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演讲是在规定的题目之下，题目是“桥梁与窗口”。我想分三个部分来讲述在我心中和文学有关的桥。
　　一.山谷山槽
　　就在一个多月之前，我在德国的时候，一位汉堡大学的华人老教授送给我一本他的回忆录，其中他写取了一座“桥”，留给我深刻印象。这位教授出身于中国一个有名望的家族，生在北京长在上海，之后又回到北京得到一份很优越的让人羡慕的工作。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在一场大面积的政治运动中，他和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一夜之间突然成了人民的对立面。他被迫离开家庭、妻子和孩子，被迫去往偏远的青海省接受劳动改造。那里的生活非常艰苦，但他很快就适应了种种艰苦，并和最底层的劳动者成为朋友。后来他在当地一家画报社做摄影记者，经常被派往深山区采访。有一晚他独自一人在陌生的山里迷了路，不知怎样才能找到他要去的村子。他在山上乱走了半夜，黑暗中还突然看见附近有一些不断增多的绿色光点，他遇见了狼群。他急中生智打开随身带的照相机闪光灯拼命冲着狼群闪烁，一边快步奔逃。当他暂时甩掉狼群时意外发现眼前出现了一座桥。桥的对面竟然传来狗叫，有狗叫就有人家。他欣喜若狂地借着闪光灯向桥上照时，这才看清原来那不是桥，是架设在两山之间的一段狭窄的大约三十多米长的木头水槽。他听见水槽里细微的流水声，水槽下面是幽黑的深谷。他无法知道那水槽能否承载他的重量，但他没有退路，他必须通过这水槽到达山对面，不如此，说不定他会被野兽吃掉。于是，他几乎毫不犹豫地奔向那水槽，他骑在水槽上，一分一寸地向前挪着自己的身体，水槽在他的体重之下不断发出似要断裂的吱呀声，让他随时觉得他已死到临头。可他并没有停止挪动，他终于骑着水槽到达了“对岸”。他昏了过去，天亮时才被村人发现。村人惊讶地感慨他的勇敢不可思议，他却说他勇敢其实是因为吓坏了。
　　有时候勇敢并不一定从勇敢中产生，对没有退路的恐惧也能激发出人自身所未知的勇敢。
　　我想到了作家对文学的创造。成功和成名会使作家产生满足感和安全感，而长久的安全感会让我们变得麻木和满足，使写作成为一种惯性。作家应该有能力使自己的写作遭遇危机，敢于让自己将要“死”去。敢于恐惧，也敢于勇敢，我们才有可能遇见创造之路上的山谷水槽——那逼迫你打破常规的桥，并乘着这“桥”的翅膀飞越绝境。
　　连接两座山的那段木头水槽当然不是人的合理的求生之桥，它也并不是目的本身。它的价值在于唤醒并激活人心深处超越自己的强烈意识，它考验你想要到达目的地的坚决程度。也因此，它作为桥的目的已经达到。
　　二.库尔贝和巴尔蒂斯
　　《为死者化妆》是法国画家库尔贝的一张油画作品，并不是库尔贝最有名的画。这张画与那些能够鲜明表现他风格的名作，在气质上也有些疏离。但是，当我看见这幅画时，我有两个吃惊：第一，我为库尔贝多样的、甚至可能连他自己也未必意识到的巨大才华而吃惊；其次，我毫不犹豫地想起在他一百多年之后的巴尔蒂斯。
　　如果我们把巴尔蒂斯的《猫照镜》《玩牌》《凭窗少女》《三姐妹》，甚至《凯西的梳妆》和库尔贝这张《为死者化妆》摆在一起，就不能不得出一个肯定的结论：使巴尔蒂斯确立风格和审美取向的最重要的资源，来自库尔贝；在绘画的内在精神上与之最能沟通的，是库尔贝。
　　我以为《为死者化妆》是库尔贝最具现代意识的写实作品，他在此画中对人类精神深处那种似真似幻的悲剧气息的敏锐表现深化了他的写实。不知为什么他突然扔下这种从形式到内涵都十分高级的创造不管了，而他晚年他热衷的风景以及动物都被他画得比较难看。
　　巴尔蒂斯一直坦言他喜欢库尔贝，可我仍然想不到他会这么赤裸裸地将库尔贝的作品“拿来”。从形式到人物动态的特点，乃至那些困惑与警觉兼而有之的面孔，巴尔蒂斯对他们的“拿来”可谓是“活生生”的。在《为死者化妆》里，库尔贝对法国人精神深处某种气质的不事张扬的刻画，他们那有些飘逸的忧愁，有些既在事件当中又游离于现实之外的状态，温和的但却无法消除的别扭……二十世纪的巴尔蒂斯将这一切发挥到极致（请原谅我在此用这几个形容词，在法国同行面前这是危险的，幸好我只是就画论画）。巴尔蒂斯是一个成功的“剽窃者”，他用大师不经意的“下脚料”铸就起自己的辉煌，并使自己成为大师。至此，我在佩服智慧的巴尔蒂斯的同时，又有点替库尔贝惋惜：假如他循着《为死者化妆》发展下去，就不会有后来的巴尔蒂斯了。然而历史不能假定。
　　美术史家是否同意我这局外人的品头论足，我并不知道。我的喜悦在于，在阅读和对比这两位大师的时候，我产生了一种类似“侦探”般的欲望。我甚至还想问，为什么当年库尔贝对《为死者化妆》这样的在气质上明显高出他的有些名画的作品，不那么看重甚至不再继续了呢？是他本人的判断有误，还是因为这《为死者化妆》也是他受到过先于他的某人的影响了，越继续那嫌疑就会越大，于是他果断地避开了？
　　重要的不在于，我在这当中看见了一个大师从他的前辈那里“借”到了通向自己的江河湖海的桥。是《为死者化妆》这座对库尔贝来说极不显眼的小桥，接通了巴尔蒂斯重要的未来。
　　我们也许并不发明桥，但我们至少应该具备发现那真正可能属于自己的桥的判断力。
　　三.京剧《乌盆记》和地方戏曲
　　我曾经听过一出传统京剧，名叫《乌盆记》，讲的是中国宋代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有一个名叫刘世昌的商人结账回家，行至一处遭遇大雨，于是借宿在一个姓赵的人家。这家人见财起意，用酒毒死刘商人，将他的尸骨烧成灰又和在泥里制成乌盆——也就是黑色的尿盆。不久后乌盆被来赵家要账的人索去。一天夜里主人小便时乌盆突然开口说话，大意是说我其实是个人啊，请你不要往我身上撒尿。接着它向主人哭诉了自己的冤屈。主人听罢又惊又气，决心带着这个乌盆去县衙为它伸冤。他们历经曲折，终于真相大白于天下，凶手得到惩罚。
　　我从《乌盆记》看到了中国传统戏曲中那极为先锋的一面，这里有骇人的想象力，依托着更加结实的民间根底，调侃、幽默和正义藏于其间。而真相往往并不在权贵的手里，真相更有可能就在凡俗的器物——比如一只尿盆那里。 　　我在最传统的东西里发现了最现代的，《乌盆记》算得上是古老，但在艺术上抵达更有活力的新大陆，说不定要借助的正是古老的旧桥。
　　一位已经谢世的老作家，曾经对我讲起一出地方小戏感动他的细节：封建社会的旧中国，青年男女不能自由恋爱，更无法当众相互表达爱慕之意，一位乐意促成他们爱情的长者便当起牵线搭桥的人。在舞台上，那一对男女四目相望却不能靠近，这位长者的“搭桥法”是把那男人和女人无形的眼光像有形的丝线一样一束一束收集起来，捏在手中将它们衔接，好比织渔网，或者织毛线。观众完全相信这舞台上的浪漫，并从这没有语言的纺织里体会着那一男一女相互传递的意韵悠长的爱意。原来眼光也是可以纺织成桥的，观众就踏着这情意绵绵的“桥”，走进了剧中人的心。
　　在我的故乡河北有一出地方戏名叫《借髢髻》（髢髻是已婚妇女装饰用的假发髻），讲的是旧时乡村的两个妇女为了借不借髢髻而发生的一场极其琐碎的对话。一个名叫小四姐的妇女进城赶集，去邻居王嫂家想借她的髢髻打扮自己。王嫂很不愿意把髢髻借给小四姐，为此她大段大段地诉说着那些不借的理由。她由远及近，从出生、长大到结婚生孩子，从做饭、砍柴、打草、喂猪、纺棉花、拾麦到伺候一家老小，到刮风下雨、烈日冰雹，再到婆媳纠葛、亲戚恩怨。甚至某日她丢了一只正在下蛋的鸡，一定是某人所偷；又一个某日她好不容易将一车柴火拉回家，被一场暴雨淋湿了，害得她点不着柴烧不熟饭……女人过日子容易吗？日子苦啊要精打细算啊，精打细算就顾不了自己，多少年我都没给自己做过新鞋新衣…..整出戏快要完结时王嫂才绕到这出戏的关键词：那个髢髻。于是又是大段的叙说。说到买这个髢髻的过程，多么舍不得买多么舍不得用，再拐到丈夫的朋友尽是在河边拉纤的，苏州杭州通州扬州，人托人好不容易从苏杭二州给她买回了花髢髻。她是藏在柜里怕老鼠咬了，放在枕头边怕睡觉压了……总之小四姐我把话都说成这样了你还真好意思借走不成？小四姐真就不好意思再说借了，再说借差不多已经关乎王嫂的身家性命了。就在小四姐已经想要放弃时，王嫂却又不忍心不借了，最终她决定把髢髻借给小四姐。接着又是一大段对她的嘱咐，嘱咐她应该怎样爱惜这个髢髻；遇到风时当怎样，遇到雨时当怎样，赶集路上穿过枣树林，你骑着驴当怎样才能不让枣枝钩挂了我那髢髻……
　　一出小戏，两个女人，无穷无尽的琐碎和絮叨。只因这琐碎和絮叨蕴含着日常生活可以触摸的质地，观众听来竟不觉厌烦。我常常感叹这琐碎的精彩和鲜活，原来人是这样说话的，女人是这样说话的。
　　我从《借髢髻》发现，语言和目的之间的距离可以很短，也可以很长。如果语言是通向目的之桥，王嫂用层层叠叠的絮叨为自己的目的搭建了一座曲折的长桥，她在这长长的桥上，淋漓尽致地铺陈着内心。她那大段的叙述与其说是告诉小四姐不借髢髻是多么有理，不如说是在为自己的不借感到不安。话越多，其实不安就越多。她的小气便不那么简陋，她的善良也不就那么单调。当现代人越来越少直接面对面说话时，说话对于现代人越来越困难时，是这生于民间的小戏为我搭起说话之桥。在我的一部长篇小说里，当我想用说话来表现某个人物的复杂内心时，《借髢髻》成为我和我的人物之间的桥梁。
　　我们的确不发明桥，但我们需要发现桥，如同作家并不发明语言，但文学应当使用语言创造美、思想和形象。
　　文学的目的不是发明桥，但好的文学有资格成为桥，它所抵达的将是人的心灵深处，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情感的相通。
　　此时此刻，我为什么会站在美丽的法兰西，就因为有对桥的渴望，有对诱人的目的地的期待。
　　谢谢大家。
　　（2010年5月 法国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