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思维，误国误民
　　
　　今年3月2日，杨振宁教授一语惊人。
　　他提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易经》80%的内容是对的，但它背后的思维方式已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严重障碍。
　　杨振宁认为：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易经》与孔孟之道思想，其内在的思维方式是归纳法。它成为了中国人的主流思维方式，使人们习惯于从已有的东西中归纳出新概念，再用这种新概念去指导工作。所以，自汉武帝至“五四”，全国不允许任何人说孔子有任何一句话是不对的，否则就是大逆不道。而与此相反的是西方思维方式，他们多用的是演绎法。大家对明朝末年中国何以落后于西方一直不断探讨，但从未有人对以《易经》为代表的中国思维方式提出异议。
　　
　　文艺复兴的思维革命
　　
　　我完全赞同杨振宁这一观点。在我30年前写的《科学技术史》一书中，就提到近代西方文明来自于文艺复兴运动。从根本上说，文艺复兴运动是一次思维方式的革命。首先它使人们对于观察、分析自然界的方法产生了一场革命。人能取得什么样的科技与产业成就，全看人是怎么想的，因而也就有了思维方法的科学性问题。
　　西方思想界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弗·培根和笛卡儿，他们对近代西方社会的深远影响是不可限量的。培根在1605年发表的《学术进展》一文，就呼吁改变人的思维方式。他首先提出了归纳法，但他更强调实践（观察与试验），认为认识的程序应该是：观察→归纳→实验→发现。这是对传统的亚里士多德“三段论”逻辑思维的否定。
　　“三段论”的程序是：从“普遍真理”出发思考问题→用“普遍真理”去解释一切问题→在解释中提出新体会、新发现。培根则提出与之相反的新三段论：实际情况是什么？→归纳、总结行动的经验是什么，提出结论→用新的结论去解释新的现象，验证自己的认识。
　　人类用了2000多年，才走出了旧有传统的思维窠臼——甚至亚里士多德说男人比女人多两个牙齿，在2000年中都没有人怀疑过，更不曾有人去数过。有了培根向经验哲学的挑战，向神学的宣战，才有了后来牛顿的科学实验时代和瓦特的工业革命。文艺复兴的伟大意义何在？就在于思维方式的革命。
　　英国思想家、《六顶思考帽》作者德·博诺博士曾对我说：“平行思维法”带给人类的是一次新的文艺复兴运动，就是“让人们总是依据过去东西来决定未来事情的时代在我们身上结束！”他的思想使我在惊愕中开始反思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
　　
　　敢于实践，才有希望
　　
　　我们不妨想想，不论《易经》还是孔孟之道，在2000年的传播过程中，其背后的思维模式与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有无相似之处？我们不是在不断重演着“皇帝新衣”的故事吗？历史上伟人的诞生，都是从思维方式的明确及创新开始的。但不幸的是，后人却总把伟人于创新中收获的所有经验都一律奉为僵化的经典，导致后人只能用旧说法去解释一切新现象，而忽视与时俱进的实践与创新。
　　我们提倡人本主义的一个深层意义，正是要尊重人在实践中的伟大创新。我国经济能有今天，不正因为否定了那些传统、不合实际的东西，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人们树立了新的思维方式，才有了今天举世瞩目的成就吗？
　　以上是我听到杨振宁教授对中国落后动因的分析，结合咱们科学界、企业界对于管理思维的点滴感悟。