许夷人在广州贸易，不过是看在他们恭顺的份儿上，赐给他们的一种福利罢了，他们怎么可能和天朝平起平坐，甚至像一头撞进磁器店的蛮牛一样擅自闯入大清国都呢?
一百多年来，自从中国的大门在洋人的坚船利炮打击下轰然倒塌，东方这个曾经孕育过强汉盛唐的大国，转眼之间却成了刀俎之间任人宰割的鱼肉。其中的惨痛煎熬，虽然我们不曾亲历，但人同此心，情同此理，那种绝境之下，救亡图存的声音今天听起来仍然那样真切和生动。唯其如此，自19世纪中后叶以降，就不断有思想者在思考中国何以成为中国，中国人何以成为中国人，并试图为这个困境中的民族开出一剂药方。诸如林则徐、魏源、严复、郭嵩焘、孙中山、梁启超等，莫不如是；肇自当代，则有柏杨、何博传甚至包括毁誉参半的“中国可以说不”的愤青们。在这种大背景之下，楚渔的批判无疑会因时间距离的拉远和视角的独特而打量得更加真实，解剖得更加透彻，判断得更加精准。
楚渔认为，中国人思维最大的问题在于，其主流思维仍是初级的形象思维，形象思维的特点是模糊性。概念是模糊的，思维是模糊的，对事物的认识也是模糊的。因此，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原始思维阶段——一切都是为了实用，缺少探索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和形而上学的冲动。这种思维模式的统治之下，使得中国人的很多东西都是脱节的：形式和内容脱节，理论和实践脱节，道德和行为脱节，内心和话语脱节。由此造成的后果，正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在个别的国家里，确乎有这样的情形。即：它的文化，艺术，科学，简言之，它的整个理智的活动是停滞不前的，比如中国人也许就是这样，他们两千年以前在各方面就已达到和现在一样的水平。”话虽刻薄，却称得上一针见血。与此相反，西方人的思维则兼具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能力，这不但使他们的艺术流光溢彩，也使他们向科学的未知领域不断扩展。这一点，正如罗素在总结灿烂的希腊文化时说过的那样：“长盛不衰的好奇心以及热烈而不带偏见的探索，使得希腊人在历史上获得了独一无二的地位。”
史景迁的《追寻现代中国》，其研究方法，约略相当于美籍华裔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所倡导的高屋建瓴术的大历史，即从大的向度来考察中国历史的走势。佩雷菲特所注视的则是中国历史的一起偶然事件，走的是类似于定量分析的路子，约略相当于佛家所说的“万里沧海，只取一瓢来饮”，或者说“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的见微知著法。楚渔的《中国人的思维批判》则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对中国人的气质、性格、禀赋、习惯，以及由此而构成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进行高精度的解剖。事实上，史景迁也好，佩雷菲特或是楚渔也罢，他们的著作虽然落脚点与侧重点完全不同，却都不约而同地向我们指明了这样一条潜在的线索：现代中国之所以成为现代中国，是因为它曾经有过如此这般的历史。至于那些如此这般的历史积淀，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就像佩雷菲特在他这部洋洋50万字鸿篇巨制的结尾处意味深长地指出的那样：“这次失败的会见教训犹在。乾隆与马戛尔尼尚未死去。他们生存在我们中间。他们又在我们身上转世了。他们也许是不朽的。循环无穷的中国呀!……”
既往经验告诉我们，智者的棒喝总是如同醍醐灌顶。但在强势的棒喝之下，能够猛然惊醒并觉悟的，仍然只是极少数有慧根的人。正是因为有了这极少数人的觉悟，时代之舟才能得以向着光明和幸福的彼岸继续前行，虽然光明和幸福永远都隐现在触手可及却又遥遥无期的远方。
我们先从两百多年前的一桩旧事说起。两个多世纪前的18和19世纪之交，东西方世界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分别为乔治三世治下的大英帝国和乾隆治下的大清帝国。当其时也，虽然康乾盛世的虚幻光环还笼罩在帝国头上，乾隆也沾沾自喜地宣称自己有十全武功。但究其实质，这个老大帝国已经处于江河日下的回光返照期。只不过，百足之虫，死而未僵，它那庞大的领土和多达三亿的人口，使得包括英国在内的所有西方国家，都把它看做是最好的产品倾销地和必不可少的贸易伙伴。基于此，受乔治三世之命，马戛尔尼爵士率领一支小型船队，来到东方中国，希望能够和大清帝国达成两条最重要的协议：第一，英国和清朝双方，在各自的首都设立使馆，派驻使臣，全权处理双边事务；第二，中国准许英国在沿海租用一座小岛，作为远洋贸易基地。
然而，东西方两大强国之间的第一次正式接触毫无成效。无论史景迁还是佩雷菲特，无不把这场聋子之间的对话，归纳为中国人的蒙昧、自负和近现代体制的付诸阙如。楚渔的《中国人的思维批判》虽没有直接评判马戛尔尼来华事件的历史影响，但运用他建构的思维批判模式，却可以得出一个和我们大多数人视为正解所不同的结论。他在史景迁和佩雷菲特之外，为我们提供了打量历史人与事的另一重视角。楚渔认为，真正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体制，也不是儒家传统，而是中国人固有的思维方式。在乾隆和大清官员们的思维观念里，天朝原本就是至高无上的中央之国，天朝的君主就是君临四方的天下共主。天朝抚有四海，无所不备，用不着和外夷互通有无。之所以准许夷人在广州贸易，不过是看在他们恭顺的份儿上，赐给他们的一种福利罢了，他们怎么可能和天朝平起平坐，甚至像一头撞进磁器店的蛮牛一样擅自闯入大清国都呢?
一百多年来，自从中国的大门在洋人的坚船利炮打击下轰然倒塌，东方这个曾经孕育过强汉盛唐的大国，转眼之间却成了刀俎之间任人宰割的鱼肉。其中的惨痛煎熬，虽然我们不曾亲历，但人同此心，情同此理，那种绝境之下，救亡图存的声音今天听起来仍然那样真切和生动。唯其如此，自19世纪中后叶以降，就不断有思想者在思考中国何以成为中国，中国人何以成为中国人，并试图为这个困境中的民族开出一剂药方。诸如林则徐、魏源、严复、郭嵩焘、孙中山、梁启超等，莫不如是；肇自当代，则有柏杨、何博传甚至包括毁誉参半的“中国可以说不”的愤青们。在这种大背景之下，楚渔的批判无疑会因时间距离的拉远和视角的独特而打量得更加真实，解剖得更加透彻，判断得更加精准。
楚渔认为，中国人思维最大的问题在于，其主流思维仍是初级的形象思维，形象思维的特点是模糊性。概念是模糊的，思维是模糊的，对事物的认识也是模糊的。因此，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原始思维阶段——一切都是为了实用，缺少探索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和形而上学的冲动。这种思维模式的统治之下，使得中国人的很多东西都是脱节的：形式和内容脱节，理论和实践脱节，道德和行为脱节，内心和话语脱节。由此造成的后果，正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在个别的国家里，确乎有这样的情形。即：它的文化，艺术，科学，简言之，它的整个理智的活动是停滞不前的，比如中国人也许就是这样，他们两千年以前在各方面就已达到和现在一样的水平。”话虽刻薄，却称得上一针见血。与此相反，西方人的思维则兼具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能力，这不但使他们的艺术流光溢彩，也使他们向科学的未知领域不断扩展。这一点，正如罗素在总结灿烂的希腊文化时说过的那样：“长盛不衰的好奇心以及热烈而不带偏见的探索，使得希腊人在历史上获得了独一无二的地位。”
史景迁的《追寻现代中国》，其研究方法，约略相当于美籍华裔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所倡导的高屋建瓴术的大历史，即从大的向度来考察中国历史的走势。佩雷菲特所注视的则是中国历史的一起偶然事件，走的是类似于定量分析的路子，约略相当于佛家所说的“万里沧海，只取一瓢来饮”，或者说“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的见微知著法。楚渔的《中国人的思维批判》则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对中国人的气质、性格、禀赋、习惯，以及由此而构成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进行高精度的解剖。事实上，史景迁也好，佩雷菲特或是楚渔也罢，他们的著作虽然落脚点与侧重点完全不同，却都不约而同地向我们指明了这样一条潜在的线索：现代中国之所以成为现代中国，是因为它曾经有过如此这般的历史。至于那些如此这般的历史积淀，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就像佩雷菲特在他这部洋洋50万字鸿篇巨制的结尾处意味深长地指出的那样：“这次失败的会见教训犹在。乾隆与马戛尔尼尚未死去。他们生存在我们中间。他们又在我们身上转世了。他们也许是不朽的。循环无穷的中国呀!……”
既往经验告诉我们，智者的棒喝总是如同醍醐灌顶。但在强势的棒喝之下，能够猛然惊醒并觉悟的，仍然只是极少数有慧根的人。正是因为有了这极少数人的觉悟，时代之舟才能得以向着光明和幸福的彼岸继续前行，虽然光明和幸福永远都隐现在触手可及却又遥遥无期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