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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了严家炎、李今编纂的《穆时英全集》，把这位有“新感觉派圣手”之称的作家的作品汇集一起，为人们认识和研究具有耀眼文学才华却又如慧星一般闪过的穆时英，提供了一部较为完整的资料。书中《后记》有言：“虽然我们自信这部《穆时英全集》中收入了根据我们所了解的线索而搜求到的所有资料……肯定还会有遗漏。”编者的态度是诚实的，深知编辑全集不是一件容易事。近日我翻拣旧报，即发现穆时英一篇名为《下午》的作品为全集所漏收，乃是佚文。
《每日文艺》有丰富的新文学史料
这篇佚文刊登在1935年9月29日出版的《华北日报》副刊《每日文艺》第294期(号)。《华北日报》是北平出版的一家官办大报，副刊《每日文艺》的前身是《每日谈座》，由徐霞村编辑。在创刊时，编者打算提供一个大家尽兴说话的阵地，设想虽好，终因《华北日报》受北平市国民党党部所控，不可能让人们畅所欲言。因言论受阻，《每日谈座》所刊发的时评并不多见，反而登载大量纯文艺作品，致使与刊名不符，在发刊8个月后，自1934年12月1日起换用《每日文艺》招牌，重新编号，至1937年5月30日终刊，共出刊816期。
《每日文艺》每期用4开一整版幅面刊登作品，发表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和小说，为活跃版面，也时有出版消息和文艺问题讨论等栏目出现。经常为版面提供诗作的是林庚、南星、金克木、林咏泉、一鸿等诗人，还出版过“诗歌专页”。散文、杂文创作有闻国新、李道静的游记，南星的抒情小品，刘大杰、高沐鸿的杂感等。引人注目的是署名“伯上”(即周作人的公子周丰一)的一组“旧作”连载，其中谈到了邮政局、理发、太极拳、渡轮、风筝、无线电、房东太太。小说则刊登过张秀亚的《欺骗》、赵宗濂的《讨年》等。
《每日文艺》上刊载的文学作品，迄今未见有人进行系统的梳理，许多史料仍被埋没。比如作为东北作家群一员的李辉英，1949年之后长期在香港的大学执教，1988年6月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由马蹄疾编辑的《李辉英研究资料》，其中的《李辉英著作篇目系年》即漏掉了他在《每日文艺》上发表的《病中小记》、《夜车——北平散记之一》等散文。他的小说《小招弟的厄运》，1936年7月12日至7月28日在《每日文艺》上曾连续刊载17天，同样也遗漏了。前些时候，我得到一册香港文学评论社2010年9月出版的《李辉英作品评论集》，为《香港文学研究丛书》之一种。这部书比马蹄疾辑录的那册增补了不少新发现的史料，编者在“序”中自豪地讲：“经过学术界的努力，李先生的资料已被挖掘得差不多了。”然而，上面提到的几篇作品，在李辉英年谱中仍失记。再比如诗人吴奔星，1933年至1937年在北京上大学期间，在《每日文艺》上发表过不少作品，体裁不仅有诗，还有散文、小说及译作，这一时期是他创作的丰产期。前不久，拙文中顺便提到吴奔星求学时期的一篇散文，受到其家属注意，来信索求作品，我当然乐于奉上，此外还提供了吴奔星在《每日文艺》上所载作品的篇目。吴奔星哲嗣吴心海回信感慨道：“(这些作品)还是让我吃了一惊，没想到家父在华北日报上的作品有那么多!本来以为家父只在中学时代写小说，大学时代主要从事诗歌创作和诗歌翻译，想不到他仍然有小说和散文创作。”举这两例，无非是想说明，《每日文艺》储存着丰富的新文学史料，以此为课题进行考察梳理，进而研究论析，是很有必要的，期待着文学史家来做这件事。
《每日文艺》的作者，几乎都是当时居于平津两地的作家，南方作家只见刊登过戴望舒译的阿佐林的小品和穆时英的《下午》，还有一篇署名“穆英”的《玲银小品》，刊在1936年4月27日第499号，很可能也是穆时英的文字，但一时拿不出确切依据，姑且存疑。这之前，穆时英的作品很少在北方的刊物上发表。如果不算《玲银小品》，《下午》是初次恐怕也是唯一的一次在北平刊物上出现，由于报纸的受众面大，从这个意义看，这篇作品具有特殊的价值。
佚文《下午》，读者不易看到，现抄录如下：
六弦琴的太息样的声音，还没有停止。已经弹了好像是半个世纪那样长久的时候了。下午一点钟，坐到桌子前来，翻开乔治·吉辛的《越氏私记》来时，便听见这六弦琴的声音在浸透了闲静的秋午里边摇曳着。我坐在那里，望着窗槛上的西洋梧桐的手掌样的，跳跃着的影子，茫然地听了下来，听到现在仿佛是已经听了很久了，因为在这声音里我已经做了不少季节梦。
在下午，我有一种茫然地坐在那里，又茫然地听什么的习惯。从前在学校里的时候，我时常坐在窗前，望着远处在阳光下闪耀着的玻璃花棚，茫然地听着隔壁卧室里的絮聒的口琴，而忘了我要上的课。在公园里也很容易在一对喁喁私语的男女旁边坐下来，沉湎在他们对话的韵律里边。最忘不了的却是三年前那些星期六，坐在郊外猎场上，在秋阳里读《茶花女》，听玲子在广漠的平原的那边，在人也小得看不见的地方叫着我的名字，让她的声音银铃似地在风中飘荡着，传到我的耳边来的那些日子。从搬到这条胡同来，每天饭后，除了厨房里的老妈子们的切切絮语以外，微风似地吹动着树叶，吹动着窗纱，吹动着我的情绪的只有这六弦琴的太息样的声音。可是今天却弹得太久了!在这太息样的声音里边，我已经衰弱起来，衰弱到受不住这声音。
我知道在弹着的是住在对面的那位西班牙少女玛格丽妲。如果拉开了窗帷，我可以看到她斜倚在窗上，用沉思的眼望着田野，那样情热地，微微地张开着嘴，在六弦琴上寄托了她的热带的恋思。她是每天这样地弹着六弦琴的，但今天弹得格外的长久，而且在四点钟的时候，她还唱了起来。
我站了起来，揭开了窗纱。
在澄澈的天空中，阳光放肆地奔驰着，整个的田野光亮得睁不开眼来，空气像是那样透明的样子，而在对面的窗前，玛格丽妲正情热地微微地张开着嘴，在鬓边插了闪烁的，米红的绸花。喘不过气来似地，我想：
“这下午……”
熟悉穆时英创作经历的读者都清楚，自1935年2月他担任上海《晨报》副刊《展曦》的主编后，其小说创作越来越少，而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散文、杂文创作和电影批评上，这些作品对了解他的真实情感、理论修养以及创作的来龙去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下午》一文，写在一个“阳光放肆地奔驰”的下午听六弦琴弹奏的情景，流露出的是寂寥与惆怅的心绪。
文中写到一位叫“玲子”的女性，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穆时英那篇名为《玲子》的小说。此文初刊于1934年11月1曰《现代》第六卷第一期，后收入短篇集《圣处女的感情》。穆时英的小说，许多是以个人生活经历为线索进行创作的，具有自叙传性质，像《父亲》、《旧宅》等都具有很强的纪实成分，《玲子》也可作如是观。小说或许是作者取材于自己初恋时的一段生活经历，女主人公“玲子是一个明媚的，南国的白鸽；怎样认识她的事，现在是连一点实感也没有了，可是在我毕业的那一学期，她像一颗绯色的彗星似地涌现了出来，在我的干枯的生命史上，装点了罗曼蒂克的韵味。这中间的经历，甚至顶琐碎的小事，在我的记忆里，还是很清晰地保存了下来”。哪些事情给作者留下了清晰的印象呢?她是一位“穿着一件蔚蓝的布旗袍的，娟丽的女生”，“那时她差不多天天和我在一起，我们时常在校外的煤屑上悉悉地踏着黄昏时的紫霞，从挂在天边的夕云谈到她脚上的鞋跟，在星期六的下午，我们便骑着脚踏车，带了许多水果，糖、饼干和雪莱的抒情诗集，跑到十里外的狩猎协会的猎场里边去”，“我们时常在一棵高大的菩提树旁边坐下来，靠着褐色的树干，在婆娑的枝叶下开始我们的野餐，读我们的诗。她是不大肯静静地坐一个钟头的，碰到温暖而绮丽的好天气，她就像一只小鹿似地在那块广漠的原野上奔跑起来了。她顶喜欢用树枝去掘蚂蚁穴，蹲在地上看蚂蚁王怎样率领着一长串的人民避难。她又喜欢跑得很远，躲在树枝后面，用清脆的，银铃似的声音叫着我的名字，引我去找她；从辽远的天边，风飘着她的芬芳的声音，在这无边的草原上摇曳着”。对比看《下午》，“最忘不了的却是三年前那些星期六，坐在郊外猎场上，在秋阳里读《茶花女》，听玲子在广漠的平原的那边，在人也小得看不见的地方叫着我的名字，让她的声音银铃似地在风中飘荡着，传到我的耳边来的那些日子”一段，就是《玲子》所述之事。至于《下午》其他内容是纪实还是虚构，尚待考证。止庵先生曾对我说，不妨把《下午》看作是《玲子》的小小“续篇”，至少也是一点“余绪”。
至于穆时英为何写这篇作品，恐怕还有一层深意在焉。那时不知因什么事情，他与夫人的感情出现了问题，已到分居境地，以致后来仇佩佩远走香港。这时正是穆时英心情苦闷的时期，埋在心里的初恋时的那些景象不免就会浮现出来，这篇作品的写作似乎有抚慰自己感情创伤的意味。
《每日文艺》有丰富的新文学史料
这篇佚文刊登在1935年9月29日出版的《华北日报》副刊《每日文艺》第294期(号)。《华北日报》是北平出版的一家官办大报，副刊《每日文艺》的前身是《每日谈座》，由徐霞村编辑。在创刊时，编者打算提供一个大家尽兴说话的阵地，设想虽好，终因《华北日报》受北平市国民党党部所控，不可能让人们畅所欲言。因言论受阻，《每日谈座》所刊发的时评并不多见，反而登载大量纯文艺作品，致使与刊名不符，在发刊8个月后，自1934年12月1日起换用《每日文艺》招牌，重新编号，至1937年5月30日终刊，共出刊816期。
《每日文艺》每期用4开一整版幅面刊登作品，发表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和小说，为活跃版面，也时有出版消息和文艺问题讨论等栏目出现。经常为版面提供诗作的是林庚、南星、金克木、林咏泉、一鸿等诗人，还出版过“诗歌专页”。散文、杂文创作有闻国新、李道静的游记，南星的抒情小品，刘大杰、高沐鸿的杂感等。引人注目的是署名“伯上”(即周作人的公子周丰一)的一组“旧作”连载，其中谈到了邮政局、理发、太极拳、渡轮、风筝、无线电、房东太太。小说则刊登过张秀亚的《欺骗》、赵宗濂的《讨年》等。
《每日文艺》上刊载的文学作品，迄今未见有人进行系统的梳理，许多史料仍被埋没。比如作为东北作家群一员的李辉英，1949年之后长期在香港的大学执教，1988年6月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由马蹄疾编辑的《李辉英研究资料》，其中的《李辉英著作篇目系年》即漏掉了他在《每日文艺》上发表的《病中小记》、《夜车——北平散记之一》等散文。他的小说《小招弟的厄运》，1936年7月12日至7月28日在《每日文艺》上曾连续刊载17天，同样也遗漏了。前些时候，我得到一册香港文学评论社2010年9月出版的《李辉英作品评论集》，为《香港文学研究丛书》之一种。这部书比马蹄疾辑录的那册增补了不少新发现的史料，编者在“序”中自豪地讲：“经过学术界的努力，李先生的资料已被挖掘得差不多了。”然而，上面提到的几篇作品，在李辉英年谱中仍失记。再比如诗人吴奔星，1933年至1937年在北京上大学期间，在《每日文艺》上发表过不少作品，体裁不仅有诗，还有散文、小说及译作，这一时期是他创作的丰产期。前不久，拙文中顺便提到吴奔星求学时期的一篇散文，受到其家属注意，来信索求作品，我当然乐于奉上，此外还提供了吴奔星在《每日文艺》上所载作品的篇目。吴奔星哲嗣吴心海回信感慨道：“(这些作品)还是让我吃了一惊，没想到家父在华北日报上的作品有那么多!本来以为家父只在中学时代写小说，大学时代主要从事诗歌创作和诗歌翻译，想不到他仍然有小说和散文创作。”举这两例，无非是想说明，《每日文艺》储存着丰富的新文学史料，以此为课题进行考察梳理，进而研究论析，是很有必要的，期待着文学史家来做这件事。
《每日文艺》的作者，几乎都是当时居于平津两地的作家，南方作家只见刊登过戴望舒译的阿佐林的小品和穆时英的《下午》，还有一篇署名“穆英”的《玲银小品》，刊在1936年4月27日第499号，很可能也是穆时英的文字，但一时拿不出确切依据，姑且存疑。这之前，穆时英的作品很少在北方的刊物上发表。如果不算《玲银小品》，《下午》是初次恐怕也是唯一的一次在北平刊物上出现，由于报纸的受众面大，从这个意义看，这篇作品具有特殊的价值。
佚文《下午》，读者不易看到，现抄录如下：
六弦琴的太息样的声音，还没有停止。已经弹了好像是半个世纪那样长久的时候了。下午一点钟，坐到桌子前来，翻开乔治·吉辛的《越氏私记》来时，便听见这六弦琴的声音在浸透了闲静的秋午里边摇曳着。我坐在那里，望着窗槛上的西洋梧桐的手掌样的，跳跃着的影子，茫然地听了下来，听到现在仿佛是已经听了很久了，因为在这声音里我已经做了不少季节梦。
在下午，我有一种茫然地坐在那里，又茫然地听什么的习惯。从前在学校里的时候，我时常坐在窗前，望着远处在阳光下闪耀着的玻璃花棚，茫然地听着隔壁卧室里的絮聒的口琴，而忘了我要上的课。在公园里也很容易在一对喁喁私语的男女旁边坐下来，沉湎在他们对话的韵律里边。最忘不了的却是三年前那些星期六，坐在郊外猎场上，在秋阳里读《茶花女》，听玲子在广漠的平原的那边，在人也小得看不见的地方叫着我的名字，让她的声音银铃似地在风中飘荡着，传到我的耳边来的那些日子。从搬到这条胡同来，每天饭后，除了厨房里的老妈子们的切切絮语以外，微风似地吹动着树叶，吹动着窗纱，吹动着我的情绪的只有这六弦琴的太息样的声音。可是今天却弹得太久了!在这太息样的声音里边，我已经衰弱起来，衰弱到受不住这声音。
我知道在弹着的是住在对面的那位西班牙少女玛格丽妲。如果拉开了窗帷，我可以看到她斜倚在窗上，用沉思的眼望着田野，那样情热地，微微地张开着嘴，在六弦琴上寄托了她的热带的恋思。她是每天这样地弹着六弦琴的，但今天弹得格外的长久，而且在四点钟的时候，她还唱了起来。
我站了起来，揭开了窗纱。
在澄澈的天空中，阳光放肆地奔驰着，整个的田野光亮得睁不开眼来，空气像是那样透明的样子，而在对面的窗前，玛格丽妲正情热地微微地张开着嘴，在鬓边插了闪烁的，米红的绸花。喘不过气来似地，我想：
“这下午……”
熟悉穆时英创作经历的读者都清楚，自1935年2月他担任上海《晨报》副刊《展曦》的主编后，其小说创作越来越少，而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散文、杂文创作和电影批评上，这些作品对了解他的真实情感、理论修养以及创作的来龙去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下午》一文，写在一个“阳光放肆地奔驰”的下午听六弦琴弹奏的情景，流露出的是寂寥与惆怅的心绪。
文中写到一位叫“玲子”的女性，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穆时英那篇名为《玲子》的小说。此文初刊于1934年11月1曰《现代》第六卷第一期，后收入短篇集《圣处女的感情》。穆时英的小说，许多是以个人生活经历为线索进行创作的，具有自叙传性质，像《父亲》、《旧宅》等都具有很强的纪实成分，《玲子》也可作如是观。小说或许是作者取材于自己初恋时的一段生活经历，女主人公“玲子是一个明媚的，南国的白鸽；怎样认识她的事，现在是连一点实感也没有了，可是在我毕业的那一学期，她像一颗绯色的彗星似地涌现了出来，在我的干枯的生命史上，装点了罗曼蒂克的韵味。这中间的经历，甚至顶琐碎的小事，在我的记忆里，还是很清晰地保存了下来”。哪些事情给作者留下了清晰的印象呢?她是一位“穿着一件蔚蓝的布旗袍的，娟丽的女生”，“那时她差不多天天和我在一起，我们时常在校外的煤屑上悉悉地踏着黄昏时的紫霞，从挂在天边的夕云谈到她脚上的鞋跟，在星期六的下午，我们便骑着脚踏车，带了许多水果，糖、饼干和雪莱的抒情诗集，跑到十里外的狩猎协会的猎场里边去”，“我们时常在一棵高大的菩提树旁边坐下来，靠着褐色的树干，在婆娑的枝叶下开始我们的野餐，读我们的诗。她是不大肯静静地坐一个钟头的，碰到温暖而绮丽的好天气，她就像一只小鹿似地在那块广漠的原野上奔跑起来了。她顶喜欢用树枝去掘蚂蚁穴，蹲在地上看蚂蚁王怎样率领着一长串的人民避难。她又喜欢跑得很远，躲在树枝后面，用清脆的，银铃似的声音叫着我的名字，引我去找她；从辽远的天边，风飘着她的芬芳的声音，在这无边的草原上摇曳着”。对比看《下午》，“最忘不了的却是三年前那些星期六，坐在郊外猎场上，在秋阳里读《茶花女》，听玲子在广漠的平原的那边，在人也小得看不见的地方叫着我的名字，让她的声音银铃似地在风中飘荡着，传到我的耳边来的那些日子”一段，就是《玲子》所述之事。至于《下午》其他内容是纪实还是虚构，尚待考证。止庵先生曾对我说，不妨把《下午》看作是《玲子》的小小“续篇”，至少也是一点“余绪”。
至于穆时英为何写这篇作品，恐怕还有一层深意在焉。那时不知因什么事情，他与夫人的感情出现了问题，已到分居境地，以致后来仇佩佩远走香港。这时正是穆时英心情苦闷的时期，埋在心里的初恋时的那些景象不免就会浮现出来，这篇作品的写作似乎有抚慰自己感情创伤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